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一词是由当代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于1954年在其《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的。我的老师赵曙明教授在20多年前将“人力资源”的概念和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人力资源管理分六大模块，即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书籍大多从以上六方面展开，这反映了几十年来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思想——确保人力资源管理能够采取更加专业的方法来实践。
　　1996年，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戴维·尤里奇写了《人力资源转型》一书，阐述人力资源如何通过达成四种组织结果而成为业务伙伴。后来基于戴维·尤里奇的思想，结合企业的人力资源转型实践，管理学界又提出了人力资源“三支柱”模型。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都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组织，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CHO（人力资源总监），相信做人力资源工作的都会表示赞同。因为他把无数平凡的人团结起来，做出不平凡的事业。有人将中共中央组织部比作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部，管理着全国91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跨国公司HR无法想象的。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组织能力建设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1927年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及时的组织调整，而且配套提供了确保新组织顺畅运行的机构保障、制度保障，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改变了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起义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其中重要的是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并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这是清晰的组织定位和组织职能分工。根据怀特和麦克马汉提出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为组织实现目标所进行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部署和管理行为，那么古田会议所提出的决议就是典型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在今天看来，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在组织建设方面仍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招聘与配置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指出，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明确了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没有发洋财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6个条件。根据美国学者莱尔·M·斯班赛夫妇在其著作《工作胜任力高绩效模型》一书中提出的胜任力冰山模型，胜任力可以分为知识与技能、社会角色、自我形象、个性以及动机等部分。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古田会议中对发展新党员提出的条件，就是基于党员的岗位胜任力模型，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新员工招聘（发展新党员）提供了依据。中共中央于1939年12月正式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此后党员构成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所占比例逐步得到提高。这是进一步完善了党员的岗位胜任力中关于知识的要求。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通知，其中第二章到五章的内容涉及了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预备党员的接收，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仅从时间上计算，从入党申请人到成为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正式党员至少需要两年半的时间。从组织程序上，仅预备党员转正的手续就有7个。试问哪一家企业的人员招聘能对候选人考察两年半的时间，还有这么严谨复杂的程序？
　　广义的人力资源配置是指为了提高组织效能而从事的获取、运用和留任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力资源的过程。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大量的发展党员，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期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大量发展党员就是典型的为了提高组织效能而获取人力资源的过程。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根本依据。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堵住了选任制度漏洞，强调崇尚实干的导向。把“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列入干部选任的基本条件，把“在关键时刻或者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住考验、表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基础差的地区或者单位工作实绩突出”作为干部破格提拔的条件，体现了重视基層、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
　　2019年最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党管干部；（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三）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四）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五）民主集中制；（六）依法依规办事。标准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没有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党的忠诚，也就是HR们所讲的“德者，才之基”今天，我们党在选人用人时，更倾向于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局的干部，更注重综合素质。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任用是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教育培训

　　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训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GE的克劳顿培训中心创立于1956 年，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公司的商学院，但比起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干部学校晚了将近20年。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强调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工程。为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教育。一方面，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学习的热潮。另一方面，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在职干部进行以理想信念、遵守纪律和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伟大工程”的高度，表明了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形式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轮岗锻炼：如跨地区任职、跨部门任职。第二，党校培训：比如中青班、青干班、青苗班等，培训为全脱产。党校的意义其实不仅是对干部的培养，它还充当了人才的蓄水池和缓冲区，在干部提拔任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目前中国的企业大学可以参考借鉴的。第三，出国培训：早在1996年，就有60名官员和48名军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1998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文化建设

　　文化是什么？自从英国学者泰勒开了个头后，学术界陆续出现了200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余秋雨老师指出：“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集体人格是指一批人在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上的共同默契。这种共同默契不必订立，而是深入到潜意识当中成为一种本能。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党的建设经验的积累等，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后来概括出来的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达。延安精神是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宝库。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延安精神的灵魂、精髓、本质和特征。延安精神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我们的初心是为组织谋发展、为员工谋幸福，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谋而合。
　　其实，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人力资源管理远不止文中所写，限于篇幅原因只能抛砖引玉。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人力资源从业者向我們伟大的党学习借鉴，书写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中国实践”。
　　作者 保利协鑫企业大学副校长、团委书记兼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