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寻梦
黑尾鸥和黄嘴白鹭是在同一个海岛上繁衍的两种习性截然不同的鸟，我相信在它们的世界里一定有着不寻常的故事。
拍摄周期是每年的四月下旬到八月初，岛上温差很大，五月上旬还要穿羽绒服，一进六月气温陡增，近四十度的地表温度要持续两个半月，每人的脸一年要爆三次皮。这还不是最难忍受的事情，为了能更接近黄嘴白鹭，我们必须攀爬六十四米高、垂直的崖壁，由于这里岩石风化的非常严重，每一步都隐藏着危险。摄制组的小王就在崖壁上摔伤了腿，留下了后遗症，我也曾让滚落的石块打破了脑袋……
七个繁殖期的拍摄让曾经的几位助手先后退出了这支队伍。只有我、小王、小于坚持下来了。多年来我们形成了很深的默契。由于我们三人每天分三个机位各守一角，当地摄影界的朋友便送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外号——“三脚架”。
小于是个女孩，和我们一起风雨兼程已属不易，可偏偏毒蛇总是出现在她的身边，第一次她见到毒蛇冲她吐着信子时仓皇而逃的狼狈让我记忆犹新，小王在潜伏等待拍摄小鸟破壳时，叶上一只长约30多公分，长着蛇样的头和四只脚蜥蜴类的东西飘悠悠扑向他的样子更是让人恐怖，事后老渔民跟我们说：“当地人叫它金腿蚂蚱，有剧毒的。”
在海岛上长期拍摄让我们面临许多问题。没电是最初的难题，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台小型发电机。每次登岛我们的各种设备、食品、淡水、发电用的汽油等足足要装满一大车。尽管如此，在岛上想吃一顿热乎饭也很不容易。由于长时间啃干粮，大家总拉肚子，每次都会买许多药品，靠吃药来解决这种困难。说来也奇怪，近两年大家拉肚子的情况少了，或许是真的适应了那里的一切。
但凡拍摄自然环境的人都会竭力追求画面的美学成分，甚至唯美的思想是创作过程中唯一的追求。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也不例外，甚至把摇臂也带到了岛上。然而，随着深入的拍摄，机位的选择很多时候是不能以我们的意志而确定的。这些鸟大都筑巢于崖壁或顶峰上，别说摇臂，就连一个中型三角架的摆放都很困难，因为超过一平方米的机位都很难寻找。保持稳定性是拍摄必须遵循的，我们曾一度改造了两个角架，把腿锯短、角度缩小，但稳定性解决了，水平的难题又出现了。在崖壁上调整一次机位、改变一次角度有时非常费劲，脚下的大海至今也会让我们发晕，只有处于那个环境才知道行动有多不便。为了方便快捷的确定机位开始拍摄，我们最终采取了一种很“土”但非常实用的方法解决了稳定和水平的问题，我们缝制了两个布袋，每袋装10斤豆子，它可以任意放在任何一块石头上，再把摄像机放在上面，不仅稳定了，水平的调整更迅速了，唯一不足的是不能摇镜头。
为什么选择豆子呢?一是豆子是圆的，变形快、轻；二是一旦没了粮食可以用它炒了吃。曾经有一次因大风不能回来，我们在岛上不得不靠吃野菜充饥。有句话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们可是拿“豆包”当宝贝了。
潜伏是拍野生动物最有效的办法。但在我们拍摄的这些岛上基本上没有植物遮掩，所谓潜伏只能是坚持不乱动，甚至起来坐下都要尽可能减少，在一个点上一待就要一天。六月岛上岩石散发的热浪让你像坐在蒸笼上。最无法忍受的是岛上的蚊子和一种叫“小咬”的飞虫，它们本是吸食鸟的血液为生的，对我们同样毫不留情，糟糕的是它的嘴能穿透我们的迷彩服。如果只是喝我们的点血倒也无妨，可马上出现的大疙瘩又红又硬，奇痒难耐，让你坐立不安。
全天候的记录对于拍摄野生动物来说是正常的要求。在大雨中拍摄既然保护好摄像机，又要方便操作，仅靠防雨罩是不行的，于是防雨罩的外面我们又给它穿上了特制的雨衣，尽管难看，但还是很实用的。不过有些问题还是不能完全考虑到的。
2004年7月拍摄暴雨的那次经历至今让我后旧。那天中午倾盆大雨光临了海岛，让我们很兴奋，因为只有这种雨拍出来的镜头感觉才到位，而且几年里在这个季节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大家都很激动，那次我们在崖顶上真正的体会了一次什么叫“畅快淋漓”了，但拍摄了半个小时时，电池没电了，此时电闪雷鸣，兴奋之中的我突然认识到一个问题——雷电!也就在这时近在眼前的海面上一团火光闪过，一声巨大的雷声响起，脚下的岩石都在颤抖……
就在我们匆忙离开机位时，身后的闪电一道又一道的划破雨幕像是要把海岛撕碎一般，现在知道那是近几年威海地区最大的一次暴雨。事后才想起工作状态下摄像机在旷野中对雷电有招引性，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在岛上拍摄的最后三年，我们和乌实现了零距离接触。我们拍它破壳，成鸟会啄我们的镜头，甚至落在我们的摄像机上，而这种状况常常使“主角”被“群众演员”抢了镜头，好好的一个事件被彻底打断了。但我们还是很自豪，因为来这搞摄影创作人很多，而我们能靠的这么近，或许是一种接受吧。
很多人问我拍摄过程很难吗?前年要撤离海岛的头天晚上小于对我说了一句话：“下辈子如果你还要拍鸟，那我就做只鸟，你想怎么拍我就怎么飞……”。七年了，这就是我们的体会，各种滋味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些年我们游离于海岸线上追踪拍摄这些鸟，一天的忙碌过后我习惯躺在礁石上点一支香烟目送晚霞燃尽，在发电机的伴奏声中听潮起潮落……，上帝赋予人类耳朵是为了让人类听到声音，可我觉得，真正倾听的声音是你的心灵。用心去倾听，去感受，你会听到意想不到的声音。
见过许多破壳而出的小生命在呼吸第一口空气后脆弱的蠕动，也目睹了很多夭折的生命无声的化泥为尘。更遇到过几次成鸟在遭到意外伤害后躲在一隅静静的等待死神到来的悲壮。印象最深的是幼鸥掉入海中母鸥全力拯救的过程，拯救失败后母鸥站在礁石上撕心裂肺的悲鸣至今回荡耳边……
我曾激动于海鸥王国里的殊死沙场，我曾震惊于黄嘴白鹭死前对巢内幼鹭吐出最后一口食物的瞬间。于是我常常追拍它们眼睛的大特写，但我至今无法解读出那里面的密码。我常常去分辨它们的叫声，但我始终没有确定哪一种是他们快乐的歌唱。我只是无数次在拍摄过程中让泪水模糊了视线……
追梦
2006年12月带着多年的心血和十分钟的样片以及朋友们的期盼，我出现在了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大会安排的各种推介活动的注册时间，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向来宾介绍着我的鸟，我的片子。
然而，国人的不解，洋人的怀疑，强势媒体的挟势压价，让我体会到了中国弱势的独立制片人的艰难。我必须承认我很孤独，我必须接受现实。
不过我们还是很幸运的，2004年8月，著名电影剧作家袁学强先生收我们为弟子，是他建议我争取拍一部鸟的电影(故事片)。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样的转变使得这件事情的难度更大了。我必须重新审视已经拍到的素材，重新理顺故事的发展方向及赋予故事怎样的思想内涵。这一掐，四年多的时间又耗进 去了。
2008年1月17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北京，到广电总局电影局申请电影拍摄的有关手续，作为一个纯粹的外行，我担心难以通过，如果那样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所有支持过我的人。2008年1月24日是一个让我欣慰的日子，影片手续不仅顺利办理完毕而且还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和鼓励。于是坚定了我一个更高的目标：不仅仅要做一部数字电影我还要把它转“胶”，让它有机会和更多的观众见面。很多人说我痴人说梦，连我的朋友都说我疯了，我也知道这是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峰，是很多人不敢不愿涉及的领域，我也知道我并没有这个实力，但我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如果命运注定我的选择会失败，如果观众将来不喜欢《天赐》那就让我第一个躺在这山峰的脚下吧。
2008年4月，困惑我很久的后期制作资金有了重大转机，山东盛泉集团和我们签约决定联合摄制出品该影片。同时，我还得到了环翠区委区政府等领导的肯定及给予的支持。一切充满阳光，所有曾经的艰难在那些日子里似乎无影无踪。
