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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水家坡送贺亦民离去时，才知道他与郭又军是兄弟。吃惊的是，我从未听又军说过这位弟。在我的印象中，我这位小学同学以前总是把自己写成“贺亦民”，大家也都这样叫，不知他父亲姓郭。
其实那时大家更习惯叫他“疤子”，缘于他腭上有过一块伤疤，是打斗留下的一处痕迹。
他是小矮个，是一片人头中的塌陷区，又经常缺课逃学，是大家视野中的缺损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没同学，差不多是一个隐身人。他成年后说过，他几乎是被打大的——如果哪一天没挨打，原因只会有二：他父亲病了，或他病了。
父亲一直恼怒他的矮，还有他可疑的长相，似乎不相信他是自己的骨肉，只是一份耻辱，一个丧门星，一个应该在鞋底碾掉的臭杂种。因此，一旦哪天父亲忘了打他（得奖状了，入党了，或赌赢了，这种事偶有发生），疤子就条件反射，觉得自己应该发烧，应该咳嗽，应该拉肚子或晕过去，否则这一天肯定不大对头。
他从未穿过新衣，总是接哥哥不再合身的旧衣，烂布团一样滚来滚去，以至有一次全班上台唱歌，按规定都得白衣蓝裤。他没有蓝单裤，只有蓝棉裤，虽被老师网开一面，自己到时候却热得满头冒汗，在夏日的阳光下两眼一黑中暑倒地。他倒在《美丽的哈瓦拿》优雅的歌唱中。但他不敢休息，一醒来便飞跑回家，扑向父亲下达的生产任务，给一种叫蝉蜕的药材去头去尾——加工一两，获利三厘。药厂职工们大多这样，把加工业务领回家，多少贴补一点家用。
这样，他几年下来业余上学，作业本一页页大多擦了屁股，当然得不到老师的好脸色。同学们看包场科普电影，每人交三分线。他哭了两天也未能从父亲那里讨到钱。老师不相信这是事实，一口咬定他不爱学习，拿钱买东西吃了。同学们也大多换上了老师的机警目光。有一次，班长收到他上交的一毛钱，据说是路上捡的，本应该表扬他，却冷冷一笑，“就一毛钱？骗谁呢？都交出来吧。”这个小干部见他哭了，又拍他的肩，“疤子，你不要哭，只要承认了错误，我们不处分你，也不批判你，还可能让你戴红领巾。”
疤子觉得自己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急得一头撞到墙上，流出的血吓得同学们尖叫。又军这才闻讯赶来把他接回家。
这是一种彻底的孤独和耻辱。班上当然还有穷学生，但那些人多少还有些自我加分的办法。有一位家里是摆米粉摊的，他可以经常偷来酸菜，就是汤粉的作料，洋洋得意地分给大家吃。有一位家里是拉煤的，每逢全班运送垃圾，他可以拉来一辆胶轮板车，光荣地成为劳动主力。还有一位，尽管他手心冒油汗，放屁特臭，穿妈妈的红色女式套鞋，但他打架时的个头大引人注目，还是很有面子。只有郭亦民——不，贺亦民，他执意改用母亲的姓——是烂中的最烂，破中的最破，废中的最废，哪怕做坏事也没人邀上他。男生们的铁环队、弹弓队、摔炮队，水枪队、高马队，都会把目光从他头上越过。理睬他的唯有又军，有时从家里偷一个馒头塞给他，或下雨时给他送来一把伞。
他没考上中学，倒是让父亲如愿以偿，大概是觉得小杂种给自己省了钱，居然没想到要打他。儿子为此大感失落——他最想挨打时反而没人打，只能羡慕其他那些落榜生，虽鼻青脸肿眼泪哗哗却有一种挨打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那个老杂种只差没拿刀来杀了我！”他甚至对另一个落榜生吹嘘，好像自己惨得并不逊色。
又军倒是把他揪到河里，把他的脑袋按入水中，灌了他几口浑水。“你这样下去，只配做个流氓！”
“你管不着……”
“数学只打十八分，你好意思还是我弟？”
“我本就不是你弟。你姓郭，我不姓郭。你淹死我吧！”
“你以为我不敢？”
“我就是要你淹，你不淹死我就不是人！”
又军又是一顿老拳，打得他顾头不顾腚，打着打着还把自己打哭了。两人在河边呆呆地坐了一个周末的下午。一只帆船滑过来，又飘走了。另一只帆船滑过来，再次消失在水天尽头……暖洋洋的日光下，一块朽木被波浪推到了岸边，一只水鸟在木块上左顾右盼，啼叫出渐浓的暮色，终结了一个沉默的告别式——其中一个将要离开校园，不再与对方在放学回家的人流中相遇。
后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发现小免崽子居然窝在家，没去挑土，没去拾荒，也没去车站推上坡车（两分钱推一次），还人模狗样的捧一本书。父亲一把夺过他的书，在空中摔出一个弧线，落到阴沟的烂泥里。
