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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增长速度快且发展潜力巨大,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愈来愈成为重要的新产业与新经济增长点。目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诸如逆全球化、保护主义、价值链规则重构等新挑战,但也同时伴随着“5G”新基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颁布等新机遇。鉴于此,本文研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新挑战与新机遇,并对此提出相关发展对策,以期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服务贸易的优秀经验。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高等教育产业;营商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贸易全球化有益于世界的发展,教育贸易化也在世界贸易的潮流中形成竞合。近年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不仅可以为接受国和地区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并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高等教育贸易愈来愈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鉴于此,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机遇与对策,以此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突破口,不但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还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更有利于为中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和向全球推广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中华优秀文化。
1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
1.1 逆全球化暗流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逆全球化”并未形成一个主流或可行的思想,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美国优先”口号,率先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暂停部分中国学生和研究者进入美国,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等,这些举措严重破坏两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及货物贸易的往来。我国此前也发布了《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2020年第1号留学预警》,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中的部分美国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等相关贸易政策实行反制。中美两国由此陷入较长时间的贸易摩擦,导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现政治性风险。
1.2 全球产业价值链规则的重构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深嵌在价值链规则的重构当中,一方面原有教育产业价值链所依托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或已难以为继,并且可能出现产业上下游环节集聚化现象;另一方面各国在价值链上所获利润的不平衡性或将出现两种极端情况,即大国恒强,弱国恒弱,中美教育服务贸易中,美国占据了双边嵌套优势和较高的分工地位,中国相对弱势,但近年来美国的双边嵌套优势开始下降,中国的嵌套地位有所提升。
1.3 国际营商环境的不稳定性
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容易放大国内外贸易投资风险概率,客观上会加剧国际营商环境动荡,致使部分经营实力有限、信用评级低下、盲目进行投融资和低效扩张的企业境外贸易供给快速上升与需求低速增长形成矛盾。同时,现阶段部分贸易通过举债进行,承担着高于市场一般水平的成本与付息压力,未来依靠再融资偿还债务的风险度较高,形成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际营商环境的平衡,將给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运行带来环境风险。
1.4 国际国内核心竞争力的缺失
尽管我国高校在国际排名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清华、北大等顶级高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是我国一张较为亮丽的“名片”,但是高等教育水平与当地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优秀大学教育教学资源匮乏,这导致其高等教育专业人才欠缺和本地生源不足等问题愈发突出。
2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机遇
2.1 “一带一路”倡议下多边与双边合作升级
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较先进水平,并且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多边与双边合作进一步升级,汇通共同利益,担当共同责任,实施共同行动,这为我国高等教育贸易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总值的增长具有最直接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的优化,提升学科水平,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征程中,高等教育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使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同样承担着贸易增长的历史责任。
2.2 服贸会搭建服贸交流新平台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服贸会)是中国携手相关国家,为共同抵御危机、恢复世界经济而搭建的新型公共交流平台,这是我国坚定支持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又一举措,将对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服贸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促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使命,同时扩大高等教育市场准入,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环节,我国各省市应紧紧把握服贸会的新机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不但可借此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职位,更能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打造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开放新标杆。
2.3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构建稳定营商环境
2020年1月1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旨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且截至2020年9月1日,总共有11个省市区依据该《条例》颁布和实施了地方性法规,分别是北京、上海、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山西、安徽和广西;另外总共有4个省市区正在起草或征求意见中,分别是山东、河南、江苏和青海。《条例》的颁布以及各省市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实施共同营造了一个对标国际一流,改革创新、破解难题,并且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以中国速度,推进贸易通关便利化,促进货物与服务贸易发展。可以预见,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服务贸易将成为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重要领域。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得到我国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紧抓优化营商环境机遇,加快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步伐,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向纵深发展。 2.4 “5G”促进服贸数字化进程加快
“5G”不仅推动全球产业变革,也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数字化率不断提升。据估计,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其中占比较高的就是跨境教育服务贸易。共享全球数字化红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更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突破点。尤其是产业链规则重构下,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传统行业、产业和贸易的发展格局。在科技强国背景下,我国加强“5G”新基建建设,增进数字科技合作,共享创新成果,以“5G”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形成教育、人才、科技的内循环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
3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3.1 共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促进形成多方位高等教育合作体系
我国所提倡的“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正是基于“共同体”的特定内涵和要求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场域环境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求同存异、互补互促且不牺牲自我文化认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由于部分沿线国家的教育体系包含自身社会观念、政治思想等多因素融合,致使高等教育体制各不相同,尤其是地区间、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为高等教育的合作带来困扰。同时,国家间过往彼此存在侵略与被侵略,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为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增加了一定难度。因此,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者,在保持自身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基础上,发挥自身国际话语优势,通过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诸如文化对话活动、高等教育论坛等沟通交流活动,加强国家间交流联系,传递我国与各国的声音,求同存异,为共建共创共赢高等教育共同体打牢坚实基础,并深入推广高等教育全产业链对接合作,促进多方位高等教育合作体系形成,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认同与合作互联。
