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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拟对山西和福建两省的民间信仰作一比较，探讨这种差异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原因，并试图从中得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共性特征。
关键字：福建；山西；民间信仰；比较；差异；原因
所谓民间信仰，一般是指区别于正统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外的、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多神崇拜，是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民间信仰是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了解民俗、了解传统社会文化面貌有着重要意义。
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而灿烂的信仰与崇拜民俗。中国地域广阔，民间信仰也显得复杂多样。本文拟对山西和福建两省的民间信仰作一比较，探讨这种差异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原因，并试图从中得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共性特征。
一、两省民间信仰的差异
1、寺庙数量上的悬殊
福建民间信仰源远流长，至迟在40000年以前就产生了原始宗教，此后，福建民间信仰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好巫尚鬼”的传统，这里不但神灵众多，寺庙丛立，而且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有鬼神的存在。《泉州市区寺庙录》中指出，“在市区7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2个农场、1个乡约60万人口中，有636个民间信仰神庙，共祀182个主神(截至1996年6月统计数字)，可见福建民间信仰之盛。”
山西祠庙分布也相当广泛，但较福建省数量而言，则逊色许多。据《山西通志》记载，明清之际，山西各地神有神祠，山有山祠，水有水祠，县有名人先贤祠，村有宗祠、支祠，祭祀的对象从自然崇拜时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到祖先崇拜时期的英烈先贤，直到普通的家族尊长。祠堂建筑从宏伟的宫殿式，到普通的民居式，从楼阁，到窑洞，从唐宋元明清建筑形式，到现代建筑风格，无所不有。关于寺庙的数量，光绪《山西通志》另载：以娘娘庙为例，晋北13座，晋中26座，晋南13座，相当密集。按照赵世瑜的研究“相对来说，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民间信仰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地方文化传统的独立性没有那么强，因此表现出来一种相对统一化和单一化的特点”似乎可以证实这一点。
2、民间信仰的辐射的差异
福建民间信仰在明代以后，不但在福建本土进入兴盛阶段，而且还随着移民向福建境外辐射。主要的辐射区有两个：一是东渡台湾海峡，传播到我国台湾省。至今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大多数是从福建传去的。二是跨越南洋，传到东南亚各国，至今凡是闽籍华侨居住的地方，必有香案供奉故乡的神灵。《重纂台湾府志》记载，乾隆初年，台湾各地庙宇数统计，排在前五位的是：保生大帝、关帝、观音、天妃(妈祖)、元帝(玄天上帝)，这五位神佛，福建籍的地方神占2个，其他3个佛也是由福建信徒奉祀入台，从这个统计看出，乾隆年间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的对象几乎是福建民间信仰的翻版。《天后宫在马来西亚各地》中记载，坐落在吉隆坡惹兰赛卜都拉路的天后宫，建于1981年至1985年，这座天后宫富丽堂皇，巍峨壮观，占地10华亩。现在已成为旅游者参观瞻仰的官庙胜地。由上可见，福建民间信仰对台湾省以及东南亚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山西民间信仰，以关帝信仰为例，关帝即关羽，字云长，解州(今山西运城)常平乡人。关帝信仰遍布神州大地，几乎每一部府志、县志都有“关帝庙”、“关公庙”的记载。清代中期，仅紫禁城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116座。清代，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疆推移，关帝信仰也迅速蔓延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到了近、现代，逐渐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先是，传到朝鲜、日本、流求国(今日本冲绳县)、越南、马来西亚等海外国家。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非常普遍。后来随着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闯荡世界，关公信仰也随之遍布全球。“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3万余座，仅日本和马来西亚就有关帝庙1000多座。1999年，马达加斯加印发了大量关公画像的邮票。2000年，印度还在兴建大型关公公园。可见关帝信仰影响之大，但是，山西民间信仰除关帝信仰在全国乃至海外有重大影响外，其他的信仰，如尧舜禹崇拜比较古老，不甚有影响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福建民间信仰无论从寺庙数量，还是辐射范围，都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这都不是山西民间信仰所能比肩的。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两省民间信仰差异的形成原因。
