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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与王蒙搭档
1987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消息。高占祥看到后，惊得头“嗡”的一下。
第二天早上就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与会人员均已报到。按原计划，高占祥要在开幕讲话里动员大家贯彻胡耀邦讲话精神。文化部新班子成立后，胡耀邦要求文化部既要带好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百万大军，又要带好业余文化工作者的千军万马，要把这两支军队结合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高占祥马上找王蒙商量解决办法。“王蒙就说，占祥啊，今晚我就不去了，明天你就主持一下吧。我说你不去我怎么说呀，他就说，你有办法啊。”
第二天，高占祥出席了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精神‘五不变’来开展文化工作。”
1月20日，王蒙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会变。
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文化部，他跟王蒙的分工是，王蒙负责向中央打报告和对外发声，内部事务由他处理。但很多难事大事，王蒙也会让他出面。在他看来，这既是因为王蒙的性格方圆结合，善于灵活处理一些问题，也是出于对他的放心和信任。“我还是有一点应变能力的，这应变能力就是上下左右都得顾及到。”高占祥说。
高占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10年，经历了三任文化部长——王蒙、贺敬之和刘忠德，三位部长各有各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格，但高占祥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贺敬之当时是反自由化的，但他对我说，占祥你的‘自由化’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是解放思想过了头，而不是对社会不满。”高占祥说。
对高占祥提出的“专业文化与群众文化并存”的方针，王蒙批评他考虑得太肤浅。高占祥反驳说：“我从小在农村，知道专业文化对于80%的农村人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考虑得并不肤浅，你可能对下面的情况不太了解。”
两人从不争吵，交谈不少，但不深谈。王蒙后来告诉高占祥，多年来对他的印象主要是三个字：干、钻、忍。
现在，高占祥和王蒙时常来往，生病会互相探望，结婚、出书这样的私事也会互相交流。
2003年高占祥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请王蒙提意见。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争议营业性舞会和“以文补文”
1987年，营业性舞会成为了一个争议焦点。
“文革”时期，交谊舞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受到禁止。改革开放后，很多单位礼堂或文化馆开始组織交谊舞会，其中一些开始卖票，票价2角左右。要求开放营业性舞会的呼声越来越大。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等于承认了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这被认为是中国娱乐市场兴起的开端。
文件发出后，反对声一片。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找到高占祥，要他收回文件。高占祥态度坚决，拒绝收回。他说，朝令夕改，以后工作还怎么开展？
高占祥担心这位副部长会去找王蒙，提前跟王蒙打了招呼：“如果找你，你就装不知道发文这事。我先顶一下，你现在先别吭声，等我顶不住了你再吭声。”
高占祥后来才知道，此事的起因，是七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对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几点意见》，国务院领导批示：值得重视。
后来，常有公安人员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带着手枪和警棍出现在舞厅。高占祥去公安部交涉，说：“维持社会治安去社会上维持，舞场属于文化市场，这块地方归我管，你们来跳舞也得归我管。你们来跳舞欢迎，但是不要带警棍手枪。”
“以文补文”则是另一个争议焦点。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十分有限，一些地方的文化站、剧团甚至发不出工资。
“那会儿文化部没钱，弄一点儿事，都得奔走呼号，这里讨那里要，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我说我要为文化献身，用不着整个身躯都献，献一个脸就行，就是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他到财政部门找一位处长或者副处长也要预约，心里不平衡，但只能忍，告诉自己“为了孙子，当孙子也值得”。
广东省台山县冲篓镇文化站率先搞起了“以文养文”，广州市东方宾馆出现了音乐茶座，这种文化经营模式很快由广东传播开来。高占祥积极奔走，到处宣讲，口头禅是：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
他担心国家不再拨款，将“以文养文”改称为“以文补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拓宽到“以商补文”“以牧补文”等等，形成“多业助文”。
1987年8月，他率先倡议，召开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期间，文化部其他部领导对“以文补文”一句未提。
交流会开完后，高占祥写了一份报告，拿给王蒙看。王蒙说，看了报告睡不着觉。高占祥没有多说，心想“你睡不着我睡得着”。
“一听多少万上千万，都是我们自己用心血、智慧、文化换来的，我高兴、自豪！穷得叮当乱响我才失眠呢，因为我管钱。”高占祥说，“我那会儿也有点小个性。既然我是常务，主持日常工作，有些事儿我就得做主，常务常务，就是常常盯着服务，有些我服务我就得拍板。”
1987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营业总额达到6亿元左右，纯收入1.4亿元，相当于国家拨款的13.6 %。
但反对之声始终不绝于耳。“那会儿，一会儿这里告状，一会儿那里告状，老把我往自由化那推。”1988年起，高占祥不再分管党组和人事工作。
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9月，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举办，高占祥全程参与了筹备。此时，王蒙已离任文化部部长。
此时，高占祥回想起自己两年前的处境，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他在一首歌中写道：人生如梦，人生如歌，难以捉摸。
1996年，高占祥离任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现在，高占祥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他的回忆录上，他计划将它取名为《漩涡》。
“宇宙是大漩涡，人生是小漩涡。我的一生就是在漩涡里挣扎，拼搏。”他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与王蒙搭档