“钱呢？”父亲是指他每天都应上交的五角钱。
阴沟里那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是又军交给他的，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收到过的礼物。这一天他不过是看天快下雨了，便没去车站推车，翻出书来看一看。
“不交钱，想吃饭？告诉你，少一分也不行！”
他斜看着阴沟已经破裂的书封，泪水一涌而出。
“聋了么？再不走，就是六角！”
他还是一动不动。
“再不走，七角！”……
接下来的情况他也无法解释。他不知自己为何那样无法无天，那样出手歹毒，突然抄起一条长凳，朝夺书人的背影狠狠砍下去，只听见背影“呵”了一声，顿时左低右高，歪了几分，再歪了几分，终于斜倒在地上。
他在一片尖叫声中跑出大杂院，跑到街口还振臂高呼一句：“郭家富你去死吧——”
他父亲就是这名字。
他一路奔跑来到又军所在的中学，想解释一下自己的暴行，解释一下那本书不是自己扔的，更不是自己撕破的……他在校门外等了很久，总算远远看见又军拍一个篮球，同几个球友汗流浃背谈笑风生地走出校门，把口哨吹得十分嘹亮，将一个个书包旋舞得十分嚣张。遇到一位男老师，他们那一伙没大没小，攀肩搭臂，七嘴八舌，爆出一阵热烈笑声。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离校园太远，没勇气走上前去丢人现眼，被他们打量烂布团的目光千刀万剐。
他只会让他哥又气恼又难堪吧？于是他揪一把鼻涕，咽下一肚子话，躲入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默默地走远。 “你就是一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屎壳螂！你从来就没有哥……”他在心里对自己这样大喊，把一个消防栓猛踢，踢到胶鞋破绽脚趾流血为止。
踢到自己昏头的时候，他突然朝一辆汽车迎头撞去，听到了汽车尖锐的刹车声。“孩子，你家住哪里？你听见我说话吗？……”他隐约听到了有人问话，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在依稀逆光中有耳际的一缕头发飘动，有美丽的下巴和脖子。
他太想大声喊出那两个陌生的字：“妈妈——”41
漂泊生涯从这一天开始，从他的一双破胶鞋开始。他睡过车站、公园、防空洞，还开始偷东西——那时候多见“大统楼”，多家合住一层，厨房是合用的，或干脆在走廊上。等主人们白天上班去了，他就去那里顺手牵羊，有一次喜出望外，捞得一只炖鸡，吃得自己满嘴流油，还把一只钢精锅卖了八毛钱。
他把一些赃物换成香烟，结识了不少烟友，经常扎堆街头吞云吐雾。其中一位大哥，家里无长辈，进出很方便，于是成了天然的贼窝和赌场。他就是在那里玩上了扑克，牌九，麻将，而且师从大哥很快学会了赌场作弊。这事其实简单，比如剪一硬纸片卡在酒杯里，酒杯实际上便成了两层。当骰子在上层摇得哗哗响时，下层的另一颗骰子却被庄家暗暗卡住并未真正摇动，于是出杯时的骰面朝向，一直得到暗中掌控。光是这一招，他和大哥就把一些老家伙赢得晕头转向。一个修钟表的，一个拉煤车的，还有一位被红卫兵强逼还俗的和尚，都在这里输得脱裤子。
聚赌满足不了烂仔们的胃口。不久，他越玩胆越大，终于玩到了大街上，出落成一个扒手王。最威风那一阵，他戴上小墨镜，迈开八字步，麾下有二十多个小伙计，横行五一路和南校场那一片，闹得很多行人神色惶惶。他其实用不着身体力行，经常把办公地点设在街心公园，选一凉爽的树阴处，呼呼睡上一觉，安心等待小喽啰们上税。他被手下人恭敬地低声叫醒，打一个哈欠，掰开钱包，取走大头，留下一口摔回去，如此而已。有时碰到一个毫无油水的卫生钱包，他还会很不耐烦地将其摔在来人的脸上，“你那个猪蹄子怎么还不剁掉？”
这时的对方就会谄笑，会点头哈腰，会屁滚尿流地一溜烟跑开去，投入更为艰巨的战斗。
