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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德性与结构
马 兵
对于今天从事短篇创作的写作者而言，“小说在故事终结处开始”的观念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不过，讲故事毕竟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优势所在，因此，“故事终结”并非一定要在文本里放逐故事，而更是指在容留故事这一小说美德的前提下，破除闭路性的因果链条和线性逻辑，使得其具有更开放和包容的空间，而非莫泊桑或欧亨利那种巧夺天工、精心剪裁、善用包袱式的来讲述一个头尾完整的事件——如果故事中有一杆猎枪悬在墙上，它未必一定要在结束时放响，它的枪口也未必指向故事中的人，而是指向故事的每一个阅读者。故事是否开放、是否有洞穿文本的能力与小说采用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也因此，当下的小说家越来越重视短篇小说的结构问题，至少他们认识到，结构并非是长篇小说的专美。在2015年的秋冬之际我们读到的短篇小说中，不少都体现出对结构的讲究。
《小说界》2015年第5期刊出了“五角场文人特辑”，收录了沪上三位大学教授的三个短篇，包括张生的《抄绞记》、王宏图的《爱无可忍》和谈瀛洲的《我们是怎么错过那些男人的》。有趣的是，三篇学者的创作并未让读者有知识的盛宴之感，他们绕开自己学术的专长，探勘情感的隐衷，但学术背景又构成了小说中的某种暗劲，让红男绿女的红尘情事皆蕴一种人生的长味。比如谈瀛洲的《我们是怎么错过那些男人的》讲的是都市白领剩女的情感创伤，无论是叙述者“我”被闺密的男友所爱而引发的对爱情和友情的双重顾虑，抑或是蕾为了吸引上司而故意与平庸的男同事拍拖的算计连带的一系列误会和耽搁，其实都算不得新鲜的情感故事，但这篇小说依然颇吸引人，一来是因为小说的语言流利清新——虽然作者本人是知名的英语文学翻译家，但他自己的写作却毫无翻译腔，而是满满的生活感，不会有任何语障的阻滞;二来是与小说看似简单实则别具匠心的结构有关：小说采用对话体，从题目上也不难看出致敬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意思，全篇由叙述者“我”与友人“蕾”的对谈串起两个人各自的爱情往事，其实如果不用对话体，而用第三人称或者分两部分各自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两个剩女的经历也未尝不可，在情节上至少不会有什么损耗，但是作者却坚持对话体的结构，鄙意以为可有两点解释：其一，容纳进一种关系的理解。对谈不但可以唤起读者更多的参与感，而两个对谈者也是彼此互为镜像的关系;其二，映照剩女问题的普遍症候。
斯继东的《西凉》（《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讲的也是剩女的故事，女孩饭粒正在“错过那些男人们”的情感畏途上，无论是卡卡、田一楷，还是被人介绍相见的壮实男人，他们都无法给予饭粒所需要的安稳和妥帖，她养的猫和鱼也在放大她孤单却找不到声援的处境。于是，那个善良又热情的快递小伙便成了她对情感的某种寄托，而小伙的故乡西凉也因此成为饭粒漂泊之心的牵记。小说对女孩饭粒的情感之困从多个角度切入，钢琴老师和叫拖鞋的猫，还有结尾那个启瓶器的小细节，都让人印象深刻，显出了作者在闲笔里藏力的本事。
与之类似的还有《小说界》同期上刊载的邱华栋的短篇《降落》，这篇小说同样观照都市白领女性的爱情隐痛，也采用了双线的结构。薛媛的男友是客机飞行员方强，她在一次旅行意外中结识了户外摄影师沈皓然，并隐隐萌生对后者的好感，那么面临男友的催婚，她该做怎样的选择呢？仅从故事的层面来看，这个小说与高铁或航空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情感时尚类小说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有持久而稳定发挥的邱华栋还是让这个有些流俗的题材有深入人心的效果。小说中，方强和沈皓然两个男性对于薛媛而言，都意味着一种“在远方”的生活，不过前者是物理距离而后者是心理距离。小说也给予两个男人等量的篇幅，并细细刻画了薛媛与他俩分别在一起时心里波荡起的微妙的情感涟漪，经过一番斟酌与尝试，薛媛回到方强身边答应了他的求婚，让爱情平稳地“降落”到婚姻的跑道里。一则清新的爱情小品因为结构上小小的戏码让故事陡然有了深意和寓意。
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十月》2015年第6期）里也写到一个都市白领与一个摄影家的不期而遇：一个以为罹患绝症的女DJ在一座山中邂逅了一位带着亡妻骨灰盒旅行的摄影家，他们相处一个月后，各自带着对生命和情感的领悟作别。某日，某先生在一个禅修班遇到了女DJ，听她讲述了这个故事，然后像第一个故事一样，女DJ不辞而别。正像题目所暗示的，这个小说隐含着一种恍惚和不确定，虽然其主旨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对远方和生活在别处的向往，或者在返璞归真中克服生命本然的孤独。小说中两个相似又彼此缠绕的“艳遇”故事都带出远远超越身体沉溺抑或欢愉的关乎生命玄思的指向。
同期《十月》上的另一个小说曹军庆的《时光证言》，如果换一种比较常规的叙述的话，是一则元素齐备的官场黑幕，官员猝死引出两个情妇吊唁，女儿深度调查洞悉继母不为人知的隐情。不过，作者现在采用了一种对位式的双线叙事，先让两个情妇在时光酒吧里唇枪舌剑，再让女儿与继母在同一个酒吧里对谈对质。在前一部分，戴口罩的情妇和戴墨镜的情妇各自倾诉着对猝死者的钟爱，作者在展开叙述时，都用第三人称的“她”指代，以致读者在阅读时必须留心区分这个“她”指的是戴墨镜的还是戴口罩的，但是或许这恰是作者的用意所在，不管哪一个“她”对于死去的男人而言不过是被征服女性的不同镜像，属性上并无区别，所以他才给她们买一样的房子和车子，如此，本质上是一类人的两个女人为死去的男人而继续争宠，还有比这更能呈现她们弱势的荒诞的情景么？后一部分，在咄咄逼人的女儿那里，继母败退。接下来，小说写到女儿接到了父亲从前下属的短信，暗示读者她在向前面部分的两个女人靠拢，摆脱不开的和父亲有关的情妇的轮回。回到小说的题目上来，时光的证言是什么？四个女性被一个死去的男性拖入迷乱的生活，这也许足够说明一切了。
在小说结构的处理上，蔡东一向有着80后作家难得的讲究，再加上她的写作的非自叙性和对被俗世的生活所蔽抑的人性之光的探寻，当然也包括对人性暗疾的勘察，以及在当下非常难得的温厚的人文气韵，都让她在同辈作家那里独标一格。她的近作《布衣之诗》（《花城》2015年第5期）表面上处理的是一个失乡的题材，但是蔡东在小说展开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把笔墨荡出去，在故事的主干之外增添繁茂的枝叶，而且不断照应我们现实的生活。小说最打动我的不是孟九渊和父亲的再无乡可归，也不是因与邻居纠纷而意外致人病死后的自我救赎，而是赵婵在单位领导的“最佳委屈奖”和被她撕成碎屑的证书，是九渊和赵婵夫妇两人招待客人因为一包纸巾触发的沮丧，是故乡河边安静的孤雁，是旧家院中的疣鼻天鹅，是引白居易的“嗟君两不如，三十在布衣”。这些细节折射的城乡失衡问题、拆迁问题、空巢老人问题、都市浮生者的落定问题和情感危机，等等，都是十足的大题目，每一个都可以衍伸无数的故事。然而，蔡东仅仅通过几个细节点染便把这些笼于一炉，且皆痛痒相关，显出她对故事剪裁和结构控制的不凡能力。在我个人看来，小说有一点是可以商榷的，那就是小说的题目，“布衣之诗”这个名字替读者提炼出了九渊的心思所向和人生之境，它有点过于“实”了，而文本中的“布衣”之感与叹及其对九渊诗心的激发其实并未那么落实，但也因为没有落实而更接近我们常人欠然的现实处境。 道德困境、孤独及抵抗的方式
杨海天
在掺杂着情感与信仰的这张道德之网中，很多作家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此挣扎和思考，努力寻求一种较为正确的存在方式。他们探讨和审视着人类普遍的道德危机，然而生活在当下这个金钱、名誉、权力等欲望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压抑和苦闷无处不在，精神领域的荒芜与堕落是那样的自然普遍。翻看当下的几本文学杂志，很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人物在道德困境中的无奈与悲凉，流露出或浓或淡的孤独意味。
唐慧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长城》2015年第5期
