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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美术馆为一位古稀老人举办了书法展览。那些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出自老人因受迫害而截去五指的右手。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左手拇指也被截去了。将右手残掌套上胶皮套，再握着笔套，他苦练出了书法绝技，在各级书法展中多次获奖。
这位老人，就是开国上校、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原党委书记杨焕章。一位老朋友写诗赞扬他说：“天夺我手我夺天，写尽江山忘却难。沙场英雄纵有泪，流经墨海跨云烟。”
朔风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
为了革命理想，1937年，17岁的杨焕章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腰下常悬带血刀，手中马列不释卷”，先后担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职，成长为我军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响应国家号召，于1958年转业到浙江兰江冶炼厂任主要领导。1965年，杨焕章服从组织安排，举家北迁，任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党委书记。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历经逆境、挫折而脊梁不弯。在“文革”浩劫中，他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遭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1967年1月30日，“造反派”将杨焕章从苏家屯拘押到沈阳。数九寒天，冷风刺骨，“造反派”残忍地用冰冷的铜线捆住了杨焕章的双手，致使他双手严重残疾。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挺起脊梁，战胜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写字，要套上皮套和笔套，靠腕部的力量一笔一笔艰难地书写；他吃饭，只能用左手剩下的四个手指夹着汤勺吃；他的衣服、裤子，凡开口的地方都缝上了拉链，鞋子也换成了不用系带的布鞋。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在平反后不计前嫌，扑下身来，对工厂进行全面整顿。
冰华化雪月添白，一日东风一日香
“文化大革命”后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百废待兴。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坚决彻底。他以情况最为复杂的“137”案件为突破口，白天与大家一起调查研究，晚上把钢笔绑在残掌上记下自己的思考。他坚持实事求是，很快弄清了案情，平反了涉及610人的冤假错案，全厂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以人为本。他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全面加强和改进工厂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位工程师，因为有“海外关系”，在党支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没有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杨焕章得知后，说：“你们不敢介绍，我来介绍！这样的技术骨干，怎么能不发展呢？”在杨焕章的引导下，人们逐渐转变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厂内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立足长远。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厂搞了三次质量大检查，建立和健全了从技术操作到技术管理，从半成品检验到成品出厂标准等150多项管理制度；建立了以会计师和经济师为首的经营管理系统；大胆从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中选拔了大批管理干部。
经过杨焕章等党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全厂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转变。1979年，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1977年至1979年，工厂连续三年被冶金部评为“同行业竞赛优胜企业”。
就在工厂各方面工作呈现出喜人的发展态势时，杨焕章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申请退休。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杨焕章坚守并践行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以忠于党、忠于人民、 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待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对于名利，杨焕章看得很轻、很淡，不求索取，只知奉献。刚到工厂时，按照军转干部的待遇，杨焕章的工资是231元，而同级别的厂领导工资只有100元出头。杨焕章认为，悬殊的工资差距会影响干群关系，不利于班子团结，于是，他主动向上级要求降低工资。经过他多次申请，上级终于决定将他的工资降为192.4元。这个工资他领了24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没有晋升过一级工资。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妻子李剑霞曾有三次调整工资的机会，都在杨焕章的说服下让给了别人。
杨焕章爱妻子、爱子女，但是一旦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他就毫不犹豫地让小家服从大家。杨焕章有四子一女，大儿子和三儿子在部队复员后本可回厂工作，可他却不同意，两人都被安排到了外单位。女儿杨晓南在劳动强度很高的车间做了三年学徒工之后才得以转正。杨晓南的爱人在丹东工作，很多人劝杨焕章：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身体又不好，应该让姑爷到沈阳工作，也好照顾这个家。杨焕章考虑再三，还是让女儿去了丹东。
