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从《饥饿游戏》上映以来，“反乌托邦”这一为我们预言了末世般未来的题材，席卷荧幕与书店。我们为何感到恐惧？
请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为应对资源匮乏与人口过剩，政府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在8月30日上映的电影《猎杀星期一》中，七胞胎被她们的祖父藏匿起来，以免被冷冻休眠。《分歧者》《3%》《黑镜》等反乌托邦电影与电视剧受到普遍欢迎。因为情节引人入胜，所以关于未来的幻想故事很有市场，其数量成倍增加。它们有哪些共同点呢？它们都描绘了一个黑暗的未来，与乌托邦世界截然相对。10年来，这些反乌托邦作品占领了青少年文学的柜台，并攻占了大小荧幕。在这充斥着核、细菌、气候灾害或是后末世论的10年中，它们逐渐侵入了流行文化。
2008年的《饥饿游戏》首先开启文化入侵。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写作的《饥饿游戏》三部曲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保持了两年多时间，并在法国各类书籍的销售榜中占据第二位。由它改编的4部电影也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此后，这股热潮经久未息。
13岁的珍妮·法涅艾几乎只读反乌托邦作品，其中，她最喜欢韦罗妮卡·罗思的《分歧者》三部曲与詹姆士·达许纳的《移动迷宫》。“反乌托邦作品引导我们想象未来，”她说道，“人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异化发人深省。科技飞速发展，但也正是因为滥用科技成果，世界才最终走向毁灭。”书中的主角都是他们的同龄人，这些书籍在她的朋友圈中传阅。珍妮并非是唯一一个欣赏这类科幻作品的人：反乌托邦预言最糟糕的未来，以求或许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规避悲剧后果。珍妮最好的朋友索兰·帕尔西诺也同样在小学四年级喜欢上了这类作品。她说：“那些制定管理体制的人与被迫接受制度的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分歧。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人们想知道故事中的角色如何设法改变现状。”
“因为失业、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处于人生选择重要阶段的青年人对世界、对未来都极度焦虑。相较于父辈，在他们成长的时代中，找到工作，找寻自我都变得更加困难，” 《巫术女孩》和《我是你的太阳》的作者，2017年文化奖青少年文学类获奖者玛丽·帕夫连科分析道，“反乌托邦作品描绘了一个充满艰辛的黑暗世界，故事主角为摆脱现状而战斗。这是对青年人日常生活的隐喻。”
2008年匿名团体集会时，2012年示威者占领华尔街时，都曾使用过阿兰·摩尔与大卫·劳埃德所著漫画《V字仇杀队》中的冷笑面具，这些集会者把面具作为他们集会的符号标志;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和戒严期间，《饥饿游戏》中的三指致敬成为政府对抗者表示自己身份的手势;美国反对侵害妇女权利的女权主义者曾穿过《使女的故事》中红白两色的制服举行抗议。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描绘了神权社会，在他描绘的世界中，女人被分为三类——生殖者、侍女、妻子。就像奥威尔写作的《1984》隐喻当时社会一样，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小说自然就披上了某种预言色彩。《使女的故事》初次发表于1985年，这部反乌托邦作品迅速登上了畅销榜榜首，据其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则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知名度。
20世纪上半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及氢弹试爆后，反乌托邦小说蓬勃发展。美国研究员乍得·沃尔什在文章《从乌托邦到噩梦》中指出，从1962年开始，虚构世界表达的曲线发生倒转。描绘乌托邦世界的作品不断减少，而对噩梦的描述则扩大了其疆域。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加深了公民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写作《使女的故事》时，力图描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大规模处刑、抗辩法律、纳粹生命之泉的优生计划、阿根廷独裁的儿童拐卖、美国的奴隶制及一夫多妻制历史……柏林墙和苏联的倒塌为未来世界的灾难敲响了丧钟。
由于气候变化及资源匮乏，这个星球已不再能如常运转。对于那些对未来世界持悲观态度的人而言，卡珊德拉的文学场景现在显得可信起来。如果温室气体继续以当前的速度排放，那么21世纪末3/4的人可能被热死。非政府组织全球足迹网络表示，我们在8月2日一天消费了这个星球一年内可以更新的所有资源。
《使女的故事》中的“生殖者”
氣候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我们却可以预见其将会引起的长期性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家更像是科学家。法国作家让-马克·利尼为写作其出版于阿塔兰塔出版社的三部曲《水源危机》（2006）《迁徙》（2012）《种子》（2015）曾咨询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并以科学建模为依据，构建其反乌托邦世界。美国“真正科幻小说”的领导人金·斯坦利·罗宾逊也曾依据真实数据构思他的小说，他的作品《2312》（2012）刚由阿克特·苏德出版公司翻译成法语出版。
