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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一次饭局上，哈佛大学一个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询问王石是否有闲去哈佛念书，时间可选三个月、半年或一年。对于这个非正式邀请，王石的即时反应是：“去，游一年。”
其时，这位声名正隆的万科领袖刚入花甲之年。一位企业家听说王石要去哈佛读书，非常吃惊，“我去哈佛讲课，王石却到哈佛游学？”
从2011年初正式入学哈佛至今，王石一再申请课程延期，已进入第五个学期。他和一帮20岁左右的毛头孩子们一起，在哈佛的课堂研习资本主义思想史、城市规划与投资管理、新能源经济政策。虽然波士顿的冬天阴冷，公寓暖气不足，却难睡懒觉，王石视之为适合学习的好环境。
当一名教书匠，恰是王石60岁～70岁之间的人生理想。他希望能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授业解惑。2009年，他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2012年，他开始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MBA和EMBA授课。王石透露，今年结束哈佛的课程后，接下来的游学地点先后是英国剑桥大学、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
应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华南分部、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等机构的邀请，2013年1月17日，在深圳短暂停留的王石，花了三个多小时讲述他的游学经历。
初入哈佛（以下为王石的自述：）
我是2011年初到的哈佛，时间安排是一年。在一次饭桌上，哈佛一个基金的执行主任向我发出一个非正式的邀请，问我有没有计划去游学，时间有三个月、半年和一年。我当时即刻回答说：“有，游一年。”
刚到哈佛的时候，觉得时间非常漫长，简直是度日如年。怎么安排课程，英语单词背多少。在这个学校，很少有深夜两点钟之前睡觉的。我总是盼着周末，因为周末可以睡懒觉，周末不用做作业，不用早起。
当时最早的课程是星期五，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有时真熬不住，真的想过放弃，混混混一年就回去了。到了第二个学期，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时间一晃过去了。
我入读的是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但你要是想和教授交流，听什么课，整个哈佛都是开放的，可以旁听。选什么课程，你可以试听，试听完再选。我为了找点事干也试听，选了一些课。现在的哈佛亚洲中心主任，是一位精神心理学家，也是我的老师之一。
我为什么去哈佛？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规划。50岁之前，我是企业家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当过工人、工程师。50岁到60岁之间，我的规划是实现个人的梦想，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张扬，个人与自然的战斗，有点嚣张。到了60岁，正好过完60岁生日，启程到了哈佛。
我在57、58岁左右就一直放话，想到学校学习。无论是清华、北大、复旦、香港科大，凡是见到教授我就谈，也收到许多邀请。
我的人生规划是，60岁～70岁当一名教书匠，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教书，也有人让我挂教授，我宁愿只做王石，是不喜欢头衔的人。2009年到香港科技大学讲课，去年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签了合同。有人跟我说，你应该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不同的商学院和学生交流，更多地把你做企业的价值和理念结合起来，发出中国的声音。
“后进生”
去哈佛读书的非正式邀请，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实际上，我应该是2010年秋天去，当时哈佛发通知过来问，你到底来不来。我一看，已经发来“通缉令”了，不去不行，所以当时的情况很狼狈。我登峰，登珠峰，多难啊，人家一次，你两次，从3000米，6100米，到登珠峰前登了个8100米，但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决定去哈佛，还没去就觉得很难，到了之后，比我想象的难得多。所以我明白，物理山峰和知识山峰比，知识山峰更高，更有障碍，更要动脑筋攀登。但是我登上了。我曾经设想，70岁再去等珠峰，现在放弃了，觉得没必要和物理山峰较真。
到了哈佛后，有两个不容易：一个是突然发现60岁，重新一个人生活，一切重新来，你出来后发现你自己是个傻瓜一样，很狼狈；第二是语言也不通，哑巴英语。但突然发现，你回到了40年前，这让你感觉脑筋开动起来。
工作的时候整个按照直觉来，不动脑子，而且觉得这理所当然。但到了哈佛，这班同学，看上去都特文艺。对着十几岁的小孩，所以60岁的脑子“咔兹咔兹”开动起来。当然，这种“咔”很可能不是脑溢血就是脑髓崩。你发现已经久违的脑子的转动，好多东西启动起来，你突然增加了心理的健壮程度，哎呦，那种感觉，这么难都这样熬，差点熬成抑郁症了。哈哈，这就是哈佛的体会呀。
