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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引发的一种客观趋势
从文献来看，最早论述全球化的应该是《共产党宣言》。宣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有了新航路之后，“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从而“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上面这几段文字是关于全球化最早的论述。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初始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即全球化）。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促进整个世界生产关系的变革，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不过，亚当·斯密比马克思更早涉及全球化分析。斯密在被后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一书《国富论》中开篇就指出：“分工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使劳动中的技巧、娴熟度和决策更为重要。”斯密认为，分工导致生产的社会化。正如他所说的，分工“第一，让每个劳工的熟练度增强了；第二，分工节省了劳工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所消耗的时间；第三，促进了不少机器的发明，简化了工序。节省了劳力，使一个人完成了以前好几个人的工作”。尤其是第二点表明分工避免了一个人为完成一个产品而成为“全才”的现象，从而促成了以分工协作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也会导致分工进一步扩大，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只要分工存在着，社会化生产就必然存在着，因而分工的全球化也就成为不可逆转。另外，斯密还指出：“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这会刺激商人热衷于追逐两地之间的货币价格差。这样就会带来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同时由于资源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性，商品的流动最终同样会发展成为国际之间的流动。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货币价格的地区差同样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從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著作来看，两人关于全球化的动力和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就全球化的动力来说，马克思强调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斯密则强调分工。不过，从根源来说，分工的原因也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关于生产力发展与分工的关系，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的进步，……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分工的程度。但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直接涉及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直接从分工入手的。就全球化的内涵而言，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但这个趋势是完全被资本所“俘获”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从分析资本利润下降的趋势入手的。资本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但“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生产要继续维系下去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来解决其推动力问题。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与国内的生产要素相比，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更为便宜，也可以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其二，对外贸易是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商品竞争，因而比较发达的国家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也将得到提高。其三，与殖民地的贸易有关，由于殖民地发展程度较低，劳动的剥削程度更高。虽然马克思与斯密所分析的对象不同，但上述三点内容都被两人作为重要的证据而特殊强调。尤其是关于殖民地问题，马克思和斯密都对殖民地贸易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不过，斯密在《国富论》中纯粹分析资本在国际市场是如何追逐利润的，而马克思却从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的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
二、当今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客观趋势的性质
当下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进程。所谓美国主导的进程，主要是指在二战结束前后，美国主导下制定了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规则。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借助于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构筑了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霸权。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美国丧失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美元不再按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解体，其重要标志是：其一，美元停止兑换黄金。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其二，取消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欧洲共同市场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美元的浮动汇率。至此，固定汇率制度完全垮台。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意味着崩溃。这也表明在战后20多年之中美国并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为所欲为，美国只是借助于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而获得了一些国际政治特权，在经济上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也明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就流行着“美国衰落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冷战结束后，表面上看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但美国并没有实质性地赢得冷战，或者说美国无法获得“和平红利”。一方面，美国的实力确实因冷战而受到了大大的削弱，所以保罗·肯尼迪等学者的“美国衰落论”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的解体，对欧洲的威胁似乎不存在了，但美歐同盟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的威胁而建立起来的，但这种共同的威胁消失以后，美欧同盟关系也逐渐离散，欧洲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美元地位不仅遭受到来自于崛起的日本的挑战，而且也来自于欧洲货币一体化带来的挑战。