2008年5月2日我们开始为影片进行航拍，老李、振宇、乐金等朋友加盟了我们的团队，长期的“三脚架”组合突然变成十几人时我还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肮拍签约必须在20天内完成所有拍摄任务，但我们遇到了半个月的恶劣天气，加上对肮拍经验不足，尽管剧组的弟兄们尽了心力但很多计划的目标、任务却没能实现。
8月初返回威海仅休整了两天我们就开始素材的整理、选择采集。420多个小时的素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和小于几个在两套高清非编系统上足足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工作，过程枯燥不说还让她又落下了严重颈椎病。
2008年11月中旬我们租车携设备进京开始后期剪辑。如此兴师动众只为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独立机房。曾有人说我心胸狭窄，不愿相信别人。为此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小气”，可我知道我们已倾尽所能，除了这些素材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这几年因为我的“固执”，几个方面的支持都失去了，或许是我的过错，但我不后悔。我们虽是草根，我们虽然渴望帮助但我不会没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今天如此，今后我还是如此，如果“心胸狭窄”就是我的写照，改变它又有何意义?做真实的自己有什么不好?
现在，我们是“北漂”一族里的新人，但我们毕竟是有备而来!损人利己的事绝对不可以干，损己利人的事更不能随便接受!我和大家都是站在悬崖上喝着七年海风熬到现在的人，皮囊虽没成“仙”筋骨一定不缺!至少我不可以因我的兄弟们以后连喝“风”的机会也没了。只是我的很多决定的确可能伤过一些好心人的心，这让我常常不安。
我知道《天赐》一直“营养不良”，我也曾怀疑在这个巨大的都市里《天赐》能否学会飞翔，我也曾暗思在这条似乎平静伸向渺远的路上究竟能圆了多少人的夙愿?寻梦、追梦者络绎不绝，可大多数虔诚者只留下寂冷的背影，残月孤照!
2008年12月中旬，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合作方盛泉集团因金融风暴影响突然停止资金投入了，顿时我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苦涩无奈，进退两难。兜里剩下的资金也就刚够主题歌的创作。古语云：一分钱就能难倒英雄汉，何况我差的是一百多万啊!撤军?等于失败。待下去与各方合作公司又无力签约。08年冬天的北京真的很冷很冷……
以我现有的悟性，参透人生最后的“禅道”，在平淡中“寂寞涅磐”我心有不甘，我曾想用一生来诠释对鸟的爱，对自然的向往，哪怕如飞蛾扑火，那怕只有瞬间的焰烧也是我期待的悲壮。此时我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一部影片了，我没有权利轻言放弃!让所有帮助过支持过我的领导、师长、朋友们失望。
在09年春节前两个月里，剪辑小杨、小于、小王，我们四人在十平米的机房里默默的煎熬着，爬行着。
2009年1月15日，春节临近，我必须让大家回家去过年。当把所有设备装到车上时，大家始终都没有说话，兄弟们走后，我坐在空空的屋里抽烟，空气里透着的死寂令我窒息。我之所以没有和大家一起回家是想在北京看看能不能再找一条生路。但年关到了，有谁会在乎一只“鸟”的死活!回到威海已是岁末，街上鞭炮声渐起……
或许，磨难重重只为真正有缘人的到来，唐劲松等朋友们出现了。其实我和劲松并无深交，他也不是很有钱的人，自己的企业刚具规模，他也不是非常喜欢电影，只因他和我的哥们是哥们，只因同学问在传说我做的这些事和目前陷入的绝境，他就真的把资金打入我们的账号。随后老友单斌把一大袋现金丢到我桌上转身离去时，我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出来，但我知道这些情意的份量!之后又有几个同学慷慨相助。我由衷的感慨《天赐》是让“情意、信任”救活过来了。
回京后我们一个月没出过大院的门，大家全力剪辑，最苦最累的还是小于，剧本十多次的改变，每次改变我就会随时调整剪辑方案并向她不停的索要新的镜头素材。带到北京的素材尽管是多次选择的但还是近200小时。海量的素材库我让她不知翻了多少遍。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没有超过八小时。在这个团队里我的身体素质一直是最好的，但这两个月里我数次险些倒下。剪辑结束后我感觉极其疲劳，大家近乎麻木的表情提醒我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于是第一次带弟兄们出去洗了个澡，第一次吃了一顿自助餐，看着大家倍增的饭量心中生出了很多自责和愧疚。
解梦
由于几年来拍摄的素材都是25格的电视格式，必须上载到能实现24格电影格式的剪辑系统上，还要保证信号质量。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向吕尚伟先生求援，在他的联络下雷特公司无偿提供了技术设备支持。说到老吕便有很多话想说，吕尚伟是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数码委员会的技术总监，认识他三年多了，每次找他都是让他帮忙，他从没有拒绝过，总能给你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中国我不能说他是业界第一人，但我认为广电设备领域方面他是专家里的专家，更让我折服的是他对人从不要求，总是有求必应，我相信在中国和我一样得到过他的帮助的人一定很多。就我的《天赐》而言，他给我解决的系列问题都是决定胜的，我遇到的困难我知道，我面临的局面我也明白有多么的严峻，在此能跟大家说的是老吕在我心中是《天赐》的保护神。
剪辑工作的结束意味着其它方面的工作要全面开始了，特技制作，音乐创作，动效制作，片中的歌曲等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我把影片小样给了中国教育电视台音乐总监甘霖时，他提出需要三个月时间，我以近乎不礼貌的口气回绝，坚定的说：“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包括演奏、录音。”他看着我许久，还是默默的接受了，第二天，他突然买了机票离京把自己“封闭”去了。
甘霖长我许多，是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几年来他一直像大哥一般关心着我和我们影片的进度，从没有丝毫“家”的 架子，反倒是我在他面前时有失礼之处。最让我痛心的是最终他为影片的整体艺术追求做出了全部牺牲，他的作品没能成为影片最后的音乐，因为影片二次剪辑后变化巨大，我又不能给他足够的调整时间，所以遗憾的没能一起走到最后。这让我很内疚和不安，我们之间的故事太多太长……
影片后期还没开始的时候故事结构和走向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尤其是主题思想。所以主题歌歌词很早就写完了，但作曲一直没定。朋友给推荐了几个人，但我知道我想要的是那一种感觉，可又用语言表达不出来。
在岛上拍摄时小于有个mp3，里面有一首歌很喜欢，叫《天下无双》，喜欢那里面弥漫飘悠着的空灵、纯粹和一丝神秘，更喜欢里面始终包含着的一份坚定和力量，我知道《天赐》需要的就是这个作曲家。几经周折和作曲家陈彤见面了，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张艺谋申奥片的作曲，而对我的孤陋寡闻他表现的非常大度，他看了些影片片段后当即接受邀请为影片创作主题歌。
我没写过歌词，写给他的词也没有歌词的章法。于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连续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而我又固执的坚持歌曲的感觉必须和我对影片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无疑给陈彤造成了很多困难。所幸陈彤对我、对影片的理解犹如多年的老友，他懂《天赐》，他懂我!