小说的题目引用了黄梅戏《天仙配》中的曲词，正如题目所象征的，这篇小说围绕着主人公德顺的婚恋问题展开，德顺在二十几岁一直到五十八岁患病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始终被婚恋问题所困扰，在知道自己命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他还一心惦念着结一门阴婚，以完成自己“成双配对”的愿望。除了德顺本人，他的好友小蚊子、侄子宝成、宝成娘以及小臭子娘等人也都为德顺的婚事所劳心，同时那些复杂琐碎的婚姻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自身。但读完这部小说之后仔细回味，我们会发现隐藏于这看似纷繁错杂的表层的婚恋问题之下，作者实际上在探讨与思考着诸如道德的丧失与坚守、人生充满孤独的窘境等问题。
在作者的笔下，主人公德顺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一个婚姻和事业双重失败的单身汉形象，他已然是一个道德的化身。侄子宝成认为德顺“心眼实，认死理，笼络不住人心”，在外打工不仅挣不到什么钱，还得罪了老板和其他工人，干活实在，坚持慢工出细活，别人一天能贴三十几块砖，他却连二十块都贴不了。别人劝他只有挣到钱才是真理，德顺却始终看重老板的为人，他坚持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做事原则。而在小说主要表现的婚恋问题上，德顺更是“认死理”，不管多大年纪，仍然是不愿迁就和凑合，他的原则和坚持让他打了一辈子光棍，还因为悔婚得罪了为他做媒的宝成娘和小臭子娘。正是因为德顺的坚持与不妥协，他成为了村子里的异类。“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等等这样的古语告诉我们，在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神中，随大流才是生存之道。大部分人都必须要融入周围的圈子才能生存下来，而异于周围环境的人总会被当做另类而酿成自身生存的悲剧。德顺正是因为自己生活婚姻和道德上的“洁癖”被大家看做是一个另类。虽然德顺只是个普通人，却总是干净利落得像个“国家干部”，每年都会请村里的妇女帮他拆洗两次被褥，家里的鞋子也摆得整整齐齐。除了生活上的“洁癖”，德顺在婚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道德“洁癖”更能见出大环境中人们的道德危机。或许是德顺“不识时务”，他之所以多次悔婚，都是道德“洁癖”对他的影响。宝成娘与小臭子娘先后介绍的两个对象，只是因为在赶集时表现得“扭扭捏捏”，生怕自己吃亏掉价，德顺便坚决拒绝再来往，他看不惯这些女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过于重视金钱物质的世俗心理，更不容许自己的另一半身上存在半点道德的污点。而德顺惟一认定和信任的女人，赶集时不肯多让他花一分钱，初次见面只是“那种天马行空的随意闲谈”，甚至这个女人像自己的娘一样喜欢竹子。即便最后这个女人拿了他的三千块钱一去不复返，但德顺始终无法将她忘记。
作品中出现的德顺家门口的那片竹子，也象征着他不同于旁人的道德操守，是小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竹子有着不一般的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竹子生而有节、竹节毕露，文人雅士也常把竹的挺拔洒脱、正直清高、清秀俊逸当做自己的人格追求。德顺所在的月亮湾里竹子是不常见的，那是南方的草木，人们种丝瓜梅豆，因为这些实用可以入口，宝成娘虽然每年都种些不能吃的花，但花朵也能看看养眼。只有德顺的竹子既不能开花也不能结果，可谓是百无一用，大家无法理解德顺眼中竹子的那种“雅气”，在实用主义当道的村子里，人们自然无法理解竹子“形而上的意味”。德顺爱竹子，因为竹子不但承载着他对母亲的思念，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特立独行、恪守原则的品格。在患病之后，他的好友小蚊子“只字不提移竹子的事”等一系列情节的安排，也都强烈暗示着这位道德守望者在这个充满道德危机的俗世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境地。
作者除了着力表现道德危机这一命题，还深切的思考着人生的孤独窘境。“人生而孤独”似乎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一个哲学母题，众多作家在作品中不断思考着人生的孤独困境。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始终贯穿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德顺工作上认死理，生活中极为讲究，过继给他的侄子宝成和媳妇瑞枝无法理解;几次把婚事搞黄，在结婚前夜拒绝女方家提出的一台缝纫机的要求而悔婚，宝成娘和小臭子娘不能理解，甚至由此与德顺反目成仇。而德顺认为能够理解他的人却是两个不被大家认可的人——不靠谱的小蚊子和骗婚的女人，只是因为他们能理解对方，小蚊子尽管办事有些不靠谱，但是真心实意地关心德顺的婚事和病情，不顾世俗的偏见帮德顺张罗阴婚。而骗婚的女人尽管只与德顺相处了短短七天，但在那段时间里德顺与她却进行了精神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好像那女人的每句话都正中心意，“都与他心灵相通，好像钻进他心里看了一般”。正是有了这精神上的相连相通，德顺才会对她念念不忘。小说的开头，德顺在公交车上遇见了一个红衣女子，甚至心里打算就是死也要拉上这么一个人一起死。在他病逝之后，宝成娘按照那个女人的样子糊了个纸人以慰藉德顺的“灵魂”。“人生而孤独，却不甘寂寞，世界万物都是相互依赖的”，德顺的一生都在孤独困境中挣扎，他害怕孤独，他珍视小蚊子这个朋友、牵挂那个骗婚的女人，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顺对于孤独的恐惧，满足了他摆脱孤独的渴望。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德顺为什么在患了绝症之后仍一心想要结门阴婚了，看似荒诞的情节背后蕴含着主人公对孤独的反抗。
梁晓声：《复仇的蚊子》，《芙蓉》2015年第5期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商品经济的浪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价值观，固有的道德观念在人们心中日趋弱化甚至瓦解。而梁晓声则以他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道德操守，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推出了大量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作品。《复仇的蚊子》是梁晓声近期推出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作品想象丰富、形式新颖且思想深刻，糅合了对于金钱、权力、欲望、人性的深切思考。这部小说集中的同名作品《复仇的蚊子》，使用了一种偏向“荒诞主义”的表现方法，小说没有对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进行直接的控诉，也并非理性的批判，而是让主人公郑娟在遭受了丈夫女儿双双被蓄意谋害，奋起反抗现实却又被残忍压迫的状况下，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隐形的、攻击力极强的蚊子，以这种大胆新奇的想象方式向敌人复仇。然而即便经历了现实给她的重重打击之后，郑娟的复仇也并非是非理性的、疯狂的。梁晓声自己说：“我还是在我的写作中坚持一种底线。无论矛盾如何尖锐，也不会放弃人对于人性底线的固守。”尽管主人公郑娟面前这一现实世界的道德崩塌了，但她变成蚊子，成为了神圣的法力无边的蚊王之后，面对老蚊子提出的叮咬人类、传播疾病、统治地球的提议，她仍断然拒绝，怒不可遏地猝击一掌拍死了老蚊子。在最后一个仇人家中，她本可以进行彻底的复仇，叮咬贪官的女儿，但在她看到女人怀中未满周岁的婴儿发出咯咯笑声的那一刻，她还是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自己心里仿佛有一轮太阳悬在叫心尖的地方”，温暖着她照亮着她。郑娟是一个善良的弱者，即便遭受了生活的重创，由人化为非人，也没有完全抛弃自己对道德的坚守，对人性的守护。作者通过对郑娟的刻画，辛辣地批判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滥用权势、以权谋私，甚至草菅人命的“新贵们”，既揭示了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卑鄙，也揭露了他们心灵世界的荒芜，展示了现代人的道德困境、道德危机和道德追寻。 主人公郑娟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女儿，在多次求助于各种男人之后，她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帮助她，她只能孑然一身，在孤独困境中挣扎反抗。坚守道德底线的人物形象不但丰满充实，而且因为其对抗道德危机而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令人敬畏，令人动容。