王者当然也不白吃白喝。一个城市的扒手往往分成不同团伙，根据相互间不成文的约定，分别经营不同的街区。一旦有人越界经营，相当于偷别人的饭，相当于国家间的主权纠纷，战争便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会骗不如会打，一个扒手王如果还想混下去，就必须有效庇护臣民，用拳头、砖块、铁棍一类履行神圣的王者之责。“五（一路）帮”与“八（角楼）帮”的群殴就是这样发生的。贺疤子是“五帮”头，每一次都是最先出手，每一次都叫得最凶，“今天要搞死你”一类，“老子要挖死你”一类，在江湖上名声大震——其实他后来对我说，打要巧打，叫在先和打在先很重要，如此气势汹汹才能让人们印象深刻和远播威名。真正打开了以后呢，肯定是一场混战，谁都顾不上谁，胜了也是惨胜，你最好脚底下抹猪油——溜！
江湖名声也会引来麻烦。这一天，南北两派还未交手，就听到四周哨音大作，手电光柱乱射，原来是警察和民兵早已设伏，把这一带团团包围了。“条子糕呵——”贺疤子喊出撤退暗号，立马折入一条小巷，扑向路边一张纳凉的竹床，搂住一个睡熟的孩子，闭上眼睛，憋住呼吸。不一会，一串脚步声从旁边经过，感觉中有灯光在他身上照了照，还有人在竹床边停留了片刻。大概抓捕者以为他真睡了，或把这个小矮个看成了小孩，就过去了。
他的部下却大多落网。听到这消息，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太不像一个好汉，便一路打听来到警民联防的治安指挥部。
“你就是疤司令？”一位民兵头很吃惊，“还晓得来自首？”
“自什么首？我又没犯法。”
“没犯法？一切情况我们都清楚。每次都是你最先动手，每次都是你下手最毒。难怪你父亲三次登报同你脱离关系！”
“那是打坏人，为民除害。”
“你还狡辩？”
“我是替你们维护社会治安。”
“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来三句半？——跪下！”
他坚决不跪，死死揪住一张高靠背椅以为支撑。结果，他被四个民兵拳打脚踢，从椅子这边转过去，又从椅子那边旋过来，与椅子死死纠缠，人椅连体盘根错节，一块滚刀肉似乎不大好对付。汉子们气喘吁吁，搓揉自己的手，有点打不下去了。
“打呀，再打呀，莫停手。求求你们，今天非把我打死不可，千万要把我打死。你们不打死我，那就不好办，我要是活着出去了，回头就要一个一个来搞死你们，先从铁路局八栋的开始。”
其实他并不知道在场的哪一位来自铁路局，只是刚才昏天黑地时，好像听到有人说到铁路局宿舍八栋打来的什么电话，便暗暗记下了。
这一招果然管用。四个民兵互相看了一眼，再也不打他了。后半夜有人来点了一支蚊烟，送来两个馒头和一壶水，大概也与铁路局的暴露有关。
按当时的惩罚规则，疤子和他二十几个小兄弟被民兵武装押送，挂黑牌游了两次街，又去挖了二十天防空洞，读了三天的党报社论，就给释放了。放他的这一天，一个汉子（大概是家住铁路局的，他现在才真正看清了，认识了，对上号了）塞给他一包烟，说那天晚上的事么，动手是公事公办，没办法。
疤子抽燃一支烟，冷笑一声。“大哥，我这个人最不记仇，但以后要是铁路上有事要办，你不能不帮忙呵。”
“好说，好说。”对方居然一个劲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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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人偷了一个军人的文件包，据说涉及高端军事机密，全城的警察疯了一样拉网严查，逼得疤司令只好远走高飞。他本是下乡来找他哥，却不知又军早已离开白马湖，无意之间遇到了我。
我把他带到了水家坡，再次确认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以前熟悉的面孔，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你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放心，不会连累你的。”
“你……还是不要自暴自弃吧。”
“你是要我学好？我叫你爷，叫你活爷，给你烧高香，这个世界谁稀罕我学好？再说，什么是好？你能讲得清楚？一个老家伙同我说过，当一个银行员工，看见有的人来存一千块，有的人来存一块，会觉得人很不一样。要是当个掏粪工呢，就会觉得人人都一样，裤子一脱都是拉屎喷尿。连皇后、公主喷出的也是臭烘烘，根本不能看。这个世界就这么回事。”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这种振振有辞的厕所理论。