1987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消息。高占祥看到后，惊得头“嗡”的一下。
第二天早上就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与会人员均已报到。按原计划，高占祥要在开幕讲话里动员大家贯彻胡耀邦讲话精神。文化部新班子成立后，胡耀邦要求文化部既要带好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百万大军，又要带好业余文化工作者的千军万马，要把这两支军队结合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高占祥马上找王蒙商量解决办法。“王蒙就说，占祥啊，今晚我就不去了，明天你就主持一下吧。我说你不去我怎么说呀，他就说，你有办法啊。”
第二天，高占祥出席了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精神‘五不变’来开展文化工作。”
1月20日，王蒙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会变。
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文化部，他跟王蒙的分工是，王蒙负责向中央打报告和对外发声，内部事务由他处理。但很多难事大事，王蒙也会让他出面。在他看来，这既是因为王蒙的性格方圆结合，善于灵活处理一些问题，也是出于对他的放心和信任。“我还是有一点应变能力的，这应变能力就是上下左右都得顾及到。”高占祥说。
高占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10年，经历了三任文化部长——王蒙、贺敬之和刘忠德，三位部长各有各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格，但高占祥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贺敬之当时是反自由化的，但他对我说，占祥你的‘自由化’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是解放思想过了头，而不是对社会不满。”高占祥说。
对高占祥提出的“专业文化与群众文化并存”的方针，王蒙批评他考虑得太肤浅。高占祥反驳说：“我从小在农村，知道专业文化对于80%的农村人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考虑得并不肤浅，你可能对下面的情况不太了解。”
两人从不争吵，交谈不少，但不深谈。王蒙后来告诉高占祥，多年来对他的印象主要是三个字：干、钻、忍。
现在，高占祥和王蒙时常来往，生病会互相探望，结婚、出书这样的私事也会互相交流。
2003年高占祥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请王蒙提意见。王蒙建议他别写小说，写回忆录：“你这么多年，一会儿脸青了，一会儿脸黄了，过些日子脸又灰了，你的自传应该写写这个。”
争议营业性舞会和“以文补文”
1987年，营业性舞会成为了一个争议焦点。
“文革”时期，交谊舞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受到禁止。改革开放后，很多单位礼堂或文化馆开始组織交谊舞会，其中一些开始卖票，票价2角左右。要求开放营业性舞会的呼声越来越大。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等于承认了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这被认为是中国娱乐市场兴起的开端。
文件发出后，反对声一片。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找到高占祥，要他收回文件。高占祥态度坚决，拒绝收回。他说，朝令夕改，以后工作还怎么开展？
高占祥担心这位副部长会去找王蒙，提前跟王蒙打了招呼：“如果找你，你就装不知道发文这事。我先顶一下，你现在先别吭声，等我顶不住了你再吭声。”
高占祥后来才知道，此事的起因，是七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对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几点意见》，国务院领导批示：值得重视。
后来，常有公安人员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带着手枪和警棍出现在舞厅。高占祥去公安部交涉，说：“维持社会治安去社会上维持，舞场属于文化市场，这块地方归我管，你们来跳舞也得归我管。你们来跳舞欢迎，但是不要带警棍手枪。”
“以文补文”则是另一个争议焦点。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十分有限，一些地方的文化站、剧团甚至发不出工资。
“那会儿文化部没钱，弄一点儿事，都得奔走呼号，这里讨那里要，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我说我要为文化献身，用不着整个身躯都献，献一个脸就行，就是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破嘴皮。”高占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他到财政部门找一位处长或者副处长也要预约，心里不平衡，但只能忍，告诉自己“为了孙子，当孙子也值得”。
广东省台山县冲篓镇文化站率先搞起了“以文养文”，广州市东方宾馆出现了音乐茶座，这种文化经营模式很快由广东传播开来。高占祥积极奔走，到处宣讲，口头禅是：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
他担心国家不再拨款，将“以文养文”改称为“以文补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拓宽到“以商补文”“以牧补文”等等，形成“多业助文”。
1987年8月，他率先倡议，召开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期间，文化部其他部领导对“以文补文”一句未提。
交流会开完后，高占祥写了一份报告，拿给王蒙看。王蒙说，看了报告睡不着觉。高占祥没有多说，心想“你睡不着我睡得着”。
“一听多少万上千万，都是我们自己用心血、智慧、文化换来的，我高兴、自豪！穷得叮当乱响我才失眠呢，因为我管钱。”高占祥说，“我那会儿也有点小个性。既然我是常务，主持日常工作，有些事儿我就得做主，常务常务，就是常常盯着服务，有些我服务我就得拍板。”
1987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营业总额达到6亿元左右，纯收入1.4亿元，相当于国家拨款的13.6 %。
但反对之声始终不绝于耳。“那会儿，一会儿这里告状，一会儿那里告状，老把我往自由化那推。”1988年起，高占祥不再分管党组和人事工作。
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9月，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举办，高占祥全程参与了筹备。此时，王蒙已离任文化部部长。
此时，高占祥回想起自己两年前的处境，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他在一首歌中写道：人生如梦，人生如歌，难以捉摸。
1996年，高占祥离任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现在，高占祥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他的回忆录上，他计划将它取名为《漩涡》。
“宇宙是大漩涡，人生是小漩涡。我的一生就是在漩涡里挣扎，拼搏。”他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