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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
为了不使孩子成为睁眼瞎，徐特立的父亲省吃俭用让徐特立上了6年私塾。
16岁时，徐特立辍学在家。一天，他乘船去衡山，见10多名同舟人对船工态度横蛮。对此他极感不平，乃自诫日后若能科举及第，只任教官，不作欺压百姓之官员，并取“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改名徐特立。从此，“特立独行，高洁自守”成为他的人生座右铭，激励着他奋斗不懈。
为了生计，18岁时徐特立在乡村教蒙馆，一教就是10年。他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读书，却苦于家中无甚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很困难，因为书价昂贵，一部《十三经注疏》要15串钱，一部《庄子》也要300文。而他教蒙馆的第一年所得俸金只不过3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加到20串钱，仍是难以购置书籍。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在他20岁那年作出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可买25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10年，把书读通，这样也就势必破产。从此，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等，也都一一买回来了。
他读书非常刻苦。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乡村里，很难找到可以相互切磋的朋友，更难找到释疑解难的先生，要真正把书读懂，颇不容易，还得靠自己去反复钻研。况且，迫于生计，仍须坚持半教半学。对于当年的自学生活，徐特立曾回忆说：“教蒙馆时，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伦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熟读的。我读中国的旧书，总是常在要紧的地方画线，以便记忆和复习，有时选出要紧的句子用本子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字，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我读《说文》部首540字，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我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
徐特立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还只执行到第八年，即在1905年，家里就濒于破产了：剩下的田亩，一年只能收4石谷；学堂的俸金亦降到14串，用这些微薄的收入维持妻室儿女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书籍的购置当然难以为继了。
（张小雷）
陈赓诚揽南粤英才
解放战争后期，随战局急速发展及新区拓创需求，干部问题成了急中之急。1949年5月，二野军大在南京成立。6月，陈赓在南昌建立二野军大四分校，亲自兼任校长。广州解放后，陈赓特意指示分校主持日常工作的校领导要在广州多招些文化高、素养好的青年学生，并委派军大政治部主任刘增钰，带上他的亲笔信面交叶剑英。叶剑英热诚赞同四兵团在广州招收1500名学生，并语重心长嘱咐刘增钰：“你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批广州学生平平安安带到昆明，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这样，1949年11月，二野军大四分校在广州掀起一股报考军大投笔从戎的军大热，1000多名南粤各地及港澳等海外优秀知识青年，激情满怀投入陈赓的麾下，12月即随陈赓兵团战斗序列，踏上“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征程。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广州各高校在校大学生或大专以上优秀学生。特别是还有上百名来自港澳与东南亚各地的爱国赤子，也纷纷奔来投入革命队伍，报效祖国，支援开拓西南。
陈赓祝贺这批军大学生“抓住了革命战争尾巴”，叮嘱大家要珍惜这份光荣，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指示学校要在大西南进军中边走、边建、边学、边打、边做群众工作，在实际中学。在毕业典礼上他特意提出：“你们在军大毕业了，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学学无止境，永远不能毕业”！
后来，二野军大四分校在广州招揽的这批人才，在不同时期，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宗晖）
章蕴立下三条誓言
章蕴，1923年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章蕴任中共石乔口特区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此时，她和中共石乔口特区区委书记李耘生真诚地相爱了。1927年春天，章蕴和李耘生结成伉俪。