工区同事们好奇于他的街头阅历，但还是不大喜欢他，觉得他懒惰，还挑食，白吃白喝的，一口下流腔十分刺耳，比如把一些街头女叫做“马子”，叫做“楼子”，意义不大明确但联想空间污秽无比，足令女士们义愤填膺。因为主张卖掉我们养的一只猴，因为放毒饵差一点毒死那只猴，马楠大发一通猴妈脾气，更是同他翻了脸，不但不给他洗衣，在他面前收拾碗筷也给尽脸色重手重脚。
“他是个流氓犯吧？”马楠和蔡海伦机警地猜测。
“他是不是抢了银行？”“他是不是走私黄金？”“看他那样子不会是杀了人吧？……”其他人也议论纷纷，加强了对自家物品的看管，晚上睡觉时更不忘记紧闭房门。
作为他在这里的关系人，我只能尽力各方润滑，陪他下下棋，扯几手扑克，带他去见识“醉草”，又叫“睡草”或“懒婆草”的——据说人一嗅到它的气味就会昏昏欲睡。见他没多大兴趣，手操一根树枝有一下没一下的抽打草叶，我又推介“笑菌”，一种人吃了后会大笑不止的东西；再推介“麻树”，一种人沾上木液会皮肤溃烂的东西——以前农民械斗时常用这种毒液涂抹箭头，打猎也常用它涂抹矛尖。
我带他去打柴，顺便去找一找野生的山楂和猕猴桃。天已黄昏，枫林血红，桦树金黄，芦花玉白，一大群蝴蝶在遮天盖日而来。风在树梢间梳出嗖嗖的声响。烧制草木灰的烟雾爬上山坡四处弥漫。站在山顶上，远处的群山像凝固的大海，脚下山谷里秋色的斑斓五彩十分浓烈，交织成翻腾和流淌，是诗人们一见就要血压上升瞳孔放大并且“呵呵呵”的那种景象——但他对这一切还是看不上眼。
“你们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吧？还让人活不活？”他丢了柴捆，使劲抓挠两臂，还有额头上和耳后几个红包，一张蛤蟆脸上满是鄙薄。“做好事，拜托了，这就是你们的广阔天地？你们在这荒山野岭也待得住？你们这里是有金子挖还是有银子捡？乖乖，换上我，早就喝农药了。”
“艰苦环境对人是一种锤炼……”我的辩解肯定不大有力。
“屁话。你锻炼了，又怎么样？”
“我至少会砍柴……”
他哈哈大笑，“我也没见一年到头吃生米呵。告诉你，当时居委会也来动员我下乡。我同他们说，铐了去可以，捆了去可以，自己去肯定不行。”
“你妈也顶得住？没被那些老太婆们磨死？”
话刚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失言了。我忘记了他母亲已早逝，对于他来说只是一张照片，只是一些稀薄的想象。
“对不起……”
他面无表情，低下头，坐下去，一条背脊弯曲，把头埋在双膝之间，好久没有说话，肩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一条树枝被他使劲地折断，再折断，再折断，几近粉碎。
“对不起……”我拍拍他的肩，与他一起挑柴下山。
这一天夜里，我终于被他说动心，决计不再在这穷山沟里傻等机会。事实上，自马涛一案告破，树倒狐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也在暗暗找出路。“病退”看来是较为可行的首选，很多哥们姐们都成功了。但我能吃会睡，一百多斤骨肉健康得太让人沮丧，拿什么哄过医生的眼睛？我曾广泛打听坊间经验，在胸透时偷偷往肺部贴一锡箔纸片，或在量血压时似坐实蹲，暗暗用力，咬牙切齿，把要命的血压计水银柱给挤上去，但结果不是锡箔纸片露馅，就是水银柱升得不够高，只得一次次垂头丧气走出医院。看着那些出入医院大门的病人，看那些幸福的肺结核、高血压、风湿症、胃溃疡、罗圈腿……我嫉妒得差一点欲哭无泪。
我没法再装豪迈，誓言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卧薪尝胆也甘之如饴。这些话自己听了也虚。时间在一年年耗去，我得有一个决断。
“这好办。”贺亦民喷了一口烟，“我来打你一个骨折，等你户口回城后再接上就是。我认识一个妙手接骨的神医。”
“万一接不上呢？我是说万一。”
“瘸了就瘸了，也比你死在这里强吧？”
“你这算什么主意？”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你懂个屁呵。”
我不愿当瘸子，但想一想长痛不如短痛，为了夺回城市户口，为了合法地回到文明和进步，我既然无望招工和升学，既然没钱给官员送礼，那还能有什么招？再想一想，不就是一根骨头吗？我在红卫兵武斗时中过弹，左腿腓骨已非原装，眼下再上一次手术台，不算什么大事吧？就当自己再一次战场挂彩，伤痕累累地荣归故里，比暴尸沙场还是要强几分吧？