另一些威胁来自于源源不断的新闻渠道与社交网络。在屏幕上，因为一些特殊事件的影响，如核灾难、全球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个人主义、极端主义抬头、恐怖袭击、人口过剩、大规模流行病、健康风险、超人类主义、机器人化等，人类的生存威胁变得越发现实。“这个时代令人着迷，却又让人高度焦虑，” 曾主持《彼列》出版的奥利维尔·吉拉德总结道，“我们正在找寻答案。而科幻小说，从广义上来讲，正提供着答案。它警示、解释，并揭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它预言过的很多主题都应验了，从以威廉·吉布森为首的赛伯朋克运动宣称的计算机革命到格雷戈·埃根预言的神经生物学革命。”
科技不正在努力追赶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的直觉么？这是人文之家基金会在2016年3月组织的一次座谈会的话题。“阅读这些预言社会发展的作品使我们得以反思对科技的滥用，在近30年来，技术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司空见惯，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学者们解释道。地理位置定位、代孕母亲、神经引擎植入都是引发社会焦虑的关键性问题。 “正是源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启发，反乌托邦类文学发展日趋成熟。”罗伯特·拉丰特出版社的编辑格伦·塔文尼说道， “它描述的问题更加复杂，更能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不再只是构建虚幻的恐惧感了，而是映射了真实的社会问题，它触及了各个时代中的阴暗面。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一些《饥饿游戏》的女主角凯特尼斯·伊夫狄恩的影子。
反乌托邦题材从未像现在这般激励着作者的创作。在世界各地，作者们冒险尝试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文类，颠覆传统的边界。6月初《纽约客》杂志的头条便是“反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反乌托邦风潮就像是雷霆紧随闪电般跟随着乌托邦主义而来”，哈佛大学美国历史教授吉尔·莱波尔写道，“而今年，雷声轰鸣。”评论家列举了大西洋彼岸最近出版的一系列作品。
在法国，末世论同样是主流。《母猪女郎》（1996）的作者玛丽·达利耶塞克在《我们的林中生活》中复苏了她的想象力，完成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预言小说。在极权主义与超关系社会的避难所里，100个人在森林里扎营。她们睡在帐篷中，并用火盆取暖。在逃跑的过程中，她们带上了那些用于器官移植的克隆人，并释放了她们。
青年作家托马斯·弗拉霍特则因其处女作《奥斯特瓦尔德》而闻名。小说讲述了两兄弟在费森海姆核电中心爆炸后，穿越荒芜的阿尔萨斯的故事。“一个城市是如何死去的呢？”叙述者一上来便提问道。伊曼纽尔·鲁本在他的第七部作品《空蛇之下》中构建了一部复调史诗，21世纪中叶，4名主人翁正畅想着未来，而一个“巨大的反恐安全屏障”正在上千叛乱妇女与儿童的粗暴攻击下被瓦解。
为什么那些并不熟悉科幻小说文类的作家对其有这样的热情呢？《2086》（2015）出版后，作者布瓦连·桑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面对紧迫的危机，眼前的专政与独裁碾碎了所有深刻及战略性的思索……文学是在公共场合进行漫长反思及发动舆论的有效途径。”这位获得了法兰西学术院小说最高奖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在2015年9月解释道。撰写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不再被排除在获得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之外。
《西部世界》：在一个最先进的游乐园里，人们花大价钱以重温征服西部的激情，与人形机器人一同玩乐。但机器人变得不可预测…… 
《行尸之惧》：衍生自《行尸走肉》的美国连续剧讲述在洛杉矶爆发的一种流行病让人类变成僵尸的故事。
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反乌托邦：自然史》作者格雷戈里·克莱斯认为，反乌托邦文学的诞生源于1930年以来，人们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毁灭感。他向我们阐述了他对反乌托邦文学的见解。
若干先驱之后，反乌托邦这一虚构文类正式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文学界对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作品《回顾》的回应，激发了第一次反乌托邦文学的浪潮。许多作者都批判了其中强制工业军队、永久工作及限制自由的制度。
反乌托邦文学的第二次浪潮随着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产生，包括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讽刺了优生学的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及描绘斯大林主义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等经典作品。
