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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国内大型汉英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发展迅速，出版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作品，如《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汉英辞典》(新世纪版)、《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和《汉英大词典》(第3版)等。然而，尽管这些词典较以前的同类词典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种种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厘定和探讨，对促进国内汉英词典的发展不无裨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国内大型汉英词典编纂和出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提高汉英词典的质量。
一、读者定位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大型汉英词典的定位一般都是“(以)广大英语学习者、使用者为服务对象，也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但如此定位明显较为模糊。首先，“广大英语学习者、使用者”应包括高级程度的译者，但更多的则是广大的大学生，而这两个群体其实差别很大。前者为了翻译，后者为了语言学习，以翻译为目的的词典与以语言学习为目的的词典具有本质区别。其次，“也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显然也有点勉强，这是内向型和外向型词典的区别，是输入型和输出型词典的区别，双语词典界人所共知。读者定位模糊无疑会使编者在取舍人典材料时束手束脚，无所适从，也会使词典销售不畅，营销困难。事实上，目前大型汉英词典的读者定位，恰恰使其丧失了最“广大(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因为从事翻译的毕竟只是英语程度较高的少数读者。
那么，大型汉英词典应如何定位呢?笔者认为，辞书编者和出版者应打破以前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为“服务于广大译者的内向型词典”，因为唯有如此，编者才能放开手脚，从译者的需要出发收词、立目、释义，剔除那些徒增篇幅，对译者无用的信息，增加那些对译者不可或缺的信息，从而增强词典的针对性，突出词典的特色。
二、一味贪大求全
这似乎是大型汉英词典的一个通病，编纂者无论在编纂还是修订时均会强调词典收词量多少，总字数多少，新增了多少新词。例如《汉英大词典》(第3版)在前言中说：“新增新词新义1.5万余条……也使该词典的主词条达24万之多，总字数达1600万。”《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也声称规模宏大，分别收录词条12万和14万。
词典求大求全本无可厚非，对读者而言，如果能有一本汉英词典收录了汉语所有词汇，那不啻为福音，这在网络还不太发达的10年前更是如此。然而，世易时移，这样的编纂原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事实上，在因特网如此普及的今天，再单纯强调收词的多少，尤其是科技词汇收录的多少，并无必要。因为读者要查找这些科技词汇的英译，根本不需翻阅厚重的汉英词典，大多时候只需轻击鼠标即可找到答案。例如，《汉英大词典》(第3版)将“电火花”单独立条，并在其下收录了“电火花成型加工”等8个科技术语，不可谓不丰富，但其实只要读者将这些术语加上双引号放在Google中，再加上关键词spark，很快就能找到其译文。因此，大型汉英词典是否应专注于收录专业术语，在网络时代仍需商榷。另外，从词典的商品属性来看，一味贪大求全必然导致词典体积膨胀、价格飙升，无论对辞书编者、出版社和消费者而言，都没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在网络普及的背景下，大型汉英词典虽可求大，但不可贪大。与其收录那些通过网络简单查询就可找到译文的专业词汇，不如多收一些对译者而言更难处理的语文词汇，如“傲人”、“城市病”、“充电”、“雷人”、“霸王条款”、“撞衫”等。对译者而言，后者的翻译难度远大于前者。
三、忽略词典微观信息的处理
微观信息是双语词典的核心，决定着词典的成败，也是辞书编者耗时最多，最感纠结的一项。然而，不幸的是，大型汉英词典的微观信息也最为读者和学者所诟病。读者们往往抱怨想找的找不到，不想找的一大堆，错译误译比比皆是，查了汉英词典还得再查英语词典以确认所提供译文的具体用法。学者们则大多批评词典词目及例证的编排不科学，词目及其译文在词典中的处理不平衡，词目词性的设置不实用等。这些抱怨和批评，均反映出目前大型汉英词典对微观信息处理的忽略。