这些年在我的生命里、在《天赐》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些我无法报答的恩情始终难忘。2006年初春是我陷入绝境的第一年，资金完全枯竭，我决定放弃这个电影项目。为求生存我来北京想找个小项目做(工艺品制作)，流浪在北京街头心里充满矛盾和苦涩。著名文学家、艺术评论家柯文辉老先生意外知道我在北京后费尽周折联系到我，硬把我拉回了家。那晚，先生像个慈祥的父亲和我坐了很久很久，我把自己的所有苦处和想法完全跟先生倾诉了，先生只是耐心的听着我的唠叨。凌晨两点我的另一位老师，电影学院的段佳教授要回去时我们才结束谈话。我终生忘不了那个早上五点先生悄悄起床给我做的那碗玉米糊和一碟咸菜。洗过脸后，先生让我在餐桌边坐下后给我端上热气腾腾的那碗粥时我哭了，一旁的先生也突然老泪纵横，先生说：“孩子，我老了帮不了你啥了，你们三个都是好孩子：你是老大要照顾他俩呀……”那一刻我在先生面前像一个孩童一般嘲匐大哭。还记得是给先生鞠过一躬后我是哭着跑出先生家门的，但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去了火车站的……
细细品味后，先生的学识，先生的胸怀，先生的偏爱，先生的期望无不让我汗颜。我要学的岂止是这些表面文章啊!先生把我看的很透，几年来常为我固执的举动不安。甚至为“三脚架”的生存担忧，以至于先生塞钱给我们“吃饭”用。六年来先生给了我们太多太多，可他一直不让我提及他给过我的帮助。写到这里我很矛盾，惟恐冒犯了先生，哎，仅此一次吧，只能求先生再原谅我了。
2007年夏著名篆刻、书法大师，有当代隶书第一人称谓的吴颐人先生来到威海。但我不认识他，他何时离开威海我也不知道。当我收到他让人转给我们“三角架”的一幅字和一沓人民币时，他已不知去向，我不知所措。我连先生最基本的通讯地址现在还不知道，至今也无缘见过先生一面。三年了，我很不安，先生啊，你在那里?我一定要见到您!一定!
威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老经理丛德升先生是威海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一生奋斗在电影发行战线上。我毕业后就是他的“兵”，一晃20多年了。如今老经理74岁了已是满头白发。当他知道我在拍这部影片时当即告诉我一定会帮我!最让我不安的是2009年四月下旬正在患病的他，知道我又要去北京时立即拔下吊针和我一起去了机场，回威后老人撑不住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正如电影局童刚局长对我说的：老丛一辈子给了电影事业，把最后的光热都给了你的“鸟”。
陈学凯是威海市环翠区副区长，我至今不习惯这样称呼他，他以前是文化局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所以我总是喊他老局长，但已经几年没见他了，一是忙于拍摄，二是不好意思见他，总感觉辜负了他的培养。十年前我拥有的第一套非线编辑系统就是他和我一起到北京买的，可以说是他帮我踏进了影视专业领域。可十年了我没有能做更多的事情。那套设备已经淘汰了可我依然摆放在机房，“它”常常提醒我，就业20多年来历任老局长给过我的帮助和期望，这也常常让我想“家”。
很多朋友问过我折腾这么多年到底想干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想讲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故事，我想把我看到的乌世界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生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尊严，那怕一草一木都应该尊重，这是我多年对自然、对鸟的理解。这些年我也看到了人们日渐提高的环保意识和许多人所做出的努力。这次来京前我听说我们的主拍摄地海驴岛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的西霞口集团拆除了岛上花重金修建的建筑物时我顿生敬意，我敬重西霞口的领导作出的重大牺牲，我敬重所有环保工作者和环保人土，我敬重所有爱鸟的人。
影片航拍期间四川发生的大地震震惊了全世界，我们当时在航拍，临时机场选在和拍摄地相距20海里的另一个海岛上。举国默哀的那天下午我们取消起飞计划，摄制组和机组全体人员面向西南方向默哀。我们身处的小岛很小，但周边是繁忙的海上通道，各种过往的船只很多，2点28分所有带喇叭的船只同时鸣笛，就连海中小舢板上的渔民也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默哀。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真实的力量所在。后来正在北京后期制作中的我又遇到玉树大地震，在电视上知道这又一不幸的消息时我很痛心和无奈!我哀叹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两次大地震幸存了很多孤儿，这让我感到悲伤，整日里眼前总是充斥着无助的眼神，就像海岛的沙滩上那些饥饿的小鸥一样一直嘶哑的冲我叫喊着。
《天赐》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只孤独的小黑尾鸥与命运抗争，历尽磨难后完成平凡的故事。我极不喜欢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套路。所以我把影片中的主角始终定位一只普通的鸟，因为我坚信所有飞翔的精灵都有自己不平凡的故事。因此我更希望所有的孤儿和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迅速坚定的站起来，肩负起父辈的心愿和责任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去参与民族力量的传承!这一思想在整个后期创作中始终贯彻。我希望这部影片能给那些孤儿以及所有身处逆境的孩子们一点点鼓励和启迪，希望他们能成为天之骄子!
