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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源头话四岳
寻访渭河源头，为此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的开场大戏，大家都满怀期待。但昨天从兰州奔赴渭源时却是细雨蒙蒙，让人颇为忧虑，唯恐天公不作美影响行程，满眼青绿的山川美景也未带来更多的兴致。
未曾想一觉醒来，竟然是晴空万里，蓝天如洗，考察队员们自然是大喜过望，每人一碗牛肉面后即驱车出发。先至五竹寺遥望渭河源的远景，让大家可以宏观地感受源头之地南依西秦岭的主峰露骨山，西傍鸟鼠同穴山的南脉，处于两山相夹处低山缓岭的川塬胜形。茂盛的秋庄稼一抹葱绿，成熟待刈的黄色麦田点缀其间，恰似翠玉嵌金，美不胜收，更激起每个人渴望尽快亲近源头之地的心情。
车解人意，谈笑间就到了渭水之源的景区大门口。过多人为装点的门饰虽与自然美景不太协调，但门旁立石上所刻晚清名臣左宗棠题写的“大禹导渭”四个红色大字还是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不是出自《尚书·禹贡》的名言吗？没有错，大禹治水“导渭自鸟鼠同穴”。敢情不是梦里依稀啊？4000年的历史竟然就这么和我们不期而遇！对史书中的记载我们都较稔熟，渭河之源与此有关也不足为奇，可这么设计出来让人迎面相撞还是有些意外的惊喜。
果然，景区内多有纪念大禹治水的相关内容，我们简单浏览后便快速向源头走去。一路清流激湍，绿树重荫，赏心悦目自不待言。而靠近源头的壁立山崖上，才是左公“大禹导渭”题名的原版所在。突然想到，大禹治水的一位重要助手——四岳，整个景区却没有丝毫涉及，不免感到有点若有所失了。
四岳，这位出自西部的英雄，按照史书的说法是大禹治水的功臣。《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一说为西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索隐》引三国谯周之说，太公望“姓姜，名子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由此可知，西周的开国功臣、齐国之始祖姜子牙，本为炎帝的后裔，其又一先世在尧舜禹之时，曾掌管过四方山川之事，而称四岳，并在大禹治水时立有功绩，获封吕与申地。姜子牙称吕尚就是因封地而来。《史记·夏本纪》还说，四岳在帝尧时期就曾推荐大禹的父亲鲧治过水，“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只是方法失当，未获成功。显然在大禹治水时四岳又参与其间，终有成果，故被认为“甚有功”。
由此说明，四岳确是大禹治水工程的有功之臣。而后世子孙纪念大禹却不提四岳，这是否有失公允？而更重要的是，炎帝族的姜姓后裔实际与古代的羌族关系匪浅。《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可见姜、羌本为一体，是居于西方的大部族。《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大体包括今青海、甘肃东部靠近陕西、四川的区域，当然也涵盖渭河源头所在的渭源及周边地区。
而考古发现说明，相当于距今4000年前后，约为史书记载的夏代初期，也就是大禹的时代，甘、青地区主要分布的是齐家文化，也就可以说齐家文化应为当时古羌族的考古学文化。此时，在中原地区的尧舜禹王朝为官的人物中，有一位古羌族的首领曾因掌管天下山川，任四岳之职而著名，而参与治水实与其职责有关。可以设想，大禹要到西部地区治理渭河、黄河，当然更需要四岳组织动员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羌族民众参与。四岳因此建立大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实际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或说古羌）先民为治水大业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此外，考古学还发现以中原地区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西部的齐家文化已存在诸多联系，甚至夏文化的青铜文明有可能是在齐家青铜文化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带流盉等典型陶器，也见于齐家文化，两者的玉器多有相同或相似。这些发现和历史的记载如此之契合，绝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应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极佳印证。渭水上游以及下游都可见齐家文化的踪迹，表明这条水系是两种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中原和西部沟通的命脉。
因此，在渭水源头纪念大禹的同时，也颂扬一下古羌民族的代表人物——四岳以及他的人民，不是顺理成章吗？在祭祀大禹的祠庙里，安置一个西部先民的英雄，让不同部族的代表在后世子孙心中同样树立起一个不朽的形象吧！
这，正是我们应修的功德。
徜徉在西周的边防站——西河滩
渭河道考察的第二站陇西县，因秦最早实行郡县制所设陇西郡而得名。上午考察的三个古遗址之一的西河滩，是我多年以前就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处最偏西的西周遗址，至今尚无逾此而存在的发现，也可以说这就是周王朝的西部边陲。可始终无缘造访，以致抱憾不已，今得如愿，怎一个喜字了得！