随着20世纪60年代极权主义的衰落，这一文类也发生了变化，以回应眼前的核战争、人口过剩、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和环境灾难的问题。这一时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讽刺基督教教条主义迫害女性、打击女性主义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是最有名的英文作品。近期，出現了一个题材类似，但关注的是伊斯兰教的作品——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臣服》。
其流行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一些经济上领先的国家并没有立刻迎来真正的复苏。这让人们产生了社会动荡、退化及异化的感觉。第二，2001年以来，恐怖主义及战争的复现使人们加强了安全措施，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恐惧情绪。第三，科学的进步与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主体对个人行为的监控，让人产生一种国家化身“监控者”的强烈感觉。第四，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最后，环境灾难迫在眉睫，人们感觉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此外，还有来自朝鲜的威胁呢……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未来的几十年，瘟疫肆虐的情况会更加糟糕。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全球变暖将存在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世界充斥着一种自193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迷失感与毁灭感。
这一子类文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且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其中心主题——疯狂的青少年在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之前，反抗强大或专制的国家，这样的情节非常符合青少年的品味。此类作品的流行是否会引起成年人为青少年撰写反乌托邦文学的兴趣，还有待观察。我们可以想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青年一代的不安感也许能引起如1968年法国革命浪潮那样的反叛。
请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为应对资源匮乏与人口过剩，政府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在8月30日上映的电影《猎杀星期一》中，七胞胎被她们的祖父藏匿起来，以免被冷冻休眠。《分歧者》《3%》《黑镜》等反乌托邦电影与电视剧受到普遍欢迎。因为情节引人入胜，所以关于未来的幻想故事很有市场，其数量成倍增加。它们有哪些共同点呢？它们都描绘了一个黑暗的未来，与乌托邦世界截然相对。10年来，这些反乌托邦作品占领了青少年文学的柜台，并攻占了大小荧幕。在这充斥着核、细菌、气候灾害或是后末世论的10年中，它们逐渐侵入了流行文化。
2008年的《饥饿游戏》首先开启文化入侵。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写作的《饥饿游戏》三部曲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保持了两年多时间，并在法国各类书籍的销售榜中占据第二位。由它改编的4部电影也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此后，这股热潮经久未息。
13岁的珍妮·法涅艾几乎只读反乌托邦作品，其中，她最喜欢韦罗妮卡·罗思的《分歧者》三部曲与詹姆士·达许纳的《移动迷宫》。“反乌托邦作品引导我们想象未来，”她说道，“人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异化发人深省。科技飞速发展，但也正是因为滥用科技成果，世界才最终走向毁灭。”书中的主角都是他们的同龄人，这些书籍在她的朋友圈中传阅。珍妮并非是唯一一个欣赏这类科幻作品的人：反乌托邦预言最糟糕的未来，以求或许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规避悲剧后果。珍妮最好的朋友索兰·帕尔西诺也同样在小学四年级喜欢上了这类作品。她说：“那些制定管理体制的人与被迫接受制度的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分歧。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人们想知道故事中的角色如何设法改变现状。”
“因为失业、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处于人生选择重要阶段的青年人对世界、对未来都极度焦虑。相较于父辈，在他们成长的时代中，找到工作，找寻自我都变得更加困难，” 《巫术女孩》和《我是你的太阳》的作者，2017年文化奖青少年文学类获奖者玛丽·帕夫连科分析道，“反乌托邦作品描绘了一个充满艰辛的黑暗世界，故事主角为摆脱现状而战斗。这是对青年人日常生活的隐喻。”