现在，英语口语从念稿到脱稿。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MIT、世界经济论坛用英语演讲。2012年11月和12月，先后接受BBC、CNN节目的采访。对于我的英语，BBC记者说：“可以听懂80%。”
如何管理公司？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你这个万科董事长不做事，整天在玩？我来讲一下我扮演什么角色。
做董事做主席来讲不外乎三件事，第一是决策，第二是用人，第三是担当。简单来讲，决策来讲，搞多元化是一种战略，决策你们看这一项就够。第二，决策谁来做，往往这个很多人放不下，觉得只能自己来做，别人不行，换句话来讲，没法放下。第三，出了事你怎么决定。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在博客回应万科的捐款说，“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每次募捐，万科“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引起了风波。
当时我就说，出现几个条件之一我就辞职：第一，如果因为我的言论，万科的股价下跌，我会引咎辞职，因为你的言行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第二，如果因为我的言论影响了万科正常销售，我作为第一把手辞职；第三，如果我的言论引起了万科管理层的集体压力，引起了“80后”员工的集体反抗，我也辞职，因为2008年的时候万科“80后”占65%，主要员工由“80后”构成。但这件事引起疑惑但没有引起怠工，股票没有一日罢市，万科的房子没有一日辍工。同样，这两年的流言蜚语也是。
在万科的这些年，我为万科做了四件事：第一是选择了一个行业，第二是建立了现代企业文化制度。留学哈佛的三代人，更多来说不是技术上学到的东西，而是更加注重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所以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如何去做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三，是培养了一个团队。万科的团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别人问，你怎么招到这么优秀的人呢，我说他们优秀是我的幸运，而用人我就是用最优秀的人。对人来讲，制度更重要，文化更重要。如果制度不对，文化不对，优秀的人才在一块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制度对了，就是超常发挥。就像赛艇，为什么最好的时候不低于25分钟但比赛就可以到19分钟呢，因为赛艇讲究的是科学配合，在这个基础上用精神的力量结合起来，真是天下无敌。所以团队是非常强的配合，有优秀的团队，你作为领导者，你想不优秀，都很难。第四，是建立了一个地产品牌。
其时，这位声名正隆的万科领袖刚入花甲之年。一位企业家听说王石要去哈佛读书，非常吃惊，“我去哈佛讲课，王石却到哈佛游学？”
从2011年初正式入学哈佛至今，王石一再申请课程延期，已进入第五个学期。他和一帮20岁左右的毛头孩子们一起，在哈佛的课堂研习资本主义思想史、城市规划与投资管理、新能源经济政策。虽然波士顿的冬天阴冷，公寓暖气不足，却难睡懒觉，王石视之为适合学习的好环境。
当一名教书匠，恰是王石60岁～70岁之间的人生理想。他希望能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授业解惑。2009年，他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2012年，他开始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MBA和EMBA授课。王石透露，今年结束哈佛的课程后，接下来的游学地点先后是英国剑桥大学、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
应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华南分部、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等机构的邀请，2013年1月17日，在深圳短暂停留的王石，花了三个多小时讲述他的游学经历。
初入哈佛（以下为王石的自述：）
我是2011年初到的哈佛，时间安排是一年。在一次饭桌上，哈佛一个基金的执行主任向我发出一个非正式的邀请，问我有没有计划去游学，时间有三个月、半年和一年。我当时即刻回答说：“有，游一年。”
刚到哈佛的时候，觉得时间非常漫长，简直是度日如年。怎么安排课程，英语单词背多少。在这个学校，很少有深夜两点钟之前睡觉的。我总是盼着周末，因为周末可以睡懒觉，周末不用做作业，不用早起。
当时最早的课程是星期五，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有时真熬不住，真的想过放弃，混混混一年就回去了。到了第二个学期，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时间一晃过去了。
我入读的是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但你要是想和教授交流，听什么课，整个哈佛都是开放的，可以旁听。选什么课程，你可以试听，试听完再选。我为了找点事干也试听，选了一些课。现在的哈佛亚洲中心主任，是一位精神心理学家，也是我的老师之一。