梦真
2009年10月13日，国家电影局给我们颁发了公映许可证。同时张宏森局长对影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片需要再充实一下，再剪一次，并给予了一些建设性的指导。这对我来说一个是喜事一个是难事。再次剪辑必须要找到更好的剪辑师，中国有很多优秀剪辑师但我不认识，更别说能联系到了。而且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这让我很为难。
就在当天，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谷国庆出现在我面前，他也是局里的领导。他一直对我们的片子很重视，一直 给予我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他是电影方面的专家，不用我多说他就知道我目前的困境。当即表示影片由华夏公司发行，后面所有困难由华夏帮助解决。那一刻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是我多年拍摄过程中从未敢奢望的结果。“华夏”是中国电影发行行业的大公司啊!面对谷局的坚决、果断和那份我能体会到的偏爱，泪水几次想夺眶而出。
2010年1月15日晚谷局长介绍的宁敬武导演出现了。宁敬武导演是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研究生毕业，是多次获得华表奖等多项电影大奖的人物。与他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人品是我两年来认识过的电影圈里最好的、最纯粹的人之一!随着接触增多，我对他的敬佩与日俱增，我邀请他做影片的艺术总监时曾怕降低了他的身份，欣慰的是他很快接受了，并立即投入了工作。他的参与使影片最后的艺术性、观赏性都有了质的飞跃。更让我心生感激的是后期各个流程他都动用所有关系为我省钱，他知道我的痛在哪，他知道我的需要。他请来的剪辑师贾翠萍女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工作极其负责认真，对每个镜头都反复推敲，她对电影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执着且充满热情。她给影片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本以为有十个工作日就能结束的事情但实际上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说到这里突然有更多的话想说。影片是纯粹鸟的故事，必须有旁白，而且最后定为按三个年龄段的声音配音。出于对未来市场考虑成人部分一直想请一个女明星为影片配音。我接触的几个“星星”基本上对此片都是不屑一顾，后来宁敬武也试了几次也没成功。其实人家不接受也是正常的，谁让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呢?谁让我们是部小片子呢?谁让我没名气还想“沾”人家的光呢?不过我们之所以找那几个“星星”不仅是因为她们是“星星”，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一直都表现得很关心环保事业，还经常出现在一些公益活动中的原因，可结果让我明白了还是我自己太天真，环保对个别人来说只是个口号和装饰品。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三月下旬把影片报名法国戛纳电影节参展，要求影片后期制作必须在四月二十日完成。时间紧迫，我们不得不找人突击配音，可配完成人部分的声音后与我的预期实在有些距离，我实在是不死心就这样结束。这期间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正在热映。当宁敬武和我谈到徐静蕾时我笑了。徐静蕾在我的印象中是国内影视界文才、艺德、口碑都让我钦佩的女星!老宁不知道我笑里的秘密，他不知道两年以前我曾试图联系徐静蕾想请她来导演这部影片。当时给她博客还留了言，但最终没有联系上而放弃。现在徐静蕾已经是名导演行列的人物了，她能屈尊为一只海鸥献声?当时我虽然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想争取一下。
联系到徐静蕾的经纪人孟女士时她问了影片一些的情况，了解了我们的拍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后就立即答应考虑安排时间，这让我喜出望外。两天后我和徐静蕾见面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她正忙于她的《杜拉拉升职记》的宣传活动，是挤出时间赶来的。来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卸妆。进录音棚前我简单的跟她介绍了故事情节后，她连一口水都没喝就开始工作了。开始我曾担心她的感觉会不会有偏离，几句配下来后我深深的折服了，她不愧是名优秀的演员，也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导演，她如此之快的理解我的意图，超乎想象的准确把握令我敬佩和叹服。而且她对我等无名之人的友善、理解和尊重更让我意外让我感动，她每次问我行不行时我都肃然起敬。我为自己的选择庆幸，为我们的《天赐》庆幸。送别她的时候我很开心，可只顾的高兴我居然忘了和她谈费用的问题了……。
旁白录音期间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记忆深刻，为了让片中的小鸟更让人怜爱就四处寻找年龄在六岁以下的小女孩来尝试配音，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叫张荠然的小女孩，配音过程却很不顺利，给她讲戏深了不行浅了不能，令人头痛。
最让我膛目结舌的是，当片中“我”的两个哥哥先后遇难，“我成了妈妈唯一的孩子”时小女孩总是非常的开心，反复几次她的感觉都不对，我要求她应该是难过表情，没想到她突然很严肃的跟我囔：“我就是妈妈唯一的孩子，我就感觉很好很开心呀!”看着孩子认真的样子我无言以对，心中突生一丝难过，难道血脉相连的亲情是需要教出来了吗?孩子童心纯真，看着讨人喜欢的孩子我只能败下阵来。这时录音师龙筱竹站了出来，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两人一会就闹在一起，之后的工作就顺利多了。龙筱竹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很专业也非常有感觉，在整个录音过程中都是由她把握最终效果。我们的旁白改动多次，每一个演员的配音都反复多遍，责任全在我方。但每次跟龙筱竹商量她都很痛快答应并很快安排录音棚。魏玮是宁敬武导演的制片，这次北京的两个月她加入了剧组，做我们影片的后期制片，所有对外联络、各方面的接洽都是由她在奔波。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会为我们这个片子跟别人讨价还价，用了半天的工夫省了二百块钱，自己郁闷了好几天，对自己的能力非常不满，一个劲地跟我表示下一个环节一定争取省更多的钱。她略有一些稚嫩的表情让我觉得她孩子气十足，但不失真诚，我相信几年以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
说实话，在北京的几个月里我看惯了国内的冰冷，甚至偏激的对这个行业感到绝望。但现在，从徐静蕾、宁敬武、贾翠萍、他们身上我终于看到了影视圈里什么是专业和敬业，什么是真诚帮助，什么是道义。和他们相比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时我更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
在这里我自豪的说我曾经携手的艺术家是真正的优秀艺术家，是天赐我的福分。我拥有过的团队、我拥有的兄弟姊妹是世界上最棒的搭档!
我是很幸福很幸运的人了，多少人总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而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而且我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拥有了如此之多的爱护和支持!
这部注入了七百万元人民币，从最初计划拍一部纪录片转变成一部鸟的电影终于完成了。在影片中我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拍的很笨很拙，甚至电影拍完了我还不明白电影该怎么拍，但有一点我明白：我拍的不仅仅是一堆画面，而是致力让观众看到画面后面的东西，用心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也许这是影片诞生的唯一意义。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片子。我渴望观众朋友支持的同时我更期待朋友们的理解和宽容。我明白作为一群非专业的人拍了这样一部另类的电影足以让世人怀疑和不解。这只来自小城威海的“鸟”，只有依靠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她才能真正的飞起来的!
这几天身边的弟兄们不断生病倒下，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坚持，我很无语。这么多年我把他们拉到风里拽到雨里拖到悬崖边上，如今跑到北京继续生病依然没有怨言，我心里倍感亏欠和不安，而柯老的叮咛常在耳边回响。有一个心愿：今后不管怎样我要和他们一起面对，一起分享可能出现的所有荣辱。我要争取一个机会给他们每人献一束鲜花，感谢他们对我的不离不弃。很多人说我是感情用事的人，其实那是对我的不了解。经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很多曾经的伤心已经淡去，沉淀心底最多的是一种感激。我感激和我一起越过数道生死线的兄弟姊妹们!感激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盛世，一个电影艺术的春天里，感激威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感激那些飞翔的精灵，我感激老天赐予我的一切!这不是一种狭隘的简单的感恩心态，这是我对生命对活着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七年多来我的“开悟”。
这两天心里总有一种躁动且越来越强烈，我想念家乡的海岛，想念那蓝色的大海，想我的那些鸥弟鸥妹们，它们已回归海岛了，又一个生命的季节开始了，我不知道它们今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我好奇它们对岛上发生的美好变化会不会和我一样快乐?片子做出来后如果我去岛上为它们放映一个专场，它们会认出自己吗?有一点我相信它们一定会认识我的，不过，不会跟我要片酬吧?