1932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成了敌人搜捕的主要对象。叛徒带着便衣特务闯进章蕴夫妇家中，没有抓着章蕴夫妇，就带走了章蕴夫妇两岁半的儿子小宁和李耘生山东老家来治病的16岁的妹妹。当时章蕴即将分娩，组织上决定她转移到湖南老家，李耘生留下营救被捕同志。20多天后，李耘生不幸被捕。同时，湖南的报纸刊登了追捕章蕴的通缉令，章蕴的母亲急忙把她转移到章蕴的姐姐家。不久，女儿杜早力在忧患中降生。6月8日，李耘生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李耘生的牺牲，给章蕴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后的生活道路怎样安排？白天，她强打精神，宽慰母亲和姐姐；晚上，她抑制不住对李耘生、小宁、李耘生的妹妹的思念，通宵难眠。她泪眼汪汪地望着女儿杜早力，觉得女儿一出世就失去了父亲，真是可怜！而自己呢，除了失去亲人外，还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经过一夜又一夜的思考，章蕴立下三条誓言：1、一定要找到党，回到党组织怀抱；2、出去做工挣钱自己糊口和抚养女儿外，不做国民党的任何工作；3、不再结婚。她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行程。
章蕴把女儿寄养在母亲家，独自一人外出找党。20世纪30年代初期，没有可靠的关系和线索，要想找到党组织，多么困难啊！为了找党和挣钱糊口，她换过好多职业，当过捡烟叶的临时工、养蜜蜂的帮工、长途电话接线生。她在长沙电信局做接线生的时候，了解到局里的勤杂工李嫂是平江人。她想到平江曾是党领导的苏区，通过李嫂可能找到红军。她经常有意接近李嫂，得知李嫂想回平江老家探望，便给李嫂几元钱作路费，请她帮助寻找红军。谁知李嫂一去未归，希望破灭了。
在章蕴的影响下，她的两个弟弟，思想进步，心向革命。大弟弟杜平在铁路上当护路警，章蕴要他有机会去苏区参加红军，在红军里打听一个叫项英的人，要他帮助接上组织关系。她在大弟帽子的夹层中缝进一块布条，写有：“项英收，杜韫章托。”弟弟带着这顶帽子，时时不忘姐姐的殷殷嘱托，可是始终没机会去苏区。
章蕴在找党组织，党组织也在寻找和考察章蕴。1936年秋，一个陌生人来到长沙电信局告诉章蕴有人要见她。章蕴按照来人告诉的地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见到了中央派来湖南恢复党组织的袁仲贤。经过简短的谈话，袁仲贤立即表示：“从现在开始，你回到党组织里来了。”听到这样一声召唤，章蕴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赵云）
地下党拟除掉蒋介石
1949年12月1日至10日，蒋介石驻跸在成都黄埔军校内的黄埔楼，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10天，是他如坐针毡的10天，也是他困兽犹斗的10天。
自蒋介石踏入成都后，虽戒备森严，进行了几次大清查，但他们哪里知道，就连军校北墙200多米远的菜地中，有五六个看似守菜人住的低矮的草棚子，竟然是中共特工人员设的炮打黄埔楼、炸死蒋介石的指挥部。一到晚上，棚子南面黄埔楼上的灯光，通过窗子射到看似普通而干净的草棚上，特工人员利用这些微弱的光线进行工作。
这个打蒋指挥部，是受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唐会昌等人，经过对全局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来蓉是自投罗网，绝不能让他溜掉。
在研究如何实施炮打黄埔楼时，有人提出让已被地下党策反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团长姜期永协助完成。姜期永认为是自己立功赎罪的机会来了，欣然接受了任务。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姜期永组织了几名亲信秘密地在草棚里安装了一门直射钢炮，准确地瞄准了蒋介石所住的小楼，等待地下党通知蒋介石在楼内时间，连续几炮，将楼炸塌。
为了摸准蒋介石的行迹，情报人员和特工人员加紧了工作。就在准备实施炮打方案的那天早晨，突然传来情报说蒋介石不住在黄埔楼，近日到励志社住了，而且行踪飘忽不定。中共留蓉工作部党支部书记王逸平和副书记吕振修商议后，感到事关重大，便紧急召开支部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蒋介石既然不住黄埔楼了，如果炮轰了黄埔楼，没有打死蒋介石，反而会被国民党作为口实，在蓉城开展大搜捕和大屠杀，给市民生命财产造成无辜的损失，给地下党下一步工作造成被动和困难。于是，支部决定立即撤走草棚里的钢炮，以免被敌人发现，打草惊蛇。
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到蓉后一直住在黄埔楼，只是他的侍卫人员施了“空城计”，摆出人去楼空的迷魂阵。放弃炮打计划之后，中共留蓉工作部就拟定了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大家认为，在成都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一定会从机场外逃的，只要严密组织，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必可活捉蒋介石。
