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官方的各种媒体,都使用“老百姓”一词泛指一般的人民大众。这可以说是恢复了中国古代沿续下来的称谓。我说“恢复了”,是指这个“老百姓”的称谓大约从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消失了30多年。那时对人民大众的一般称谓是“群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权力体制中的各级官员。
　　“群众”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主题词之一,在多数时候虽然有泛指的意义,其实是有政治区分的。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一词前面还特地加上“革命”二字,成为“革命群众”,更突显了其中的政治含义。
　　“老百姓”这一词语之所以为“群众”或“革命群众”这些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词语所取代,其意义是深远和耐人寻味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是不介入体制、与体制分开的“平民”。但“老百姓”一词在中国得以流行,我以为并非因为它的“通俗”,而是因为它含着官方加于的和大众自身加于自己的某种贬抑,有“子民”、“草民”、“贱民”、“愚民”、“平头百姓”、“被统治者”的含义,隐喻着一种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这一词语所含的隐喻意义,当然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所反感,也完全有悖于革命精神。大众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革命成果的享受者,无论如何都不再是既无权力又无权利的“老百姓”。所以,自革命取得政权后,这一词语的消失和以“群众”取代,既很自然,也表明了人民大众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所实际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老百姓”这一概念的另一种含义:政治体制之外的“平民”。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之外的“平民”,虽然无权无势、只是皇权治下的“草民”,但同时,却也自然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它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政治权利,但却有那么一点不参与政治、不操心政治、也不大为政治光顾的“自然权利”。这也就是为孙中山和诸多启蒙知识分子所鄙弃的中国人“一盘散沙”式的“自由”。那时的“老百姓”谈不到有什么政治要求,只要能安居乐业就行。只要不是“官逼民反”,断不会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狂想。
　　由“老百姓”转为“群众”,名副其实地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他们不再是与权力体制相对应的“平民”了,因而也不再谈到“民间”;他们已经成为“革命政治事业”的“群众基础”,换言之,也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革命战士”。“老百姓”与“革命战士”有一个根本区别:即“老百姓”在社会上有一个虽然屈辱、但相对属于自己的“家”,一个不经本人允许就不能进入的“私我领域”,而革命战士的“家”就是革命本身,除了革命这个“大家”,他们不再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和任何“私我领域”。不是“老百姓”而是“革命战士”,就是说他的“小家”和“私我”没有了,只有一个“革命大家庭”。那时有一句话:“革命战士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说的就是“革命战士”不能像“没有觉悟”的“老百姓”那样有“小家”和“私我”。
　　1980年代,改革开放于人们的不自觉中慢慢取代了革命。接着,与人们久违了的“老百姓”称谓也随着文革硝烟的弥散渐渐浮现出来,开始流行于坊间和媒体的话语世界中。如今,你如果注意一下主流媒体,可以发现“老百姓”一词已经充斥于记者、播音主持人的书面和口头语言,虽然“群众”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也一点点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差不多变成了“老百姓”的同义语。这仿佛是一个标志,“群众”开始恢复了“老百姓”身份,多少有了大社会之外的“小家”和“私我领域”。
　　与“老百姓”一词的消失一样,“老百姓”一词重新回到历史也是意味深长的。它传达了一个信息:早已有了的,经过旷日持久的“不断革命”,已丧失殆尽;如今,改革开放,人民大众又赢得“老百姓”的身份,在捡拾那曾经丢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