嗨!我多想真的有来世，如果有来世我愿做一只鸟……
黑尾鸥和黄嘴白鹭是在同一个海岛上繁衍的两种习性截然不同的鸟，我相信在它们的世界里一定有着不寻常的故事。
拍摄周期是每年的四月下旬到八月初，岛上温差很大，五月上旬还要穿羽绒服，一进六月气温陡增，近四十度的地表温度要持续两个半月，每人的脸一年要爆三次皮。这还不是最难忍受的事情，为了能更接近黄嘴白鹭，我们必须攀爬六十四米高、垂直的崖壁，由于这里岩石风化的非常严重，每一步都隐藏着危险。摄制组的小王就在崖壁上摔伤了腿，留下了后遗症，我也曾让滚落的石块打破了脑袋……
七个繁殖期的拍摄让曾经的几位助手先后退出了这支队伍。只有我、小王、小于坚持下来了。多年来我们形成了很深的默契。由于我们三人每天分三个机位各守一角，当地摄影界的朋友便送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外号——“三脚架”。
小于是个女孩，和我们一起风雨兼程已属不易，可偏偏毒蛇总是出现在她的身边，第一次她见到毒蛇冲她吐着信子时仓皇而逃的狼狈让我记忆犹新，小王在潜伏等待拍摄小鸟破壳时，叶上一只长约30多公分，长着蛇样的头和四只脚蜥蜴类的东西飘悠悠扑向他的样子更是让人恐怖，事后老渔民跟我们说：“当地人叫它金腿蚂蚱，有剧毒的。”
在海岛上长期拍摄让我们面临许多问题。没电是最初的难题，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台小型发电机。每次登岛我们的各种设备、食品、淡水、发电用的汽油等足足要装满一大车。尽管如此，在岛上想吃一顿热乎饭也很不容易。由于长时间啃干粮，大家总拉肚子，每次都会买许多药品，靠吃药来解决这种困难。说来也奇怪，近两年大家拉肚子的情况少了，或许是真的适应了那里的一切。
但凡拍摄自然环境的人都会竭力追求画面的美学成分，甚至唯美的思想是创作过程中唯一的追求。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也不例外，甚至把摇臂也带到了岛上。然而，随着深入的拍摄，机位的选择很多时候是不能以我们的意志而确定的。这些鸟大都筑巢于崖壁或顶峰上，别说摇臂，就连一个中型三角架的摆放都很困难，因为超过一平方米的机位都很难寻找。保持稳定性是拍摄必须遵循的，我们曾一度改造了两个角架，把腿锯短、角度缩小，但稳定性解决了，水平的难题又出现了。在崖壁上调整一次机位、改变一次角度有时非常费劲，脚下的大海至今也会让我们发晕，只有处于那个环境才知道行动有多不便。为了方便快捷的确定机位开始拍摄，我们最终采取了一种很“土”但非常实用的方法解决了稳定和水平的问题，我们缝制了两个布袋，每袋装10斤豆子，它可以任意放在任何一块石头上，再把摄像机放在上面，不仅稳定了，水平的调整更迅速了，唯一不足的是不能摇镜头。
为什么选择豆子呢?一是豆子是圆的，变形快、轻；二是一旦没了粮食可以用它炒了吃。曾经有一次因大风不能回来，我们在岛上不得不靠吃野菜充饥。有句话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们可是拿“豆包”当宝贝了。
潜伏是拍野生动物最有效的办法。但在我们拍摄的这些岛上基本上没有植物遮掩，所谓潜伏只能是坚持不乱动，甚至起来坐下都要尽可能减少，在一个点上一待就要一天。六月岛上岩石散发的热浪让你像坐在蒸笼上。最无法忍受的是岛上的蚊子和一种叫“小咬”的飞虫，它们本是吸食鸟的血液为生的，对我们同样毫不留情，糟糕的是它的嘴能穿透我们的迷彩服。如果只是喝我们的点血倒也无妨，可马上出现的大疙瘩又红又硬，奇痒难耐，让你坐立不安。
全天候的记录对于拍摄野生动物来说是正常的要求。在大雨中拍摄既然保护好摄像机，又要方便操作，仅靠防雨罩是不行的，于是防雨罩的外面我们又给它穿上了特制的雨衣，尽管难看，但还是很实用的。不过有些问题还是不能完全考虑到的。
2004年7月拍摄暴雨的那次经历至今让我后旧。那天中午倾盆大雨光临了海岛，让我们很兴奋，因为只有这种雨拍出来的镜头感觉才到位，而且几年里在这个季节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大家都很激动，那次我们在崖顶上真正的体会了一次什么叫“畅快淋漓”了，但拍摄了半个小时时，电池没电了，此时电闪雷鸣，兴奋之中的我突然认识到一个问题——雷电!也就在这时近在眼前的海面上一团火光闪过，一声巨大的雷声响起，脚下的岩石都在颤抖……
就在我们匆忙离开机位时，身后的闪电一道又一道的划破雨幕像是要把海岛撕碎一般，现在知道那是近几年威海地区最大的一次暴雨。事后才想起工作状态下摄像机在旷野中对雷电有招引性，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在岛上拍摄的最后三年，我们和乌实现了零距离接触。我们拍它破壳，成鸟会啄我们的镜头，甚至落在我们的摄像机上，而这种状况常常使“主角”被“群众演员”抢了镜头，好好的一个事件被彻底打断了。但我们还是很自豪，因为来这搞摄影创作人很多，而我们能靠的这么近，或许是一种接受吧。
很多人问我拍摄过程很难吗?前年要撤离海岛的头天晚上小于对我说了一句话：“下辈子如果你还要拍鸟，那我就做只鸟，你想怎么拍我就怎么飞……”。七年了，这就是我们的体会，各种滋味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些年我们游离于海岸线上追踪拍摄这些鸟，一天的忙碌过后我习惯躺在礁石上点一支香烟目送晚霞燃尽，在发电机的伴奏声中听潮起潮落……，上帝赋予人类耳朵是为了让人类听到声音，可我觉得，真正倾听的声音是你的心灵。用心去倾听，去感受，你会听到意想不到的声音。
见过许多破壳而出的小生命在呼吸第一口空气后脆弱的蠕动，也目睹了很多夭折的生命无声的化泥为尘。更遇到过几次成鸟在遭到意外伤害后躲在一隅静静的等待死神到来的悲壮。印象最深的是幼鸥掉入海中母鸥全力拯救的过程，拯救失败后母鸥站在礁石上撕心裂肺的悲鸣至今回荡耳边……
我曾激动于海鸥王国里的殊死沙场，我曾震惊于黄嘴白鹭死前对巢内幼鹭吐出最后一口食物的瞬间。于是我常常追拍它们眼睛的大特写，但我至今无法解读出那里面的密码。我常常去分辨它们的叫声，但我始终没有确定哪一种是他们快乐的歌唱。我只是无数次在拍摄过程中让泪水模糊了视线……
追梦
2006年12月带着多年的心血和十分钟的样片以及朋友们的期盼，我出现在了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大会安排的各种推介活动的注册时间，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向来宾介绍着我的鸟，我的片子。
然而，国人的不解，洋人的怀疑，强势媒体的挟势压价，让我体会到了中国弱势的独立制片人的艰难。我必须承认我很孤独，我必须接受现实。
不过我们还是很幸运的，2004年8月，著名电影剧作家袁学强先生收我们为弟子，是他建议我争取拍一部鸟的电影(故事片)。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样的转变使得这件事情的难度更大了。我必须重新审视已经拍到的素材，重新理顺故事的发展方向及赋予故事怎样的思想内涵。这一掐，四年多的时间又耗进 去了。
2008年1月17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北京，到广电总局电影局申请电影拍摄的有关手续，作为一个纯粹的外行，我担心难以通过，如果那样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所有支持过我的人。2008年1月24日是一个让我欣慰的日子，影片手续不仅顺利办理完毕而且还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和鼓励。于是坚定了我一个更高的目标：不仅仅要做一部数字电影我还要把它转“胶”，让它有机会和更多的观众见面。很多人说我痴人说梦，连我的朋友都说我疯了，我也知道这是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峰，是很多人不敢不愿涉及的领域，我也知道我并没有这个实力，但我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如果命运注定我的选择会失败，如果观众将来不喜欢《天赐》那就让我第一个躺在这山峰的脚下吧。
2008年4月，困惑我很久的后期制作资金有了重大转机，山东盛泉集团和我们签约决定联合摄制出品该影片。同时，我还得到了环翠区委区政府等领导的肯定及给予的支持。一切充满阳光，所有曾经的艰难在那些日子里似乎无影无踪。
