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中国，何处秋声破寂寥。
　　1881年9月25日，一声婴啼。绍兴新台门周家新添一名男丁，赋名周樟寿，字豫才。
　　后来，他叫鲁迅。
　　不知道前一个名字的人不少，不知道后一个名字的人不多。
　　鲁迅。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下面。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发出洪钟般巨响的名字。无声的中国，从此有了一个震耳的声音。周樟寿是一个人，而鲁迅则是一副骨头，又硬又韧的骨头。
　　朋而不比，周而不党。在众人沉睡的铁屋里，放声呐喊；在千夫所指的旷野中，荷戟彷徨。
　　毛泽东说，“鲁迅先生没有一丝奴颜和媚骨”。

从周樟寿到周树人

　　他生于忧患，长于幻灭。
　　出生时，《南京条约》早已签订，京郊五园已是一片焦土，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仍在持续，中法战争的脚步已渐近。
　　十几年后，甲午战争将宣告一切改良的破灭。
　　书香门第周家，最后一位士大夫是爷爷周福清。生性桀骜但“晚节不保”，为了家族前景，晚年的周福清遂行科举贿赂，事发拿问，被判处“斩监候”。
　　父亲周凤仪，就在此时得了重病。
　　绍兴的名医都来看过，开出了各种古怪的药方，药引有“秋天的桐叶”“经霜三年的甘蔗”“同穴的雌雄蟋蟀”。年幼的鲁迅在野地、当铺、药店、三味书屋之间疲于奔命。

挚友许寿裳回忆，那时的周树人，每天都在思考着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战斗的指向。

　　为了逃避牵连，一家人流离星散。“闰土”的友情和长妈妈的故事，都成美好的过去。
　　周樟寿被安排到大舅舅家，受尽冷眼，被视为“乞食者”，连下人都看不起他。后来他对学生回忆说：“从前人们看我像是王子一样，但是后来又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父亲终究还是病死了。孤儿寡母，被同族欺凌。他向来尊敬的长辈，在利益面前变得面目狰狞；他抱有好感的邻居，造谣生事让他深陷窘境。
　　《阿Q正传》的原型，已在早年的经验里塑就。
　　他决意要离开了。1898年，戊戌年，他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堂官员周椒生，是他的爷爷辈，身为学官，却对所在的洋务学堂十分蔑视。他说，豫才，你改名吧，出于书香门第却来当兵，若用宗谱名号，辱没祖先令誉。
　　从那以后，周樟寿改名周树人。

战士的诞生

　　周树人很快转入了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在1902年公派日本留学。
　　在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了被西洋人称为“猪尾巴”的辫子。政府派来的“监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对他严加制裁，遣送回国。
　　偏在这时，姚文甫通奸事发，被周树人的同学、《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人捉住，一剪刀去掉“猪尾巴”，悬在厅堂的房梁上，日日示众。
　　回国的是姚文甫，周树人继续留学。
　　在他的周围，有秋瑾、邹容、陈天华、陶成章、徐锡麟、钱玄同、许寿裳……还有他的老师章太炎，以及不断争执的康有为、孙中山。
　　在精神上包围着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则有赫胥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
　　赫胥黎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卢梭的自由民主、天赋人权，尼采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构建著未来的鲁迅。
　　对于他喜爱的著作片段，周树人往往能背诵如流，比如《天演论》的开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之时，此间有何景物……”
　　挚友许寿裳回忆，那时的周树人，每天都在思考着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战斗的指向。
　　他总结，中国历史只在两种时代里循环往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希望有第三种时代出现，这一时代，在他留日期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称之为“人国”。
　　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周树人选择了学医，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碰到了他的藤野先生。
　　综合亲友的回忆，他学西医的动机大约有三个。一是儿时父亲生病的经历让他对中医不再信任，二是他寄希望于西医的手术可以矫正中国妇女被摧残的小脚，三是西医和日本的自强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藤野先生是一个尊敬中国文化的学者，也很喜爱他的中国学生周树人。可惜，周树人学至半途就要退学。因为课堂上一组幻灯片展示的中国人被杀头的场面，周树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看到那些围观的同胞，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
　　他知道，任何高明的医学也救不了这样的人，因为从存在的价值上，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当时的日本，报纸和广告上，都把中国人称为“动物”。
　　于是，他决心从事文艺。中国人之病，不在身体，而在精神。
　　在日本数年，他看到了一个事实：日本的维新成功而中国的维新失败，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性格—国民性有关。
　　他国的生机让他震撼，而本国的死寂令他神伤。在送给许寿裳的一张照片后面，他写下了一首诗，概括着那时的精神冲突：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里，是他的一生。这一刻弃医从文，一个战士诞生。