中共留蓉工作部的地下党员吕振修等人，在积极落实具体工作。他找到已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他。杨晒轩当即表示说：“只要组织一个200余人的敢死队就够了。我亲自挑选队员，亲自任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批准了杨晒轩的要求和实施方案，并觉得定要驻守在城内监视蒋介石行动的王樵生、徐震球等人组织武装力量配合杨晒轩的行动。
杨晒轩很快就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敢死队，日夜埋伏在北较场、国民党励志社门口周围的地下党便衣人员，与杨晒轩敢死队队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当活捉蒋介石的计划紧锣密鼓进行时，9日上午成都一些提前出版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蒋总裁已于8日晨乘机离蓉。因事前未通告，故政府要员未去送行……”
吕振修、杨晒轩等人看到蒋介石离蓉的消息后，顿感功亏一篑。正当地下党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时，出人意料地又传来一条消息：有人8日下午在街口亲眼看到过蒋介石坐在一小车内探出头来张望。大家又重新投入到了捉蒋工作之中。
这时，早已解放了的广州白云机场工作人员了解到蒋介石10日下午3时乘飞机经广州上空飞往台北。机场工作人员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接管广州机场的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领导。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立即找到了时任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兼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要求把蒋介石的座机打下来，或迫降下来。
叶剑英思考了片刻后，说，“这事关重大，要请示中央，这样吧，你把此事报告北京，我们拟把蒋介石的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打下来。”
由于蒋介石侍卫人员利用报刊登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消息，中共留蓉工作部和捉蒋敢死队没有捕捉到蒋介石离蓉的具体时间，更谈不上实施计划了。广州方面，也因未得到北京的答复，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何念选）
为了不使孩子成为睁眼瞎，徐特立的父亲省吃俭用让徐特立上了6年私塾。
16岁时，徐特立辍学在家。一天，他乘船去衡山，见10多名同舟人对船工态度横蛮。对此他极感不平，乃自诫日后若能科举及第，只任教官，不作欺压百姓之官员，并取“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改名徐特立。从此，“特立独行，高洁自守”成为他的人生座右铭，激励着他奋斗不懈。
为了生计，18岁时徐特立在乡村教蒙馆，一教就是10年。他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读书，却苦于家中无甚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很困难，因为书价昂贵，一部《十三经注疏》要15串钱，一部《庄子》也要300文。而他教蒙馆的第一年所得俸金只不过3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加到20串钱，仍是难以购置书籍。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在他20岁那年作出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可买25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10年，把书读通，这样也就势必破产。从此，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等，也都一一买回来了。
他读书非常刻苦。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乡村里，很难找到可以相互切磋的朋友，更难找到释疑解难的先生，要真正把书读懂，颇不容易，还得靠自己去反复钻研。况且，迫于生计，仍须坚持半教半学。对于当年的自学生活，徐特立曾回忆说：“教蒙馆时，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伦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熟读的。我读中国的旧书，总是常在要紧的地方画线，以便记忆和复习，有时选出要紧的句子用本子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字，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我读《说文》部首540字，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我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