2008年5月2日我们开始为影片进行航拍，老李、振宇、乐金等朋友加盟了我们的团队，长期的“三脚架”组合突然变成十几人时我还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肮拍签约必须在20天内完成所有拍摄任务，但我们遇到了半个月的恶劣天气，加上对肮拍经验不足，尽管剧组的弟兄们尽了心力但很多计划的目标、任务却没能实现。
8月初返回威海仅休整了两天我们就开始素材的整理、选择采集。420多个小时的素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和小于几个在两套高清非编系统上足足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工作，过程枯燥不说还让她又落下了严重颈椎病。
2008年11月中旬我们租车携设备进京开始后期剪辑。如此兴师动众只为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独立机房。曾有人说我心胸狭窄，不愿相信别人。为此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小气”，可我知道我们已倾尽所能，除了这些素材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这几年因为我的“固执”，几个方面的支持都失去了，或许是我的过错，但我不后悔。我们虽是草根，我们虽然渴望帮助但我不会没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今天如此，今后我还是如此，如果“心胸狭窄”就是我的写照，改变它又有何意义?做真实的自己有什么不好?
现在，我们是“北漂”一族里的新人，但我们毕竟是有备而来!损人利己的事绝对不可以干，损己利人的事更不能随便接受!我和大家都是站在悬崖上喝着七年海风熬到现在的人，皮囊虽没成“仙”筋骨一定不缺!至少我不可以因我的兄弟们以后连喝“风”的机会也没了。只是我的很多决定的确可能伤过一些好心人的心，这让我常常不安。
我知道《天赐》一直“营养不良”，我也曾怀疑在这个巨大的都市里《天赐》能否学会飞翔，我也曾暗思在这条似乎平静伸向渺远的路上究竟能圆了多少人的夙愿?寻梦、追梦者络绎不绝，可大多数虔诚者只留下寂冷的背影，残月孤照!
2008年12月中旬，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合作方盛泉集团因金融风暴影响突然停止资金投入了，顿时我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苦涩无奈，进退两难。兜里剩下的资金也就刚够主题歌的创作。古语云：一分钱就能难倒英雄汉，何况我差的是一百多万啊!撤军?等于失败。待下去与各方合作公司又无力签约。08年冬天的北京真的很冷很冷……
以我现有的悟性，参透人生最后的“禅道”，在平淡中“寂寞涅磐”我心有不甘，我曾想用一生来诠释对鸟的爱，对自然的向往，哪怕如飞蛾扑火，那怕只有瞬间的焰烧也是我期待的悲壮。此时我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一部影片了，我没有权利轻言放弃!让所有帮助过支持过我的领导、师长、朋友们失望。
在09年春节前两个月里，剪辑小杨、小于、小王，我们四人在十平米的机房里默默的煎熬着，爬行着。
2009年1月15日，春节临近，我必须让大家回家去过年。当把所有设备装到车上时，大家始终都没有说话，兄弟们走后，我坐在空空的屋里抽烟，空气里透着的死寂令我窒息。我之所以没有和大家一起回家是想在北京看看能不能再找一条生路。但年关到了，有谁会在乎一只“鸟”的死活!回到威海已是岁末，街上鞭炮声渐起……
或许，磨难重重只为真正有缘人的到来，唐劲松等朋友们出现了。其实我和劲松并无深交，他也不是很有钱的人，自己的企业刚具规模，他也不是非常喜欢电影，只因他和我的哥们是哥们，只因同学问在传说我做的这些事和目前陷入的绝境，他就真的把资金打入我们的账号。随后老友单斌把一大袋现金丢到我桌上转身离去时，我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出来，但我知道这些情意的份量!之后又有几个同学慷慨相助。我由衷的感慨《天赐》是让“情意、信任”救活过来了。
回京后我们一个月没出过大院的门，大家全力剪辑，最苦最累的还是小于，剧本十多次的改变，每次改变我就会随时调整剪辑方案并向她不停的索要新的镜头素材。带到北京的素材尽管是多次选择的但还是近200小时。海量的素材库我让她不知翻了多少遍。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没有超过八小时。在这个团队里我的身体素质一直是最好的，但这两个月里我数次险些倒下。剪辑结束后我感觉极其疲劳，大家近乎麻木的表情提醒我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于是第一次带弟兄们出去洗了个澡，第一次吃了一顿自助餐，看着大家倍增的饭量心中生出了很多自责和愧疚。
解梦
由于几年来拍摄的素材都是25格的电视格式，必须上载到能实现24格电影格式的剪辑系统上，还要保证信号质量。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向吕尚伟先生求援，在他的联络下雷特公司无偿提供了技术设备支持。说到老吕便有很多话想说，吕尚伟是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数码委员会的技术总监，认识他三年多了，每次找他都是让他帮忙，他从没有拒绝过，总能给你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中国我不能说他是业界第一人，但我认为广电设备领域方面他是专家里的专家，更让我折服的是他对人从不要求，总是有求必应，我相信在中国和我一样得到过他的帮助的人一定很多。就我的《天赐》而言，他给我解决的系列问题都是决定胜的，我遇到的困难我知道，我面临的局面我也明白有多么的严峻，在此能跟大家说的是老吕在我心中是《天赐》的保护神。
剪辑工作的结束意味着其它方面的工作要全面开始了，特技制作，音乐创作，动效制作，片中的歌曲等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当我把影片小样给了中国教育电视台音乐总监甘霖时，他提出需要三个月时间，我以近乎不礼貌的口气回绝，坚定的说：“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包括演奏、录音。”他看着我许久，还是默默的接受了，第二天，他突然买了机票离京把自己“封闭”去了。
甘霖长我许多，是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几年来他一直像大哥一般关心着我和我们影片的进度，从没有丝毫“家”的 架子，反倒是我在他面前时有失礼之处。最让我痛心的是最终他为影片的整体艺术追求做出了全部牺牲，他的作品没能成为影片最后的音乐，因为影片二次剪辑后变化巨大，我又不能给他足够的调整时间，所以遗憾的没能一起走到最后。这让我很内疚和不安，我们之间的故事太多太长……
影片后期还没开始的时候故事结构和走向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尤其是主题思想。所以主题歌歌词很早就写完了，但作曲一直没定。朋友给推荐了几个人，但我知道我想要的是那一种感觉，可又用语言表达不出来。
在岛上拍摄时小于有个mp3，里面有一首歌很喜欢，叫《天下无双》，喜欢那里面弥漫飘悠着的空灵、纯粹和一丝神秘，更喜欢里面始终包含着的一份坚定和力量，我知道《天赐》需要的就是这个作曲家。几经周折和作曲家陈彤见面了，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张艺谋申奥片的作曲，而对我的孤陋寡闻他表现的非常大度，他看了些影片片段后当即接受邀请为影片创作主题歌。
我没写过歌词，写给他的词也没有歌词的章法。于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连续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而我又固执的坚持歌曲的感觉必须和我对影片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无疑给陈彤造成了很多困难。所幸陈彤对我、对影片的理解犹如多年的老友，他懂《天赐》，他懂我!