日元逐渐崛起为一种世界货币，不断蚕食美元的主导地盘。在冷战结束后，欧洲货币一体化已经酝酿了数年，终于在1999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重要成果欧元正式启动。欧元启动之初，对美元的汇率就一路看涨。众所周知，美国对欧元的启动一直是不高兴的，而欧元走强则更让美国不高兴。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过经济的方式来遏制欧元已经不可能，最后只能采取最后的军事手段。而当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内部正好被科索沃问题困扰，正好给美国干预欧洲提供了契机。结果，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虽然武力打击的是南联盟，但由于科索沃就在欧洲的大门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下滑。因此，科索沃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是发挥了一箭三雕的功效：武力上打击南联盟，经济上打击欧元，战略上挤压俄罗斯。正是在科索沃战争后期，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实现了最大规模的东扩，并且越过了俄罗斯划定的红线，把波罗的海三国全部囊括在北约的阵营之中。然而，这一切也表明，美国并没有真正主导冷战结束以后的全新的全球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不仅继续在传统地缘政治上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竞争，而且美国也面临全新的对手，这就是全球范围内的以“反美主义”为内容的恐怖主义。“9·11”事件不是恐怖主义反美的终结，而是针对美国的“非对称性战争”的开端，美国也因此而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阿富汗战争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因其特殊的内涵而被赋予了战争的正义性，以至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然而，战争的正义性并没有隐藏美国背后的意图，特别是以阿富汗战争为契机，美国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这让中国、俄罗斯等都觉得这是插入中国、俄罗斯乃至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一把楔子。在阿富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美国又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彻底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五年之后，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上述情况表明，所谓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美国在全球化这个客观进程中为规范各国参与全球化而制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规则、议程。但是，即便没有美国制定的这些制度、规则、议程，全球化并不会停止。因为，只要资本在全球市场流动，那么全球化就一刻也不会停止。所不同的是，政府的贸易政策越开放，资本的流动就更加顺畅，全球化会因资本的顺畅流动而加快。正如在1846年前，英国虽然因谷物法而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但资本从英国和整个西欧向殖民地和东方落后国家流动的情形并没有停止，而全球化的进程也在生产力的大力推动之下而不断发展，不断促进资本走出其“故乡”而奔走于世界各地。当谷物法废除以后，全球化在资本更为快速地流动之下而不断深化。当今的全球化则更加是资本高速流动的结果，一方面，资本的规模是超大规模的，这样庞大规模的资本运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保持着巨大的惯性。因此，在特朗普政府推行保守主义政策时，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资本运动的方向，只是减缓了资本运动的势头而已。然而，如果政策对美国利益弊大于利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选举和其他因素都会改变其政治格局和政策，而资本却不会受此影响，一如既往地为追逐利润而在世界各地流动。另一方面，当今信息技术发展迅猛，这为资本的加速流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支撑，所以资本借助于互联网、云平台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全世界高速流动，全球化也同样在加速发展。某几个或某些国家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根本无法阻止大规模的资本在云平台上的大规模流动。当今的全球化不是实物资本、贸易资本的全球流动，而是互联网资本、大数据资本等新兴资本通过虚拟技术的瞬间新的、超大规模的流动。这同样验证了没看到关于生产力促进全球化趋势的观点。
三、如何塑造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新角色
中国是否可以“领跑”全球化、“主导”全球化？这涉及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全球化是什么的问题，二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前面已经就什么是全球化进行了阐释，所谓全球化就是一种在生产力发展前提下的客观趋势，但这种趋势无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今天，都被资本所“俘获”，或者说，资本就是全球化最关键的主体。而民族国家关于这方面的政策以及霸权国、国际体系主导国所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等，并不是全球化本身或为全球化所制定的，而是为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而制定的关于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则。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就非常清楚，所谓塑造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新角色，就是指中国在全球治理制度、规则中如何发挥作用。
自参与全球化进程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发生了几次变迁。中国与全球化进程打上交道可以追溯到中国与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关系的历史。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最初是资本对外扩张的历史，也是西方对外殖民的历史。而中国正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天然地就是西方殖民体系的造反者、革命者。这个体系虽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摧毁，但二战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仍然是大国主导的体系，中国虽然作为一个大国也被赋予了大国的特权，但中国是弱国，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没有任何经验来行使这种特权。所以，中国最初是持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得到恢复。