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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陆续有远征军将领的后人找来。他们或想确认父辈是那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或希望能从这里找到参战亲人的线索——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一张亲人的照片也没有
“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我久久地端详着他,他没有在看我,他在看着远方。那双眼睛,眺望胜利与未来的眼睛,坚毅得像钢铁,清澈得像泉水,纯洁得像婴儿。那时的他,就像今天我的儿子一样年轻。”
在500张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复制来的中国滇缅抗战战场照片里,章东磐挑选了一幅全身都用野草和藤蔓伪装的士兵肖像,作为他主编的《国家记忆》一书的封面。
作为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十几年间从未放下中国远征军抗战史研究。在滇西做田野调查时,他和同伴邓康延、牛子踏上了寻找美军少校梅姆瑞之旅。之后,他结识了同样致力于挖掘这段历史的远征军将领潘裕昆的后人晏欢。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间抗战史打捞队,远赴美国,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们找到了1946年起就再没有被打开过的影像档案。
10月23日,由章东磐发起的“抗战图片复制小组”为期两个月的跨洋工作,以《国家记忆》的问世告一段落。这些六十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照片,首次真实还原了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的影像记忆,一段长期湮灭、甚至被遮蔽的历史,开始慢慢被唤醒,被复原。
中缅印(CBI)战区,是当年二战最多国家军队的搏杀之地,也是中国军队创造过大规模雪耻战绩的所在,由于从未被正式纪念过,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里的故事太多太多,每张照片,甚至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章东磐说。
少校翻译官
2010年9月中的一天,晏欢接到一个来自广州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自己90岁的父亲正是当年驻印军14师的翻译人员。在一张拍摄于1944年8月底密支那战役后的合影照片里,对方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父亲。“那个脸型轮廓,跟老头子现在一模一样。”对方指着照片右下角蹲着的年轻人,“父亲以前常会说起当年在驻印军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心里总是有点奇怪。”
90岁的潘侨南站在广州家里的阳台上,个子比1米78矮了一点,身形跟当年一般瘦而结实,额头、眼窝、脸型都还透出南洋少年昔日的模样。
又一位中国远征军少校的故事从照片里浮现,继而清晰起来。
抗战爆发之际,潘侨南还在新加坡念小学,过的是富家少爷的生活。当时,华人圈里有一种说法,回“唐山”就意味着挨冻、啃番薯,少有人愿意回国。在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抗战之后,大批爱国华侨纷纷乘船归国投身抗战。
在新加坡养正小学的铜管乐队里,吹长号的潘侨南认识了来乐队指挥兼做指导的冼星海。临走那天,冼星海告诉潘侨南,自己要去延安。潘侨南对延安没有任何概念,他对冼星海说,“你去延安,将来我也去延安找你!”
1939年底,19岁的潘侨南回国。他并没有北上去找冼星海,而是到了云南,他在保山华侨学校念完高中。1941年,日军进攻东南亚地区,侨汇断绝,在南洋的家人再无法为他汇款。1943年底,他在国立贵州大学读到大学二年级。
1944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在印度的蓝姆伽和利多设立基地,在美军的帮助下,重新装备和训练远征军,提高在热带丛林中的战斗力,为下一步入缅作战、打通国际运输线做准备。
在中国军队里,美军联络官配备到营级,每个联络官身边都有一名中方翻译。“那个年代,一万个人里出一个大学生,应届毕业生都不够当翻译。”外事局到各个大学招考英语翻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潘侨南报考,顺利被录取。
“1944年4月,外事局分配我到印度利多。我们从昆明乘美军运输机去报到。途中飞越一处高山时,机身结冰,为减轻飞机重量,丢下不少物品。美军机师又命令我们做好跳伞准备,他一下令就挨个往下跳,违者立即就枪毙!因为气压下降,很多人身上钢笔里的墨水都喷出来了,还有不少人在呕吐。”
到达印度利多之后,所有人员被安排洗澡换装,全部改为英式军服和美式武器。潘侨南和西南联大的3个四年级理工科学生被派往新六军14师40团。潘被留在团部,任团长王啓瑞随身翻译,外事局委任其为三级翻译、少校军衔。
“有一次实弹演习,我陪同团长和美军联络官到第一线观察,炮火轰向山头工事,飞机在天上投弹,我站在那里,突然就被团长扑倒在地,保住了命。后来团里给我发了一支36发的美式冲锋枪,还派了两个卫兵保护我的安全。”
在40团工作数月后,潘侨南被急调到师部兽医处,和美军兽医官约翰一起共事。“美国兵最初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坐车时,他一定要我坐到后面去,不然就冲我喊outside!我心想,都是少校,凭什么你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潘侨南很不服气,有次他问了约翰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吗?”约翰不知道。潘侨南跟约翰说了一个他听来的真实故事:军队里有美国人不会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来了,还朝着对方喊“hello,挺好挺好”,结果就被日军杀了。
这个故事改变了约翰对潘侨南的态度。自那以后,无论吃饭、坐车、睡帐篷,约翰一定要拉上他。抗战胜利后,约翰曾盛情邀请潘一起去美国,潘摇摇头:“我才不要去,我要留在中国!”