忽略微观信息的处理在汉英词典中普遍存在，以《汉英词典》(第3版)和《汉英大词典》(第3版)为例。这两本词典都是修订版，因此用来说明辞书编者忽略了对词典微观信息的处理更有说服力。这两本词典在强调收录大量新词新义的同时，都将重心放在了“勘误”之上，如后者在修订说明中说：“……将重点放在挖补硬伤、匡正谬误、厘定词条、规范标签、统一字体等方面”。然而，笔者发现，它们对微观信息的处理仍然问题重重，词典中存在大量词性设置和词性对译方面的问题、译文不当甚至错误的问题，词条收录和释义不平衡的问题，同一词条单独立条和作为例证译文不一致的问题等。譬如，《汉英词典》(第3版)A字部只有16页，但其中翻译不当的词目和例证至少有50多个，而由于词典体例设置不当及词类不对应所产生的词目翻译问题则数量更大。前者如把“把爱倾注在孩子身上”错译为smotherone’s child with love，把“他深深地爱恋着那位姑娘”误译为He is head overheels in love with that girl，把“奥妙”错译为让人不知所云的hidden等；后者如把“暗笑”标为动词，却用名词短语secret glee来译，把“暗下”标为副词，却用形容词stealthy来译等。…此外，这两本词典在修订过程中似乎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其旧版错误的指正置若罔闻，结果旧版中的错误被安然无恙地“继承”到了新版。例如，关于“人治”、“法治”、“秘书长”、“总书记”、“谈恋爱”、“笑掉大牙”、“吊膀(子)”等很多词的英译，学者们早有论及，但这些词典在修订时却依然故我，不予理睬。所有这些，暴露了大型汉英词典对微观信息处理的忽略。
当然，该问题的成因既在于编者，还在于编辑。正如王春丽所言，双语辞书中的差错及规范问题与编辑的素质紧密相关，双语辞书编辑素质的提高，对于保障和提高双语辞书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她又指出，辞书编辑要能对编者提交的有如“毛坯房”一样的稿件进行加工和整理，使其达到出版标准，为读者提供有效的服务。的确，懂词典、高素质、负责任的编辑对词典宏观和微观信息的有效掌控，能大大提高词典的质量。
四、编纂思想较为陈旧
第一，收词方面奉行“拣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原则。
编纂者误以为收词越多，词典就越实用，所以收词时不分青红皂白，不看词典受众，结果使词典越编越厚，编者的目标是使词典适合所有读者，但 事实上却丧失了大部分读者。客观来看，这种“一本词典包打天下”的观念已经过时，这从牛津出版社致力于出版百科分类词典的事实可见一斑。词典编者应该意识到，辞书要做出特色，才能惠及读者、编者和出版者，实现共赢。
第二，收词立目及分立义项过于依赖汉语词典，不清楚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在收词立目等方面的区别。
譬如，赫迎红认为：(1)……汉英词典设立义项的一般标准是：必须立足汉语，充分借鉴汉语辞书的义项设置方案，不宜轻易增删、颠倒、合并义项，否则往往会导致背离汉语词语的原意义。(2)诸如“赛过、绕过、让给、让与、忍住等大量自由搭配不宜单独立条。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汉英词典义项的排列，不一定要严格遵循汉语辞书，因为单语辞书义项的排列往往因词典类型的不同而相异，有按义项的历史发展顺序排列的，有按义项问的逻辑关系排列的，也有按义项的使用频率排列的。汉英词典不能死抠蓝本，而应根据词典的编纂原则及读者对象作出调整。至于第二点，编纂者应该意识到，汉英词典与汉语词典在立条方面应有所不同，而且固定词组和自由搭配词组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本不易判断。汉英词典立条时不但应考虑某个表达是否固定，也要考虑该表达是否有独特的英文表达方式。而按照这个标准，以上各词大多应进入汉英词典。譬如，“赛过”的英译为surpass；exceed；overtake，读者很难从其字面意思推知，而且这些译文还存在用法上的区别。再如“绕过”的英文bypass，也是一般译者希望从汉英词典中获得的信息。事实上，诸如《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单语词典，汉英辞典编纂者只宜借鉴，不宜通盘照搬。
第三，不了解词典简约的原则，词典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内容。
这在《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中尤为突出，正如该词典前言中说：“为给读者在使用上提供种种方便。在释义上，本书尽量少用‘互见’，尤其避免让读者为了一个简单的对应词去‘见’另一相隔甚远的词条。……在某些常用字中，特意选用一些有用的‘逆引’例证，如‘花’字下列举了‘牡丹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四大国花和‘杜鹃花’等常用花名，以免读者一一查找。”…在此原则的指导下，该词典的配例中出现了大量重复内容，如“奋”字条下的配例“兴奋”“发奋”“振奋”“勤奋”都曾作为词条出现。这一做法，既违背了读者查询词典的习惯(很少有人在查“兴奋”时会先查“奋”，在查“菊花”时会先查“花”)，也违背了词典文本简约的原则。试想，如果删除该词典中的重复配例，能节省多少空间，而在其中又能添加多少其他有用的信息?