但是，有限的、被动的参与也使中国有机会学习、体验，并从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在此情形下，中国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是主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才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也就是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个历程中，中国从一个贫弱大国迈向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也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转换自己的全球化角色，从一个参与者转变成为积极的建设者，中国从置身事外着眼于自己的内部建设到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的某些制度和规则，到目前中国开始作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在努力成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制度、规则的创设者。而实际上，中国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包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全球经济发展、全球变暖的气候治理、联合国改革、打击恐怖主义、全球减贫、流行性疾病防治等，中国在上述有关制度、规则的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然而，要塑造中国在全球化的新角色，或者说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化的“领跑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其一，要着力解决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来，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嚴重的二元现象：城乡二元现象、地区二元现象、产业二元现象、市场体制机制的二元现象。这些问题是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性因素。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上陷入瓶颈，尤其表现为“转型性陷阱”，即经济社会转型长期无法摆脱“双轨制”，而且由于“双轨制”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为“双轨制”提供了长久的合法性。这也为经济发展的二元现象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但是，这绝对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久之路，如果不摆脱“双轨制”的束缚，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其二，要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解决了中国的内部发展问题仅仅是为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要“领跑”全球化进程，中国也要有国际制度创设的能力。美国在战后
能够主导国际体系，成为全球化的
“领头羊”，正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为全球化制定规则；而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不得不遵循美国制定的规则。不过，美国有机会制定国际制度，并非是自己称大所为，而的确是国际社会的选择。因为，美国由于远离二战的战场而使得其国家没有直接遭受战争之害，加之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末就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先是在技术上随后是在经济实力上都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因此，美国自然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实际领导者。德国通过战争削弱了英国、法国、苏联，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却摧毁了德国、日本，而世界的重建需要国际原始资本，只有美国能够提供重建的原始资本。在此情形下，美国资本为美国制定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既要依赖于内部的实力，也要有国际社会的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需要中国进行内外兼修。
其三，要全力打造中国的软实力。拥有强大的硬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领跑者”，这样的国力结构是畸形的，畸形的国力结构会导致畸形的对外行为。西方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基本上是一种畸形的崛起方式，所以难以避免陷入“大国崛起”周期律，或者说“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的崛起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大国成长之路，也就是所谓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结合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方式。美国的国父们并没有想到后来的美国会成为世界霸权国，但美国的国父们首先是从
“美国精神”来立国的，“美国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其“宪法精神”，在美国200多年的国家发展史中逐渐成为美国人民的文化支撑，更成为美国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尽管美国也发生过南北内战，也发生过政治力量争夺政权（政党轮替），也发生过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前不久的“占
领华尔街运动”）等，但除了南北战争外，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在宪法范围之内。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化，因而也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文化大国不仅没有支撑起中国的软实力，大多数文化资源反而成为当今中国的历史包袱。也正因为如此，建设中国软实力任重道远。但是，中国既然要成为当今全球化的“领跑者”，那么中国不仅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文化正能量，而且还要善于对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使之融入在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而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中国努力为世界发展提供全新的价值。
最后，要全力打造中国的资本“航空母舰”。资本是全球化的实质主角，无论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今天，这种情形都没有改变。一个国家要主导全球化这一客观进程，其政府并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真正“运动员”，主权国家的政府主要还是全球化进程的“编导”“策划”，全球化真正的“演员”是资本。二战后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指以美国为母国的超大规模的资本。无论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在虚拟经济领域，美国都拥有相应的“航空母舰”式的跨国资本，而且政府在幕后则为这些资本制定了世界性的“门户开放政策”。因此，二战结束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美国的资本得以遍布世界，利润也源源不断地回到美国，并反过来继续为美国“领跑”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诚然，中国拥有类似于阿里巴巴、华为等新兴资本，但其规模和世界影响力还相当有限，并且它们还无法直接取代中国政府作为全球化的“运动员”，反倒是中国政府总是以全球化“运动员”的身份出现。最终的结果是，呼声很高，落地却无声。这是因为角色错位的表现。今天，中国在军事上已经拥有航空母舰，中国更加需要在资本上“做大、做强、做优”（当然不是用政府的力量强行实施垄断），在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更加需要资本的“航空母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