驱车穿城区及铝业公司而过，到达遗址后发现，这是一处发育良好的台地，三面环水，生态条件优越。当地的文物同行介绍，遗址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地点，在我们踏查处数百米开外的铝业公司家属区，说明此地为较大的西周遗址。周围到处都是生长茂盛的秋田庄稼，好不容易找了一处约200平方米的空旷地，随便走走就发现不少典型的西周陶器残片，可辨出鬲、罐等器形，足见遗址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按我的设想，这里可能是一处很小的西周聚落，当年也许都已发掘完了，不会见到什么东西。确实不曾想到遗址会有如此之大，地表竟能采到不少遗物。那么，这个遗址就应该入住过不少的西周先民，典型的西周陶器暗示了他们是来自陇山以东之人。采集的标本中未见到寺洼文化遗物，却让人颇感意外，要知道渭河上游地区可是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民族领地。至于当年发现过的墓葬，原想可能是周人一度扩张到此，偶尔葬了几个人。但内涵丰富的大型周文化遗址的存在，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识，其应属一处重要的西周聚落。
这里的地形三面临河、一侧援山，让人立刻感悟到选址是出于军事防卫考虑，也可说是边塞城堡的西周形式。可惜的是，发掘资料没有公布，又无新的考古收获，没有办法了解聚落的持续过程和时间范围。周人在这里活动了多久？如何坚守于此？与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如何相持？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能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来为我们解释了。 有感于此，遂吟小诗以记之：
陇西西河滩，西周最西边。
将士有阿谁？戍守在此间。
夕阳戎歌里，回首望乡关。
干戈与玉帛，何者更占先。
重回关桃园
玉帛之路考察团的汽车在渭河峡谷中穿行，两岸苍翠赏心悦目，在大家的一片赞叹中，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那是14年前的2002年，春寒料峭的正月，我率考古队一行人乘坐汽车也在这座峡谷行进，只是初春的河谷草木枯黄，满目寥落。我们要去发掘陇山南端、渭河北岸的一个小遗址——关桃园。因为陇海铁路的宝鸡—天水段复线工程建设，需经过这个遗址，故要进行考古发掘保护文物。此前已有宝鸡的同行对这里进行了初步调查，报告说文化内涵不丰富，故单位领导告诉我带几个人去简单发掘一下，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发现，个把月也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好让铁路工程建设早日进行。
可谁知我们布了探方发掘下去后，竟然发现多是7000～8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遗迹，有房子、灰坑及墓葬等。我知道这一时期的遗址是很难发现的，全国也没有多少。所以计划一个月的工作就持续到年底，当然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大量的前仰韶时期遗迹和数百件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文物，而且进入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预选项目，可惜因微小的差距而未获选。
这里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是渭河流域此类遗址中文化发展序列最完整的一个。早期属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期为此次新识别的关桃园类型，晚期属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存，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这里出土的骨器几乎可说是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好工艺水平，发现了与商周时期铜削刀相似的骨刀，被当年的考古队员戏称为“天下第一刀”，以及代表了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20余件，同时发现了渭水流域最早的玉环。有趣的是，最终落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原因恰是因为此环。因为在评审会上有专家提出质疑：“这么早的遗址怎么会有玉器？”但他怎么就不明白，古人偶遇一块漂亮的石头，加工成器物为何不可能呢？也许是他不知道《山海经》的记载，渭河上游的鸟鼠山就是出白玉的地方吧。
此外，还有少量仰韶文化、西周、春秋战国等时期的遗迹、墓葬等。
思绪飞流间，已看见了遗址北侧骆驼山的驼峰，我忙喊：“关桃园遗址到了！”随着我的指向，大家从左侧的车窗看到奔流的渭河在遗址西侧高台地下环绕东去。这是自天水以东渭河进入峡谷地区以后唯一的一个高亢台塬，平旷开阔，两水环绕，自然条件良好，当然是先民居留的佳地。看到这些，大家一阵忙乱，停车拍照，还分别要和当年的发掘者合影，好不热闹。
此时已过12点，到遗址旁的拓石镇用过简餐后，大家便热情洋溢地奔向遗址，纷纷采集标本。因为雨后的庄稼地不便行动，只能在路旁溜达，收获不多。但就在临走前，叶舒宪教授居然发现了一大片前仰韶二期的陶罐残片，有口沿及肩部，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缘分吧？要知道这是此次渭河考察发现的最早文物标本，年代在距今7500年前后。
而7000～8000年前的先民，以及其后的古人，都是如何在这渭河的峡谷中穿行？