这些年在我的生命里、在《天赐》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些我无法报答的恩情始终难忘。2006年初春是我陷入绝境的第一年，资金完全枯竭，我决定放弃这个电影项目。为求生存我来北京想找个小项目做(工艺品制作)，流浪在北京街头心里充满矛盾和苦涩。著名文学家、艺术评论家柯文辉老先生意外知道我在北京后费尽周折联系到我，硬把我拉回了家。那晚，先生像个慈祥的父亲和我坐了很久很久，我把自己的所有苦处和想法完全跟先生倾诉了，先生只是耐心的听着我的唠叨。凌晨两点我的另一位老师，电影学院的段佳教授要回去时我们才结束谈话。我终生忘不了那个早上五点先生悄悄起床给我做的那碗玉米糊和一碟咸菜。洗过脸后，先生让我在餐桌边坐下后给我端上热气腾腾的那碗粥时我哭了，一旁的先生也突然老泪纵横，先生说：“孩子，我老了帮不了你啥了，你们三个都是好孩子：你是老大要照顾他俩呀……”那一刻我在先生面前像一个孩童一般嘲匐大哭。还记得是给先生鞠过一躬后我是哭着跑出先生家门的，但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去了火车站的……
细细品味后，先生的学识，先生的胸怀，先生的偏爱，先生的期望无不让我汗颜。我要学的岂止是这些表面文章啊!先生把我看的很透，几年来常为我固执的举动不安。甚至为“三脚架”的生存担忧，以至于先生塞钱给我们“吃饭”用。六年来先生给了我们太多太多，可他一直不让我提及他给过我的帮助。写到这里我很矛盾，惟恐冒犯了先生，哎，仅此一次吧，只能求先生再原谅我了。
2007年夏著名篆刻、书法大师，有当代隶书第一人称谓的吴颐人先生来到威海。但我不认识他，他何时离开威海我也不知道。当我收到他让人转给我们“三角架”的一幅字和一沓人民币时，他已不知去向，我不知所措。我连先生最基本的通讯地址现在还不知道，至今也无缘见过先生一面。三年了，我很不安，先生啊，你在那里?我一定要见到您!一定!
威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老经理丛德升先生是威海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一生奋斗在电影发行战线上。我毕业后就是他的“兵”，一晃20多年了。如今老经理74岁了已是满头白发。当他知道我在拍这部影片时当即告诉我一定会帮我!最让我不安的是2009年四月下旬正在患病的他，知道我又要去北京时立即拔下吊针和我一起去了机场，回威后老人撑不住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正如电影局童刚局长对我说的：老丛一辈子给了电影事业，把最后的光热都给了你的“鸟”。
陈学凯是威海市环翠区副区长，我至今不习惯这样称呼他，他以前是文化局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所以我总是喊他老局长，但已经几年没见他了，一是忙于拍摄，二是不好意思见他，总感觉辜负了他的培养。十年前我拥有的第一套非线编辑系统就是他和我一起到北京买的，可以说是他帮我踏进了影视专业领域。可十年了我没有能做更多的事情。那套设备已经淘汰了可我依然摆放在机房，“它”常常提醒我，就业20多年来历任老局长给过我的帮助和期望，这也常常让我想“家”。
很多朋友问过我折腾这么多年到底想干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想讲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故事，我想把我看到的乌世界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生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尊严，那怕一草一木都应该尊重，这是我多年对自然、对鸟的理解。这些年我也看到了人们日渐提高的环保意识和许多人所做出的努力。这次来京前我听说我们的主拍摄地海驴岛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的西霞口集团拆除了岛上花重金修建的建筑物时我顿生敬意，我敬重西霞口的领导作出的重大牺牲，我敬重所有环保工作者和环保人土，我敬重所有爱鸟的人。
影片航拍期间四川发生的大地震震惊了全世界，我们当时在航拍，临时机场选在和拍摄地相距20海里的另一个海岛上。举国默哀的那天下午我们取消起飞计划，摄制组和机组全体人员面向西南方向默哀。我们身处的小岛很小，但周边是繁忙的海上通道，各种过往的船只很多，2点28分所有带喇叭的船只同时鸣笛，就连海中小舢板上的渔民也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默哀。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真实的力量所在。后来正在北京后期制作中的我又遇到玉树大地震，在电视上知道这又一不幸的消息时我很痛心和无奈!我哀叹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两次大地震幸存了很多孤儿，这让我感到悲伤，整日里眼前总是充斥着无助的眼神，就像海岛的沙滩上那些饥饿的小鸥一样一直嘶哑的冲我叫喊着。
《天赐》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只孤独的小黑尾鸥与命运抗争，历尽磨难后完成平凡的故事。我极不喜欢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套路。所以我把影片中的主角始终定位一只普通的鸟，因为我坚信所有飞翔的精灵都有自己不平凡的故事。因此我更希望所有的孤儿和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迅速坚定的站起来，肩负起父辈的心愿和责任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去参与民族力量的传承!这一思想在整个后期创作中始终贯彻。我希望这部影片能给那些孤儿以及所有身处逆境的孩子们一点点鼓励和启迪，希望他们能成为天之骄子!
