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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疑似发生“虐童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11月22日，北京警方已接到家长报案，正根据家长反映情况进行调查取证。24日，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已配合警方提供相关监控资料及设备，对违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
記者注意到，在类似幼童遭遇侵害的案件中，幼童往往表述不清，家长发现侵害时又往往距侵害发生时间较长，这就给执法机关办案取证带来困难。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破解此类案件的“取证难、处罚轻”难题？
家长可否查看监控录像
据报道，涉嫌被侵害幼童所在班级的家长们，现在最迫切的想法是查看幼儿园的监控，但幼儿园目前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在朝阳区，有部分幼儿园家长也向孩子所在幼儿园提出查看监控录像的请求，有的被园方拒绝了。“幼儿园说只有警察陪同才能查看，平时的监控录像是给园长看的，家长不能看。我们班的家长正商量着是否自费安装一个摄像头呢……”家住朝阳区的靳女士告诉记者。
“幼儿园拒绝家长查看监控录像，是不合理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24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幼儿园是孩子们的公共活动场所，孩子家长作为监护人理应有权查看孩子日常受护理、教育的情况。幼儿园方面拒绝提供监控录像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家长承诺不随意在网上发布录像，不侵害其他幼童、老师的肖像权，就应该有权查看相关监控录像。
具体到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刘品新认为，园方负有一定举证责任。因为园方占有了证据——监控录像，如其拒绝提供，或者提供录像不完整、有瑕疵，都应在诉讼中承担不利后果。他进一步表示：“涉事的幼儿园、相关教育主管部门，都有责任说明，为防止幼童遭受侵害，曾经采取过哪些有效措施。”
幼童不完整陈述能否作为言辞证据
据报道，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2岁7个月的小男孩月月告诉奶奶和爸爸妈妈，说睡觉时老师会给他喂白色药片，“不用配水就喝了，不苦，每天都吃”。还有的孩子表述了其他被侵害的情节……
问题是，3岁左右的幼童，其认知能力、表述能力有限，他们的言辞，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证明力？
“根据我国刑诉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只要幼童能清楚、有逻辑地表述相关情况，他就可以对自己知晓的情况为自己、为他人作证。”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检察官王亮表示，幼童的表述，无论是被害人陈述还是证人证言，宏观上讲，只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就具有证明力。当然，因为幼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心智没有完全发育，其言辞的证明力不能完全按照成人的标准来看待，要结合全案证据来综合判断。
刘品新也表示，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曾对言辞证据提供者有最低年龄限制（如4岁以下），后来都相继取消了，只要证人能合理表述即可。在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不光幼童自己的陈述有证明力，他向家人的陈述事后由家人来转述，也依然有证明力。”刘品新说。
作为有多年未检工作经验的检察官，王亮建议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针对幼童取证时关注几个方面：其一，合适成年人在场，对未成年人取证应该由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在场，如果不在场，也要有合适成年人在场；其二，询问女童时应该由女性司法人员询问，尽量选择孩子觉得舒适、安全的环境，以孩子听得懂的“聊天”方式询问，少用专业术语；其三，坚持“一次为限”原则，为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尽量少让孩子回忆不良行为过程，应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后期可以打马赛克、处理声音，但可以直接提供给检察官、法官），尽量以一次询问为限；最后，询问的同时进行心理抚慰，警察问完问题后，心理老师、专家要立即跟进，最大限度削减询问对孩子的伤害。
“除了监控录像、言辞证据，侦查人员还应注意搜集物证。”王亮提醒说，比如刺伤幼童的工具要及时收集、固定，必要时应运用技术鉴定手段证明其对幼童的伤害是否存在。