我为什么去哈佛？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规划。50岁之前，我是企业家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当过工人、工程师。50岁到60岁之间，我的规划是实现个人的梦想，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张扬，个人与自然的战斗，有点嚣张。到了60岁，正好过完60岁生日，启程到了哈佛。
我在57、58岁左右就一直放话，想到学校学习。无论是清华、北大、复旦、香港科大，凡是见到教授我就谈，也收到许多邀请。
我的人生规划是，60岁～70岁当一名教书匠，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教书，也有人让我挂教授，我宁愿只做王石，是不喜欢头衔的人。2009年到香港科技大学讲课，去年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签了合同。有人跟我说，你应该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不同的商学院和学生交流，更多地把你做企业的价值和理念结合起来，发出中国的声音。
“后进生”
去哈佛读书的非正式邀请，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实际上，我应该是2010年秋天去，当时哈佛发通知过来问，你到底来不来。我一看，已经发来“通缉令”了，不去不行，所以当时的情况很狼狈。我登峰，登珠峰，多难啊，人家一次，你两次，从3000米，6100米，到登珠峰前登了个8100米，但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决定去哈佛，还没去就觉得很难，到了之后，比我想象的难得多。所以我明白，物理山峰和知识山峰比，知识山峰更高，更有障碍，更要动脑筋攀登。但是我登上了。我曾经设想，70岁再去等珠峰，现在放弃了，觉得没必要和物理山峰较真。
到了哈佛后，有两个不容易：一个是突然发现60岁，重新一个人生活，一切重新来，你出来后发现你自己是个傻瓜一样，很狼狈；第二是语言也不通，哑巴英语。但突然发现，你回到了40年前，这让你感觉脑筋开动起来。
工作的时候整个按照直觉来，不动脑子，而且觉得这理所当然。但到了哈佛，这班同学，看上去都特文艺。对着十几岁的小孩，所以60岁的脑子“咔兹咔兹”开动起来。当然，这种“咔”很可能不是脑溢血就是脑髓崩。你发现已经久违的脑子的转动，好多东西启动起来，你突然增加了心理的健壮程度，哎呦，那种感觉，这么难都这样熬，差点熬成抑郁症了。哈哈，这就是哈佛的体会呀。
现在，英语口语从念稿到脱稿。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MIT、世界经济论坛用英语演讲。2012年11月和12月，先后接受BBC、CNN节目的采访。对于我的英语，BBC记者说：“可以听懂80%。”
如何管理公司？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你这个万科董事长不做事，整天在玩？我来讲一下我扮演什么角色。
做董事做主席来讲不外乎三件事，第一是决策，第二是用人，第三是担当。简单来讲，决策来讲，搞多元化是一种战略，决策你们看这一项就够。第二，决策谁来做，往往这个很多人放不下，觉得只能自己来做，别人不行，换句话来讲，没法放下。第三，出了事你怎么决定。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在博客回应万科的捐款说，“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每次募捐，万科“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引起了风波。
当时我就说，出现几个条件之一我就辞职：第一，如果因为我的言论，万科的股价下跌，我会引咎辞职，因为你的言行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第二，如果因为我的言论影响了万科正常销售，我作为第一把手辞职；第三，如果我的言论引起了万科管理层的集体压力，引起了“80后”员工的集体反抗，我也辞职，因为2008年的时候万科“80后”占65%，主要员工由“80后”构成。但这件事引起疑惑但没有引起怠工，股票没有一日罢市，万科的房子没有一日辍工。同样，这两年的流言蜚语也是。
在万科的这些年，我为万科做了四件事：第一是选择了一个行业，第二是建立了现代企业文化制度。留学哈佛的三代人，更多来说不是技术上学到的东西，而是更加注重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所以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如何去做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三，是培养了一个团队。万科的团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别人问，你怎么招到这么优秀的人呢，我说他们优秀是我的幸运，而用人我就是用最优秀的人。对人来讲，制度更重要，文化更重要。如果制度不对，文化不对，优秀的人才在一块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制度对了，就是超常发挥。就像赛艇，为什么最好的时候不低于25分钟但比赛就可以到19分钟呢，因为赛艇讲究的是科学配合，在这个基础上用精神的力量结合起来，真是天下无敌。所以团队是非常强的配合，有优秀的团队，你作为领导者，你想不优秀，都很难。第四，是建立了一个地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