五、编者队伍参差不齐
大型汉英词典的编者往往都是大学教师，这些人的学术方向很多与词典学和翻译学无关，对辞书编纂不甚了了，所以只能根据主编的安排“干活”，至于“活”的质量如何，就很难保证了。然而，由于大型辞书规模宏大，主编不可能逐词审读，所以词典中出现大量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由于很多高校不把词典计人科研成果，词典编纂者往往积极性不高，中途退出者不少，而新补充的人员又得从头学起，这也影响了编者队伍的整体素质。事实上，合格的双语词典编纂者应既通晓词典学，又了解翻译学，更具备一定的翻译实践经历，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如此，编纂者才能确保词典整个系统的科学规范，词典译文的妥帖以及词典的收词立目配例对读者切实有用。
编者队伍参差不齐的问题，在编纂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第一，编纂者不能从译者角度审视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所以词典中呈现的信息虽然不少，但读者并不觉得有用。理想的编纂者应该是能够准确预期读者需要的译者，读者需要什么，他就收录什么，读者在翻译时哪里可能会遇到困难，他就致力于通过词典解决这些困难。第二，编纂者不了解辞书翻译与一般翻译的区别。辞书翻译是缺乏语境的翻译，所以译文在词性上应与原语词条的词性一致，在语义上必须自足，在文体上必须妥帖，在辨义上必须明晰，在括注上必须科学。例如，“身材矮小”如有语境完全可以译为be short andslight，但作为词典的例证就必须加上in figure，否则语义上不能自足。同样，“这不碍事”这个口语体表达译为it’sof no consequence则在文体上不妥帖；而给“安邦定国”的译文bring peace andstability to the country加上(of a ruler)的括注也纯属多余，因为“安邦定国”者不一定只是ruler。第三，编纂者不能充分有效地贯彻主编的意图和编纂原则。例如，《汉英词典》(第3版)序言中提到的词性标注原则，在实践中就未得到有效贯彻，从而影响了词典的质量。
六、产品特色不突出，市场同质化竞争激烈
综观近10年来出版的大中型汉英词典，我们不难发现，词典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新词新义的增加，而在其他方面(如词条排列、词性标注、例证取舍、释义方式等)仍未逃脱《汉英词典》(1978)所创设的模式，纵有创新，也相当有限。这样，势必造成词典特色不足，同质化竞争激烈，结果各家词典不是共赢，而是共输。此外，这种情况还会造成恶性循环，使编者和出版社无心无力修订，一本优秀的词典出版几年后便失去生命力，为读者所遗忘，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要解决同质化竞争的问题，词典就得编出特色。当然，如何才能有特色需要出版方和编纂方的群策群力。譬如，在当今网络普及的情况下，能否考虑出版一部注重收录语文词条，兼顾百科词条的汉英词典。该词典不再贪大求全，而把精力放在词条的具体处理上，从译者视角出发，预期译者的翻译困难，细化精化确切化词目的词性、释义和配例，这样的词典应该会受到市场的欢迎。此外，还可针对不同读者编纂不同类型的汉英词典，如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外向型汉英词典，针对大学生学习英文的学习型汉英词典等。唯有如此，汉英词典市场才能百花齐放，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7]吴景荣，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3]吴光华，汉英大词典(第三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姚小平，汉英词典(第三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5]王春丽，双语辞书的质量与编辑的素质[J].辞书研究，2007(2)
[6]赫迎红，浅谈大型汉英词典的词条和义项设立[J].辞书研究，2006(2)