印缅战场地处热带密林,粮弹物资难以用卡车运抵,美军联络官提出组建骡马队。运来的骡马大都来自澳洲,水土不服,经常染病,潘侨南和约翰忙着到处巡查,医治病马。偶有骡马得了炭疽病,约翰就命令士兵挖一深坑,把病马枪毙后掩埋。
这些骡马之后被用在了密支那战场上。“我们师从印度打回缅甸,每战都胜。英国人就说,一个日本人可以对付6个印军3个英军,但只能对付一名中国军人。”也就是在那场重要的战役胜利后,潘侨南与14师官兵留下了那张合影。14师师长龙天武、40团团长王啓瑞、40团一营营长赵振英、美军中校甘蒲等人,都在其中。
密支那战役之后,滇缅公路重新开通,物资得以运入中国境内。1945年春夏,新六军被任命为总预备队,全军空运到湘南芷江、安江、洪江一带集结。抗战胜利后,潘侨南升为二级译员,挂中校衔。“离别前,我和约翰互换了照片和地址。他回美国德克萨斯继续当兽医。我重回贵州大学继续读书。”至此,二人再无联系。
由于父母在抗戰期间相继去世,潘侨南大学毕业后没有回新加坡,而是随福建同学去了老家永春。因受到老家县一中的校长挽留,他留下来做了英文教师。解放前夕,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为他买好了回南洋的船票,潘侨南放弃了这唯一一次机会。解放后,他身上所有的证件,包括军官证、退伍证统统上交组织,他的想法很单纯,新的国家一定会带来新的希望。
“反右”斗争时,因为学校的右派人数还没有达到5%的指标,第一批“漏网”的潘侨南最终被打成右派,学校找出他抗战服役的经历认定他为反动军官。他被开除,下放到农村劳改。1961年,他“摘帽”回到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
文革期间,潘侨南再次戴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帽子。学校里放《永不消逝的电波》,红卫兵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潘是反动军官,家里一定有电台,用来跟台湾联系,就去抄了他家。
“其实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他再次被学校开除,下放农村劳改,1973年才回到学校继续做一名代课老师。直到1980年,潘才被“割尾巴”,彻底平反。他身边,除了两张在印度时拍的军装照,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那场战争的纪念物。
1994年,潘侨南和家人去上海、杭州玩。他坚持要去看一看黄浦江。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南洋读小学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黄浦江在流泪。”
伞兵部队
“初看到那个阵容,我们几乎以为是看到了欧洲战场上的盟军。那种望不到头的运兵车队;望不到头的坦克车队;望不到头的空军机群;望不到头的大口径榴弹炮群,这些真的是抗战中国自己的军队吗?”章东磐在《国家记忆》的序言中说。
他相信,这两万多张照片足以向世人展现,中国远征军如何从一支血肉之师变成钢铁之师。其中这样几张照片特别令人兴奋:年轻的中国士兵手提降落伞包,手臂上还挂着打开的降落伞;国军领与伞兵队员交谈,以及一名正从空中降落的伞兵。
这几张罕见的空军照片第一次证实了,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里存在着一支伞兵部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
在一份由国际徽章机构出具的材料中,对这支鲜为人知的伞兵部队有过更为详细的叙述:
在1945年1月举行的会议中,蒋介石、多诺万(Donovan)将军和魏德迈(Wedemeyer)将军决定组建20支由200人组成的伞兵突击队。训练、装备和指挥的任务,最终落在了(美军)战略技术支援部执行部队。400名执行部队的成员最终参与了这次行动。
突击队最初的5名成员均来自中国第一个伞兵团,他们之前已经历了9个月训练。突击队的人员组成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指挥官拒绝甄选士兵。其结果是执行部队所带领的军人,多质量低下、训练无素。尽管面临各种问题,但突击队的一些成员还是参与了对日作战。
为了进行空降训练,战略技术支援部在昆明成立了跳伞训练学校。历时4个星期的训练,因为种种原因被推迟。截至战争结束只有6支突击队接受了完整训练。其中最初成立的一支队伍,还执行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次空降任务。
顺利完成空降任务的所有突击队员,都获得了合格勋章。有一份来自中国昆明伞兵突击队的文件,上面写道:1.中国军队跳伞部队授权你使用跳伞装备;2.我们对于你在中国第一支跳伞部队的训练中做出的成就表示感谢,特授予你此勋章。这样的勋章和文件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稀有。
吉尔伯
“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我久久地端详着他,他没有在看我,他在看着远方。那双眼睛,眺望胜利与未来的眼睛,坚毅得像钢铁,清澈得像泉水,纯洁得像婴儿。那时的他,就像今天我的儿子一样年轻。”
在500张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复制来的中国滇缅抗战战场照片里,章东磐挑选了一幅全身都用野草和藤蔓伪装的士兵肖像,作为他主编的《国家记忆》一书的封面。