二、两省民间信仰差异原因探究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历史上北方地区其经济方式长期处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状态，尤其是山西处于一个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之区，北部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部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部黄土高原，东部连绵太行，使得山西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孤立的状态。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变迁都远远落后于南方各省。因而，当地民间信仰的进展相对江南地区来讲，变化较小，惯性较大，较少开放性，发展十分缓慢。而福建地处祖国东南部、东海之滨，近代以来，海外贸易颇为兴盛，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民间信仰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其次：从自然环境方面来看，山西自然条件较为单一，使得山西的民间信仰演化缓慢，主要集中在少数民间神那里，比如土地、观音、碧霞元君等。而福建自然环境多样化，在给人们生产带来巨大推动的同时，为了满足人们生产的需求，民间信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再次，从经济方面来看，商品经济发达的福建地区，贫民出身的神祗显示出强大的实力，甚至成为某一区域压倒性的神祗，如天妃妈祖、五显等；相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山西，其神祗体系仍保留较多的古老性，如晋南的尧舜禹崇拜，晋北的鄂国公崇拜，晋中的狐突崇拜，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古老性。也就是说，这些神祗或起源于远古的圣王，或为帝王将相，总之生前地位高贵。即使是晋东南的三山崇拜，汾河沿岸的台骀神崇拜，虽不属此例，这些神祗的灵迹中所反映出的也多属于农业型的祈雨祈晴，求子祈福等。相对福建而言，山西民间信仰的发展缓慢、较少开放性。
最后：从政治方面来看，山西由于距统治中心较近，民间信仰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较大，使得民间信仰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停滞期；而福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无瑕顾及，反而给民间信仰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纵观山西、福建民间信仰，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性，但仍存在着很多共性：(1)信仰的悠久和持续性。人们对关帝、观音、妈祖等神祗的信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这是两省民间信仰的共同特征。(2)崇拜的实用功利性。人们信仰神灵的基本目的和态度，就是烧香拜佛、避灾祈福，其功利实用性非常明显。(3)多神教与融合性。广大群众对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一样，从而出现了一批亦佛亦道的信仰形式和信仰组织。玉皇、观音、弥勒等神祗，成为大多数民间信仰普遍崇奉的偶像。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即事物的产生有其合理性。无论福建、山西民间信仰，其存在都是合理的，它们都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悠远的文化传承特质，历经岁月的沉淀，仍然经久不衰。对于那些在民间长期传承、已成为百姓习俗、与崇拜心理相联系的民间信仰活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使它顺其自然地发展。对于民间信仰，只要其爱国守法，适应社会，社会就应予以尊重。运用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来调节民间信仰和社会的关系才是可取的。
关键字：福建；山西；民间信仰；比较；差异；原因
所谓民间信仰，一般是指区别于正统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外的、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多神崇拜，是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民间信仰是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了解民俗、了解传统社会文化面貌有着重要意义。
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而灿烂的信仰与崇拜民俗。中国地域广阔，民间信仰也显得复杂多样。本文拟对山西和福建两省的民间信仰作一比较，探讨这种差异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原因，并试图从中得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共性特征。
一、两省民间信仰的差异
1、寺庙数量上的悬殊
福建民间信仰源远流长，至迟在40000年以前就产生了原始宗教，此后，福建民间信仰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好巫尚鬼”的传统，这里不但神灵众多，寺庙丛立，而且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有鬼神的存在。《泉州市区寺庙录》中指出，“在市区7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2个农场、1个乡约60万人口中，有636个民间信仰神庙，共祀182个主神(截至1996年6月统计数字)，可见福建民间信仰之盛。”
山西祠庙分布也相当广泛，但较福建省数量而言，则逊色许多。据《山西通志》记载，明清之际，山西各地神有神祠，山有山祠，水有水祠，县有名人先贤祠，村有宗祠、支祠，祭祀的对象从自然崇拜时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到祖先崇拜时期的英烈先贤，直到普通的家族尊长。祠堂建筑从宏伟的宫殿式，到普通的民居式，从楼阁，到窑洞，从唐宋元明清建筑形式，到现代建筑风格，无所不有。关于寺庙的数量，光绪《山西通志》另载：以娘娘庙为例，晋北13座，晋中26座，晋南13座，相当密集。按照赵世瑜的研究“相对来说，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民间信仰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地方文化传统的独立性没有那么强，因此表现出来一种相对统一化和单一化的特点”似乎可以证实这一点。
2、民间信仰的辐射的差异