2008年匿名团体集会时，2012年示威者占领华尔街时，都曾使用过阿兰·摩尔与大卫·劳埃德所著漫画《V字仇杀队》中的冷笑面具，这些集会者把面具作为他们集会的符号标志;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和戒严期间，《饥饿游戏》中的三指致敬成为政府对抗者表示自己身份的手势;美国反对侵害妇女权利的女权主义者曾穿过《使女的故事》中红白两色的制服举行抗议。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描绘了神权社会，在他描绘的世界中，女人被分为三类——生殖者、侍女、妻子。就像奥威尔写作的《1984》隐喻当时社会一样，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小说自然就披上了某种预言色彩。《使女的故事》初次发表于1985年，这部反乌托邦作品迅速登上了畅销榜榜首，据其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则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知名度。
20世纪上半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及氢弹试爆后，反乌托邦小说蓬勃发展。美国研究员乍得·沃尔什在文章《从乌托邦到噩梦》中指出，从1962年开始，虚构世界表达的曲线发生倒转。描绘乌托邦世界的作品不断减少，而对噩梦的描述则扩大了其疆域。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加深了公民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写作《使女的故事》时，力图描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大规模处刑、抗辩法律、纳粹生命之泉的优生计划、阿根廷独裁的儿童拐卖、美国的奴隶制及一夫多妻制历史……柏林墙和苏联的倒塌为未来世界的灾难敲响了丧钟。
由于气候变化及资源匮乏，这个星球已不再能如常运转。对于那些对未来世界持悲观态度的人而言，卡珊德拉的文学场景现在显得可信起来。如果温室气体继续以当前的速度排放，那么21世纪末3/4的人可能被热死。非政府组织全球足迹网络表示，我们在8月2日一天消费了这个星球一年内可以更新的所有资源。
氣候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我们却可以预见其将会引起的长期性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家更像是科学家。法国作家让-马克·利尼为写作其出版于阿塔兰塔出版社的三部曲《水源危机》（2006）《迁徙》（2012）《种子》（2015）曾咨询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并以科学建模为依据，构建其反乌托邦世界。美国“真正科幻小说”的领导人金·斯坦利·罗宾逊也曾依据真实数据构思他的小说，他的作品《2312》（2012）刚由阿克特·苏德出版公司翻译成法语出版。
另一些威胁来自于源源不断的新闻渠道与社交网络。在屏幕上，因为一些特殊事件的影响，如核灾难、全球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个人主义、极端主义抬头、恐怖袭击、人口过剩、大规模流行病、健康风险、超人类主义、机器人化等，人类的生存威胁变得越发现实。“这个时代令人着迷，却又让人高度焦虑，” 曾主持《彼列》出版的奥利维尔·吉拉德总结道，“我们正在找寻答案。而科幻小说，从广义上来讲，正提供着答案。它警示、解释，并揭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它预言过的很多主题都应验了，从以威廉·吉布森为首的赛伯朋克运动宣称的计算机革命到格雷戈·埃根预言的神经生物学革命。”
科技不正在努力追赶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的直觉么？这是人文之家基金会在2016年3月组织的一次座谈会的话题。“阅读这些预言社会发展的作品使我们得以反思对科技的滥用，在近30年来，技术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司空见惯，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学者们解释道。地理位置定位、代孕母亲、神经引擎植入都是引发社会焦虑的关键性问题。 “正是源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启发，反乌托邦类文学发展日趋成熟。”罗伯特·拉丰特出版社的编辑格伦·塔文尼说道， “它描述的问题更加复杂，更能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不再只是构建虚幻的恐惧感了，而是映射了真实的社会问题，它触及了各个时代中的阴暗面。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一些《饥饿游戏》的女主角凯特尼斯·伊夫狄恩的影子。
反乌托邦题材从未像现在这般激励着作者的创作。在世界各地，作者们冒险尝试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文类，颠覆传统的边界。6月初《纽约客》杂志的头条便是“反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反乌托邦风潮就像是雷霆紧随闪电般跟随着乌托邦主义而来”，哈佛大学美国历史教授吉尔·莱波尔写道，“而今年，雷声轰鸣。”评论家列举了大西洋彼岸最近出版的一系列作品。
在法国，末世论同样是主流。《母猪女郎》（1996）的作者玛丽·达利耶塞克在《我们的林中生活》中复苏了她的想象力，完成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预言小说。在极权主义与超关系社会的避难所里，100个人在森林里扎营。她们睡在帐篷中，并用火盆取暖。在逃跑的过程中，她们带上了那些用于器官移植的克隆人，并释放了她们。