梁晓声之前的作品中很少使用荒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对于短篇小说而言，它的集中点是刻画一个“现象”，而不用叙述一个故事，他这次全新的尝试也给作品带来了新鲜的风气，大胆时尚、新颖有趣。
《终结孤单》：王明明，《百花洲》2015年第5期
《终结孤单》是一部思考和质疑琐碎生活和无聊人生的作品，也在探讨着孤独的含义。主人公李立在家庭中与丈夫看似和谐，但激情似乎在日渐减退;在单位，她被护士长盛赞为“千里马”，但她向前看不到领头的马，向后看不到马群，无奈地接受着护士长高明巧妙的领导艺术，又要忍受着颜晓梦对她的冷嘲热讽。这种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生活，激发了她内心深处反叛孤单、质疑生活的力量，甚至对于29床那种将死之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与认同。29床是一个反道德的存在，住院之前做尽了坏事，在李立为他打针的时候，又对这位道德楷模动手动脚图谋不轨，他或许只是为了打发无聊孤独的时光，用调戏李立的手段在等死的时间里进行挣扎，以这样浪荡不羁的模样、近似疯狂的方式摆脱孤独、冲破道德。然而李立由开始的恐惧厌恶，逐步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与理解。有一刹那，她甚至在回味29床当时触摸她的感觉，仔细观察他棱角分明的脸庞，甚至不由得将他与自己的老公相比较。这让李立产生了些许兴奋激动的同时，也滋生着强烈的罪恶感，内心的道德压抑着摆脱孤独的欲望。
小说题名《终结孤单》，29床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他用疯狂的方式释放了本我，终结生命以走出孤独的困境。然而李立仍要继续孤单，在这个无奈而愤懑的社会中，面对内心的道德危机压抑着自我人性。小说篇幅虽短，却饶有深意，揭示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
刘荣书：《李嘉诚枯井落难记》，《长城》2015年第5期
有评论者称刘荣书“一直以自我的浪漫情怀和独特方式默默构筑着梦中的精神家园”，其作品“对人类原初的美好情感和传统伦理道德有一种回归和呼唤。”从《李嘉诚枯井落难记》这篇小说中，我们就能见出作者对于美好、对于道德的呼唤。此李嘉诚并非大名鼎鼎的香港富豪李嘉诚，他只是一个出生于闭塞农村的再平凡不过的农民，作者在小说开头就做了这样的解释。而作者却让这个没有故事的主人公与充满传奇色彩的富豪李嘉诚同名，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反讽，以戏谑的口吻调侃着主人公李嘉诚平庸而无趣的人生。小说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从题目中就能看出，故事讲述了一个叫李嘉诚的农民跌落枯井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然而作者无意于描写李嘉诚在枯井中的具体遭遇，而着力描述他失踪之后所造成的种种影响，从中挖掘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危机。妻子陶宝丽不止一次地劝说、哀求李嘉诚卖掉乡下的奶牛和牛场，在她看来只有去城里才能过上好日子，她甚至不惜瞒着家里人在城里出卖“贞操”，做起了皮肉生意。然而在李嘉诚失踪的这几天里，她为了喂牛洗去自己浑身刺鼻的香水味，换上了丈夫以前穿过的旧衣服;她与企图征用自家牛场的麻三斗智斗勇;与袒护权势、敷衍了事的警察纠缠不休。而李嘉诚始终孤独地守着自闭症的儿子，守着那几头奶牛，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故事的结尾有些离奇，但却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所有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内心中道德的平衡与安宁，看到了一条走出孤独的道路。刘荣书在小说的叙述上也做了一番全新的探索，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增添了一层现代感，这种叙事新意也丰富了小说的魅力。
都市人悲喜剧
高天瑶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文学地图译丛丛书的前言中说：“事实上，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多姿多彩的城市景象不仅为作家提供了素材基础，也成为他们的心灵栖息之地。中国的现代城市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发端，经由各代海派作家书写，形成一幅幅描摹着浮世悲欢的画卷。在这画卷中，人在都市里的种种一举一动、情感变化和命运起伏是最核心、最值得关注的。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人们或从乡村流入城市寻找立身之所，或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县城寻找存身之地，上演着都市人的悲喜剧，时时新。
张敦：《我要去四川》，《青年文学》，2015年第10期
张敦曾用笔名张墩墩，他出生于河北衡水市张吕卷村，“业余写作”、“公司职员”、“河北人”这几个标签为他的创作开辟了素材的源泉。这篇短篇小说讲了一个年轻人寻找自己已经回到老家四川的母亲的故事，小说在主人公丢掉写有母亲村庄的字条而等待检票的节点上戛然而止，留下无尽的悬念与思索。有评论者认为张敦和史铁生在文学上的追求不无相似之处，即关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有着对人的存在的省思。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在城市漂泊的“农二代”，他的家乡是一个贫穷的村庄，他的母亲则是被卖到村庄而又逃回四川的被拐妇女。人口拐卖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般人们会关注于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史却忽略了被拐妇女生下的孩子的心灵世界。“我”的母亲决然地和大嫂出逃并且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在“我”的脑海里母亲甚至面容模糊，关于母亲的记忆只留下暴雨和红色脸盆这样具体生动的事物。贫穷形成代际遗传，“我”长大成人后虽然读了大学，进入了城市工作，却依然因为丑和穷没有媳妇，大爷甚至要张罗为“我”娶越南媳妇。在“我”终于攒够路费回四川的前夕，主人公的大娘突然告诉“我”母亲实际上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在怀疑母亲并不愿意见到“我”的想法中，“我”还是决定回四川。小说采用线性叙事，却始终有种“在而不属”的节制疏离之感与冷幽默。值得一提的是，张敦的语言在众多的小说中吸引了笔者的目光，平实朴素的叙述并不等于流水账的描摹或独白，而在于语言特有的质感和节奏感。对于村里女人的集体逃跑的叙述如同一幕黑色幽默的喜剧，女人充满屈辱的逃跑与被追回，在全村里看来如同一个热闹节日。小说最后父子的对饮被放置在老屋里，小说的情节虽然简单，却给人一种阅读的快感和掩卷之后的沉思——“我”能凭记忆找到母亲的村庄吗？母亲是如大娘所言去世了还是不愿意与“我”相认？我的婚恋会延续父亲的悲剧命运吗？ 陈再见：《回县城》，《青年文学》，2015年第10期