徐特立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还只执行到第八年，即在1905年，家里就濒于破产了：剩下的田亩，一年只能收4石谷；学堂的俸金亦降到14串，用这些微薄的收入维持妻室儿女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书籍的购置当然难以为继了。
（张小雷）
陈赓诚揽南粤英才
解放战争后期，随战局急速发展及新区拓创需求，干部问题成了急中之急。1949年5月，二野军大在南京成立。6月，陈赓在南昌建立二野军大四分校，亲自兼任校长。广州解放后，陈赓特意指示分校主持日常工作的校领导要在广州多招些文化高、素养好的青年学生，并委派军大政治部主任刘增钰，带上他的亲笔信面交叶剑英。叶剑英热诚赞同四兵团在广州招收1500名学生，并语重心长嘱咐刘增钰：“你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批广州学生平平安安带到昆明，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这样，1949年11月，二野军大四分校在广州掀起一股报考军大投笔从戎的军大热，1000多名南粤各地及港澳等海外优秀知识青年，激情满怀投入陈赓的麾下，12月即随陈赓兵团战斗序列，踏上“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征程。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广州各高校在校大学生或大专以上优秀学生。特别是还有上百名来自港澳与东南亚各地的爱国赤子，也纷纷奔来投入革命队伍，报效祖国，支援开拓西南。
陈赓祝贺这批军大学生“抓住了革命战争尾巴”，叮嘱大家要珍惜这份光荣，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指示学校要在大西南进军中边走、边建、边学、边打、边做群众工作，在实际中学。在毕业典礼上他特意提出：“你们在军大毕业了，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学学无止境，永远不能毕业”！
后来，二野军大四分校在广州招揽的这批人才，在不同时期，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宗晖）
章蕴立下三条誓言
章蕴，1923年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章蕴任中共石乔口特区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此时，她和中共石乔口特区区委书记李耘生真诚地相爱了。1927年春天，章蕴和李耘生结成伉俪。
1932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成了敌人搜捕的主要对象。叛徒带着便衣特务闯进章蕴夫妇家中，没有抓着章蕴夫妇，就带走了章蕴夫妇两岁半的儿子小宁和李耘生山东老家来治病的16岁的妹妹。当时章蕴即将分娩，组织上决定她转移到湖南老家，李耘生留下营救被捕同志。20多天后，李耘生不幸被捕。同时，湖南的报纸刊登了追捕章蕴的通缉令，章蕴的母亲急忙把她转移到章蕴的姐姐家。不久，女儿杜早力在忧患中降生。6月8日，李耘生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李耘生的牺牲，给章蕴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后的生活道路怎样安排？白天，她强打精神，宽慰母亲和姐姐；晚上，她抑制不住对李耘生、小宁、李耘生的妹妹的思念，通宵难眠。她泪眼汪汪地望着女儿杜早力，觉得女儿一出世就失去了父亲，真是可怜！而自己呢，除了失去亲人外，还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经过一夜又一夜的思考，章蕴立下三条誓言：1、一定要找到党，回到党组织怀抱；2、出去做工挣钱自己糊口和抚养女儿外，不做国民党的任何工作；3、不再结婚。她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行程。
章蕴把女儿寄养在母亲家，独自一人外出找党。20世纪30年代初期，没有可靠的关系和线索，要想找到党组织，多么困难啊！为了找党和挣钱糊口，她换过好多职业，当过捡烟叶的临时工、养蜜蜂的帮工、长途电话接线生。她在长沙电信局做接线生的时候，了解到局里的勤杂工李嫂是平江人。她想到平江曾是党领导的苏区，通过李嫂可能找到红军。她经常有意接近李嫂，得知李嫂想回平江老家探望，便给李嫂几元钱作路费，请她帮助寻找红军。谁知李嫂一去未归，希望破灭了。
在章蕴的影响下，她的两个弟弟，思想进步，心向革命。大弟弟杜平在铁路上当护路警，章蕴要他有机会去苏区参加红军，在红军里打听一个叫项英的人，要他帮助接上组织关系。她在大弟帽子的夹层中缝进一块布条，写有：“项英收，杜韫章托。”弟弟带着这顶帽子，时时不忘姐姐的殷殷嘱托，可是始终没机会去苏区。
章蕴在找党组织，党组织也在寻找和考察章蕴。1936年秋，一个陌生人来到长沙电信局告诉章蕴有人要见她。章蕴按照来人告诉的地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见到了中央派来湖南恢复党组织的袁仲贤。经过简短的谈话，袁仲贤立即表示：“从现在开始，你回到党组织里来了。”听到这样一声召唤，章蕴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赵云）
地下党拟除掉蒋介石