幼童伤害认定标准应否与成年人一致
除了取证难以外，对幼童被虐处罚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最高法等五部门于2014年公布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诸如颅骨单纯性骨折、牙齿脱落或者折断2枚以上、缺失半个指节等情形才可能构成“轻伤”。目前司法实践中，即便针对幼童，也依然是同样的认定标准。
可以说，我们很难预测，幼童身上因被针扎留下诸多针孔，能否被认定“受伤”？如果认定受伤，属于“轻伤”还是“轻微伤”？
在王亮看来，目前与侵害儿童入罪有关的两个“标准”亟待改变。“认定儿童‘生理伤害’的标准应该低于成年人”。王亮说，同样的伤害对儿童带来的痛苦程度是远远高于成人的，如果对儿童的伤害认定标准和成年人一样，对儿童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践中虐童类案件要认定故意伤害罪几乎不可能，而虐待类犯罪的刑期仅仅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王亮认为，司法机关还应该重视儿童被侵害案件中的“心理伤害”。“儿童遭受的心理伤害往往比生理伤害更持久、更难愈合，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正确评价和治疗。”王亮忧心地表示，正如台湾自杀的美女作家林奕含受困于未成年时的性侵一样，很多被侵害的儿童心理问题会有一个潜伏期，一旦爆发出来，会走向自闭、抑郁、自残自伤，有的甚至转而变成加害人。
如何确保侵害幼童者行业禁止
2016年10月，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法院以虐待被监护人罪，分别判处该市原红黄蓝幼儿园4名教师二年零六个月至二年零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认定，4名被告人多次用针将多名儿童头部、口腔内侧、四肢、臀部、腿部等处扎伤。
很显然，尽管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将教师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看护职责的人”纳入虐待类犯罪适用范围，然而这类犯罪的刑罚偏轻。明年，这几名曾经虐待幼童的罪犯即将重新走向社会，如何保证他们不会再侵害天真烂漫的儿童？
“应在网上公布侵害儿童者个人信息，禁止其从事与儿童相关的职业。”刘品新认为，对于侵害过儿童的人，应该将其身份信息在网上对社会公开，并禁止其从事幼儿园校车司机、厨师、保安，或者婴幼儿保育员、保姆、月嫂等职业。
“建议借鉴国外‘电子镣铐’的做法，要求侵害过儿童的人群24小时佩戴一种GPS定位装置，同时在其身份证、护照上打出警示标识。”王亮认为，此举可以实时监控定位，同时可以要求其不得出现在学校、幼儿园周边。对于性侵儿童者，建议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
記者注意到，在类似幼童遭遇侵害的案件中，幼童往往表述不清，家长发现侵害时又往往距侵害发生时间较长，这就给执法机关办案取证带来困难。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破解此类案件的“取证难、处罚轻”难题？
家长可否查看监控录像
据报道，涉嫌被侵害幼童所在班级的家长们，现在最迫切的想法是查看幼儿园的监控，但幼儿园目前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在朝阳区，有部分幼儿园家长也向孩子所在幼儿园提出查看监控录像的请求，有的被园方拒绝了。“幼儿园说只有警察陪同才能查看，平时的监控录像是给园长看的，家长不能看。我们班的家长正商量着是否自费安装一个摄像头呢……”家住朝阳区的靳女士告诉记者。
“幼儿园拒绝家长查看监控录像，是不合理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24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幼儿园是孩子们的公共活动场所，孩子家长作为监护人理应有权查看孩子日常受护理、教育的情况。幼儿园方面拒绝提供监控录像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家长承诺不随意在网上发布录像，不侵害其他幼童、老师的肖像权，就应该有权查看相关监控录像。
具体到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刘品新认为，园方负有一定举证责任。因为园方占有了证据——监控录像，如其拒绝提供，或者提供录像不完整、有瑕疵，都应在诉讼中承担不利后果。他进一步表示：“涉事的幼儿园、相关教育主管部门，都有责任说明，为防止幼童遭受侵害，曾经采取过哪些有效措施。”
幼童不完整陈述能否作为言辞证据
据报道，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2岁7个月的小男孩月月告诉奶奶和爸爸妈妈，说睡觉时老师会给他喂白色药片，“不用配水就喝了，不苦，每天都吃”。还有的孩子表述了其他被侵害的情节……
问题是，3岁左右的幼童，其认知能力、表述能力有限，他们的言辞，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证明力？