陈再见是在“打工文学”热的时候登上文坛的，虽然“打工文学”以描写工厂生活著称，但是陈再见认为打工文学不能窄化为工厂文学，他的很多作品也关注了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灵挣扎等社会问题。小说的地点发生在深圳，工厂密布、城市化进程迅速的深圳吸引了无数年轻人来此寻找机遇，从而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与他们自己的文学。
此篇小说以大城市的高房价为切入点，时间跨度一年，描写了一个“深漂”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县城买房的故事。这是一部尴尬的买房记，也是一段惆怅的回乡曲。由于主人公出生在农村，所以他在深圳和县城遭遇到了失去归属的双重陌生感：在深圳主人公的价值感在消退，面对着妻子儿女的不认同，他感到生活“成了一张黑色的浊气的让人厌恶而想逃离的画面”;而在县城，主人公又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貌似“衣锦还乡”的人，他在县城的真实感受却是“一边藏起自己的窘迫一边又制造出某种虚伪的光环”。作为一个热爱文学，迷恋“诗意栖居”并且在大城市的青年，主人公并不能适应有着虚假华丽外表和粗陋实质的县城，也固执地想要区分自己与那些已经在县城生活的亲朋。这也是多数“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他们在大城市没有容身之所，又在精神上已然难以认同故乡。主人公的真正故乡在乡下，但是在这篇小说里乡下与他惟一的连接只剩下他的母亲。对他无私奉献的母亲最后去世了，但是奔波在大城市的主人公最终没有弄清母亲是否得了胃癌。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决定要学习妻子对生活的“野蛮性的勇气”，把县城作为家的所在地。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对于母亲的追悔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自己咀嚼了。
作品采用的内视角的写法与关注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使得整个小说的氛围十分真实，如同《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手法一样，作者极力描摹的是主人公对人、对事、对世道或者对时间的种种感受，语言非常饱满老到。
林漱砚：《梦是静静燃烧的雪》，《青年文学》，2015年第11期
城市职场中的女性是都市人的一个独特群体，她们靠自己的力量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打拼，也承受着因为性别偏见而带来的更大的压力。小说开始在一个秋雨连绵的黄昏，这一滴秋雨给小说带来哀婉的气息，叙事和状物都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情。点评者东君说这篇小说的主调是白色的，是伤逝之色，也是内心洗去铅华的底色。作品中存在着很多和白色有关的意象，如题目中的雪、甘静雅的奶油蛋糕和白色皮鞋。和这些白色对立的则是国企白领甘静雅的工作环境，那里有着如同坏掉的蛋糕一样的恶心谣言和令人不快的同事。小说在描述完金爸金妈一家人后将文笔荡开，开始转而仔细描述甘静雅的做蛋糕的过程。这一处看似无关的闲笔暗示着甘静雅与金爸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即都拥有一门手艺、自足自立。小说最后在皮鞋店里如瑞雪般的蛋糕，也暗示着甘静雅将摆脱职场纠葛，从这门手艺中找到一个新的立足之地。左脚崴到的甘静雅在金世浦的噩梦里成了一只插着巧克力短刀的羔羊，这也暗示着甘静雅受到的污蔑和伤害。甘静雅没有所谓的背景，有的只是自身的才貌。只是因为未婚、美丽和升迁，她便受到莫名的谣言中伤。都市里打拼的人是艰难的，给女性的空间尤其狭小。甘静雅虽然借做蛋糕平静了自己的内心，然而有了这样一种“人言可畏”的大环境，哪里都不适合独立女性的生存。
麦家：《军中一盘棋》，《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10期
城市带来的繁华不仅冲击着都市人的思想，也撼动着身在部队里的人的心。作为著名小说家与编剧的麦家有着十七年的军旅背景，《军中一盘棋》可以说是一部主旋律的军旅小说，它聚焦了当下军队中青年干部急于转业的思想问题，最后的结局是理想对物质的胜利。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形式却别具新意。小说运用了复调叙事讲述一个新兵和一位老兵的故事，这两个人物的生活本是不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作者却将两方置于“将方”与“帅方”，用这种虚拟对弈的形式展现了军队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文本以“将方”、“帅方”、“界河”三块平行推进。“将方”以刚入伍的新兵朱财强为视角，描述了一个从小就立志从军的19岁青年朱财强，从入伍到牺牲的83天里，做了凌晨为大家打扫卫生、捐款给困难新兵、为军营建猪圈节约粮食等一系列好事;“帅方”的视角则聚焦在入伍12年的少校刘刚身上，在转业的念头产生后，他先后问了妻子、父母和领导的意见，却发现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支持，这让刘刚陷入抉择的交叉路口;“界河”则以公文的形式展开，比如征兵令、征兵工作总结报告、新兵思想调查报告以及朱财强的入党申请书等文本，异质的文本完整了棋局的形式，同时由点及面，补充了小说的背景情况。复调的叙事方式丰富了略显简单的故事的“情感层次”。最终作为新闻干事的老兵通过阅读新兵的日记，从身边亲朋好友纷乱的声音中发出了自己坚定的声音，在这个青年人身上找回了初心，新兵用生命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兵点亮了理想的指路灯。文末如是说“而不纯的东西往往是有杂质的，有空隙的，有裂缝的，所以往往是经不起碰撞的。”也许理想的存在有时候过于空中楼阁，但是惟有这种空泛的东西能给予人精神上的支撑，是坚硬的可以经得起碰撞的东西。也许在当下军人地位严重下降的和平年代，不仅仅需要对军队官兵多一份制度的支持，更应该塑造这支钢铁部队的精神内核。
黄蓓佳：《万家亲友团》，《北京文学》，2015年第10期
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统治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的热门现象之一，当我们刚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作家便以其兰心惠质写了出来。黄蓓佳从1973年起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常展现女大学生走入社会的心理和情绪。近年来，黄蓓佳逐渐将精力转向儿童小说创作，此篇短篇小说是她的新兴趣点和有益的尝试。小说加入朋友圈、点赞、晒图、刷屏等新潮词语和元素，带有一丝轻喜剧的味道。孤儿陈坤在加入妻子的亲朋微信群“万家亲友团”后沉迷于朋友圈的点赞和群里的闲聊，如同口渴久了在沙漠中找到水源的旅人，久违的大家庭亲情氛围让陈坤对微信乐此不疲，但是他的情感宣泄很快异化成了求关注的急切和懒于思考的怠惰，小两口家庭也由此闹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端，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端推动着小说的进程。“万家亲友团”一方面是妻子万艳的姓氏，另一方面又是显示着虚拟社交圈的热闹繁盛。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引用卡西尔的话说：“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形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万艳困惑于自己给予陈坤的亲情与爱情无法慰藉丈夫，殊不知人类的本性是寻求更广泛的关注。陈坤最终因为微信而移情别恋，更说明了虚拟社交圈确实深切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马 兵