作为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十几年间从未放下中国远征军抗战史研究。在滇西做田野调查时,他和同伴邓康延、牛子踏上了寻找美军少校梅姆瑞之旅。之后,他结识了同样致力于挖掘这段历史的远征军将领潘裕昆的后人晏欢。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间抗战史打捞队,远赴美国,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们找到了1946年起就再没有被打开过的影像档案。
10月23日,由章东磐发起的“抗战图片复制小组”为期两个月的跨洋工作,以《国家记忆》的问世告一段落。这些六十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照片,首次真实还原了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的影像记忆,一段长期湮灭、甚至被遮蔽的历史,开始慢慢被唤醒,被复原。
中缅印(CBI)战区,是当年二战最多国家军队的搏杀之地,也是中国军队创造过大规模雪耻战绩的所在,由于从未被正式纪念过,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里的故事太多太多,每张照片,甚至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章东磐说。
少校翻译官
2010年9月中的一天,晏欢接到一个来自广州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自己90岁的父亲正是当年驻印军14师的翻译人员。在一张拍摄于1944年8月底密支那战役后的合影照片里,对方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父亲。“那个脸型轮廓,跟老头子现在一模一样。”对方指着照片右下角蹲着的年轻人,“父亲以前常会说起当年在驻印军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心里总是有点奇怪。”
90岁的潘侨南站在广州家里的阳台上,个子比1米78矮了一点,身形跟当年一般瘦而结实,额头、眼窝、脸型都还透出南洋少年昔日的模样。
又一位中国远征军少校的故事从照片里浮现,继而清晰起来。
抗战爆发之际,潘侨南还在新加坡念小学,过的是富家少爷的生活。当时,华人圈里有一种说法,回“唐山”就意味着挨冻、啃番薯,少有人愿意回国。在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抗战之后,大批爱国华侨纷纷乘船归国投身抗战。
在新加坡养正小学的铜管乐队里,吹长号的潘侨南认识了来乐队指挥兼做指导的冼星海。临走那天,冼星海告诉潘侨南,自己要去延安。潘侨南对延安没有任何概念,他对冼星海说,“你去延安,将来我也去延安找你!”
1939年底,19岁的潘侨南回国。他并没有北上去找冼星海,而是到了云南,他在保山华侨学校念完高中。1941年,日军进攻东南亚地区,侨汇断绝,在南洋的家人再无法为他汇款。1943年底,他在国立贵州大学读到大学二年级。
1944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在印度的蓝姆伽和利多设立基地,在美军的帮助下,重新装备和训练远征军,提高在热带丛林中的战斗力,为下一步入缅作战、打通国际运输线做准备。
在中国军队里,美军联络官配备到营级,每个联络官身边都有一名中方翻译。“那个年代,一万个人里出一个大学生,应届毕业生都不够当翻译。”外事局到各个大学招考英语翻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潘侨南报考,顺利被录取。
“1944年4月,外事局分配我到印度利多。我们从昆明乘美军运输机去报到。途中飞越一处高山时,机身结冰,为减轻飞机重量,丢下不少物品。美军机师又命令我们做好跳伞准备,他一下令就挨个往下跳,违者立即就枪毙!因为气压下降,很多人身上钢笔里的墨水都喷出来了,还有不少人在呕吐。”
到达印度利多之后,所有人员被安排洗澡换装,全部改为英式军服和美式武器。潘侨南和西南联大的3个四年级理工科学生被派往新六军14师40团。潘被留在团部,任团长王啓瑞随身翻译,外事局委任其为三级翻译、少校军衔。
“有一次实弹演习,我陪同团长和美军联络官到第一线观察,炮火轰向山头工事,飞机在天上投弹,我站在那里,突然就被团长扑倒在地,保住了命。后来团里给我发了一支36发的美式冲锋枪,还派了两个卫兵保护我的安全。”
在40团工作数月后,潘侨南被急调到师部兽医处,和美军兽医官约翰一起共事。“美国兵最初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坐车时,他一定要我坐到后面去,不然就冲我喊outside!我心想,都是少校,凭什么你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潘侨南很不服气,有次他问了约翰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吗?”约翰不知道。潘侨南跟约翰说了一个他听来的真实故事:军队里有美国人不会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来了,还朝着对方喊“hello,挺好挺好”,结果就被日军杀了。
这个故事改变了约翰对潘侨南的态度。自那以后,无论吃饭、坐车、睡帐篷,约翰一定要拉上他。抗战胜利后,约翰曾盛情邀请潘一起去美国,潘摇摇头:“我才不要去,我要留在中国!”
