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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92年7月到2000年9月担任上海电视大学校长，是学校第一任专职校长，以前历任校长都是由分管教育的市领导兼任的。
上海电大创办于1960年，中间停办后于1978年复办。学校复办后很受学习者欢迎，社会影响很大，招收的学生也非常优秀，为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但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学校生源逐渐减少，很多分校变成了面授，出现了“电大不电、远程不远”的困境。1992年我正式上任时，上海电大正处于办学困难时期，或者说处于事业发展低谷期。那时全校四五十个分校和教学点，一共只有2000多名学生，学校办学经费非常紧张，有时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那时，由于书记生病，学校只有我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和两个校长助理负责全部工作。
在我任校长的8年时间里，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逐步走出困境，并在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实践中，逐步位列全国电大前列，学校办学成绩得到了教育部的充分肯定和社会的广泛认可。8年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关键工作。
第一是开展教学现代化探索
1993年9月，我随国家教委考察团赴设在加拿大的英联邦学习共同体（COL）学习考察。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应用LD技术开发的多媒体课程，以及应用双向视频会议系统进行的交互演示。考察归来，学校就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如何把现代科技应用于教育，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和面授相结合的远距离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我的思路很明确：远程教育两大因素很重要，一是教育资源，二是师生交互。之后经过推进“两项试点”，学校逐步总结形成了“四种媒体、七种手段”的教学模式。1997年，中央电大在学校召开现场会，推广上海经验，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认为，上海电大找准了电大在教育大格局中的位置;在各地涌现的新经验中，上海电大的基本经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可以说，在教学现代化探索上，上海电大一直走在前列。
第二是研究如何解决生源问题
统考是影响生源的主要因素。统考从规则角度看很公平，但给成人教育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因为对于在职人员来说，考核更应注重其基本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基础知识记忆。当时全国电大系统都在研究如何发展，大家形成了两方面共识——开放和现代化。
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选拔学生、如何让学生进得来。那时已经有注册视听生，但要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来组织考试，教考分离使得考题与教学相差甚远，考试通过率较低。为此，我们积极研究招生考试方法改革。1998年6月，上海电大向教育部提交报告：电大的全国性改革，可否让上海电大先做一些探索。同年，报告获得了教育部批准，上海电大开始了两项试点：一是金融专业专升本注册视听生试点，二是专科开放教育试点。在专科开放教育试点上，教育部把考试权交给了上海高教局，高教局又把考试权交给了上海电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监督。这就落实了上海电大的办学自主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試点有效解决了“卡脖子”的生源问题。到2000年我卸任时，上海电大的学生已经从1992年的2000名猛增到4万名。之后，学校快速成长为巨型大学。
第三是开展非学历教育
我们一直认为，电大一定要定位为推动城市终身教育发展。1992年学校就明确提出，上海电大应该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发展并重。那年，上海市提出“九十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养工程”，“上海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项目是其中之一。由谁来承办这个项目，竞争很激烈，大家都认为上海电大不可能获得这个项目，因为这类项目以前都是由全日制高校承担。出人意料，学校以自身优势获得了政府认可，市政府把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设在了上海电大。项目推出后，上海市民报名踊跃，形成了一股学习“电脑热”，第一次参加考试的有1.8万人，第二次达到了10万人。1994年10月，中组部、人事部和国家教委在上海召开大规模社会化培训现场会，将上海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在会上说，上海的做法使我们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1995年，学校又与香港有关机构合作，开展了“国际财务与会计证书”培训。这个项目社会需求相当广泛，影响也很大，到1997年上海已有10万人参加了培训考试。这个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上海电大更加紧密地服务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上海电大自身发展找到了明确方向。
可以说，上海电大日后逐步走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的发展道路，这两个项目功不可没。
1998年，在“远距离开放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肯定了上海电大的成绩，由衷为学校在探索远程开放教育技术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感到高兴，赞扬学校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认为学校主办的这次会议是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当前，开放大学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与多年前相比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线上教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普及应用。我认为今后开放大学办学要始终坚守办学初心，牢牢定位为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学历教育上一定要保证质量、办出特色，在非学历教育上一定要向大规模、社会化方向发展，在教学模式上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体现远程、开放优势。