对于今天从事短篇创作的写作者而言，“小说在故事终结处开始”的观念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不过，讲故事毕竟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优势所在，因此，“故事终结”并非一定要在文本里放逐故事，而更是指在容留故事这一小说美德的前提下，破除闭路性的因果链条和线性逻辑，使得其具有更开放和包容的空间，而非莫泊桑或欧亨利那种巧夺天工、精心剪裁、善用包袱式的来讲述一个头尾完整的事件——如果故事中有一杆猎枪悬在墙上，它未必一定要在结束时放响，它的枪口也未必指向故事中的人，而是指向故事的每一个阅读者。故事是否开放、是否有洞穿文本的能力与小说采用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也因此，当下的小说家越来越重视短篇小说的结构问题，至少他们认识到，结构并非是长篇小说的专美。在2015年的秋冬之际我们读到的短篇小说中，不少都体现出对结构的讲究。
《小说界》2015年第5期刊出了“五角场文人特辑”，收录了沪上三位大学教授的三个短篇，包括张生的《抄绞记》、王宏图的《爱无可忍》和谈瀛洲的《我们是怎么错过那些男人的》。有趣的是，三篇学者的创作并未让读者有知识的盛宴之感，他们绕开自己学术的专长，探勘情感的隐衷，但学术背景又构成了小说中的某种暗劲，让红男绿女的红尘情事皆蕴一种人生的长味。比如谈瀛洲的《我们是怎么错过那些男人的》讲的是都市白领剩女的情感创伤，无论是叙述者“我”被闺密的男友所爱而引发的对爱情和友情的双重顾虑，抑或是蕾为了吸引上司而故意与平庸的男同事拍拖的算计连带的一系列误会和耽搁，其实都算不得新鲜的情感故事，但这篇小说依然颇吸引人，一来是因为小说的语言流利清新——虽然作者本人是知名的英语文学翻译家，但他自己的写作却毫无翻译腔，而是满满的生活感，不会有任何语障的阻滞;二来是与小说看似简单实则别具匠心的结构有关：小说采用对话体，从题目上也不难看出致敬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意思，全篇由叙述者“我”与友人“蕾”的对谈串起两个人各自的爱情往事，其实如果不用对话体，而用第三人称或者分两部分各自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两个剩女的经历也未尝不可，在情节上至少不会有什么损耗，但是作者却坚持对话体的结构，鄙意以为可有两点解释：其一，容纳进一种关系的理解。对谈不但可以唤起读者更多的参与感，而两个对谈者也是彼此互为镜像的关系;其二，映照剩女问题的普遍症候。
斯继东的《西凉》（《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讲的也是剩女的故事，女孩饭粒正在“错过那些男人们”的情感畏途上，无论是卡卡、田一楷，还是被人介绍相见的壮实男人，他们都无法给予饭粒所需要的安稳和妥帖，她养的猫和鱼也在放大她孤单却找不到声援的处境。于是，那个善良又热情的快递小伙便成了她对情感的某种寄托，而小伙的故乡西凉也因此成为饭粒漂泊之心的牵记。小说对女孩饭粒的情感之困从多个角度切入，钢琴老师和叫拖鞋的猫，还有结尾那个启瓶器的小细节，都让人印象深刻，显出了作者在闲笔里藏力的本事。
与之类似的还有《小说界》同期上刊载的邱华栋的短篇《降落》，这篇小说同样观照都市白领女性的爱情隐痛，也采用了双线的结构。薛媛的男友是客机飞行员方强，她在一次旅行意外中结识了户外摄影师沈皓然，并隐隐萌生对后者的好感，那么面临男友的催婚，她该做怎样的选择呢？仅从故事的层面来看，这个小说与高铁或航空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情感时尚类小说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有持久而稳定发挥的邱华栋还是让这个有些流俗的题材有深入人心的效果。小说中，方强和沈皓然两个男性对于薛媛而言，都意味着一种“在远方”的生活，不过前者是物理距离而后者是心理距离。小说也给予两个男人等量的篇幅，并细细刻画了薛媛与他俩分别在一起时心里波荡起的微妙的情感涟漪，经过一番斟酌与尝试，薛媛回到方强身边答应了他的求婚，让爱情平稳地“降落”到婚姻的跑道里。一则清新的爱情小品因为结构上小小的戏码让故事陡然有了深意和寓意。
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十月》2015年第6期）里也写到一个都市白领与一个摄影家的不期而遇：一个以为罹患绝症的女DJ在一座山中邂逅了一位带着亡妻骨灰盒旅行的摄影家，他们相处一个月后，各自带着对生命和情感的领悟作别。某日，某先生在一个禅修班遇到了女DJ，听她讲述了这个故事，然后像第一个故事一样，女DJ不辞而别。正像题目所暗示的，这个小说隐含着一种恍惚和不确定，虽然其主旨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对远方和生活在别处的向往，或者在返璞归真中克服生命本然的孤独。小说中两个相似又彼此缠绕的“艳遇”故事都带出远远超越身体沉溺抑或欢愉的关乎生命玄思的指向。
同期《十月》上的另一个小说曹军庆的《时光证言》，如果换一种比较常规的叙述的话，是一则元素齐备的官场黑幕，官员猝死引出两个情妇吊唁，女儿深度调查洞悉继母不为人知的隐情。不过，作者现在采用了一种对位式的双线叙事，先让两个情妇在时光酒吧里唇枪舌剑，再让女儿与继母在同一个酒吧里对谈对质。在前一部分，戴口罩的情妇和戴墨镜的情妇各自倾诉着对猝死者的钟爱，作者在展开叙述时，都用第三人称的“她”指代，以致读者在阅读时必须留心区分这个“她”指的是戴墨镜的还是戴口罩的，但是或许这恰是作者的用意所在，不管哪一个“她”对于死去的男人而言不过是被征服女性的不同镜像，属性上并无区别，所以他才给她们买一样的房子和车子，如此，本质上是一类人的两个女人为死去的男人而继续争宠，还有比这更能呈现她们弱势的荒诞的情景么？后一部分，在咄咄逼人的女儿那里，继母败退。接下来，小说写到女儿接到了父亲从前下属的短信，暗示读者她在向前面部分的两个女人靠拢，摆脱不开的和父亲有关的情妇的轮回。回到小说的题目上来，时光的证言是什么？四个女性被一个死去的男性拖入迷乱的生活，这也许足够说明一切了。
在小说结构的处理上，蔡东一向有着80后作家难得的讲究，再加上她的写作的非自叙性和对被俗世的生活所蔽抑的人性之光的探寻，当然也包括对人性暗疾的勘察，以及在当下非常难得的温厚的人文气韵，都让她在同辈作家那里独标一格。她的近作《布衣之诗》（《花城》2015年第5期）表面上处理的是一个失乡的题材，但是蔡东在小说展开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把笔墨荡出去，在故事的主干之外增添繁茂的枝叶，而且不断照应我们现实的生活。小说最打动我的不是孟九渊和父亲的再无乡可归，也不是因与邻居纠纷而意外致人病死后的自我救赎，而是赵婵在单位领导的“最佳委屈奖”和被她撕成碎屑的证书，是九渊和赵婵夫妇两人招待客人因为一包纸巾触发的沮丧，是故乡河边安静的孤雁，是旧家院中的疣鼻天鹅，是引白居易的“嗟君两不如，三十在布衣”。这些细节折射的城乡失衡问题、拆迁问题、空巢老人问题、都市浮生者的落定问题和情感危机，等等，都是十足的大题目，每一个都可以衍伸无数的故事。然而，蔡东仅仅通过几个细节点染便把这些笼于一炉，且皆痛痒相关，显出她对故事剪裁和结构控制的不凡能力。在我个人看来，小说有一点是可以商榷的，那就是小说的题目，“布衣之诗”这个名字替读者提炼出了九渊的心思所向和人生之境，它有点过于“实”了，而文本中的“布衣”之感与叹及其对九渊诗心的激发其实并未那么落实，但也因为没有落实而更接近我们常人欠然的现实处境。 道德困境、孤独及抵抗的方式
杨海天
在掺杂着情感与信仰的这张道德之网中，很多作家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此挣扎和思考，努力寻求一种较为正确的存在方式。他们探讨和审视着人类普遍的道德危机，然而生活在当下这个金钱、名誉、权力等欲望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压抑和苦闷无处不在，精神领域的荒芜与堕落是那样的自然普遍。翻看当下的几本文学杂志，很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人物在道德困境中的无奈与悲凉，流露出或浓或淡的孤独意味。
唐慧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长城》2015年第5期
