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记载了苏轼与文同的一些事迹。
　　书中谈到，当时党争激烈，文同是冷眼旁观，从不表态。苏轼却常慷慨陈词，纵谈国事，褒贬臧否，直抒胸臆。文同常常劝他嘴上安个站岗的，他不理这一套。后来终归由于讨人嫌，被赶出京城，贬往杭州。文同此时又一次规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要他索性当哑巴，好歹莫开口。可是苏轼偏不吸取什么祸从口出的教训，照样写文作诗，大吐骨鲠。
　　苏轼这个人，在王安石变法前，反对旧差役法。在王安石行新法后，他又认为新的免役法有不少缺点。提意见，没被采纳。他就在执行新法时“因法，以便民”。(见袁守定《图民录》)也即按自己对新法的解释，“依法”做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后来，旧党重新掌权，想尽废新法时，他却又认为有的新法，如免役法还是“万世之利”(见《铁围山丛谈》)，不该一律废止；有的新法，“则应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子》)。因此，在旧党这边，又很不讨好，总之，无论新党掌权还是旧党掌权，他都吃不开，而且常受窝囊气。
　　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想到，高尔基所谓“大写的人”，孟夫子所谓有“浩然之气”的人，似乎应该都有类似的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第一个特点是“真”，有真知、真情、真感；第二个特点是“敢”，敢于思考，敢于追求，敢于执着。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人真是何苦来哉！有一定才能，顺风行事，比如说，叫“造反”，就专看“四人帮”眼色，拚命造老干部的反；叫解放思想，就估猜上面意图来有板有眼地解放思想。不就可时时得手，处处逢源吗？
　　但是，历史上偏偏有人不在乎这个前车之鉴，于是，就不断有硬骨头之狱。硬骨头之狱不完全同于文字狱。文字狱是笔头子有拂上意惹来的灾祸。而硬骨头之狱却是由于圣上喜欢软骨头，而某些人的骨头却偏有一定硬度，不能屈从上意，因而获罪的。
　　做硬骨头，是自找倒霉。然而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却就靠这些硬骨头支撑着；人类在黑暗中前进时照明的火炬，就靠这些硬骨头高举着；人类前进的道路，也就靠这些硬骨头铺垫着。
　　四害横行时，许多人拿所谓“反面材料”作为正面材料朗读，当读到周荣鑫等老同志不畏强暴，激昂高呼“举着骨头前进”时，总是读的人泣不成声，听的人泪如雨下。
　　于是，有“四五”运动。于是，有“四人帮”的垮台。于是，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于是，有实践的节节胜利。
　　总有大批硬骨头，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国不会没有希望，不会没有光明前途的真正秘密所在。
　　祖国万岁，因为硬骨头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