我望着远去的火车陷入沉思。
寻访渭河源头，为此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的开场大戏，大家都满怀期待。但昨天从兰州奔赴渭源时却是细雨蒙蒙，让人颇为忧虑，唯恐天公不作美影响行程，满眼青绿的山川美景也未带来更多的兴致。
未曾想一觉醒来，竟然是晴空万里，蓝天如洗，考察队员们自然是大喜过望，每人一碗牛肉面后即驱车出发。先至五竹寺遥望渭河源的远景，让大家可以宏观地感受源头之地南依西秦岭的主峰露骨山，西傍鸟鼠同穴山的南脉，处于两山相夹处低山缓岭的川塬胜形。茂盛的秋庄稼一抹葱绿，成熟待刈的黄色麦田点缀其间，恰似翠玉嵌金，美不胜收，更激起每个人渴望尽快亲近源头之地的心情。
车解人意，谈笑间就到了渭水之源的景区大门口。过多人为装点的门饰虽与自然美景不太协调，但门旁立石上所刻晚清名臣左宗棠题写的“大禹导渭”四个红色大字还是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不是出自《尚书·禹贡》的名言吗？没有错，大禹治水“导渭自鸟鼠同穴”。敢情不是梦里依稀啊？4000年的历史竟然就这么和我们不期而遇！对史书中的记载我们都较稔熟，渭河之源与此有关也不足为奇，可这么设计出来让人迎面相撞还是有些意外的惊喜。
果然，景区内多有纪念大禹治水的相关内容，我们简单浏览后便快速向源头走去。一路清流激湍，绿树重荫，赏心悦目自不待言。而靠近源头的壁立山崖上，才是左公“大禹导渭”题名的原版所在。突然想到，大禹治水的一位重要助手——四岳，整个景区却没有丝毫涉及，不免感到有点若有所失了。
四岳，这位出自西部的英雄，按照史书的说法是大禹治水的功臣。《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一说为西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索隐》引三国谯周之说，太公望“姓姜，名子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由此可知，西周的开国功臣、齐国之始祖姜子牙，本为炎帝的后裔，其又一先世在尧舜禹之时，曾掌管过四方山川之事，而称四岳，并在大禹治水时立有功绩，获封吕与申地。姜子牙称吕尚就是因封地而来。《史记·夏本纪》还说，四岳在帝尧时期就曾推荐大禹的父亲鲧治过水，“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只是方法失当，未获成功。显然在大禹治水时四岳又参与其间，终有成果，故被认为“甚有功”。
由此说明，四岳确是大禹治水工程的有功之臣。而后世子孙纪念大禹却不提四岳，这是否有失公允？而更重要的是，炎帝族的姜姓后裔实际与古代的羌族关系匪浅。《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可见姜、羌本为一体，是居于西方的大部族。《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大体包括今青海、甘肃东部靠近陕西、四川的区域，当然也涵盖渭河源头所在的渭源及周边地区。
而考古发现说明，相当于距今4000年前后，约为史书记载的夏代初期，也就是大禹的时代，甘、青地区主要分布的是齐家文化，也就可以说齐家文化应为当时古羌族的考古学文化。此时，在中原地区的尧舜禹王朝为官的人物中，有一位古羌族的首领曾因掌管天下山川，任四岳之职而著名，而参与治水实与其职责有关。可以设想，大禹要到西部地区治理渭河、黄河，当然更需要四岳组织动员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羌族民众参与。四岳因此建立大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实际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或说古羌）先民为治水大业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此外，考古学还发现以中原地区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西部的齐家文化已存在诸多联系，甚至夏文化的青铜文明有可能是在齐家青铜文化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带流盉等典型陶器，也见于齐家文化，两者的玉器多有相同或相似。这些发现和历史的记载如此之契合，绝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应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极佳印证。渭水上游以及下游都可见齐家文化的踪迹，表明这条水系是两种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中原和西部沟通的命脉。
因此，在渭水源头纪念大禹的同时，也颂扬一下古羌民族的代表人物——四岳以及他的人民，不是顺理成章吗？在祭祀大禹的祠庙里，安置一个西部先民的英雄，让不同部族的代表在后世子孙心中同样树立起一个不朽的形象吧！
这，正是我们应修的功德。
徜徉在西周的边防站——西河滩
渭河道考察的第二站陇西县，因秦最早实行郡县制所设陇西郡而得名。上午考察的三个古遗址之一的西河滩，是我多年以前就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处最偏西的西周遗址，至今尚无逾此而存在的发现，也可以说这就是周王朝的西部边陲。可始终无缘造访，以致抱憾不已，今得如愿，怎一个喜字了得！