鲁 迅

　　1909年6月，周树人归国。
　　先回到浙江，在杭州教书，在绍兴办学。辛亥革命，他热情高涨，为了捍卫革命，甚至领着学生手持刀剑走上街头。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的是《药》的愚昧，是《孔乙己》的悲凉，是《阿Q正传》里的精神醉虾、自私自利和新旧勾兑。
　　意气风发的同乡加同学—鉴湖女侠秋瑾，1907年血洒绍兴古轩亭口，但泱泱中国，依旧寂静无声。
　　没有人知道英雄洒出来的是碧血。在后来的小说《药》里，碧血只是用来涂抹一个据说可以治疗肺痨的馒头。
　　辛亥革命成功，但在成功之后，他的朋友陶成章死了、范爱农死了，这些年轻的激烈者、温和者都归于黄土，而中国并未看到多少改变。

没有人知道英雄洒出来的是碧血。在后来的小说《药》里，碧血只是用来涂抹一个据说可以治疗肺痨的馒头。

　　血，也泼不醒睡着的人。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变成冷嘲。而他不知道，共和使人变成沉默。”
　　周树人深深感受到个人的无力。1912年，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数年里耽溺于古籍、金石、佛经。
　　1917年8月，钱玄同找到了周树人，希望他扔掉那些古碑抄本，起来“做点文章”。于是发生了一段著名的对话。
　　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去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于是周树人起来了。
　　次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鲁迅”横空出世。
　　他假借狂人之口，高声呐喊：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滥觞，而它一旦出现，就成为了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峰。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展开，传统与现代的斗争，藉由愚昧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的论辩，狼烟正浓。
　　以“文白之争”为前导，新式知识分子集结火力，打击国粹派，张扬新思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一众干将，纵横恣肆，慷慨激昂，支撑起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气象。
　　正如西方启蒙运动召唤了法国大革命一样，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
　　《新青年》不久就因内部分裂而解体，但鲁迅的写作经它诱导出来后，已经不可收拾。1921年12月，《阿Q正传》这部整合了几乎所有国民“劣根性”的中篇小说在《晨报副刊》连载。
　　人人都在猜测作者“巴人”是谁，人人都认为小说是在映射自己，脸上火辣，心中愤恨，却假装若无其事。
　　那些小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越来越深的黑暗

　　鲁迅，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不回答，因为他几乎从不描画未来。
　　“城头变换大王旗”，对专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他的重要行动，但他始终坚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里的污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任务。

　　他說，中国社会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去什么东西，结果都变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国没有希望。“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历史按照他的预言在进展。
　　共和没有带来更好的社会，袁世凯复辟，禁绝言论；北洋政府把手伸向学术，在学校里玩官僚专制。一些文人学者被豢养起来，以上流社会的优裕嘴脸，蔑视一切大众的权利与抗争。
　　政治的压制越严酷，社会的抗争也越激烈。
　　用小说思考中国无疑更为从容，但身在旋涡的人无法从容。现实迫使鲁迅日渐转向了“杂感”—一种最直接、有力地对现实发声的文体。
　　也正是这种被称为杂文的文体，让鲁迅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战斗力。
　　他是一个天生的思想战士，只要有纸和笔，加上一卷纸烟，独自一人就能力抗一整个集团势力。
　　在和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的论争中，他以一己之力直打得对方发文求饶，呼吁“带住”。而他却说：“我还不能带住。”
　　他是一个“火鸦”，无论去到哪里，放火烧社会，也烧自己。唯有在战斗中，他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笔墨终究无法对抗枪弹。
　　1926年，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被段祺瑞执政府杀死，鲁迅被通缉。
　　悲愤之余，他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三·一八”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后面的经历，却证明这一判断过于乐观。
　　1926年9月，他受朋友林语堂之邀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又辞职离去，经孙伏园牵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
　　南下的鲁迅是怀着憧憬的—因为领略够了北洋政府的黑暗，他的南行带着寻找光明的意图。 　　南方的革命策源地，应当别有一番气象罢。然而厦门的4个月，带给他的是寂寞和厌恶，广州的8个月，经历的则是彻底的幻灭。
　　初到广州时，北伐正酣，革命气氛浓厚。在黄埔军校演讲时，他还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革命的乐观。
　　“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一段时间里，鲁迅认为“文学无用”，“改革最快，还是火与剑”。
　　随后发生“四·一二政变”，一大批原本的同志—共产党员被屠杀。清党运动中，中山大学一些学生被抓走。鲁迅试图动员学校高层组织营救无果，愤而辞职。
　　革命，革命。
　　半生追寻革命，但鲁迅发现有的人“革命”喊得越响，天色就变得越黑暗。即使北洋军阀，也从未敢像号称“革命”的国民党那样地杀人。
　　这一年，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可恶罪”—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
　　后来鲁迅曾对斯诺说：“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阿Q现在在管理着国家哩。”
　　整个1920年代，如果说鲁迅在人生中收获了什么真正的喜悦，也许就只有和许广平的爱情。
　　许广平是广州人，因抗拒包办婚姻，远离乡土，先到天津再到北京，入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为鲁迅的学生。曾经她是和秋瑾一样的热血巾帼，主张以暗杀推动革命，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有一段话可谓豪气干云。
　　“仗三尺剑，杀万人头，饮千盏血，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殉。”
　　1927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鲁迅死了吗？