一、读者定位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大型汉英词典的定位一般都是“(以)广大英语学习者、使用者为服务对象，也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但如此定位明显较为模糊。首先，“广大英语学习者、使用者”应包括高级程度的译者，但更多的则是广大的大学生，而这两个群体其实差别很大。前者为了翻译，后者为了语言学习，以翻译为目的的词典与以语言学习为目的的词典具有本质区别。其次，“也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显然也有点勉强，这是内向型和外向型词典的区别，是输入型和输出型词典的区别，双语词典界人所共知。读者定位模糊无疑会使编者在取舍人典材料时束手束脚，无所适从，也会使词典销售不畅，营销困难。事实上，目前大型汉英词典的读者定位，恰恰使其丧失了最“广大(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因为从事翻译的毕竟只是英语程度较高的少数读者。
那么，大型汉英词典应如何定位呢?笔者认为，辞书编者和出版者应打破以前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为“服务于广大译者的内向型词典”，因为唯有如此，编者才能放开手脚，从译者的需要出发收词、立目、释义，剔除那些徒增篇幅，对译者无用的信息，增加那些对译者不可或缺的信息，从而增强词典的针对性，突出词典的特色。
二、一味贪大求全
这似乎是大型汉英词典的一个通病，编纂者无论在编纂还是修订时均会强调词典收词量多少，总字数多少，新增了多少新词。例如《汉英大词典》(第3版)在前言中说：“新增新词新义1.5万余条……也使该词典的主词条达24万之多，总字数达1600万。”《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也声称规模宏大，分别收录词条12万和14万。
词典求大求全本无可厚非，对读者而言，如果能有一本汉英词典收录了汉语所有词汇，那不啻为福音，这在网络还不太发达的10年前更是如此。然而，世易时移，这样的编纂原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事实上，在因特网如此普及的今天，再单纯强调收词的多少，尤其是科技词汇收录的多少，并无必要。因为读者要查找这些科技词汇的英译，根本不需翻阅厚重的汉英词典，大多时候只需轻击鼠标即可找到答案。例如，《汉英大词典》(第3版)将“电火花”单独立条，并在其下收录了“电火花成型加工”等8个科技术语，不可谓不丰富，但其实只要读者将这些术语加上双引号放在Google中，再加上关键词spark，很快就能找到其译文。因此，大型汉英词典是否应专注于收录专业术语，在网络时代仍需商榷。另外，从词典的商品属性来看，一味贪大求全必然导致词典体积膨胀、价格飙升，无论对辞书编者、出版社和消费者而言，都没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在网络普及的背景下，大型汉英词典虽可求大，但不可贪大。与其收录那些通过网络简单查询就可找到译文的专业词汇，不如多收一些对译者而言更难处理的语文词汇，如“傲人”、“城市病”、“充电”、“雷人”、“霸王条款”、“撞衫”等。对译者而言，后者的翻译难度远大于前者。
三、忽略词典微观信息的处理
微观信息是双语词典的核心，决定着词典的成败，也是辞书编者耗时最多，最感纠结的一项。然而，不幸的是，大型汉英词典的微观信息也最为读者和学者所诟病。读者们往往抱怨想找的找不到，不想找的一大堆，错译误译比比皆是，查了汉英词典还得再查英语词典以确认所提供译文的具体用法。学者们则大多批评词典词目及例证的编排不科学，词目及其译文在词典中的处理不平衡，词目词性的设置不实用等。这些抱怨和批评，均反映出目前大型汉英词典对微观信息处理的忽略。
忽略微观信息的处理在汉英词典中普遍存在，以《汉英词典》(第3版)和《汉英大词典》(第3版)为例。这两本词典都是修订版，因此用来说明辞书编者忽略了对词典微观信息的处理更有说服力。这两本词典在强调收录大量新词新义的同时，都将重心放在了“勘误”之上，如后者在修订说明中说：“……将重点放在挖补硬伤、匡正谬误、厘定词条、规范标签、统一字体等方面”。然而，笔者发现，它们对微观信息的处理仍然问题重重，词典中存在大量词性设置和词性对译方面的问题、译文不当甚至错误的问题，词条收录和释义不平衡的问题，同一词条单独立条和作为例证译文不一致的问题等。譬如，《汉英词典》(第3版)A字部只有16页，但其中翻译不当的词目和例证至少有50多个，而由于词典体例设置不当及词类不对应所产生的词目翻译问题则数量更大。