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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百家讲坛》三大支柱之一学者王立群的最新讲座“大风歌”首播。就在当天,“百家”图书《大风歌:王立群讲高祖刘邦》也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首发式,这是《百家讲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图书和节目同步首发。
从2006年开始,王教授已经讲过了汉武帝,项羽,吕后和秦始皇,刘邦是第五个人物。他介绍说:《大风歌》对刘邦的解读延续了之前的严谨和平实,但同时也有巨大的突破,在语言风格上做了新的尝试,“从标题、引文到叙述语言都尽量做到轻松活泼,但学术的含量却毫不打折”。
比如《大风歌》的第一篇《这个皇帝很有料》,就讲到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之一”,后面还例举了刘邦的出生,喝酒,面相,婚姻和经历五大传奇故事。在严谨的历史研究中加上神秘的传奇故事,的确让人们对刘邦这个人物更加感兴趣。
采访中,王立群也毫不讳言,这种语言风格的改变只为市场,“让读者在很轻松的阅读中潜移默化接受作者的思想。”
Q&A
BQ=《北京青年》周刊 W=王立群
BQ:在书中一开篇就讲了个传奇,说刘邦的出生是因为刘母的一个春梦。这一段是《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的。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为什么惟独写到刘邦出生的时候,用了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方式?
W:司马迁当年写《史记》的时候,他所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充满了这种传奇的记载,所以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他面临一种抉择,是信还是不信?
此外,司马迁这样写也有他自己一些难言的苦衷。司马迁当时看到的这些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文献,是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的:历史文獻的记录和历史的真实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刘邦绝不会是这样生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历史真实上不可能的事情,到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上却有了?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儿,所有记录的历史它都有选择,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加法或者减法,就是神化或丑化……所以真实的曹操是个英雄,一到了传播中的《三国演义》就成了奸贼了。
刘邦也是一样的。一个草根人物,用了七年时间成为皇帝,之后他就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他的经历会让其他老百姓有想法:是不是每个草根都能用七年时间当上皇帝呢?因此这时的刘邦就一定要有一番造神运作,把自己说成天命所受,让其他老百姓放弃非分之想。
BQ:这本书中您的语言风格有了很大改变,为什么?
W:我实际上写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给央视的电视编导,这个版本是给电视讲座用的。另一个版本是在讲座时速记下来的演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出来的,这是考虑到要让它更通俗,更适合阅读。
这次改变是个尝试,不仅在标题上,连引文、叙述语言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为了这个调整我读了一些最近世面上比较流行的书,借鉴了它们的长处。
虽然我在语言风格上变了一下,但是我的学术含量别人拿不走,是沉淀在书里面的。至于调整的目的,只有一个:适应市场,让更多的读者喜欢。在坐飞机,坐火车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旁边的乘客拿着书在读,我总要看一下他读的什么书,发现大多是读起来很轻松的小说,这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启发,写书内容要严肃,品位不能降,但语言要轻松,这样读者能在很轻松的阅读中间潜移默化地接受你的东西。
BQ:您怎么把握专业性和娱乐化之间的这个度?
W:《百家讲坛》作为一个普及的平台,我们面对的观众实际上是三种,第一种是“老板”,第二种是百姓,“老板”手中有权力,老百姓手中有遥控器;第三是同行,同行没权力,人数也很少,但是他有话语权,他可以发表文章作评论。你要想让老板满意,老百姓喜欢。同行认可,在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非常困难,但是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站稳电视讲座。所以在把握度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表述可以用最通俗的语言,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反过来,罗列的那些东西,从骨子里必须是非常学术的,这样就把大众口味和学术品位结合起来了,虽然很难,很痛苦。
从2006年开始,王教授已经讲过了汉武帝,项羽,吕后和秦始皇,刘邦是第五个人物。他介绍说:《大风歌》对刘邦的解读延续了之前的严谨和平实,但同时也有巨大的突破,在语言风格上做了新的尝试,“从标题、引文到叙述语言都尽量做到轻松活泼,但学术的含量却毫不打折”。
比如《大风歌》的第一篇《这个皇帝很有料》,就讲到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之一”,后面还例举了刘邦的出生,喝酒,面相,婚姻和经历五大传奇故事。在严谨的历史研究中加上神秘的传奇故事,的确让人们对刘邦这个人物更加感兴趣。
采访中,王立群也毫不讳言,这种语言风格的改变只为市场,“让读者在很轻松的阅读中潜移默化接受作者的思想。”
Q&A
BQ=《北京青年》周刊 W=王立群
BQ:在书中一开篇就讲了个传奇,说刘邦的出生是因为刘母的一个春梦。这一段是《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的。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为什么惟独写到刘邦出生的时候,用了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方式?
W:司马迁当年写《史记》的时候,他所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充满了这种传奇的记载,所以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他面临一种抉择,是信还是不信?
此外,司马迁这样写也有他自己一些难言的苦衷。司马迁当时看到的这些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文献,是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的:历史文獻的记录和历史的真实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刘邦绝不会是这样生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历史真实上不可能的事情,到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上却有了?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儿,所有记录的历史它都有选择,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加法或者减法,就是神化或丑化……所以真实的曹操是个英雄,一到了传播中的《三国演义》就成了奸贼了。
刘邦也是一样的。一个草根人物,用了七年时间成为皇帝,之后他就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他的经历会让其他老百姓有想法:是不是每个草根都能用七年时间当上皇帝呢?因此这时的刘邦就一定要有一番造神运作,把自己说成天命所受,让其他老百姓放弃非分之想。
BQ:这本书中您的语言风格有了很大改变,为什么?
W:我实际上写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给央视的电视编导,这个版本是给电视讲座用的。另一个版本是在讲座时速记下来的演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出来的,这是考虑到要让它更通俗,更适合阅读。
这次改变是个尝试,不仅在标题上,连引文、叙述语言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为了这个调整我读了一些最近世面上比较流行的书,借鉴了它们的长处。
虽然我在语言风格上变了一下,但是我的学术含量别人拿不走,是沉淀在书里面的。至于调整的目的,只有一个:适应市场,让更多的读者喜欢。在坐飞机,坐火车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旁边的乘客拿着书在读,我总要看一下他读的什么书,发现大多是读起来很轻松的小说,这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启发,写书内容要严肃,品位不能降,但语言要轻松,这样读者能在很轻松的阅读中间潜移默化地接受你的东西。
BQ:您怎么把握专业性和娱乐化之间的这个度?
W:《百家讲坛》作为一个普及的平台,我们面对的观众实际上是三种,第一种是“老板”,第二种是百姓,“老板”手中有权力,老百姓手中有遥控器;第三是同行,同行没权力,人数也很少,但是他有话语权,他可以发表文章作评论。你要想让老板满意,老百姓喜欢。同行认可,在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非常困难,但是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站稳电视讲座。所以在把握度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表述可以用最通俗的语言,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反过来,罗列的那些东西,从骨子里必须是非常学术的,这样就把大众口味和学术品位结合起来了,虽然很难,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