这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
第二天，我带亦民再去打柴，来到一个旧村落遗址，找到几堵土墙，一条石板路，还有一块刻有“酒酣醉卧”几个字的残碑，似乎有点什么来历。这是一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偏静处，便于动手。他要用扁担砍我的腿，我担心旧伤叠加新伤，今后不好治，没同意。他要用大石头砸脚，我怕他野蛮操作，搞得我太痛，也没同意。最后，我选择了左手（不如右手那么重要），选择了中指和食指（据说断两指是病退的起码伤残标准），塞在两扇厚重的木门之间。这样，他一脚踹上来，两门狠狠地相向一挤，指骨便可望嘎嘣一声断裂，我便可能在惨叫声中一举成功了。接下去，拍一张货真价实的X光片，我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拍在干部们面前，走回自己梦中五光十色的城市呵城市。
他朝我嘴里塞了一条毛巾，“准备好了？”
“好了。”
“你放松，不要运气。你一运气还不容易断。”
“我放松了……”其实我早已冒汗。 “你这鸟毛，哆嗦什么？”
“废话少说两句行不行？你要踢就踢。”
“你这筛糠的草包样子太好笑了。”
“臭疤子，你手脚利索点，不然我把你筑到尿桶里去！”
我再次闭上眼，感觉到对方丢了烟头，朝目标看了一眼，深吸了一口气，突然发动全身扑了过来。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的那一瞬，他卟嗵一声翻倒在门前，原来是抬脚之际被我横插一腿，蹬得失去了重心。“神经呵。”他眨眨眼，摸摸屁股，见我的左手早已抽出门缝，“你臭狗屎糊不上壁呵？你连做贼的格都没有，还想干大事。这又不是要你的命……”
我瘫软在地上，与他相对而坐，取出嘴里的毛巾，擦式头上的汗珠。“对不起，我还得再想想，再想想……”
“尿胀卵，我晓得你就是个尿胀卵。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你最好把你的冬瓜汤一直喝到共产主义！”他跳起来拂袖而去。
回到宿舍，我想给他一支烟，但烟盒已空了，于是我们各自撅起屁股去“打狗”，就是搜寻地上的烟头。我们照例划区包干。我把门厅、寝室、饭堂都划给他，只给自己留下门外的地坪，算是弥补对他的一份抱歉。“你不要生气，我再想想么……”我对他一再赔上笑脸。
这天晚上，我脑子里再次冒出多年前那个想象：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选动作和自创台词吗？当然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然的自行其是，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胶片制作者们预测、设计以及掌控——问题是，谁能告诉我下一分、下一秒的情节？那个情节就是我的两个指头再一次塞进门缝？
我把这两个指头摸了又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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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与身体
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这听上去像一个病句。我的意思是，人的心再大也得接受身体之囚。帕瓦罗蒂没法同时拥有乔丹的长腿和梦露的大胸。一个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眼睛留在唐朝，把耳朵留在民国，把手足或肠胃留给未来。
人的身体不仅有一次性和个人性，还有普遍性——这意思是说，稳定的基因遗传决定了全人类有形体大体相近，除了肤色有异，至今无人能长出牛角或羊尾。
这一事实很神奇。