1949年12月1日至10日，蒋介石驻跸在成都黄埔军校内的黄埔楼，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10天，是他如坐针毡的10天，也是他困兽犹斗的10天。
自蒋介石踏入成都后，虽戒备森严，进行了几次大清查，但他们哪里知道，就连军校北墙200多米远的菜地中，有五六个看似守菜人住的低矮的草棚子，竟然是中共特工人员设的炮打黄埔楼、炸死蒋介石的指挥部。一到晚上，棚子南面黄埔楼上的灯光，通过窗子射到看似普通而干净的草棚上，特工人员利用这些微弱的光线进行工作。
这个打蒋指挥部，是受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唐会昌等人，经过对全局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来蓉是自投罗网，绝不能让他溜掉。
在研究如何实施炮打黄埔楼时，有人提出让已被地下党策反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团长姜期永协助完成。姜期永认为是自己立功赎罪的机会来了，欣然接受了任务。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姜期永组织了几名亲信秘密地在草棚里安装了一门直射钢炮，准确地瞄准了蒋介石所住的小楼，等待地下党通知蒋介石在楼内时间，连续几炮，将楼炸塌。
为了摸准蒋介石的行迹，情报人员和特工人员加紧了工作。就在准备实施炮打方案的那天早晨，突然传来情报说蒋介石不住在黄埔楼，近日到励志社住了，而且行踪飘忽不定。中共留蓉工作部党支部书记王逸平和副书记吕振修商议后，感到事关重大，便紧急召开支部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蒋介石既然不住黄埔楼了，如果炮轰了黄埔楼，没有打死蒋介石，反而会被国民党作为口实，在蓉城开展大搜捕和大屠杀，给市民生命财产造成无辜的损失，给地下党下一步工作造成被动和困难。于是，支部决定立即撤走草棚里的钢炮，以免被敌人发现，打草惊蛇。
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到蓉后一直住在黄埔楼，只是他的侍卫人员施了“空城计”，摆出人去楼空的迷魂阵。放弃炮打计划之后，中共留蓉工作部就拟定了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大家认为，在成都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一定会从机场外逃的，只要严密组织，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必可活捉蒋介石。
中共留蓉工作部的地下党员吕振修等人，在积极落实具体工作。他找到已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他。杨晒轩当即表示说：“只要组织一个200余人的敢死队就够了。我亲自挑选队员，亲自任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批准了杨晒轩的要求和实施方案，并觉得定要驻守在城内监视蒋介石行动的王樵生、徐震球等人组织武装力量配合杨晒轩的行动。
杨晒轩很快就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敢死队，日夜埋伏在北较场、国民党励志社门口周围的地下党便衣人员，与杨晒轩敢死队队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当活捉蒋介石的计划紧锣密鼓进行时，9日上午成都一些提前出版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蒋总裁已于8日晨乘机离蓉。因事前未通告，故政府要员未去送行……”
吕振修、杨晒轩等人看到蒋介石离蓉的消息后，顿感功亏一篑。正当地下党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时，出人意料地又传来一条消息：有人8日下午在街口亲眼看到过蒋介石坐在一小车内探出头来张望。大家又重新投入到了捉蒋工作之中。
这时，早已解放了的广州白云机场工作人员了解到蒋介石10日下午3时乘飞机经广州上空飞往台北。机场工作人员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接管广州机场的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领导。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立即找到了时任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兼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要求把蒋介石的座机打下来，或迫降下来。
叶剑英思考了片刻后，说，“这事关重大，要请示中央，这样吧，你把此事报告北京，我们拟把蒋介石的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打下来。”
由于蒋介石侍卫人员利用报刊登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消息，中共留蓉工作部和捉蒋敢死队没有捕捉到蒋介石离蓉的具体时间，更谈不上实施计划了。广州方面，也因未得到北京的答复，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何念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