（采访整理/本刊主笔 刘增辉）
上海电大创办于1960年，中间停办后于1978年复办。学校复办后很受学习者欢迎，社会影响很大，招收的学生也非常优秀，为上海城市建设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但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学校生源逐渐减少，很多分校变成了面授，出现了“电大不电、远程不远”的困境。1992年我正式上任时，上海电大正处于办学困难时期，或者说处于事业发展低谷期。那时全校四五十个分校和教学点，一共只有2000多名学生，学校办学经费非常紧张，有时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那时，由于书记生病，学校只有我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和两个校长助理负责全部工作。
在我任校长的8年时间里，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逐步走出困境，并在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实践中，逐步位列全国电大前列，学校办学成绩得到了教育部的充分肯定和社会的广泛认可。8年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关键工作。
第一是开展教学现代化探索
1993年9月，我随国家教委考察团赴设在加拿大的英联邦学习共同体（COL）学习考察。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应用LD技术开发的多媒体课程，以及应用双向视频会议系统进行的交互演示。考察归来，学校就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如何把现代科技应用于教育，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和面授相结合的远距离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我的思路很明确：远程教育两大因素很重要，一是教育资源，二是师生交互。之后经过推进“两项试点”，学校逐步总结形成了“四种媒体、七种手段”的教学模式。1997年，中央电大在学校召开现场会，推广上海经验，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认为，上海电大找准了电大在教育大格局中的位置;在各地涌现的新经验中，上海电大的基本经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可以说，在教学现代化探索上，上海电大一直走在前列。
第二是研究如何解决生源问题
统考是影响生源的主要因素。统考从规则角度看很公平，但给成人教育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因为对于在职人员来说，考核更应注重其基本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基础知识记忆。当时全国电大系统都在研究如何发展，大家形成了两方面共识——开放和现代化。
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选拔学生、如何让学生进得来。那时已经有注册视听生，但要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来组织考试，教考分离使得考题与教学相差甚远，考试通过率较低。为此，我们积极研究招生考试方法改革。1998年6月，上海电大向教育部提交报告：电大的全国性改革，可否让上海电大先做一些探索。同年，报告获得了教育部批准，上海电大开始了两项试点：一是金融专业专升本注册视听生试点，二是专科开放教育试点。在专科开放教育试点上，教育部把考试权交给了上海高教局，高教局又把考试权交给了上海电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监督。这就落实了上海电大的办学自主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試点有效解决了“卡脖子”的生源问题。到2000年我卸任时，上海电大的学生已经从1992年的2000名猛增到4万名。之后，学校快速成长为巨型大学。
第三是开展非学历教育
我们一直认为，电大一定要定位为推动城市终身教育发展。1992年学校就明确提出，上海电大应该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发展并重。那年，上海市提出“九十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养工程”，“上海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项目是其中之一。由谁来承办这个项目，竞争很激烈，大家都认为上海电大不可能获得这个项目，因为这类项目以前都是由全日制高校承担。出人意料，学校以自身优势获得了政府认可，市政府把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设在了上海电大。项目推出后，上海市民报名踊跃，形成了一股学习“电脑热”，第一次参加考试的有1.8万人，第二次达到了10万人。1994年10月，中组部、人事部和国家教委在上海召开大规模社会化培训现场会，将上海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在会上说，上海的做法使我们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1995年，学校又与香港有关机构合作，开展了“国际财务与会计证书”培训。这个项目社会需求相当广泛，影响也很大，到1997年上海已有10万人参加了培训考试。这个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上海电大更加紧密地服务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上海电大自身发展找到了明确方向。
可以说，上海电大日后逐步走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的发展道路，这两个项目功不可没。
1998年，在“远距离开放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肯定了上海电大的成绩，由衷为学校在探索远程开放教育技术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感到高兴，赞扬学校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认为学校主办的这次会议是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当前，开放大学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与多年前相比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线上教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普及应用。我认为今后开放大学办学要始终坚守办学初心，牢牢定位为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学历教育上一定要保证质量、办出特色，在非学历教育上一定要向大规模、社会化方向发展，在教学模式上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体现远程、开放优势。
（采访整理/本刊主笔 刘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