杨焕章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信念，把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忠诚的党的事业。
1990年4月，杨焕章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癌。一阵阵昏迷，一阵阵疼痛，折磨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5月25日，杨焕章从昏迷中醒来，艰难地握起那支带有胶皮套的笔，郑重地写下了一份遗嘱：
一、我这次病重，不要将我转向任何医疗单位，在厂治疗，一旦发生意外，概不要工厂及医院负任何责任。
二、丧事从简，废除一切陈规旧俗，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送花圈。外地亲属一概不通知，事后向亲属及少数老友发个简便通知便行。
三、我的遗体献给中国医科大学，用于教学和科研事业，死后尽速采取简便秘密的办法，在24小时内送出厂外，使工厂生产正常进行。善后解释工作可先开个会，个别的多做耐心工作。
四、生前的生活用品一律不带走，贴身衣服一律不穿，只请医院为我穿一件护士用的白大衣，以便表面遮盖。
五、愿同志们和朋友们永远地、毫不怀疑地信仰共产主义事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读好哲学，读好毛主席的著作，把我们民族的事情办好。老一代的政治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走了不少弯路，任重道远，未来的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生命告白，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宣言。不谈私情，不讲任何琐事，只有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对信仰、对人民、对事业至死不渝的忠诚。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杨焕章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挂着点滴，使出浑身力气，在吃力的喘息中，先后与工厂86名同志进行了谈话。
这是杨焕章的基本观点——党的生命在于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要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杨焕章的郑重嘱托——两个文明建设要抓好，职工队伍一定要带好，当干部的一定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不要沾染官气，永远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这是杨焕章的一贯要求——干部要牢固坚守廉政底线，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事，千万不能做群众不满意的事。
这是杨焕章的最后遗言——生命是次要的，事业是主要的，生命尚在就是为事业，否则要生命有何用处？生命垂危，就更要抓紧时间，拼命为事业而奋斗！
1990年6月16日，饱受病魔折磨的杨焕章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世界，离开了他倾尽心血的工厂，离开了敬仰他的人们。遵照杨焕章的遗嘱，没有花圈，没有挽幛，没有哀乐，杨焕章身穿护士服，静卧在救护车中，在人们自发组成的人墙中穿行而过，静静地走向中国医科大学，去完成他最后一次使命。
一个彻底的、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走了……而在人们心中，他没有走远。他用坚挺的脊梁教育着我们：
人，应该这样活！
路，应该这样行！
这位老人，就是开国上校、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原党委书记杨焕章。一位老朋友写诗赞扬他说：“天夺我手我夺天，写尽江山忘却难。沙场英雄纵有泪，流经墨海跨云烟。”
朔风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
为了革命理想，1937年，17岁的杨焕章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腰下常悬带血刀，手中马列不释卷”，先后担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职，成长为我军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响应国家号召，于1958年转业到浙江兰江冶炼厂任主要领导。1965年，杨焕章服从组织安排，举家北迁，任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党委书记。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历经逆境、挫折而脊梁不弯。在“文革”浩劫中，他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遭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1967年1月30日，“造反派”将杨焕章从苏家屯拘押到沈阳。数九寒天，冷风刺骨，“造反派”残忍地用冰冷的铜线捆住了杨焕章的双手，致使他双手严重残疾。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挺起脊梁，战胜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写字，要套上皮套和笔套，靠腕部的力量一笔一笔艰难地书写；他吃饭，只能用左手剩下的四个手指夹着汤勺吃；他的衣服、裤子，凡开口的地方都缝上了拉链，鞋子也换成了不用系带的布鞋。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在平反后不计前嫌，扑下身来，对工厂进行全面整顿。
冰华化雪月添白，一日东风一日香
“文化大革命”后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百废待兴。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坚决彻底。他以情况最为复杂的“137”案件为突破口，白天与大家一起调查研究，晚上把钢笔绑在残掌上记下自己的思考。他坚持实事求是，很快弄清了案情，平反了涉及610人的冤假错案，全厂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以人为本。他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全面加强和改进工厂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位工程师，因为有“海外关系”，在党支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没有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杨焕章得知后，说：“你们不敢介绍，我来介绍！这样的技术骨干，怎么能不发展呢？”在杨焕章的引导下，人们逐渐转变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厂内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立足长远。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厂搞了三次质量大检查，建立和健全了从技术操作到技术管理，从半成品检验到成品出厂标准等150多项管理制度；建立了以会计师和经济师为首的经营管理系统；大胆从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中选拔了大批管理干部。