但基因的大稳定下隐伏了丰富的差异和变化。有的个高，有的个矮；有的音盲，有的色盲；有的恐高，有的恐蚁；有的乳大，有的乳小；有的嗜肉，有的喜素；有的花粉过敏，有的干果过敏……这一切似乎与生俱来，原因不大明了。更容易忽略的是，圣女特蕾莎和魔头希特勒是否基因图谱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差异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决定？该由他们的祖辈负责，还是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2012年3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称：很多科学家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从根本上要归因于基因差异。”“文化价值观与携带5-羟色胺的基因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翻一翻美国《心理学家》之类杂志，可知不少专家还把偏激、懒惰、恶毒、共和党立场等都看成基因的产物。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迄今为止的各种政治、道德、文化的革新运动，看上去都像是无事生非，是闹哄哄的外行越位，只配基因专家们摇头冷笑了。
不过，对基因专家们的质疑是：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基因？如果基因是动态的，是可以改写的，那么它还算不算“基因”？还仅仅是一个实验室的问题？这种被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不断改写的基因，比如被特蕾莎们或希特勒们严重改写的5-羟色胺，换一个角度看，是否也该称为“基果”？
事情可能是这样。“基因”也是“基果”（至少应有这样的中文词）。每一个人都亦因亦果，是基因的承传者同时也是基因的改写者，即下一段基因演变过程的模糊源头。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实验室，正在悄悄实施各种转基因工程，正在比编织一份个人亦即群类的、稳定的顽强的亦即多变的生理未定稿——这听起来又像一个病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回到身体”一类口号，显然不宜止于春宫诗和红灯区一类通俗话题，而应转向每一个人身体更为微妙的变化，转向一个个人性的丰富舞台。
贺亦民的一份基因未定稿，不妨举例分说如下：
关于腿与腰
中国南方人普遍偏矮，其中一些高个头也多是腿短而腰长，长在一条腰上，比较合适几千年来的农耕事务：便于弯腰，便于上肢接近土地和庄稼。贺亦民的不幸在于，他属于矮中更矮，不知前辈们何时何地的一次精卵结合，在隔代遗传或邻代遗传之后，使他的身高大约是1.6 m，相当于时尚标准下的半残。
一种猜测是，北方以及更北方的那些游牧人，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打望牛羊需要高，远眺风云和敌人需要高，登上骏马更需要高，屈就地面的活动较少。于是，一种拔高的心理期待成就了遗传选择，给后代们留下了修长双腿。通过移民或战争，通过情愿或不情愿的交配，这种长腿也逐渐出现在某些农耕地带，成就了贺疤子眼下左侧的那个人——廖哥，一个山东小伙，正在用砂轮磨刀具。
廖哥是高中生，拥有这个街办小厂的最高学历，最喜欢说数理化，最喜欢别人叫他“廖工”。亦民向他打听收音机是怎么回事，还用小学生的算术方法解出一个方程题，得数似乎没错，但廖哥还是抹了他脑袋一把，抹得众人哈哈笑，一句赞扬也没有。没人把他古怪的算法当回事。
一天，他发现廖哥不吃饭，头发搭拉在额前，不时哀声叹气。一打听，才知对方失恋了——那个电工班的厂花，能拉手风琴的团支部书记，把廖哥偷偷递去的情书揉成一团扔回机修班。
“秋瞎子呵”贺亦民想给廖哥出气，“狐狸精一样，要她做什么？送给我也不能要。”
“疤鳖你少吹牛。”一位工友说，“不要再刺激我们的廖哥了。”
“我吹牛？只要我愿意，手指头一勾，花姑娘一堆堆的来，踢都踢不回去。”
“你勾几个母蚊子还差不多。” “小看人？要不，我今天同你打个赌。”
工友们一齐起哄：你要是钓不上鱼，以后天天请我们吃包子。要是钓上了，我们放你的假，三个月里替你顶班。
贺疤子觉得自己把话说大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他骑上脚踏车去一位邻居家借来《红楼梦》，还有两三本文学，放在柴油机旁，布下高雅的诱饵。接下来的安排，是他在电闸那里做点手脚，构成电工必须来检修的理由——报修时间当然必须在晚上，在厂花当班之时，以暧昧的月光朦胧为背景。
