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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波特最近在翻译柳宗元的诗。大约150首都已有了初稿。他时不时把这些诗句拿出来看一眼，总觉得不太满意，觉得自己没有走进柳宗元的心。
“汉代有个人叫卫宏，他给《诗经》写了本序，写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好的诗就是把心里的东西发出来。莎士比亚能写很美的语句。但他内心的东西不够深。”
波特用一个有趣的比喻向《环球人物》记者形容翻译中国古诗的感受：“我看中国的古诗。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跳舞，很想陪她一起跳，可我是聋子，听不到音乐，所以必须离她很近，才能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动；但我也不能把我英文的脚放在她中文的脚上，要尊重她的步伐。”
一个聋子和诗人跳舞，这就是翻译。
为了离诗人更近，今年5月，波特花了大半个月时间，从广西柳州到湖南永州，寻找柳宗元的痕迹。永州是柳宗元政治革新失败后的被贬之地，也是他写出千古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地方。在这里的柳子庙，波特好像感受到了彼时柳宗元的心情，他说：“柳宗元的诗那么美，没有一个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我要帮他。”
“如果要翻译一个人的诗，就必须知道他生活的背景，了解他活着的时间、活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会去旅游，去他写诗的地方，去他埋葬的地方。”
5年前，波特花了30天，从北京到浙江天台，探访了36位古代诗人的墓地、故居，并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寻人不遇》一书，在去年出版。时至今日，与记者聊起那30天匆忙而充实的旅行，他的语气依然兴奋不已。
“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国家这么有名的词人”
2012年的8月，秋老虎正猛。波特从北京出发，开始了自己寻找诗人的旅程。这趟旅行“蓄谋已久”，地点选择、路线规划、资金筹备花了三四个月。他在临行前第八次向一个基金会申请赞助（前七次均以失败告终），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刻收到了款项。他把大部分赞助拿去给女儿当作学费。剩下一些就用来买了两瓶顶好的威士忌，一共花了将近300美元。他说：“我想古代诗人都爱喝酒。我就给他们带美国最好的酒喝。”他在北京报国寺的一个跳蚤市场买了3只祭祖的杯子，就算是一切就绪了。旅途中的第一杯酒，他倒在了山东曲阜的孔子庙前，“因为孔子编订了《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编辑”。
记者问波特这段旅行最累的是什么，他回答了4个字：自作自受。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行程，一天要跑好几座城市，从火车换汽车，从汽车换三轮车。许多诗人的墓在人迹罕至的乡间村落，又年久失修，找起来少不得花些力气。
他的书名叫做《寻人不遇》，但在他看来，有时并非是他找不到诗人，而是诗人待在那儿，却没有人去寻。“我在济南的辛弃疾纪念馆，在登记处登记，发现来这个地方的人少得可怜，前两天的记录竟然是零。”
他印象很深的，是在山东章丘的李清照故居。他给李清照敬了酒，在她的雕塑前照了一张相。一名醉醺醺的西装男子被几个人簇拥走过来，指着雕塑问他：“这是谁？”波特忍不住笑出声来，对方觉得受到了冒犯，质问他为什么发笑。波特说：“我笑你竟然不知道自己国家这么有名的词人。”西装男大概觉得难为情，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波特心想，人总是这样的，对自己身边事物容易视而不见。因为太熟悉，反而不熟悉，许多中国人与诗词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波特的这段旅行里，敬酒成为最重要的仪式。他说自己在墓前与诗人“对饮”，有一种与他们成为知己的感觉，能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而他相信诗人也能“闻”到酒香。知道他内心的感谢。“这种感觉很像父母还在世上时，我们不会有什么深刻的意识；但是等他们去世了，你去墓前，就会突然感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我们心里。”
一路上，许多人问他敬酒的意义是什么？在河南通许的七步村，他向曹植墓敬酒，村民问他：“人都死了，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他解释道：“时间就是一个妄想，昨天、今天、将来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诗还在，他们的心就还在，我们就可以沟通。”这话与其说是说给村民，不如说是他说给自己的。
“一个农民學会了让思想插上诗歌的翅膀”