小说的题目引用了黄梅戏《天仙配》中的曲词，正如题目所象征的，这篇小说围绕着主人公德顺的婚恋问题展开，德顺在二十几岁一直到五十八岁患病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始终被婚恋问题所困扰，在知道自己命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他还一心惦念着结一门阴婚，以完成自己“成双配对”的愿望。除了德顺本人，他的好友小蚊子、侄子宝成、宝成娘以及小臭子娘等人也都为德顺的婚事所劳心，同时那些复杂琐碎的婚姻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自身。但读完这部小说之后仔细回味，我们会发现隐藏于这看似纷繁错杂的表层的婚恋问题之下，作者实际上在探讨与思考着诸如道德的丧失与坚守、人生充满孤独的窘境等问题。
在作者的笔下，主人公德顺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一个婚姻和事业双重失败的单身汉形象，他已然是一个道德的化身。侄子宝成认为德顺“心眼实，认死理，笼络不住人心”，在外打工不仅挣不到什么钱，还得罪了老板和其他工人，干活实在，坚持慢工出细活，别人一天能贴三十几块砖，他却连二十块都贴不了。别人劝他只有挣到钱才是真理，德顺却始终看重老板的为人，他坚持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做事原则。而在小说主要表现的婚恋问题上，德顺更是“认死理”，不管多大年纪，仍然是不愿迁就和凑合，他的原则和坚持让他打了一辈子光棍，还因为悔婚得罪了为他做媒的宝成娘和小臭子娘。正是因为德顺的坚持与不妥协，他成为了村子里的异类。“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等等这样的古语告诉我们，在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神中，随大流才是生存之道。大部分人都必须要融入周围的圈子才能生存下来，而异于周围环境的人总会被当做另类而酿成自身生存的悲剧。德顺正是因为自己生活婚姻和道德上的“洁癖”被大家看做是一个另类。虽然德顺只是个普通人，却总是干净利落得像个“国家干部”，每年都会请村里的妇女帮他拆洗两次被褥，家里的鞋子也摆得整整齐齐。除了生活上的“洁癖”，德顺在婚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道德“洁癖”更能见出大环境中人们的道德危机。或许是德顺“不识时务”，他之所以多次悔婚，都是道德“洁癖”对他的影响。宝成娘与小臭子娘先后介绍的两个对象，只是因为在赶集时表现得“扭扭捏捏”，生怕自己吃亏掉价，德顺便坚决拒绝再来往，他看不惯这些女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过于重视金钱物质的世俗心理，更不容许自己的另一半身上存在半点道德的污点。而德顺惟一认定和信任的女人，赶集时不肯多让他花一分钱，初次见面只是“那种天马行空的随意闲谈”，甚至这个女人像自己的娘一样喜欢竹子。即便最后这个女人拿了他的三千块钱一去不复返，但德顺始终无法将她忘记。
作品中出现的德顺家门口的那片竹子，也象征着他不同于旁人的道德操守，是小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竹子有着不一般的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竹子生而有节、竹节毕露，文人雅士也常把竹的挺拔洒脱、正直清高、清秀俊逸当做自己的人格追求。德顺所在的月亮湾里竹子是不常见的，那是南方的草木，人们种丝瓜梅豆，因为这些实用可以入口，宝成娘虽然每年都种些不能吃的花，但花朵也能看看养眼。只有德顺的竹子既不能开花也不能结果，可谓是百无一用，大家无法理解德顺眼中竹子的那种“雅气”，在实用主义当道的村子里，人们自然无法理解竹子“形而上的意味”。德顺爱竹子，因为竹子不但承载着他对母亲的思念，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特立独行、恪守原则的品格。在患病之后，他的好友小蚊子“只字不提移竹子的事”等一系列情节的安排，也都强烈暗示着这位道德守望者在这个充满道德危机的俗世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境地。
作者除了着力表现道德危机这一命题，还深切的思考着人生的孤独窘境。“人生而孤独”似乎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一个哲学母题，众多作家在作品中不断思考着人生的孤独困境。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始终贯穿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德顺工作上认死理，生活中极为讲究，过继给他的侄子宝成和媳妇瑞枝无法理解;几次把婚事搞黄，在结婚前夜拒绝女方家提出的一台缝纫机的要求而悔婚，宝成娘和小臭子娘不能理解，甚至由此与德顺反目成仇。而德顺认为能够理解他的人却是两个不被大家认可的人——不靠谱的小蚊子和骗婚的女人，只是因为他们能理解对方，小蚊子尽管办事有些不靠谱，但是真心实意地关心德顺的婚事和病情，不顾世俗的偏见帮德顺张罗阴婚。而骗婚的女人尽管只与德顺相处了短短七天，但在那段时间里德顺与她却进行了精神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好像那女人的每句话都正中心意，“都与他心灵相通，好像钻进他心里看了一般”。正是有了这精神上的相连相通，德顺才会对她念念不忘。小说的开头，德顺在公交车上遇见了一个红衣女子，甚至心里打算就是死也要拉上这么一个人一起死。在他病逝之后，宝成娘按照那个女人的样子糊了个纸人以慰藉德顺的“灵魂”。“人生而孤独，却不甘寂寞，世界万物都是相互依赖的”，德顺的一生都在孤独困境中挣扎，他害怕孤独，他珍视小蚊子这个朋友、牵挂那个骗婚的女人，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顺对于孤独的恐惧，满足了他摆脱孤独的渴望。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德顺为什么在患了绝症之后仍一心想要结门阴婚了，看似荒诞的情节背后蕴含着主人公对孤独的反抗。
梁晓声：《复仇的蚊子》，《芙蓉》2015年第5期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商品经济的浪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价值观，固有的道德观念在人们心中日趋弱化甚至瓦解。而梁晓声则以他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道德操守，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推出了大量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作品。《复仇的蚊子》是梁晓声近期推出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作品想象丰富、形式新颖且思想深刻，糅合了对于金钱、权力、欲望、人性的深切思考。这部小说集中的同名作品《复仇的蚊子》，使用了一种偏向“荒诞主义”的表现方法，小说没有对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进行直接的控诉，也并非理性的批判，而是让主人公郑娟在遭受了丈夫女儿双双被蓄意谋害，奋起反抗现实却又被残忍压迫的状况下，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隐形的、攻击力极强的蚊子，以这种大胆新奇的想象方式向敌人复仇。然而即便经历了现实给她的重重打击之后，郑娟的复仇也并非是非理性的、疯狂的。梁晓声自己说：“我还是在我的写作中坚持一种底线。无论矛盾如何尖锐，也不会放弃人对于人性底线的固守。”尽管主人公郑娟面前这一现实世界的道德崩塌了，但她变成蚊子，成为了神圣的法力无边的蚊王之后，面对老蚊子提出的叮咬人类、传播疾病、统治地球的提议，她仍断然拒绝，怒不可遏地猝击一掌拍死了老蚊子。在最后一个仇人家中，她本可以进行彻底的复仇，叮咬贪官的女儿，但在她看到女人怀中未满周岁的婴儿发出咯咯笑声的那一刻，她还是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自己心里仿佛有一轮太阳悬在叫心尖的地方”，温暖着她照亮着她。郑娟是一个善良的弱者，即便遭受了生活的重创，由人化为非人，也没有完全抛弃自己对道德的坚守，对人性的守护。作者通过对郑娟的刻画，辛辣地批判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滥用权势、以权谋私，甚至草菅人命的“新贵们”，既揭示了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卑鄙，也揭露了他们心灵世界的荒芜，展示了现代人的道德困境、道德危机和道德追寻。 主人公郑娟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女儿，在多次求助于各种男人之后，她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帮助她，她只能孑然一身，在孤独困境中挣扎反抗。坚守道德底线的人物形象不但丰满充实，而且因为其对抗道德危机而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令人敬畏，令人动容。