“根据我国刑诉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只要幼童能清楚、有逻辑地表述相关情况，他就可以对自己知晓的情况为自己、为他人作证。”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检察官王亮表示，幼童的表述，无论是被害人陈述还是证人证言，宏观上讲，只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就具有证明力。当然，因为幼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心智没有完全发育，其言辞的证明力不能完全按照成人的标准来看待，要结合全案证据来综合判断。
刘品新也表示，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曾对言辞证据提供者有最低年龄限制（如4岁以下），后来都相继取消了，只要证人能合理表述即可。在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不光幼童自己的陈述有证明力，他向家人的陈述事后由家人来转述，也依然有证明力。”刘品新说。
作为有多年未检工作经验的检察官，王亮建议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针对幼童取证时关注几个方面：其一，合适成年人在场，对未成年人取证应该由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在场，如果不在场，也要有合适成年人在场；其二，询问女童时应该由女性司法人员询问，尽量选择孩子觉得舒适、安全的环境，以孩子听得懂的“聊天”方式询问，少用专业术语；其三，坚持“一次为限”原则，为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尽量少让孩子回忆不良行为过程，应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后期可以打马赛克、处理声音，但可以直接提供给检察官、法官），尽量以一次询问为限；最后，询问的同时进行心理抚慰，警察问完问题后，心理老师、专家要立即跟进，最大限度削减询问对孩子的伤害。
“除了监控录像、言辞证据，侦查人员还应注意搜集物证。”王亮提醒说，比如刺伤幼童的工具要及时收集、固定，必要时应运用技术鉴定手段证明其对幼童的伤害是否存在。
幼童伤害认定标准应否与成年人一致
除了取证难以外，对幼童被虐处罚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最高法等五部门于2014年公布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诸如颅骨单纯性骨折、牙齿脱落或者折断2枚以上、缺失半个指节等情形才可能构成“轻伤”。目前司法实践中，即便针对幼童，也依然是同样的认定标准。
可以说，我们很难预测，幼童身上因被针扎留下诸多针孔，能否被认定“受伤”？如果认定受伤，属于“轻伤”还是“轻微伤”？
在王亮看来，目前与侵害儿童入罪有关的两个“标准”亟待改变。“认定儿童‘生理伤害’的标准应该低于成年人”。王亮说，同样的伤害对儿童带来的痛苦程度是远远高于成人的，如果对儿童的伤害认定标准和成年人一样，对儿童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践中虐童类案件要认定故意伤害罪几乎不可能，而虐待类犯罪的刑期仅仅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王亮认为，司法机关还应该重视儿童被侵害案件中的“心理伤害”。“儿童遭受的心理伤害往往比生理伤害更持久、更难愈合，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正确评价和治疗。”王亮忧心地表示，正如台湾自杀的美女作家林奕含受困于未成年时的性侵一样，很多被侵害的儿童心理问题会有一个潜伏期，一旦爆发出来，会走向自闭、抑郁、自残自伤，有的甚至转而变成加害人。
如何确保侵害幼童者行业禁止
2016年10月，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法院以虐待被监护人罪，分别判处该市原红黄蓝幼儿园4名教师二年零六个月至二年零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认定，4名被告人多次用针将多名儿童头部、口腔内侧、四肢、臀部、腿部等处扎伤。
很显然，尽管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将教师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看护职责的人”纳入虐待类犯罪适用范围，然而这类犯罪的刑罚偏轻。明年，这几名曾经虐待幼童的罪犯即将重新走向社会，如何保证他们不会再侵害天真烂漫的儿童？
“应在网上公布侵害儿童者个人信息，禁止其从事与儿童相关的职业。”刘品新认为，对于侵害过儿童的人，应该将其身份信息在网上对社会公开，并禁止其从事幼儿园校车司机、厨师、保安，或者婴幼儿保育员、保姆、月嫂等职业。
“建议借鉴国外‘电子镣铐’的做法，要求侵害过儿童的人群24小时佩戴一种GPS定位装置，同时在其身份证、护照上打出警示标识。”王亮认为，此举可以实时监控定位，同时可以要求其不得出现在学校、幼儿园周边。对于性侵儿童者，建议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