1972年，即将三十而立的比尔·波特翻出世界地图。在上面圈出台湾佛光山。他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时对寒山的诗有些研究。但直到来了台湾，才对中国诗歌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英文注解，开始自学唐诗，后来又看起宋词。“有些诗人很好理解，比如寒山；但有些没有注解我就看不懂，比如苏东坡。”
那个时期，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诗人有两位，一是陶渊明，二是屈原。他爱陶渊明的生活状态，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心境；他也爱屈原的气节，觉得屈原是真正用心在诉说的诗人，后人极少有人能做到他这样。“他用字很特别，意思很深刻。他爱国、受苦，但是国家不管他。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心。后世作诗常常有寻谁谁不遇或者送谁谁的目的，但屈原没有，他就是很单纯地诉说。”
因此，这两位诗人的墓成了波特旅行的两处重点。陶渊明的墓在江西九江，是一处军事重地。波特曾在1991年和2005年两次到访，都没能成行。这一次他又来到军区门口，向撵他走的士兵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士兵跟上级沟通后。出来了几位军官，可态度依然是拒绝的：没有上级的书面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军事基地。“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催我赶快离开，更别说允许我去拍陶渊明墓地的照片了。”波特回到车上，拿出一个纸杯，往里面倒了一些黑麦威士忌，请说话最多的军官代他把酒洒在陶渊明的墓上，他说：“对于一位曾经提倡简单、自由生活的人，只要我的敬意能通过威士忌传达给他，就已足够了。”对于这个请求，军官很吃惊，但还是接过了杯子。波特说：“中国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
对屈原的祭拜，是在他的故里——湖北省秭归乐平里。这是波特第二次来到乐平里屈原庙。上一次来已经是整整20年前了。这一次，管理员徐正端正在宜昌住院。因此庙开不了门。徐正端是波特的旧识，他不仅照看屈原庙，还管理着当地一个诗社——骚坛诗社。骚坛诗社成立于明清时期，是中国第一个农民诗社，沿袭了将近500年。徐正端原本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文革”时被判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后，他再次回到乐平里，重修了屈原庙，凑了2.6万元把屈原的所有诗歌都刻在石桌上。他还重新开张了骚坛诗社，整理出明朝开始诗社成员所作的数千首诗。每年端午，屈原逝世的日子，他都会组织诗会。波特说，因为那也是中国诗人的节日。 波特去宜昌的医院探望徐正端，才知道他得了癌症。两个月后，徐正端给波特寄去了一本诗集，题目叫做《骚坛联咏集》，集子的第一首诗就是徐正端在1987年写的，那是他离开监狱后的第十年：
这株玉米苗，使劲吮吸雨露，爭夺肥料。
他颜色分外绿，苗株格外高。
到了秋收季节，不结玉米，但生一个灰包。
波特感叹：“这是一首农民诗。与屈原风格不同，诗的气质更像是《诗经》。这些人的心思是古老的，风格也是古老的。但一个农民已经学会了让自己的所思所想插上诗歌的翅膀飞翔。”
“李清照、辛弃疾、陶渊明、屈原，这些诗人的墓地或者故居都没有什么人去，您会觉得可惜吗？”《环球人物》记者问道。
“看到那些地方很破是会觉得可惜，但更可惜的是我看到许多政府想从旅游方面赚钱，把这些诗人的坟墓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停车场可以停100多辆巴士，到最后反而什么都不留下了。”波特说起当年江油、安陆为了争夺“李白故里”的称呼大搞建设，甚至打起官司，有点哭笑不得。
所幸，诗作为非窦体的存在，被永远珍藏了下来。波特记得自己在杜牧墓前敬酒时，村里的老人跟着他一起念“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个场景让他尤为感动。他说：“我所拜访的诗人们的墓地有的简陋，有的宏伟，有的已经变成农人的耕地，而有的则成了乡村垃圾场。但他们的诗歌却流传下来，在那些甚至没有什么文化的农人的明灭烟火里鲜活着。那些诗并不会专属于富商或者高官，诗歌可以超越财富和权力，它直人人心，能让人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要翻译诗人的心，很慢很慢”
波特住在西雅图旁边的一个小镇，他在那儿的海边买了一栋老房子。家里后面是菜园，前面是大海。他每天早上做翻译工作，中午就去海边散步一小时，雷打不动的习惯，“下雨、下雪都去”。他把这当作一种修行，看海、看鸟，什么都不想。
与如今的淡然不同，早年的波特经历过一段动荡而迷茫的时期。他的父亲曾是美国西部52家酒店的掌门，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大起大落一巨富、破产、离婚、入狱。受父亲影响，少年波特身体与内心都经历了颠沛流离。20岁时，波特参军，在德国度过了3年军人生涯，回国后读书度日，希望寻得生命的意义。一次，他在唐人街上遇到一位中国禅师，从此接触到了“禅”，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就去了台湾。