3.2 以内部小循环促进外部大循环,加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平台建设与交流
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我国高等教育产业转型在即,借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以政府政策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对扩大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并以自身发展为主体,加强区域间交流与联合,解决区域内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口监管等问题,形成区域高等教育产业小循环,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区域与区域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平台 (类似于服贸会、博览会等),由城市间、省市间扩展到省省间与国家间不同宏微观主体的参与,进一步开拓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成高等教育产业大循环,环环相扣,重塑高等教育新格局,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潜在增长点。
3.3 打造国际化与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增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活力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关键点。首先,我国应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服务领域营商环境,通过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深入探索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体制机制开放路径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最大程度激发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活力;其次,打造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促进有关部门办事效率的提升,方便高等教育服务企业更便利地从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活动;最后,加快培育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和功能的整合,深化区域间特色,创造更加公平、开放,更有吸引力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环境,实现营商环境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双提升”。
3.4 推动建立数字技术支持机构,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我国可以在大至全球和小至区域多边的层面上,鼓励国内高等教育服务商联合数据服务商共建数据中心,借助“一带一路”等国家层面的倡议实现全球化布局,推动建立数字技术支持的国际间合作机构,促进我国及不同区域间关于高等教育数字技术的交流,并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技术层面和教育层面援助。但是在推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数字化时也要注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对标全球高标准发展,处理好信息收集效率和隐私数据保护的关系,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企业和个人参与者创造良好的数字环境,在保障数字技术网络安全的前提下,为用户打造合理适度的高等教育服务数字化生活体验,进而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宣善文.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17):101-105.
丁东铭,魏永艳.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20(05):109-114.
詹小琦,林珊.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J].亚太经济,2020(04):109-118+151.
陆菁,凌慧,潘修扬.全面开放格局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高等教育服务出口与留学生来华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9(01):22-27.
卓泽林.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价值与策略[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71-80+190.
朱以財,刘志民.“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诠释与环境评估[J].现代教育管理,2019(01):85-91.
张瑞冬.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留学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18(05):81-84.
张鹏飞,汤蕴懿.数字化服务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亚洲国家的实证研究[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27(03):38-46.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高等教育产业;营商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贸易全球化有益于世界的发展,教育贸易化也在世界贸易的潮流中形成竞合。近年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不仅可以为接受国和地区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并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高等教育贸易愈来愈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鉴于此,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机遇与对策,以此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突破口,不但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还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更有利于为中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和向全球推广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中华优秀文化。
1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
1.1 逆全球化暗流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逆全球化”并未形成一个主流或可行的思想,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美国优先”口号,率先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暂停部分中国学生和研究者进入美国,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等,这些举措严重破坏两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及货物贸易的往来。我国此前也发布了《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2020年第1号留学预警》,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中的部分美国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等相关贸易政策实行反制。中美两国由此陷入较长时间的贸易摩擦,导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现政治性风险。
1.2 全球产业价值链规则的重构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深嵌在价值链规则的重构当中,一方面原有教育产业价值链所依托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或已难以为继,并且可能出现产业上下游环节集聚化现象;另一方面各国在价值链上所获利润的不平衡性或将出现两种极端情况,即大国恒强,弱国恒弱,中美教育服务贸易中,美国占据了双边嵌套优势和较高的分工地位,中国相对弱势,但近年来美国的双边嵌套优势开始下降,中国的嵌套地位有所提升。
1.3 国际营商环境的不稳定性
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容易放大国内外贸易投资风险概率,客观上会加剧国际营商环境动荡,致使部分经营实力有限、信用评级低下、盲目进行投融资和低效扩张的企业境外贸易供给快速上升与需求低速增长形成矛盾。同时,现阶段部分贸易通过举债进行,承担着高于市场一般水平的成本与付息压力,未来依靠再融资偿还债务的风险度较高,形成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际营商环境的平衡,將给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运行带来环境风险。
1.4 国际国内核心竞争力的缺失
尽管我国高校在国际排名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清华、北大等顶级高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是我国一张较为亮丽的“名片”,但是高等教育水平与当地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优秀大学教育教学资源匮乏,这导致其高等教育专业人才欠缺和本地生源不足等问题愈发突出。
2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机遇
2.1 “一带一路”倡议下多边与双边合作升级
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较先进水平,并且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多边与双边合作进一步升级,汇通共同利益,担当共同责任,实施共同行动,这为我国高等教育贸易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总值的增长具有最直接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的优化,提升学科水平,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征程中,高等教育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使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同样承担着贸易增长的历史责任。