前者如把“把爱倾注在孩子身上”错译为smotherone’s child with love，把“他深深地爱恋着那位姑娘”误译为He is head overheels in love with that girl，把“奥妙”错译为让人不知所云的hidden等；后者如把“暗笑”标为动词，却用名词短语secret glee来译，把“暗下”标为副词，却用形容词stealthy来译等。…此外，这两本词典在修订过程中似乎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其旧版错误的指正置若罔闻，结果旧版中的错误被安然无恙地“继承”到了新版。例如，关于“人治”、“法治”、“秘书长”、“总书记”、“谈恋爱”、“笑掉大牙”、“吊膀(子)”等很多词的英译，学者们早有论及，但这些词典在修订时却依然故我，不予理睬。所有这些，暴露了大型汉英词典对微观信息处理的忽略。
当然，该问题的成因既在于编者，还在于编辑。正如王春丽所言，双语辞书中的差错及规范问题与编辑的素质紧密相关，双语辞书编辑素质的提高，对于保障和提高双语辞书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她又指出，辞书编辑要能对编者提交的有如“毛坯房”一样的稿件进行加工和整理，使其达到出版标准，为读者提供有效的服务。的确，懂词典、高素质、负责任的编辑对词典宏观和微观信息的有效掌控，能大大提高词典的质量。
四、编纂思想较为陈旧
第一，收词方面奉行“拣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原则。
编纂者误以为收词越多，词典就越实用，所以收词时不分青红皂白，不看词典受众，结果使词典越编越厚，编者的目标是使词典适合所有读者，但 事实上却丧失了大部分读者。客观来看，这种“一本词典包打天下”的观念已经过时，这从牛津出版社致力于出版百科分类词典的事实可见一斑。词典编者应该意识到，辞书要做出特色，才能惠及读者、编者和出版者，实现共赢。
第二，收词立目及分立义项过于依赖汉语词典，不清楚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在收词立目等方面的区别。
譬如，赫迎红认为：(1)……汉英词典设立义项的一般标准是：必须立足汉语，充分借鉴汉语辞书的义项设置方案，不宜轻易增删、颠倒、合并义项，否则往往会导致背离汉语词语的原意义。(2)诸如“赛过、绕过、让给、让与、忍住等大量自由搭配不宜单独立条。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汉英词典义项的排列，不一定要严格遵循汉语辞书，因为单语辞书义项的排列往往因词典类型的不同而相异，有按义项的历史发展顺序排列的，有按义项问的逻辑关系排列的，也有按义项的使用频率排列的。汉英词典不能死抠蓝本，而应根据词典的编纂原则及读者对象作出调整。至于第二点，编纂者应该意识到，汉英词典与汉语词典在立条方面应有所不同，而且固定词组和自由搭配词组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本不易判断。汉英词典立条时不但应考虑某个表达是否固定，也要考虑该表达是否有独特的英文表达方式。而按照这个标准，以上各词大多应进入汉英词典。譬如，“赛过”的英译为surpass；exceed；overtake，读者很难从其字面意思推知，而且这些译文还存在用法上的区别。再如“绕过”的英文bypass，也是一般译者希望从汉英词典中获得的信息。事实上，诸如《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单语词典，汉英辞典编纂者只宜借鉴，不宜通盘照搬。
第三，不了解词典简约的原则，词典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内容。
这在《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中尤为突出，正如该词典前言中说：“为给读者在使用上提供种种方便。在释义上，本书尽量少用‘互见’，尤其避免让读者为了一个简单的对应词去‘见’另一相隔甚远的词条。……在某些常用字中，特意选用一些有用的‘逆引’例证，如‘花’字下列举了‘牡丹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四大国花和‘杜鹃花’等常用花名，以免读者一一查找。”…在此原则的指导下，该词典的配例中出现了大量重复内容，如“奋”字条下的配例“兴奋”“发奋”“振奋”“勤奋”都曾作为词条出现。这一做法，既违背了读者查询词典的习惯(很少有人在查“兴奋”时会先查“奋”，在查“菊花”时会先查“花”)，也违背了词典文本简约的原则。试想，如果删除该词典中的重复配例，能节省多少空间，而在其中又能添加多少其他有用的信息?
