钱云会案拷问政府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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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最重大隐患。钱云会案件中,当地政府公信力再次面临严重的考验。
  
  12月25日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集合征地、上访、冲突、阴谋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网络披露后持续发酵,最后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尽管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已经被公安机关排除,但普通肇事案件的定性似乎并不能平息舆论,网民的质疑声甚嚣尘上。很多人甚至抱着不管当地政府发布任何信息皆采取怀疑的态度,作壁上观。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
  从钱云会案本身而言,不管案件的最终结论为何,乐清有关部门在此事件的处置方法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寨桥村村民与乐清电厂以及乐清政府主管部门的对立,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乐清电厂项目的启动就与当地村民的利益存在较大矛盾。根据最近的媒体披露,电厂在征地过程中有过多“圈地”让房地产企业搭便车之嫌,但对于以耕种和水产养殖为生的村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村民对于当时政府给出的征地补偿标准和滩涂的归属不满,多次协商不成后,村民不断上访,有关部门一方面对群体性纠纷进行弹压,另一方面却默许电厂在未拿到批文时就率先开工,甚至在国家发改委要求停工的禁令下仍然采取继续建设后补后续的违规做法。
  由此可以看出,在GDP影响政绩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本身已经成为利益主体,而这种利益有可能是与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发展经济至上的导向促使地方政府在面对纠纷时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员,处理地方企业和利益相对方的矛盾时会失其公正性。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支出总额为12327.1亿元,比上年增长28.9%。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4985.67亿元,占支出总额的比重为40.4%,就是说,2009年国家在向百姓征地和拆迁中获得了7341.43亿元的巨额回报,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而地产商以及受益于地产业发展的企业则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利益主体直接参与“分肥”。地方政府一旦与受保护的地方企业纠缠不清,有可能会出现天平倾斜,就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可以说,乐清政府的信任危机是当地多年以来历史遗留现象造成的,而根子是地方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的立场和方式上存在问题。
  如果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讨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问题,除了利益纠葛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开放度。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当通过公开执法文件、执政程序、决策信息等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并让公众监督行政权运行和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
  我们知道,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的最大特点是自我封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衙门的高墙硬生生把官员和老百姓隔断了。而现代服务型政府则宣扬公开、透明的执法理念,让公民能够获知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并参政议政。但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错误地认为信息公开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总是有意地将一些本应公开并为公众知悉的信息加以隐瞒或粉饰。这样做非但不能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反而会催生谣言和“小道消息”,从而使政府的工作陷于被动。2003年SARS期间的信息披露教训,已经令我们的政府认识到公开披露信息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积极作用,因此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政府在灾情的发布、应急的速度、媒体的报道上,做到了与地震灾情的“零时差对接”,这种开放的心态很好地制止了谣言,稳定了人心,极大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最重大隐患。
  基于不信任而产生的谣言如同阴霾,止于信息公开的阳光。钱云会案件中,当地政府公信力再次面临严重的考验。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公信力的高度,其实与群众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成反比。客观地说,乐清地方政府在面对几乎来自舆论的强大质疑时,反应是比较迟缓的,信息公开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在新闻发布会中,当地负责人员例行公事般的处理,显然是低估了公共危机的严重程度,应对的诚意和能力不敢恭维。
  当然,由于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来源于以往太多类似事件中政府遮掩丑恶现象的惯性思维,是一个深层的问题。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公信力的形成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但丧失却可以在顷刻之间,利弊权衡,值得乐清有关部门深思。
  
  吴丹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司法制度、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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