上世纪90年代，波特在香港一个电台做主持，向听众讲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大陆旅行，从江南到西北，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也是在那时，他开始写作。“我学到必须避免写哕哕嗦嗦的东西，不然听众根本不会听下去。”
在他的旅行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寻找隐士”。上世纪90年代，他多次探访终南山，追寻现代隐士的足迹。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空谷幽兰》一书，探讨隐士在社会、政治及个人理想间的抉择，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状态感染了许多中国读者——这本书也成为他在中国的代表作。
这一次寻诗的旅程，波特又一次来到终南山。那里相熟的师傅告诉他，有些隐士已经离开，另一些正在来的路上，而有一些人已经去世了。“听到‘去世’二字。我的心里很难过。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没有什么比放下一切的生活更让人向往了。”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波特时，他刚从家里飞到加州。“明天我要去很山里面的一座庙，到那里去给修行的美国人讲经说诗。”那是美国最早的一处禅修地，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繁荣至今。波特讲课没有钱可拿。最多就是泡泡温泉、吃吃素菜。但他乐于前往，“因为那里的人都在老老实窦地修行，没有其他念头，很纯粹。”
现在，将中国的禅学、诗歌传播到美国成了比尔·波特的“职责”。30多年来，他以“赤松”为笔名，在美国翻译、出版寒山、李白、韦应物等人的诗作千余首。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诗歌有一种“怜惜之情”，立志“要帮助这些诗被西方理解”，他说：“我翻译语言是很陕的，但是要‘看破’语言翻译诗人的心，很慢很慢。”
“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成为会感知的人。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很多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们是只顾着赚钱的麻木的人。”而像陶渊明、寒山、屈原，那些或悠然或激昂的情感，正是许多人缺乏的。波特说：“美国人有些毛病。中国人也有缺点。但人的内心都是好的，要做一个好心的世界人，这就是诗里的哲学。”
“汉代有个人叫卫宏，他给《诗经》写了本序，写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好的诗就是把心里的东西发出来。莎士比亚能写很美的语句。但他内心的东西不够深。”
波特用一个有趣的比喻向《环球人物》记者形容翻译中国古诗的感受：“我看中国的古诗。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跳舞，很想陪她一起跳，可我是聋子，听不到音乐，所以必须离她很近，才能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动；但我也不能把我英文的脚放在她中文的脚上，要尊重她的步伐。”
一个聋子和诗人跳舞，这就是翻译。
为了离诗人更近，今年5月，波特花了大半个月时间，从广西柳州到湖南永州，寻找柳宗元的痕迹。永州是柳宗元政治革新失败后的被贬之地，也是他写出千古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地方。在这里的柳子庙，波特好像感受到了彼时柳宗元的心情，他说：“柳宗元的诗那么美，没有一个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我要帮他。”
“如果要翻译一个人的诗，就必须知道他生活的背景，了解他活着的时间、活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会去旅游，去他写诗的地方，去他埋葬的地方。”
5年前，波特花了30天，从北京到浙江天台，探访了36位古代诗人的墓地、故居，并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寻人不遇》一书，在去年出版。时至今日，与记者聊起那30天匆忙而充实的旅行，他的语气依然兴奋不已。
“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国家这么有名的词人”
2012年的8月，秋老虎正猛。波特从北京出发，开始了自己寻找诗人的旅程。这趟旅行“蓄谋已久”，地点选择、路线规划、资金筹备花了三四个月。他在临行前第八次向一个基金会申请赞助（前七次均以失败告终），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刻收到了款项。他把大部分赞助拿去给女儿当作学费。剩下一些就用来买了两瓶顶好的威士忌，一共花了将近300美元。他说：“我想古代诗人都爱喝酒。我就给他们带美国最好的酒喝。”他在北京报国寺的一个跳蚤市场买了3只祭祖的杯子，就算是一切就绪了。旅途中的第一杯酒，他倒在了山东曲阜的孔子庙前，“因为孔子编订了《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编辑”。