从文献来看，最早论述全球化的应该是《共产党宣言》。宣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有了新航路之后，“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从而“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上面这几段文字是关于全球化最早的论述。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初始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即全球化）。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促进整个世界生产关系的变革，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不过，亚当·斯密比马克思更早涉及全球化分析。斯密在被后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一书《国富论》中开篇就指出：“分工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使劳动中的技巧、娴熟度和决策更为重要。”斯密认为，分工导致生产的社会化。正如他所说的，分工“第一，让每个劳工的熟练度增强了；第二，分工节省了劳工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所消耗的时间；第三，促进了不少机器的发明，简化了工序。节省了劳力，使一个人完成了以前好几个人的工作”。尤其是第二点表明分工避免了一个人为完成一个产品而成为“全才”的现象，从而促成了以分工协作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也会导致分工进一步扩大，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只要分工存在着，社会化生产就必然存在着，因而分工的全球化也就成为不可逆转。另外，斯密还指出：“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这会刺激商人热衷于追逐两地之间的货币价格差。这样就会带来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同时由于资源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性，商品的流动最终同样会发展成为国际之间的流动。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货币价格的地区差同样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從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著作来看，两人关于全球化的动力和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就全球化的动力来说，马克思强调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斯密则强调分工。不过，从根源来说，分工的原因也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关于生产力发展与分工的关系，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的进步，……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分工的程度。但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直接涉及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直接从分工入手的。就全球化的内涵而言，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但这个趋势是完全被资本所“俘获”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从分析资本利润下降的趋势入手的。资本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但“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生产要继续维系下去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来解决其推动力问题。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与国内的生产要素相比，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更为便宜，也可以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其二，对外贸易是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商品竞争，因而比较发达的国家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也将得到提高。其三，与殖民地的贸易有关，由于殖民地发展程度较低，劳动的剥削程度更高。虽然马克思与斯密所分析的对象不同，但上述三点内容都被两人作为重要的证据而特殊强调。尤其是关于殖民地问题，马克思和斯密都对殖民地贸易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不过，斯密在《国富论》中纯粹分析资本在国际市场是如何追逐利润的，而马克思却从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的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
二、当今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客观趋势的性质
当下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进程。所谓美国主导的进程，主要是指在二战结束前后，美国主导下制定了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规则。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借助于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构筑了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霸权。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美国丧失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美元不再按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解体，其重要标志是：其一，美元停止兑换黄金。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其二，取消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欧洲共同市场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美元的浮动汇率。至此，固定汇率制度完全垮台。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意味着崩溃。这也表明在战后20多年之中美国并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为所欲为，美国只是借助于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而获得了一些国际政治特权，在经济上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也明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就流行着“美国衰落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冷战结束后，表面上看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但美国并没有实质性地赢得冷战，或者说美国无法获得“和平红利”。一方面，美国的实力确实因冷战而受到了大大的削弱，所以保罗·肯尼迪等学者的“美国衰落论”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的解体，对欧洲的威胁似乎不存在了，但美歐同盟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的威胁而建立起来的，但这种共同的威胁消失以后，美欧同盟关系也逐渐离散，欧洲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美元地位不仅遭受到来自于崛起的日本的挑战，而且也来自于欧洲货币一体化带来的挑战。