梁晓声之前的作品中很少使用荒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对于短篇小说而言，它的集中点是刻画一个“现象”，而不用叙述一个故事，他这次全新的尝试也给作品带来了新鲜的风气，大胆时尚、新颖有趣。
《终结孤单》：王明明，《百花洲》2015年第5期
《终结孤单》是一部思考和质疑琐碎生活和无聊人生的作品，也在探讨着孤独的含义。主人公李立在家庭中与丈夫看似和谐，但激情似乎在日渐减退;在单位，她被护士长盛赞为“千里马”，但她向前看不到领头的马，向后看不到马群，无奈地接受着护士长高明巧妙的领导艺术，又要忍受着颜晓梦对她的冷嘲热讽。这种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生活，激发了她内心深处反叛孤单、质疑生活的力量，甚至对于29床那种将死之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与认同。29床是一个反道德的存在，住院之前做尽了坏事，在李立为他打针的时候，又对这位道德楷模动手动脚图谋不轨，他或许只是为了打发无聊孤独的时光，用调戏李立的手段在等死的时间里进行挣扎，以这样浪荡不羁的模样、近似疯狂的方式摆脱孤独、冲破道德。然而李立由开始的恐惧厌恶，逐步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与理解。有一刹那，她甚至在回味29床当时触摸她的感觉，仔细观察他棱角分明的脸庞，甚至不由得将他与自己的老公相比较。这让李立产生了些许兴奋激动的同时，也滋生着强烈的罪恶感，内心的道德压抑着摆脱孤独的欲望。
小说题名《终结孤单》，29床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他用疯狂的方式释放了本我，终结生命以走出孤独的困境。然而李立仍要继续孤单，在这个无奈而愤懑的社会中，面对内心的道德危机压抑着自我人性。小说篇幅虽短，却饶有深意，揭示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
刘荣书：《李嘉诚枯井落难记》，《长城》2015年第5期
有评论者称刘荣书“一直以自我的浪漫情怀和独特方式默默构筑着梦中的精神家园”，其作品“对人类原初的美好情感和传统伦理道德有一种回归和呼唤。”从《李嘉诚枯井落难记》这篇小说中，我们就能见出作者对于美好、对于道德的呼唤。此李嘉诚并非大名鼎鼎的香港富豪李嘉诚，他只是一个出生于闭塞农村的再平凡不过的农民，作者在小说开头就做了这样的解释。而作者却让这个没有故事的主人公与充满传奇色彩的富豪李嘉诚同名，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反讽，以戏谑的口吻调侃着主人公李嘉诚平庸而无趣的人生。小说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从题目中就能看出，故事讲述了一个叫李嘉诚的农民跌落枯井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然而作者无意于描写李嘉诚在枯井中的具体遭遇，而着力描述他失踪之后所造成的种种影响，从中挖掘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危机。妻子陶宝丽不止一次地劝说、哀求李嘉诚卖掉乡下的奶牛和牛场，在她看来只有去城里才能过上好日子，她甚至不惜瞒着家里人在城里出卖“贞操”，做起了皮肉生意。然而在李嘉诚失踪的这几天里，她为了喂牛洗去自己浑身刺鼻的香水味，换上了丈夫以前穿过的旧衣服;她与企图征用自家牛场的麻三斗智斗勇;与袒护权势、敷衍了事的警察纠缠不休。而李嘉诚始终孤独地守着自闭症的儿子，守着那几头奶牛，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故事的结尾有些离奇，但却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所有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内心中道德的平衡与安宁，看到了一条走出孤独的道路。刘荣书在小说的叙述上也做了一番全新的探索，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增添了一层现代感，这种叙事新意也丰富了小说的魅力。
都市人悲喜剧
高天瑶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文学地图译丛丛书的前言中说：“事实上，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多姿多彩的城市景象不仅为作家提供了素材基础，也成为他们的心灵栖息之地。中国的现代城市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发端，经由各代海派作家书写，形成一幅幅描摹着浮世悲欢的画卷。在这画卷中，人在都市里的种种一举一动、情感变化和命运起伏是最核心、最值得关注的。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人们或从乡村流入城市寻找立身之所，或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县城寻找存身之地，上演着都市人的悲喜剧，时时新。
张敦：《我要去四川》，《青年文学》，2015年第10期
张敦曾用笔名张墩墩，他出生于河北衡水市张吕卷村，“业余写作”、“公司职员”、“河北人”这几个标签为他的创作开辟了素材的源泉。这篇短篇小说讲了一个年轻人寻找自己已经回到老家四川的母亲的故事，小说在主人公丢掉写有母亲村庄的字条而等待检票的节点上戛然而止，留下无尽的悬念与思索。有评论者认为张敦和史铁生在文学上的追求不无相似之处，即关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有着对人的存在的省思。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在城市漂泊的“农二代”，他的家乡是一个贫穷的村庄，他的母亲则是被卖到村庄而又逃回四川的被拐妇女。人口拐卖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般人们会关注于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史却忽略了被拐妇女生下的孩子的心灵世界。“我”的母亲决然地和大嫂出逃并且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在“我”的脑海里母亲甚至面容模糊，关于母亲的记忆只留下暴雨和红色脸盆这样具体生动的事物。贫穷形成代际遗传，“我”长大成人后虽然读了大学，进入了城市工作，却依然因为丑和穷没有媳妇，大爷甚至要张罗为“我”娶越南媳妇。在“我”终于攒够路费回四川的前夕，主人公的大娘突然告诉“我”母亲实际上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在怀疑母亲并不愿意见到“我”的想法中，“我”还是决定回四川。小说采用线性叙事，却始终有种“在而不属”的节制疏离之感与冷幽默。值得一提的是，张敦的语言在众多的小说中吸引了笔者的目光，平实朴素的叙述并不等于流水账的描摹或独白，而在于语言特有的质感和节奏感。对于村里女人的集体逃跑的叙述如同一幕黑色幽默的喜剧，女人充满屈辱的逃跑与被追回，在全村里看来如同一个热闹节日。小说最后父子的对饮被放置在老屋里，小说的情节虽然简单，却给人一种阅读的快感和掩卷之后的沉思——“我”能凭记忆找到母亲的村庄吗？母亲是如大娘所言去世了还是不愿意与“我”相认？我的婚恋会延续父亲的悲剧命运吗？ 陈再见：《回县城》，《青年文学》，2015年第10期