青年作家托马斯·弗拉霍特则因其处女作《奥斯特瓦尔德》而闻名。小说讲述了两兄弟在费森海姆核电中心爆炸后，穿越荒芜的阿尔萨斯的故事。“一个城市是如何死去的呢？”叙述者一上来便提问道。伊曼纽尔·鲁本在他的第七部作品《空蛇之下》中构建了一部复调史诗，21世纪中叶，4名主人翁正畅想着未来，而一个“巨大的反恐安全屏障”正在上千叛乱妇女与儿童的粗暴攻击下被瓦解。
为什么那些并不熟悉科幻小说文类的作家对其有这样的热情呢？《2086》（2015）出版后，作者布瓦连·桑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面对紧迫的危机，眼前的专政与独裁碾碎了所有深刻及战略性的思索……文学是在公共场合进行漫长反思及发动舆论的有效途径。”这位获得了法兰西学术院小说最高奖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在2015年9月解释道。撰写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不再被排除在获得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之外。
前所未有的毁灭感
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反乌托邦：自然史》作者格雷戈里·克莱斯认为，反乌托邦文学的诞生源于1930年以来，人们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毁灭感。他向我们阐述了他对反乌托邦文学的见解。
反乌托邦何时诞生？
若干先驱之后，反乌托邦这一虚构文类正式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文学界对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作品《回顾》的回应，激发了第一次反乌托邦文学的浪潮。许多作者都批判了其中强制工业军队、永久工作及限制自由的制度。
反乌托邦文学的第二次浪潮随着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产生，包括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讽刺了优生学的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及描绘斯大林主义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等经典作品。
随着20世纪60年代极权主义的衰落，这一文类也发生了变化，以回应眼前的核战争、人口过剩、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和环境灾难的问题。这一时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讽刺基督教教条主义迫害女性、打击女性主义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是最有名的英文作品。近期，出現了一个题材类似，但关注的是伊斯兰教的作品——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臣服》。
为何这一文类在当下如此流行？
其流行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一些经济上领先的国家并没有立刻迎来真正的复苏。这让人们产生了社会动荡、退化及异化的感觉。第二，2001年以来，恐怖主义及战争的复现使人们加强了安全措施，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恐惧情绪。第三，科学的进步与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主体对个人行为的监控，让人产生一种国家化身“监控者”的强烈感觉。第四，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最后，环境灾难迫在眉睫，人们感觉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此外，还有来自朝鲜的威胁呢……
我们所生活的反乌托邦的年代，是历史中最差的年代么？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未来的几十年，瘟疫肆虐的情况会更加糟糕。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全球变暖将存在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世界充斥着一种自193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迷失感与毁灭感。
对于反乌托邦文学在青少年间获得的巨大成功，您怎么看？
这一子类文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且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其中心主题——疯狂的青少年在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之前，反抗强大或专制的国家，这样的情节非常符合青少年的品味。此类作品的流行是否会引起成年人为青少年撰写反乌托邦文学的兴趣，还有待观察。我们可以想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青年一代的不安感也许能引起如1968年法国革命浪潮那样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