日元逐渐崛起为一种世界货币，不断蚕食美元的主导地盘。在冷战结束后，欧洲货币一体化已经酝酿了数年，终于在1999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重要成果欧元正式启动。欧元启动之初，对美元的汇率就一路看涨。众所周知，美国对欧元的启动一直是不高兴的，而欧元走强则更让美国不高兴。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过经济的方式来遏制欧元已经不可能，最后只能采取最后的军事手段。而当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内部正好被科索沃问题困扰，正好给美国干预欧洲提供了契机。结果，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虽然武力打击的是南联盟，但由于科索沃就在欧洲的大门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下滑。因此，科索沃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是发挥了一箭三雕的功效：武力上打击南联盟，经济上打击欧元，战略上挤压俄罗斯。正是在科索沃战争后期，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实现了最大规模的东扩，并且越过了俄罗斯划定的红线，把波罗的海三国全部囊括在北约的阵营之中。然而，这一切也表明，美国并没有真正主导冷战结束以后的全新的全球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不仅继续在传统地缘政治上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竞争，而且美国也面临全新的对手，这就是全球范围内的以“反美主义”为内容的恐怖主义。“9·11”事件不是恐怖主义反美的终结，而是针对美国的“非对称性战争”的开端，美国也因此而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阿富汗战争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因其特殊的内涵而被赋予了战争的正义性，以至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然而，战争的正义性并没有隐藏美国背后的意图，特别是以阿富汗战争为契机，美国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这让中国、俄罗斯等都觉得这是插入中国、俄罗斯乃至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一把楔子。在阿富汗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美国又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彻底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五年之后，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上述情况表明，所谓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美国在全球化这个客观进程中为规范各国参与全球化而制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规则、议程。但是，即便没有美国制定的这些制度、规则、议程，全球化并不会停止。因为，只要资本在全球市场流动，那么全球化就一刻也不会停止。所不同的是，政府的贸易政策越开放，资本的流动就更加顺畅，全球化会因资本的顺畅流动而加快。正如在1846年前，英国虽然因谷物法而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但资本从英国和整个西欧向殖民地和东方落后国家流动的情形并没有停止，而全球化的进程也在生产力的大力推动之下而不断发展，不断促进资本走出其“故乡”而奔走于世界各地。当谷物法废除以后，全球化在资本更为快速地流动之下而不断深化。当今的全球化则更加是资本高速流动的结果，一方面，资本的规模是超大规模的，这样庞大规模的资本运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保持着巨大的惯性。因此，在特朗普政府推行保守主义政策时，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资本运动的方向，只是减缓了资本运动的势头而已。然而，如果政策对美国利益弊大于利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选举和其他因素都会改变其政治格局和政策，而资本却不会受此影响，一如既往地为追逐利润而在世界各地流动。另一方面，当今信息技术发展迅猛，这为资本的加速流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支撑，所以资本借助于互联网、云平台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全世界高速流动，全球化也同样在加速发展。某几个或某些国家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根本无法阻止大规模的资本在云平台上的大规模流动。当今的全球化不是实物资本、贸易资本的全球流动，而是互联网资本、大数据资本等新兴资本通过虚拟技术的瞬间新的、超大规模的流动。这同样验证了没看到关于生产力促进全球化趋势的观点。
三、如何塑造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新角色
中国是否可以“领跑”全球化、“主导”全球化？这涉及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全球化是什么的问题，二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前面已经就什么是全球化进行了阐释，所谓全球化就是一种在生产力发展前提下的客观趋势，但这种趋势无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今天，都被资本所“俘获”，或者说，资本就是全球化最关键的主体。而民族国家关于这方面的政策以及霸权国、国际体系主导国所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等，并不是全球化本身或为全球化所制定的，而是为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而制定的关于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则。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就非常清楚，所谓塑造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新角色，就是指中国在全球治理制度、规则中如何发挥作用。
自参与全球化进程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发生了几次变迁。中国与全球化进程打上交道可以追溯到中国与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关系的历史。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最初是资本对外扩张的历史，也是西方对外殖民的历史。而中国正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天然地就是西方殖民体系的造反者、革命者。这个体系虽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摧毁，但二战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仍然是大国主导的体系，中国虽然作为一个大国也被赋予了大国的特权，但中国是弱国，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没有任何经验来行使这种特权。所以，中国最初是持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得到恢复。