梦真
2009年10月13日，国家电影局给我们颁发了公映许可证。同时张宏森局长对影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片需要再充实一下，再剪一次，并给予了一些建设性的指导。这对我来说一个是喜事一个是难事。再次剪辑必须要找到更好的剪辑师，中国有很多优秀剪辑师但我不认识，更别说能联系到了。而且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这让我很为难。
就在当天，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谷国庆出现在我面前，他也是局里的领导。他一直对我们的片子很重视，一直 给予我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他是电影方面的专家，不用我多说他就知道我目前的困境。当即表示影片由华夏公司发行，后面所有困难由华夏帮助解决。那一刻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是我多年拍摄过程中从未敢奢望的结果。“华夏”是中国电影发行行业的大公司啊!面对谷局的坚决、果断和那份我能体会到的偏爱，泪水几次想夺眶而出。
2010年1月15日晚谷局长介绍的宁敬武导演出现了。宁敬武导演是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研究生毕业，是多次获得华表奖等多项电影大奖的人物。与他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人品是我两年来认识过的电影圈里最好的、最纯粹的人之一!随着接触增多，我对他的敬佩与日俱增，我邀请他做影片的艺术总监时曾怕降低了他的身份，欣慰的是他很快接受了，并立即投入了工作。他的参与使影片最后的艺术性、观赏性都有了质的飞跃。更让我心生感激的是后期各个流程他都动用所有关系为我省钱，他知道我的痛在哪，他知道我的需要。他请来的剪辑师贾翠萍女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工作极其负责认真，对每个镜头都反复推敲，她对电影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执着且充满热情。她给影片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本以为有十个工作日就能结束的事情但实际上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说到这里突然有更多的话想说。影片是纯粹鸟的故事，必须有旁白，而且最后定为按三个年龄段的声音配音。出于对未来市场考虑成人部分一直想请一个女明星为影片配音。我接触的几个“星星”基本上对此片都是不屑一顾，后来宁敬武也试了几次也没成功。其实人家不接受也是正常的，谁让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呢?谁让我们是部小片子呢?谁让我没名气还想“沾”人家的光呢?不过我们之所以找那几个“星星”不仅是因为她们是“星星”，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一直都表现得很关心环保事业，还经常出现在一些公益活动中的原因，可结果让我明白了还是我自己太天真，环保对个别人来说只是个口号和装饰品。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三月下旬把影片报名法国戛纳电影节参展，要求影片后期制作必须在四月二十日完成。时间紧迫，我们不得不找人突击配音，可配完成人部分的声音后与我的预期实在有些距离，我实在是不死心就这样结束。这期间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正在热映。当宁敬武和我谈到徐静蕾时我笑了。徐静蕾在我的印象中是国内影视界文才、艺德、口碑都让我钦佩的女星!老宁不知道我笑里的秘密，他不知道两年以前我曾试图联系徐静蕾想请她来导演这部影片。当时给她博客还留了言，但最终没有联系上而放弃。现在徐静蕾已经是名导演行列的人物了，她能屈尊为一只海鸥献声?当时我虽然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想争取一下。
联系到徐静蕾的经纪人孟女士时她问了影片一些的情况，了解了我们的拍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后就立即答应考虑安排时间，这让我喜出望外。两天后我和徐静蕾见面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她正忙于她的《杜拉拉升职记》的宣传活动，是挤出时间赶来的。来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卸妆。进录音棚前我简单的跟她介绍了故事情节后，她连一口水都没喝就开始工作了。开始我曾担心她的感觉会不会有偏离，几句配下来后我深深的折服了，她不愧是名优秀的演员，也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导演，她如此之快的理解我的意图，超乎想象的准确把握令我敬佩和叹服。而且她对我等无名之人的友善、理解和尊重更让我意外让我感动，她每次问我行不行时我都肃然起敬。我为自己的选择庆幸，为我们的《天赐》庆幸。送别她的时候我很开心，可只顾的高兴我居然忘了和她谈费用的问题了……。
旁白录音期间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记忆深刻，为了让片中的小鸟更让人怜爱就四处寻找年龄在六岁以下的小女孩来尝试配音，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叫张荠然的小女孩，配音过程却很不顺利，给她讲戏深了不行浅了不能，令人头痛。
最让我膛目结舌的是，当片中“我”的两个哥哥先后遇难，“我成了妈妈唯一的孩子”时小女孩总是非常的开心，反复几次她的感觉都不对，我要求她应该是难过表情，没想到她突然很严肃的跟我囔：“我就是妈妈唯一的孩子，我就感觉很好很开心呀!”看着孩子认真的样子我无言以对，心中突生一丝难过，难道血脉相连的亲情是需要教出来了吗?孩子童心纯真，看着讨人喜欢的孩子我只能败下阵来。这时录音师龙筱竹站了出来，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两人一会就闹在一起，之后的工作就顺利多了。龙筱竹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很专业也非常有感觉，在整个录音过程中都是由她把握最终效果。我们的旁白改动多次，每一个演员的配音都反复多遍，责任全在我方。但每次跟龙筱竹商量她都很痛快答应并很快安排录音棚。魏玮是宁敬武导演的制片，这次北京的两个月她加入了剧组，做我们影片的后期制片，所有对外联络、各方面的接洽都是由她在奔波。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会为我们这个片子跟别人讨价还价，用了半天的工夫省了二百块钱，自己郁闷了好几天，对自己的能力非常不满，一个劲地跟我表示下一个环节一定争取省更多的钱。她略有一些稚嫩的表情让我觉得她孩子气十足，但不失真诚，我相信几年以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
说实话，在北京的几个月里我看惯了国内的冰冷，甚至偏激的对这个行业感到绝望。但现在，从徐静蕾、宁敬武、贾翠萍、他们身上我终于看到了影视圈里什么是专业和敬业，什么是真诚帮助，什么是道义。和他们相比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时我更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
在这里我自豪的说我曾经携手的艺术家是真正的优秀艺术家，是天赐我的福分。我拥有过的团队、我拥有的兄弟姊妹是世界上最棒的搭档!
我是很幸福很幸运的人了，多少人总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而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而且我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拥有了如此之多的爱护和支持!
这部注入了七百万元人民币，从最初计划拍一部纪录片转变成一部鸟的电影终于完成了。在影片中我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拍的很笨很拙，甚至电影拍完了我还不明白电影该怎么拍，但有一点我明白：我拍的不仅仅是一堆画面，而是致力让观众看到画面后面的东西，用心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也许这是影片诞生的唯一意义。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片子。我渴望观众朋友支持的同时我更期待朋友们的理解和宽容。我明白作为一群非专业的人拍了这样一部另类的电影足以让世人怀疑和不解。这只来自小城威海的“鸟”，只有依靠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她才能真正的飞起来的!
这几天身边的弟兄们不断生病倒下，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坚持，我很无语。这么多年我把他们拉到风里拽到雨里拖到悬崖边上，如今跑到北京继续生病依然没有怨言，我心里倍感亏欠和不安，而柯老的叮咛常在耳边回响。有一个心愿：今后不管怎样我要和他们一起面对，一起分享可能出现的所有荣辱。我要争取一个机会给他们每人献一束鲜花，感谢他们对我的不离不弃。很多人说我是感情用事的人，其实那是对我的不了解。经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很多曾经的伤心已经淡去，沉淀心底最多的是一种感激。我感激和我一起越过数道生死线的兄弟姊妹们!感激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盛世，一个电影艺术的春天里，感激威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感激那些飞翔的精灵，我感激老天赐予我的一切!这不是一种狭隘的简单的感恩心态，这是我对生命对活着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七年多来我的“开悟”。
这两天心里总有一种躁动且越来越强烈，我想念家乡的海岛，想念那蓝色的大海，想我的那些鸥弟鸥妹们，它们已回归海岛了，又一个生命的季节开始了，我不知道它们今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我好奇它们对岛上发生的美好变化会不会和我一样快乐?片子做出来后如果我去岛上为它们放映一个专场，它们会认出自己吗?有一点我相信它们一定会认识我的，不过，不会跟我要片酬吧?
嗨!我多想真的有来世，如果有来世我愿做一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