经过杨焕章等党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全厂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转变。1979年，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1977年至1979年，工厂连续三年被冶金部评为“同行业竞赛优胜企业”。
就在工厂各方面工作呈现出喜人的发展态势时，杨焕章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申请退休。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杨焕章坚守并践行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以忠于党、忠于人民、 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待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对于名利，杨焕章看得很轻、很淡，不求索取，只知奉献。刚到工厂时，按照军转干部的待遇，杨焕章的工资是231元，而同级别的厂领导工资只有100元出头。杨焕章认为，悬殊的工资差距会影响干群关系，不利于班子团结，于是，他主动向上级要求降低工资。经过他多次申请，上级终于决定将他的工资降为192.4元。这个工资他领了24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没有晋升过一级工资。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妻子李剑霞曾有三次调整工资的机会，都在杨焕章的说服下让给了别人。
杨焕章爱妻子、爱子女，但是一旦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他就毫不犹豫地让小家服从大家。杨焕章有四子一女，大儿子和三儿子在部队复员后本可回厂工作，可他却不同意，两人都被安排到了外单位。女儿杨晓南在劳动强度很高的车间做了三年学徒工之后才得以转正。杨晓南的爱人在丹东工作，很多人劝杨焕章：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身体又不好，应该让姑爷到沈阳工作，也好照顾这个家。杨焕章考虑再三，还是让女儿去了丹东。
杨焕章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信念，把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忠诚的党的事业。
1990年4月，杨焕章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癌。一阵阵昏迷，一阵阵疼痛，折磨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5月25日，杨焕章从昏迷中醒来，艰难地握起那支带有胶皮套的笔，郑重地写下了一份遗嘱：
一、我这次病重，不要将我转向任何医疗单位，在厂治疗，一旦发生意外，概不要工厂及医院负任何责任。
二、丧事从简，废除一切陈规旧俗，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送花圈。外地亲属一概不通知，事后向亲属及少数老友发个简便通知便行。
三、我的遗体献给中国医科大学，用于教学和科研事业，死后尽速采取简便秘密的办法，在24小时内送出厂外，使工厂生产正常进行。善后解释工作可先开个会，个别的多做耐心工作。
四、生前的生活用品一律不带走，贴身衣服一律不穿，只请医院为我穿一件护士用的白大衣，以便表面遮盖。
五、愿同志们和朋友们永远地、毫不怀疑地信仰共产主义事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读好哲学，读好毛主席的著作，把我们民族的事情办好。老一代的政治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走了不少弯路，任重道远，未来的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生命告白，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宣言。不谈私情，不讲任何琐事，只有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对信仰、对人民、对事业至死不渝的忠诚。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杨焕章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挂着点滴，使出浑身力气，在吃力的喘息中，先后与工厂86名同志进行了谈话。
这是杨焕章的基本观点——党的生命在于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要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杨焕章的郑重嘱托——两个文明建设要抓好，职工队伍一定要带好，当干部的一定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不要沾染官气，永远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这是杨焕章的一贯要求——干部要牢固坚守廉政底线，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事，千万不能做群众不满意的事。
这是杨焕章的最后遗言——生命是次要的，事业是主要的，生命尚在就是为事业，否则要生命有何用处？生命垂危，就更要抓紧时间，拼命为事业而奋斗！
1990年6月16日，饱受病魔折磨的杨焕章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世界，离开了他倾尽心血的工厂，离开了敬仰他的人们。遵照杨焕章的遗嘱，没有花圈，没有挽幛，没有哀乐，杨焕章身穿护士服，静卧在救护车中，在人们自发组成的人墙中穿行而过，静静地走向中国医科大学，去完成他最后一次使命。
一个彻底的、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走了……而在人们心中，他没有走远。他用坚挺的脊梁教育着我们：
人，应该这样活！
路，应该这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