但是，有限的、被动的参与也使中国有机会学习、体验，并从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在此情形下，中国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是主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才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也就是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个历程中，中国从一个贫弱大国迈向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也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转换自己的全球化角色，从一个参与者转变成为积极的建设者，中国从置身事外着眼于自己的内部建设到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的某些制度和规则，到目前中国开始作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在努力成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制度、规则的创设者。而实际上，中国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包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全球经济发展、全球变暖的气候治理、联合国改革、打击恐怖主义、全球减贫、流行性疾病防治等，中国在上述有关制度、规则的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然而，要塑造中国在全球化的新角色，或者说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化的“领跑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其一，要着力解决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来，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嚴重的二元现象：城乡二元现象、地区二元现象、产业二元现象、市场体制机制的二元现象。这些问题是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性因素。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上陷入瓶颈，尤其表现为“转型性陷阱”，即经济社会转型长期无法摆脱“双轨制”，而且由于“双轨制”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为“双轨制”提供了长久的合法性。这也为经济发展的二元现象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但是，这绝对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久之路，如果不摆脱“双轨制”的束缚，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其二，要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解决了中国的内部发展问题仅仅是为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要“领跑”全球化进程，中国也要有国际制度创设的能力。美国在战后
能够主导国际体系，成为全球化的
“领头羊”，正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为全球化制定规则；而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不得不遵循美国制定的规则。不过，美国有机会制定国际制度，并非是自己称大所为，而的确是国际社会的选择。因为，美国由于远离二战的战场而使得其国家没有直接遭受战争之害，加之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末就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先是在技术上随后是在经济实力上都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因此，美国自然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实际领导者。德国通过战争削弱了英国、法国、苏联，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却摧毁了德国、日本，而世界的重建需要国际原始资本，只有美国能够提供重建的原始资本。在此情形下，美国资本为美国制定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既要依赖于内部的实力，也要有国际社会的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制度创设能力需要中国进行内外兼修。
其三，要全力打造中国的软实力。拥有强大的硬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领跑者”，这样的国力结构是畸形的，畸形的国力结构会导致畸形的对外行为。西方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基本上是一种畸形的崛起方式，所以难以避免陷入“大国崛起”周期律，或者说“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的崛起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大国成长之路，也就是所谓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结合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方式。美国的国父们并没有想到后来的美国会成为世界霸权国，但美国的国父们首先是从
“美国精神”来立国的，“美国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其“宪法精神”，在美国200多年的国家发展史中逐渐成为美国人民的文化支撑，更成为美国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尽管美国也发生过南北内战，也发生过政治力量争夺政权（政党轮替），也发生过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前不久的“占
领华尔街运动”）等，但除了南北战争外，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在宪法范围之内。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化，因而也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文化大国不仅没有支撑起中国的软实力，大多数文化资源反而成为当今中国的历史包袱。也正因为如此，建设中国软实力任重道远。但是，中国既然要成为当今全球化的“领跑者”，那么中国不仅要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文化正能量，而且还要善于对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使之融入在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而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中国努力为世界发展提供全新的价值。
最后，要全力打造中国的资本“航空母舰”。资本是全球化的实质主角，无论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今天，这种情形都没有改变。一个国家要主导全球化这一客观进程，其政府并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真正“运动员”，主权国家的政府主要还是全球化进程的“编导”“策划”，全球化真正的“演员”是资本。二战后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指以美国为母国的超大规模的资本。无论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在虚拟经济领域，美国都拥有相应的“航空母舰”式的跨国资本，而且政府在幕后则为这些资本制定了世界性的“门户开放政策”。因此，二战结束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美国的资本得以遍布世界，利润也源源不断地回到美国，并反过来继续为美国“领跑”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诚然，中国拥有类似于阿里巴巴、华为等新兴资本，但其规模和世界影响力还相当有限，并且它们还无法直接取代中国政府作为全球化的“运动员”，反倒是中国政府总是以全球化“运动员”的身份出现。最终的结果是，呼声很高，落地却无声。这是因为角色错位的表现。今天，中国在军事上已经拥有航空母舰，中国更加需要在资本上“做大、做强、做优”（当然不是用政府的力量强行实施垄断），在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更加需要资本的“航空母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