记者问波特这段旅行最累的是什么，他回答了4个字：自作自受。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行程，一天要跑好几座城市，从火车换汽车，从汽车换三轮车。许多诗人的墓在人迹罕至的乡间村落，又年久失修，找起来少不得花些力气。
他的书名叫做《寻人不遇》，但在他看来，有时并非是他找不到诗人，而是诗人待在那儿，却没有人去寻。“我在济南的辛弃疾纪念馆，在登记处登记，发现来这个地方的人少得可怜，前两天的记录竟然是零。”
他印象很深的，是在山东章丘的李清照故居。他给李清照敬了酒，在她的雕塑前照了一张相。一名醉醺醺的西装男子被几个人簇拥走过来，指着雕塑问他：“这是谁？”波特忍不住笑出声来，对方觉得受到了冒犯，质问他为什么发笑。波特说：“我笑你竟然不知道自己国家这么有名的词人。”西装男大概觉得难为情，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波特心想，人总是这样的，对自己身边事物容易视而不见。因为太熟悉，反而不熟悉，许多中国人与诗词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波特的这段旅行里，敬酒成为最重要的仪式。他说自己在墓前与诗人“对饮”，有一种与他们成为知己的感觉，能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而他相信诗人也能“闻”到酒香。知道他内心的感谢。“这种感觉很像父母还在世上时，我们不会有什么深刻的意识；但是等他们去世了，你去墓前，就会突然感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我们心里。”
一路上，许多人问他敬酒的意义是什么？在河南通许的七步村，他向曹植墓敬酒，村民问他：“人都死了，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他解释道：“时间就是一个妄想，昨天、今天、将来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诗还在，他们的心就还在，我们就可以沟通。”这话与其说是说给村民，不如说是他说给自己的。
“一个农民學会了让思想插上诗歌的翅膀”
1972年，即将三十而立的比尔·波特翻出世界地图。在上面圈出台湾佛光山。他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时对寒山的诗有些研究。但直到来了台湾，才对中国诗歌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英文注解，开始自学唐诗，后来又看起宋词。“有些诗人很好理解，比如寒山；但有些没有注解我就看不懂，比如苏东坡。”
那个时期，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诗人有两位，一是陶渊明，二是屈原。他爱陶渊明的生活状态，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心境；他也爱屈原的气节，觉得屈原是真正用心在诉说的诗人，后人极少有人能做到他这样。“他用字很特别，意思很深刻。他爱国、受苦，但是国家不管他。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心。后世作诗常常有寻谁谁不遇或者送谁谁的目的，但屈原没有，他就是很单纯地诉说。”
因此，这两位诗人的墓成了波特旅行的两处重点。陶渊明的墓在江西九江，是一处军事重地。波特曾在1991年和2005年两次到访，都没能成行。这一次他又来到军区门口，向撵他走的士兵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士兵跟上级沟通后。出来了几位军官，可态度依然是拒绝的：没有上级的书面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军事基地。“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催我赶快离开，更别说允许我去拍陶渊明墓地的照片了。”波特回到车上，拿出一个纸杯，往里面倒了一些黑麦威士忌，请说话最多的军官代他把酒洒在陶渊明的墓上，他说：“对于一位曾经提倡简单、自由生活的人，只要我的敬意能通过威士忌传达给他，就已足够了。”对于这个请求，军官很吃惊，但还是接过了杯子。波特说：“中国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请求。”
对屈原的祭拜，是在他的故里——湖北省秭归乐平里。这是波特第二次来到乐平里屈原庙。上一次来已经是整整20年前了。这一次，管理员徐正端正在宜昌住院。因此庙开不了门。徐正端是波特的旧识，他不仅照看屈原庙，还管理着当地一个诗社——骚坛诗社。骚坛诗社成立于明清时期，是中国第一个农民诗社，沿袭了将近500年。徐正端原本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文革”时被判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后，他再次回到乐平里，重修了屈原庙，凑了2.6万元把屈原的所有诗歌都刻在石桌上。他还重新开张了骚坛诗社，整理出明朝开始诗社成员所作的数千首诗。每年端午，屈原逝世的日子，他都会组织诗会。波特说，因为那也是中国诗人的节日。 波特去宜昌的医院探望徐正端，才知道他得了癌症。两个月后，徐正端给波特寄去了一本诗集，题目叫做《骚坛联咏集》，集子的第一首诗就是徐正端在1987年写的，那是他离开监狱后的第十年：