印缅战场地处热带密林,粮弹物资难以用卡车运抵,美军联络官提出组建骡马队。运来的骡马大都来自澳洲,水土不服,经常染病,潘侨南和约翰忙着到处巡查,医治病马。偶有骡马得了炭疽病,约翰就命令士兵挖一深坑,把病马枪毙后掩埋。
这些骡马之后被用在了密支那战场上。“我们师从印度打回缅甸,每战都胜。英国人就说,一个日本人可以对付6个印军3个英军,但只能对付一名中国军人。”也就是在那场重要的战役胜利后,潘侨南与14师官兵留下了那张合影。14师师长龙天武、40团团长王啓瑞、40团一营营长赵振英、美军中校甘蒲等人,都在其中。
密支那战役之后,滇缅公路重新开通,物资得以运入中国境内。1945年春夏,新六军被任命为总预备队,全军空运到湘南芷江、安江、洪江一带集结。抗战胜利后,潘侨南升为二级译员,挂中校衔。“离别前,我和约翰互换了照片和地址。他回美国德克萨斯继续当兽医。我重回贵州大学继续读书。”至此,二人再无联系。
由于父母在抗戰期间相继去世,潘侨南大学毕业后没有回新加坡,而是随福建同学去了老家永春。因受到老家县一中的校长挽留,他留下来做了英文教师。解放前夕,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为他买好了回南洋的船票,潘侨南放弃了这唯一一次机会。解放后,他身上所有的证件,包括军官证、退伍证统统上交组织,他的想法很单纯,新的国家一定会带来新的希望。
“反右”斗争时,因为学校的右派人数还没有达到5%的指标,第一批“漏网”的潘侨南最终被打成右派,学校找出他抗战服役的经历认定他为反动军官。他被开除,下放到农村劳改。1961年,他“摘帽”回到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
文革期间,潘侨南再次戴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帽子。学校里放《永不消逝的电波》,红卫兵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潘是反动军官,家里一定有电台,用来跟台湾联系,就去抄了他家。
“其实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他再次被学校开除,下放农村劳改,1973年才回到学校继续做一名代课老师。直到1980年,潘才被“割尾巴”,彻底平反。他身边,除了两张在印度时拍的军装照,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那场战争的纪念物。
1994年,潘侨南和家人去上海、杭州玩。他坚持要去看一看黄浦江。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南洋读小学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黄浦江在流泪。”
伞兵部队
“初看到那个阵容,我们几乎以为是看到了欧洲战场上的盟军。那种望不到头的运兵车队;望不到头的坦克车队;望不到头的空军机群;望不到头的大口径榴弹炮群,这些真的是抗战中国自己的军队吗?”章东磐在《国家记忆》的序言中说。
他相信,这两万多张照片足以向世人展现,中国远征军如何从一支血肉之师变成钢铁之师。其中这样几张照片特别令人兴奋:年轻的中国士兵手提降落伞包,手臂上还挂着打开的降落伞;国军领与伞兵队员交谈,以及一名正从空中降落的伞兵。
这几张罕见的空军照片第一次证实了,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里存在着一支伞兵部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
在一份由国际徽章机构出具的材料中,对这支鲜为人知的伞兵部队有过更为详细的叙述:
在1945年1月举行的会议中,蒋介石、多诺万(Donovan)将军和魏德迈(Wedemeyer)将军决定组建20支由200人组成的伞兵突击队。训练、装备和指挥的任务,最终落在了(美军)战略技术支援部执行部队。400名执行部队的成员最终参与了这次行动。
突击队最初的5名成员均来自中国第一个伞兵团,他们之前已经历了9个月训练。突击队的人员组成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指挥官拒绝甄选士兵。其结果是执行部队所带领的军人,多质量低下、训练无素。尽管面临各种问题,但突击队的一些成员还是参与了对日作战。
为了进行空降训练,战略技术支援部在昆明成立了跳伞训练学校。历时4个星期的训练,因为种种原因被推迟。截至战争结束只有6支突击队接受了完整训练。其中最初成立的一支队伍,还执行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次空降任务。
顺利完成空降任务的所有突击队员,都获得了合格勋章。有一份来自中国昆明伞兵突击队的文件,上面写道:1.中国军队跳伞部队授权你使用跳伞装备;2.我们对于你在中国第一支跳伞部队的训练中做出的成就表示感谢,特授予你此勋章。这样的勋章和文件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稀有。
吉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