驱车穿城区及铝业公司而过，到达遗址后发现，这是一处发育良好的台地，三面环水，生态条件优越。当地的文物同行介绍，遗址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地点，在我们踏查处数百米开外的铝业公司家属区，说明此地为较大的西周遗址。周围到处都是生长茂盛的秋田庄稼，好不容易找了一处约200平方米的空旷地，随便走走就发现不少典型的西周陶器残片，可辨出鬲、罐等器形，足见遗址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按我的设想，这里可能是一处很小的西周聚落，当年也许都已发掘完了，不会见到什么东西。确实不曾想到遗址会有如此之大，地表竟能采到不少遗物。那么，这个遗址就应该入住过不少的西周先民，典型的西周陶器暗示了他们是来自陇山以东之人。采集的标本中未见到寺洼文化遗物，却让人颇感意外，要知道渭河上游地区可是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民族领地。至于当年发现过的墓葬，原想可能是周人一度扩张到此，偶尔葬了几个人。但内涵丰富的大型周文化遗址的存在，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识，其应属一处重要的西周聚落。
这里的地形三面临河、一侧援山，让人立刻感悟到选址是出于军事防卫考虑，也可说是边塞城堡的西周形式。可惜的是，发掘资料没有公布，又无新的考古收获，没有办法了解聚落的持续过程和时间范围。周人在这里活动了多久？如何坚守于此？与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如何相持？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能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来为我们解释了。 有感于此，遂吟小诗以记之：
陇西西河滩，西周最西边。
将士有阿谁？戍守在此间。
夕阳戎歌里，回首望乡关。
干戈与玉帛，何者更占先。
重回关桃园
玉帛之路考察团的汽车在渭河峡谷中穿行，两岸苍翠赏心悦目，在大家的一片赞叹中，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那是14年前的2002年，春寒料峭的正月，我率考古队一行人乘坐汽车也在这座峡谷行进，只是初春的河谷草木枯黄，满目寥落。我们要去发掘陇山南端、渭河北岸的一个小遗址——关桃园。因为陇海铁路的宝鸡—天水段复线工程建设，需经过这个遗址，故要进行考古发掘保护文物。此前已有宝鸡的同行对这里进行了初步调查，报告说文化内涵不丰富，故单位领导告诉我带几个人去简单发掘一下，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发现，个把月也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好让铁路工程建设早日进行。
可谁知我们布了探方发掘下去后，竟然发现多是7000～8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遗迹，有房子、灰坑及墓葬等。我知道这一时期的遗址是很难发现的，全国也没有多少。所以计划一个月的工作就持续到年底，当然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大量的前仰韶时期遗迹和数百件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文物，而且进入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预选项目，可惜因微小的差距而未获选。
这里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是渭河流域此类遗址中文化发展序列最完整的一个。早期属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期为此次新识别的关桃园类型，晚期属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存，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这里出土的骨器几乎可说是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好工艺水平，发现了与商周时期铜削刀相似的骨刀，被当年的考古队员戏称为“天下第一刀”，以及代表了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20余件，同时发现了渭水流域最早的玉环。有趣的是，最终落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原因恰是因为此环。因为在评审会上有专家提出质疑：“这么早的遗址怎么会有玉器？”但他怎么就不明白，古人偶遇一块漂亮的石头，加工成器物为何不可能呢？也许是他不知道《山海经》的记载，渭河上游的鸟鼠山就是出白玉的地方吧。
此外，还有少量仰韶文化、西周、春秋战国等时期的遗迹、墓葬等。
思绪飞流间，已看见了遗址北侧骆驼山的驼峰，我忙喊：“关桃园遗址到了！”随着我的指向，大家从左侧的车窗看到奔流的渭河在遗址西侧高台地下环绕东去。这是自天水以东渭河进入峡谷地区以后唯一的一个高亢台塬，平旷开阔，两水环绕，自然条件良好，当然是先民居留的佳地。看到这些，大家一阵忙乱，停车拍照，还分别要和当年的发掘者合影，好不热闹。
此时已过12点，到遗址旁的拓石镇用过简餐后，大家便热情洋溢地奔向遗址，纷纷采集标本。因为雨后的庄稼地不便行动，只能在路旁溜达，收获不多。但就在临走前，叶舒宪教授居然发现了一大片前仰韶二期的陶罐残片，有口沿及肩部，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缘分吧？要知道这是此次渭河考察发现的最早文物标本，年代在距今7500年前后。
而7000～8000年前的先民，以及其后的古人，都是如何在这渭河的峡谷中穿行？
我望着远去的火车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