　　在上海等着他的，是另一种过去不曾应对过的局面。
　　在思想和行动上，鲁迅一直是不断革命的，他离开广州，是满怀着对牺牲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对“独夫”“屠伯”的义愤的。
　　但一到上海，面对的却是创造社、太阳社一群“革命文学”青年的群起而攻。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钱杏邨、彭康……
　　一拥而上。

后来鲁迅曾对斯诺说：“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阿Q现在在管理着国家哩。”

　　“以趣味为中心”“蒙蔽一切社会恶”“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麻醉青年”“老头子”“阴阳脸的老人”“文坛的老骑士”“中国的堂吉诃德”“反动的煽动家”“梦游的人道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
　　无数的帽子飞了过来。
　　他们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鲁迅也死了”。
　　鲁迅对于这一波攻击是莫名其妙的，而因其原因复杂，至今也难以一言定论。
　　在当时的文坛，骂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影响的办法。在广州时，中山大学学生筹备出版刊物，希望鲁迅为创刊号写文章，这样可以增加销量，支持刊物的可持续运转，鲁迅就说：“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文章，销路总是好的。”
　　鲁迅不怕战斗，害怕的正是缺少战斗的对象。
　　五四过后一片沉寂，他就写过“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所谓“反省五四”的调调下公然怀念战斗的激情。在广州，有人约他写文章，他则表示因为生活过于平静，没什么可写。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挑衅，唤醒了他的孤傲和好斗。
　　“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多少刀箭。”
　　在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成批发表的文章中，充斥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口号，对鲁迅的攻击也非常浅薄，令他倍觉孤独。
　　1928年5月4日，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革命文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回看文章往来，鲁迅显得更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在“革命”再次幻灭后获得的新的理论修养。
　　他认为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不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几个回合的交手之后，干脆转而译介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以此表明态度。
　　正因认清了空洞口号的大而无当，后来他曾对冯乃超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担！
　　所谓“无产阶级文学”，从作者到受众，他都看不到影子。
　　1930年，为了要成立左翼作家联盟，“革命文学”缓和了对鲁迅的口气，鲁迅也和其中的一部分人冰释前嫌。

　　比如，其中攻击最烈的冯乃超，因其展现的真诚忠厚，鲁迅马上就放下了一切恩怨。
　　鲁迅对左联倾注了热情与心血。
　　过往加入或“被加入”的社会组织，他都很少参加会议和活动，而左联的会议和活动他基本上从不缺席。
　　然而这样一个政治意味浓厚的组织，从根本上说也不适合鲁迅的性格。内部的派系争斗、“由同志从背后射来的冷箭”让他不胜其扰，也更感到灰暗。
　　这样的日子构成了他最后的人生。
　　但也有慰藉。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上海的日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频繁的往来。冯雪峰、胡风、冯乃超、柔石都是他的好友。
　　柔石是一个忠厚纯洁的青年，他的牺牲让鲁迅疼痛得无以复加。正如林贤治先生在《人间鲁迅》里写的那样：“浩瀚的心海顿时呜咽起来……”

鲁迅是莱漠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他诅咒自己的过去，竭力地要肃清这个肮脏的茅厕。

　　共产党人中，和鲁迅交情最深的是瞿秋白。高层领导人，他早年就和陈独秀、李大钊并肩作战，后来又接触过李立三，但真正引为知己的只有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一幅字，就是写给秋白的。
　　共产党人中，对鲁迅评价最宏大而深刻的是毛泽东，但最知心的则仍是秋白。他说，鲁迅是莱漠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他诅咒自己的过去，竭力地要肃清这个肮脏的茅厕。
　　1935年，秋白也被杀害了。
　　鲁迅的一生，是“忍看朋辈成新鬼”的一生，陈天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范爱农、刘和珍、杨德群、毕磊、柔石、杨铨、瞿秋白……“耳际频闻故人死”。
　　柔石死后，鲁迅写：“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杨铨死后，鲁迅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他至死都保持着战斗的激情，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当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旧日战友都纷纷在思想和文字上变得面目全非时，鲁迅仍然是鲁迅。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逝世。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上海滩万人送行。
　　众多挽联中，女性胡子婴的一对，最为平实而真挚：“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众继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