陈再见是在“打工文学”热的时候登上文坛的，虽然“打工文学”以描写工厂生活著称，但是陈再见认为打工文学不能窄化为工厂文学，他的很多作品也关注了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灵挣扎等社会问题。小说的地点发生在深圳，工厂密布、城市化进程迅速的深圳吸引了无数年轻人来此寻找机遇，从而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与他们自己的文学。
此篇小说以大城市的高房价为切入点，时间跨度一年，描写了一个“深漂”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县城买房的故事。这是一部尴尬的买房记，也是一段惆怅的回乡曲。由于主人公出生在农村，所以他在深圳和县城遭遇到了失去归属的双重陌生感：在深圳主人公的价值感在消退，面对着妻子儿女的不认同，他感到生活“成了一张黑色的浊气的让人厌恶而想逃离的画面”;而在县城，主人公又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貌似“衣锦还乡”的人，他在县城的真实感受却是“一边藏起自己的窘迫一边又制造出某种虚伪的光环”。作为一个热爱文学，迷恋“诗意栖居”并且在大城市的青年，主人公并不能适应有着虚假华丽外表和粗陋实质的县城，也固执地想要区分自己与那些已经在县城生活的亲朋。这也是多数“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他们在大城市没有容身之所，又在精神上已然难以认同故乡。主人公的真正故乡在乡下，但是在这篇小说里乡下与他惟一的连接只剩下他的母亲。对他无私奉献的母亲最后去世了，但是奔波在大城市的主人公最终没有弄清母亲是否得了胃癌。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决定要学习妻子对生活的“野蛮性的勇气”，把县城作为家的所在地。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对于母亲的追悔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自己咀嚼了。
作品采用的内视角的写法与关注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使得整个小说的氛围十分真实，如同《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手法一样，作者极力描摹的是主人公对人、对事、对世道或者对时间的种种感受，语言非常饱满老到。
林漱砚：《梦是静静燃烧的雪》，《青年文学》，2015年第11期
城市职场中的女性是都市人的一个独特群体，她们靠自己的力量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打拼，也承受着因为性别偏见而带来的更大的压力。小说开始在一个秋雨连绵的黄昏，这一滴秋雨给小说带来哀婉的气息，叙事和状物都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情。点评者东君说这篇小说的主调是白色的，是伤逝之色，也是内心洗去铅华的底色。作品中存在着很多和白色有关的意象，如题目中的雪、甘静雅的奶油蛋糕和白色皮鞋。和这些白色对立的则是国企白领甘静雅的工作环境，那里有着如同坏掉的蛋糕一样的恶心谣言和令人不快的同事。小说在描述完金爸金妈一家人后将文笔荡开，开始转而仔细描述甘静雅的做蛋糕的过程。这一处看似无关的闲笔暗示着甘静雅与金爸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即都拥有一门手艺、自足自立。小说最后在皮鞋店里如瑞雪般的蛋糕，也暗示着甘静雅将摆脱职场纠葛，从这门手艺中找到一个新的立足之地。左脚崴到的甘静雅在金世浦的噩梦里成了一只插着巧克力短刀的羔羊，这也暗示着甘静雅受到的污蔑和伤害。甘静雅没有所谓的背景，有的只是自身的才貌。只是因为未婚、美丽和升迁，她便受到莫名的谣言中伤。都市里打拼的人是艰难的，给女性的空间尤其狭小。甘静雅虽然借做蛋糕平静了自己的内心，然而有了这样一种“人言可畏”的大环境，哪里都不适合独立女性的生存。
麦家：《军中一盘棋》，《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10期
城市带来的繁华不仅冲击着都市人的思想，也撼动着身在部队里的人的心。作为著名小说家与编剧的麦家有着十七年的军旅背景，《军中一盘棋》可以说是一部主旋律的军旅小说，它聚焦了当下军队中青年干部急于转业的思想问题，最后的结局是理想对物质的胜利。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形式却别具新意。小说运用了复调叙事讲述一个新兵和一位老兵的故事，这两个人物的生活本是不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作者却将两方置于“将方”与“帅方”，用这种虚拟对弈的形式展现了军队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文本以“将方”、“帅方”、“界河”三块平行推进。“将方”以刚入伍的新兵朱财强为视角，描述了一个从小就立志从军的19岁青年朱财强，从入伍到牺牲的83天里，做了凌晨为大家打扫卫生、捐款给困难新兵、为军营建猪圈节约粮食等一系列好事;“帅方”的视角则聚焦在入伍12年的少校刘刚身上，在转业的念头产生后，他先后问了妻子、父母和领导的意见，却发现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支持，这让刘刚陷入抉择的交叉路口;“界河”则以公文的形式展开，比如征兵令、征兵工作总结报告、新兵思想调查报告以及朱财强的入党申请书等文本，异质的文本完整了棋局的形式，同时由点及面，补充了小说的背景情况。复调的叙事方式丰富了略显简单的故事的“情感层次”。最终作为新闻干事的老兵通过阅读新兵的日记，从身边亲朋好友纷乱的声音中发出了自己坚定的声音，在这个青年人身上找回了初心，新兵用生命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兵点亮了理想的指路灯。文末如是说“而不纯的东西往往是有杂质的，有空隙的，有裂缝的，所以往往是经不起碰撞的。”也许理想的存在有时候过于空中楼阁，但是惟有这种空泛的东西能给予人精神上的支撑，是坚硬的可以经得起碰撞的东西。也许在当下军人地位严重下降的和平年代，不仅仅需要对军队官兵多一份制度的支持，更应该塑造这支钢铁部队的精神内核。
黄蓓佳：《万家亲友团》，《北京文学》，2015年第10期
社交网络与电子屏幕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统治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的热门现象之一，当我们刚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作家便以其兰心惠质写了出来。黄蓓佳从1973年起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常展现女大学生走入社会的心理和情绪。近年来，黄蓓佳逐渐将精力转向儿童小说创作，此篇短篇小说是她的新兴趣点和有益的尝试。小说加入朋友圈、点赞、晒图、刷屏等新潮词语和元素，带有一丝轻喜剧的味道。孤儿陈坤在加入妻子的亲朋微信群“万家亲友团”后沉迷于朋友圈的点赞和群里的闲聊，如同口渴久了在沙漠中找到水源的旅人，久违的大家庭亲情氛围让陈坤对微信乐此不疲，但是他的情感宣泄很快异化成了求关注的急切和懒于思考的怠惰，小两口家庭也由此闹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端，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端推动着小说的进程。“万家亲友团”一方面是妻子万艳的姓氏，另一方面又是显示着虚拟社交圈的热闹繁盛。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引用卡西尔的话说：“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形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万艳困惑于自己给予陈坤的亲情与爱情无法慰藉丈夫，殊不知人类的本性是寻求更广泛的关注。陈坤最终因为微信而移情别恋，更说明了虚拟社交圈确实深切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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