挎着电工袋的厂花就这样入套了，检修电闸时发现了《红楼梦》，发现了知识和艺术的亮点。亦民与她搭讪也很顺利，于是对方的工具柜里，从此有了一本接一本的名著，包括中国的，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疤子其实根本不懂那些天书，不过是掏钱买烟，每次都求邻居火线补课，让一个中学教师告诉他各书的要点，由他满头大汗地强记下来。主题，人物，风格等，这些奇怪词汇被他硬吞强咽。
“你看书这么快？是不是一目十行？”厂花吃了一惊，对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艺青年大为崇拜。
“这些书哪够我读的？都差不多读过两三遍啦。”
“我以为你不识繁体字。”
“不好意思，我本来打算研究一下甲骨文。”
“我以为你只会打架。”
“没书读的时候，不打架干什么？”
“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应该去上大学，应该去深造。你去北大呵、清华呵，或早稻田，我姨外婆那里。”
亦民以为“早稻田”是乡下什么地方，称自己最讨厌下田，决不下乡当知青。幸亏他这几句说得含混，没怎么引起对方注意——他后来得知“早稻田”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开始出现在电影院阴暗的观席——亦民提前通知工友，让他们到时候去电影院见证事实，把以后的肉包子备好。不经意之间，他目光离开银幕，瞥一眼身边的厂花，觉得这份战利品还真不是什么狐狸精。水汪汪的眼睛，翘翘的小鼻子，脸上两颗不大明显的雀斑，说错话时的捂嘴巴或伸舌头都居然令他心动。坏了，这差不多就是恋爱吧？就是重色轻友的开始吧？可怜的廖哥眼下不知在哪里抓狂，会不会捶胸顿足喷一口鲜血？
他想拉住对方的手，但刚碰到一个指头，对方立刻触电一样把手缩了回去。两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继续聚精会神于电影。
工厂附近两个高音喇叭不见了。警察们没费太大的周折，就在亦民的狗窝里发现了赃物，把他抓进派出所一关半个月。工厂也立即罚他每天去扫厕所。他再见厂花时，还没来得及控诉那个喇叭的可恶，没来得及说明自己下手是想给对方买一架手风琴，对方已煽了他一个耳光。
“你听我说，对不起……”
“我不听！”
“我是为了你……”
“你骗谁呢？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吃包子。”
对方把一摞书狠狠地砸在他身上，然后哭哭啼啼地歪斜着身子跑远了。他只能捡起几本书回家。在清理自己的工具柜时，他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熟悉的笔迹：
臭矮子，你是个无可药救的混蛋！
他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身影。据说廖哥也辞职了，与厂花相约去了另一个工厂。伙伴们见他愁闷，都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照他们的分析，看两场电影不算什么的，真要谈婚论嫁，光是他这三寸乌龟腿就过不了丈母娘那一关。人家是干什么的？团支部书记，工程师家的千金，即便被文学灌晕了，哪天一个喷嚏打醒了自己，也不愿意挎一个马桶上街吧？不愿以后生下一窝小马桶吧？喂，你脑子被门板夹坏了，还打算送手风琴，不如给弟兄们买包子呢。
亦民摸摸脸，没说话，再次看了看那张字条。
“臭矮子”——这一句很伤他。他记得廖哥也偷过厂里的轮胎（比高音喇叭还要贵），也受过处分（开除团籍的处分比他扫厕所还重）。如果厂花能够原谅廖哥而不能原谅他，那么事情显然另有原因，远非《红楼梦》什么的可以解释。
关于手
早在出入拘留所时，疤子就发现电工最舒服，最神气，哪怕蹲在牢房，也常被警察叫出去修电扇或修路灯，从来不必真坐牢也不必干重活。这样的高等囚犯有时还以购买零配件为由，骑上自行车上街去，叼一支烟吞云吐雾——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便装警察，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他拜一个瘸子为师，说什么也要当上一名电工，装出一台师傅家里那样的电子管电视机。但不论他给对方做了多少煤饼，挑了多少井水，买了多少白菜和萝卜，对方还是不让他碰一下万用表，只是丢给他几本中学物理课本。