2.2 服贸会搭建服贸交流新平台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服贸会)是中国携手相关国家,为共同抵御危机、恢复世界经济而搭建的新型公共交流平台,这是我国坚定支持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又一举措,将对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服贸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促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使命,同时扩大高等教育市场准入,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环节,我国各省市应紧紧把握服贸会的新机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不但可借此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职位,更能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打造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开放新标杆。
2.3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构建稳定营商环境
2020年1月1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旨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且截至2020年9月1日,总共有11个省市区依据该《条例》颁布和实施了地方性法规,分别是北京、上海、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山西、安徽和广西;另外总共有4个省市区正在起草或征求意见中,分别是山东、河南、江苏和青海。《条例》的颁布以及各省市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实施共同营造了一个对标国际一流,改革创新、破解难题,并且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以中国速度,推进贸易通关便利化,促进货物与服务贸易发展。可以预见,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服务贸易将成为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重要领域。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得到我国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紧抓优化营商环境机遇,加快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步伐,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向纵深发展。 2.4 “5G”促进服贸数字化进程加快
“5G”不仅推动全球产业变革,也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数字化率不断提升。据估计,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其中占比较高的就是跨境教育服务贸易。共享全球数字化红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更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突破点。尤其是产业链规则重构下,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传统行业、产业和贸易的发展格局。在科技强国背景下,我国加强“5G”新基建建设,增进数字科技合作,共享创新成果,以“5G”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形成教育、人才、科技的内循环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
3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3.1 共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促进形成多方位高等教育合作体系
我国所提倡的“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正是基于“共同体”的特定内涵和要求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场域环境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求同存异、互补互促且不牺牲自我文化认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由于部分沿线国家的教育体系包含自身社会观念、政治思想等多因素融合,致使高等教育体制各不相同,尤其是地区间、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为高等教育的合作带来困扰。同时,国家间过往彼此存在侵略与被侵略,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为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增加了一定难度。因此,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者,在保持自身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基础上,发挥自身国际话语优势,通过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诸如文化对话活动、高等教育论坛等沟通交流活动,加强国家间交流联系,传递我国与各国的声音,求同存异,为共建共创共赢高等教育共同体打牢坚实基础,并深入推广高等教育全产业链对接合作,促进多方位高等教育合作体系形成,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认同与合作互联。
3.2 以内部小循环促进外部大循环,加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平台建设与交流
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我国高等教育产业转型在即,借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以政府政策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对扩大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并以自身发展为主体,加强区域间交流与联合,解决区域内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口监管等问题,形成区域高等教育产业小循环,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区域与区域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平台 (类似于服贸会、博览会等),由城市间、省市间扩展到省省间与国家间不同宏微观主体的参与,进一步开拓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成高等教育产业大循环,环环相扣,重塑高等教育新格局,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潜在增长点。
3.3 打造国际化与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增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活力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关键点。首先,我国应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服务领域营商环境,通过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深入探索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体制机制开放路径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最大程度激发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活力;其次,打造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促进有关部门办事效率的提升,方便高等教育服务企业更便利地从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活动;最后,加快培育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和功能的整合,深化区域间特色,创造更加公平、开放,更有吸引力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环境,实现营商环境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双提升”。
3.4 推动建立数字技术支持机构,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我国可以在大至全球和小至区域多边的层面上,鼓励国内高等教育服务商联合数据服务商共建数据中心,借助“一带一路”等国家层面的倡议实现全球化布局,推动建立数字技术支持的国际间合作机构,促进我国及不同区域间关于高等教育数字技术的交流,并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技术层面和教育层面援助。但是在推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数字化时也要注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对标全球高标准发展,处理好信息收集效率和隐私数据保护的关系,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企业和个人参与者创造良好的数字环境,在保障数字技术网络安全的前提下,为用户打造合理适度的高等教育服务数字化生活体验,进而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宣善文.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17):101-105.
丁东铭,魏永艳.优化对外开放营商环境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20(05):109-114.
詹小琦,林珊.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J].亚太经济,2020(04):109-118+151.
陆菁,凌慧,潘修扬.全面开放格局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高等教育服务出口与留学生来华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9(01):22-27.
卓泽林.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价值与策略[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71-80+190.
朱以財,刘志民.“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诠释与环境评估[J].现代教育管理,2019(01):85-91.
张瑞冬.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留学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18(05):81-84.
张鹏飞,汤蕴懿.数字化服务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亚洲国家的实证研究[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27(03):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