这株玉米苗，使劲吮吸雨露，爭夺肥料。
他颜色分外绿，苗株格外高。
到了秋收季节，不结玉米，但生一个灰包。
波特感叹：“这是一首农民诗。与屈原风格不同，诗的气质更像是《诗经》。这些人的心思是古老的，风格也是古老的。但一个农民已经学会了让自己的所思所想插上诗歌的翅膀飞翔。”
“李清照、辛弃疾、陶渊明、屈原，这些诗人的墓地或者故居都没有什么人去，您会觉得可惜吗？”《环球人物》记者问道。
“看到那些地方很破是会觉得可惜，但更可惜的是我看到许多政府想从旅游方面赚钱，把这些诗人的坟墓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停车场可以停100多辆巴士，到最后反而什么都不留下了。”波特说起当年江油、安陆为了争夺“李白故里”的称呼大搞建设，甚至打起官司，有点哭笑不得。
所幸，诗作为非窦体的存在，被永远珍藏了下来。波特记得自己在杜牧墓前敬酒时，村里的老人跟着他一起念“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个场景让他尤为感动。他说：“我所拜访的诗人们的墓地有的简陋，有的宏伟，有的已经变成农人的耕地，而有的则成了乡村垃圾场。但他们的诗歌却流传下来，在那些甚至没有什么文化的农人的明灭烟火里鲜活着。那些诗并不会专属于富商或者高官，诗歌可以超越财富和权力，它直人人心，能让人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要翻译诗人的心，很慢很慢”
波特住在西雅图旁边的一个小镇，他在那儿的海边买了一栋老房子。家里后面是菜园，前面是大海。他每天早上做翻译工作，中午就去海边散步一小时，雷打不动的习惯，“下雨、下雪都去”。他把这当作一种修行，看海、看鸟，什么都不想。
与如今的淡然不同，早年的波特经历过一段动荡而迷茫的时期。他的父亲曾是美国西部52家酒店的掌门，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大起大落一巨富、破产、离婚、入狱。受父亲影响，少年波特身体与内心都经历了颠沛流离。20岁时，波特参军，在德国度过了3年军人生涯，回国后读书度日，希望寻得生命的意义。一次，他在唐人街上遇到一位中国禅师，从此接触到了“禅”，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就去了台湾。
上世纪90年代，波特在香港一个电台做主持，向听众讲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大陆旅行，从江南到西北，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也是在那时，他开始写作。“我学到必须避免写哕哕嗦嗦的东西，不然听众根本不会听下去。”
在他的旅行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寻找隐士”。上世纪90年代，他多次探访终南山，追寻现代隐士的足迹。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空谷幽兰》一书，探讨隐士在社会、政治及个人理想间的抉择，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状态感染了许多中国读者——这本书也成为他在中国的代表作。
这一次寻诗的旅程，波特又一次来到终南山。那里相熟的师傅告诉他，有些隐士已经离开，另一些正在来的路上，而有一些人已经去世了。“听到‘去世’二字。我的心里很难过。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没有什么比放下一切的生活更让人向往了。”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波特时，他刚从家里飞到加州。“明天我要去很山里面的一座庙，到那里去给修行的美国人讲经说诗。”那是美国最早的一处禅修地，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繁荣至今。波特讲课没有钱可拿。最多就是泡泡温泉、吃吃素菜。但他乐于前往，“因为那里的人都在老老实窦地修行，没有其他念头，很纯粹。”
现在，将中国的禅学、诗歌传播到美国成了比尔·波特的“职责”。30多年来，他以“赤松”为笔名，在美国翻译、出版寒山、李白、韦应物等人的诗作千余首。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诗歌有一种“怜惜之情”，立志“要帮助这些诗被西方理解”，他说：“我翻译语言是很陕的，但是要‘看破’语言翻译诗人的心，很慢很慢。”
“诗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成为会感知的人。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很多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们是只顾着赚钱的麻木的人。”而像陶渊明、寒山、屈原，那些或悠然或激昂的情感，正是许多人缺乏的。波特说：“美国人有些毛病。中国人也有缺点。但人的内心都是好的，要做一个好心的世界人，这就是诗里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