福建民间信仰在明代以后，不但在福建本土进入兴盛阶段，而且还随着移民向福建境外辐射。主要的辐射区有两个：一是东渡台湾海峡，传播到我国台湾省。至今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大多数是从福建传去的。二是跨越南洋，传到东南亚各国，至今凡是闽籍华侨居住的地方，必有香案供奉故乡的神灵。《重纂台湾府志》记载，乾隆初年，台湾各地庙宇数统计，排在前五位的是：保生大帝、关帝、观音、天妃(妈祖)、元帝(玄天上帝)，这五位神佛，福建籍的地方神占2个，其他3个佛也是由福建信徒奉祀入台，从这个统计看出，乾隆年间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的对象几乎是福建民间信仰的翻版。《天后宫在马来西亚各地》中记载，坐落在吉隆坡惹兰赛卜都拉路的天后宫，建于1981年至1985年，这座天后宫富丽堂皇，巍峨壮观，占地10华亩。现在已成为旅游者参观瞻仰的官庙胜地。由上可见，福建民间信仰对台湾省以及东南亚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山西民间信仰，以关帝信仰为例，关帝即关羽，字云长，解州(今山西运城)常平乡人。关帝信仰遍布神州大地，几乎每一部府志、县志都有“关帝庙”、“关公庙”的记载。清代中期，仅紫禁城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116座。清代，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疆推移，关帝信仰也迅速蔓延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到了近、现代，逐渐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先是，传到朝鲜、日本、流求国(今日本冲绳县)、越南、马来西亚等海外国家。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非常普遍。后来随着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闯荡世界，关公信仰也随之遍布全球。“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3万余座，仅日本和马来西亚就有关帝庙1000多座。1999年，马达加斯加印发了大量关公画像的邮票。2000年，印度还在兴建大型关公公园。可见关帝信仰影响之大，但是，山西民间信仰除关帝信仰在全国乃至海外有重大影响外，其他的信仰，如尧舜禹崇拜比较古老，不甚有影响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福建民间信仰无论从寺庙数量，还是辐射范围，都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这都不是山西民间信仰所能比肩的。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两省民间信仰差异的形成原因。
二、两省民间信仰差异原因探究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历史上北方地区其经济方式长期处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状态，尤其是山西处于一个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之区，北部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部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部黄土高原，东部连绵太行，使得山西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孤立的状态。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变迁都远远落后于南方各省。因而，当地民间信仰的进展相对江南地区来讲，变化较小，惯性较大，较少开放性，发展十分缓慢。而福建地处祖国东南部、东海之滨，近代以来，海外贸易颇为兴盛，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民间信仰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其次：从自然环境方面来看，山西自然条件较为单一，使得山西的民间信仰演化缓慢，主要集中在少数民间神那里，比如土地、观音、碧霞元君等。而福建自然环境多样化，在给人们生产带来巨大推动的同时，为了满足人们生产的需求，民间信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再次，从经济方面来看，商品经济发达的福建地区，贫民出身的神祗显示出强大的实力，甚至成为某一区域压倒性的神祗，如天妃妈祖、五显等；相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山西，其神祗体系仍保留较多的古老性，如晋南的尧舜禹崇拜，晋北的鄂国公崇拜，晋中的狐突崇拜，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古老性。也就是说，这些神祗或起源于远古的圣王，或为帝王将相，总之生前地位高贵。即使是晋东南的三山崇拜，汾河沿岸的台骀神崇拜，虽不属此例，这些神祗的灵迹中所反映出的也多属于农业型的祈雨祈晴，求子祈福等。相对福建而言，山西民间信仰的发展缓慢、较少开放性。
最后：从政治方面来看，山西由于距统治中心较近，民间信仰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较大，使得民间信仰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停滞期；而福建“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无瑕顾及，反而给民间信仰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纵观山西、福建民间信仰，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性，但仍存在着很多共性：(1)信仰的悠久和持续性。人们对关帝、观音、妈祖等神祗的信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这是两省民间信仰的共同特征。(2)崇拜的实用功利性。人们信仰神灵的基本目的和态度，就是烧香拜佛、避灾祈福，其功利实用性非常明显。(3)多神教与融合性。广大群众对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一样，从而出现了一批亦佛亦道的信仰形式和信仰组织。玉皇、观音、弥勒等神祗，成为大多数民间信仰普遍崇奉的偶像。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即事物的产生有其合理性。无论福建、山西民间信仰，其存在都是合理的，它们都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悠远的文化传承特质，历经岁月的沉淀，仍然经久不衰。对于那些在民间长期传承、已成为百姓习俗、与崇拜心理相联系的民间信仰活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使它顺其自然地发展。对于民间信仰，只要其爱国守法，适应社会，社会就应予以尊重。运用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来调节民间信仰和社会的关系才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