五、编者队伍参差不齐
大型汉英词典的编者往往都是大学教师，这些人的学术方向很多与词典学和翻译学无关，对辞书编纂不甚了了，所以只能根据主编的安排“干活”，至于“活”的质量如何，就很难保证了。然而，由于大型辞书规模宏大，主编不可能逐词审读，所以词典中出现大量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由于很多高校不把词典计人科研成果，词典编纂者往往积极性不高，中途退出者不少，而新补充的人员又得从头学起，这也影响了编者队伍的整体素质。事实上，合格的双语词典编纂者应既通晓词典学，又了解翻译学，更具备一定的翻译实践经历，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如此，编纂者才能确保词典整个系统的科学规范，词典译文的妥帖以及词典的收词立目配例对读者切实有用。
编者队伍参差不齐的问题，在编纂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第一，编纂者不能从译者角度审视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所以词典中呈现的信息虽然不少，但读者并不觉得有用。理想的编纂者应该是能够准确预期读者需要的译者，读者需要什么，他就收录什么，读者在翻译时哪里可能会遇到困难，他就致力于通过词典解决这些困难。第二，编纂者不了解辞书翻译与一般翻译的区别。辞书翻译是缺乏语境的翻译，所以译文在词性上应与原语词条的词性一致，在语义上必须自足，在文体上必须妥帖，在辨义上必须明晰，在括注上必须科学。例如，“身材矮小”如有语境完全可以译为be short andslight，但作为词典的例证就必须加上in figure，否则语义上不能自足。同样，“这不碍事”这个口语体表达译为it’sof no consequence则在文体上不妥帖；而给“安邦定国”的译文bring peace andstability to the country加上(of a ruler)的括注也纯属多余，因为“安邦定国”者不一定只是ruler。第三，编纂者不能充分有效地贯彻主编的意图和编纂原则。例如，《汉英词典》(第3版)序言中提到的词性标注原则，在实践中就未得到有效贯彻，从而影响了词典的质量。
六、产品特色不突出，市场同质化竞争激烈
综观近10年来出版的大中型汉英词典，我们不难发现，词典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新词新义的增加，而在其他方面(如词条排列、词性标注、例证取舍、释义方式等)仍未逃脱《汉英词典》(1978)所创设的模式，纵有创新，也相当有限。这样，势必造成词典特色不足，同质化竞争激烈，结果各家词典不是共赢，而是共输。此外，这种情况还会造成恶性循环，使编者和出版社无心无力修订，一本优秀的词典出版几年后便失去生命力，为读者所遗忘，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要解决同质化竞争的问题，词典就得编出特色。当然，如何才能有特色需要出版方和编纂方的群策群力。譬如，在当今网络普及的情况下，能否考虑出版一部注重收录语文词条，兼顾百科词条的汉英词典。该词典不再贪大求全，而把精力放在词条的具体处理上，从译者视角出发，预期译者的翻译困难，细化精化确切化词目的词性、释义和配例，这样的词典应该会受到市场的欢迎。此外，还可针对不同读者编纂不同类型的汉英词典，如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外向型汉英词典，针对大学生学习英文的学习型汉英词典等。唯有如此，汉英词典市场才能百花齐放，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7]吴景荣，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3]吴光华，汉英大词典(第三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姚小平，汉英词典(第三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5]王春丽，双语辞书的质量与编辑的素质[J].辞书研究，2007(2)
[6]赫迎红，浅谈大型汉英词典的词条和义项设立[J].辞书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