他不服气，带上一个以前的小喽啰，决心自己去偷一个万用表。目标已确定，就是附近的一家电器厂。他去那里踩过点，发现侧门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偷偷将锁门的铁丝剪断，再虚虚的搭上，制造出门禁正常的假相，以便自己晚上下手。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他拎一只麻布袋再去时，门上的铁丝不见了，竟然已换成一把新锁。但箭已离弦不可回头，他只得踩着同伙的肩，翻墙上房，踩椽木前行，再揭瓦而下（利用自己以前当泥工的知识），溜入材料库房，用鸭嘴钳和钢锯打开铁皮柜（利用自己以前当钳工的知识），展开一次疯狂的打劫。
事前估计不足的是，他划完所有火柴后只找到了万用表和电焊枪，图谋中的变压器、三极管、可变电容等却不知在哪里。
“有人来了，来了……”
小扒手再次发出警告，吓得他慌慌逃离现场。哗啦一声，一脚踩偏了，几片瓦掉下去。两捆漆包线就是这时掉下去的，让他事后心痛不已。
他的豪华型、浪费型、破坏型的电工学习由此开始。大半个麻袋的元器件，他拿来就拆，拆不动就撬，撬不开就割，与其说是当电工，不如说更像杀鸡破鱼，各种试验完全不计成本。当然，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最要命难点的还是读书，是搞清楚这些鸡呀鱼呀的来龙去脉。他的决心是，人家一天读十页，他十天读一页总可以吧？人家读中文或英文，他凑上一点“贺文”也无妨吧？——“贺文”就是他的错别字，只有自己能够懂的那些王八蛋。以至很久以后他还把“绝缘”读成“绝绿”，把“高频”读成“高页”，把A和J读成扑克牌里的“尖”和“钩”。 他惨遭电击无数，麻木和晕倒是家常便饭。奇怪的是，他的两手似乎开始变化，对电越来越没感觉，220伏的家用电到了他手里，有时只有一点毛毛热。工友们不知他的身体有什么特别。一个小马桶，没胡子和头发稀的家伙，没有铜头铁臂也未见嚼铁吞钢，顶多只是皮粗骨硬一点，凭什么干活不用绝缘手套和电工钳？凭什么可以经常带电作业野蛮操作，根本不需要拉闸？有一次，连他自己也好奇，一手抓零线，一手抓火线，把两线头越捏越紧，眼睁睁看见自己嘴咬的一支测电笔亮了，更亮了，更亮了，引来伙伴们一片惊呼。他的手指头怎么没冒烟，也没见闪闪光弧？
伙伴们扒了他的衣服，发现他身上也没什么机关。用万用表测过他的全身，发现他带电时的鼻子电压超过110，肚脐电压超过90，阳具更不得了，电压超130……简直是根电棒，可以点亮电灯泡了，直接插到路边去当路灯。
一位教授前来仔细观察他的带电实验，说奥秘可能在他的手上。这双伤疤暗布和老茧相叠的手，相当于戴了胶皮手套，形成了电阻，虽能显现电压，但大大化解了电流强度，对身体形成了保护。
疤子倒是不大相信教授这一解释，更愿意这是自己变戏法的运气。他后来转向微电子，捣腾三极管一类，就是担心哪一天运气到了头，电流翻脸不认人，突然把自己烧成一团焦炭。他提醒自己还是离这家伙远一点好。
关于脑
贺电工受厂部推荐去工人技术大学读书。当时很多高级技工都出自这种学校。不过他没怎么珍惜这脱产的三年，没上过多少课，一直在社会上走穴混钱，东一鎯头西一棒子的什么业务都敢接，什么工程都敢碰，只差没在客户面前拍胸脯接下原子弹和核潜艇的订单。至于那张文凭，用他的话来说，红布壳子算是他的，证书芯子是同学们的——二十多门考试大多靠弟兄们帮忙才得以蒙混过关。他差不多据此可以写一本《舞弊大全》。
也许正是这种广泛流窜的经历，这种电工、装配工、钳工、车工、铣工、模具工、电镀工、铸造工、永磁磨工、木工、泥工、缝纫工等什么都混过的野路子，使他的技术见识极为古怪和狂野，脑结构异乎寻常。这个脑袋戳在肩膀上，装了一坛子沟纹密布的酸菜或豆腐（他吃得最多的东西），如果也算得上一个电器件，那么它的短路点不胜枚举，但也有反常的并联或串联，有胡乱搭接的密集电路，一塌糊涂的同时却灵感迭出，低效率和高性能并行不悖。
这个脑袋装不下很多重要的科学公式，装不下中学生的语法，甚至装不下小学生的九九表——他脱口而出就是“四七二十六”或“六八四十二”，见别人大笑才急忙更正，而且经常一错再错，说出来的变成“四七三十八”或“六八四十六”。他不可思议的困惑，是不知大家如何都能熟记九九表，眨一眨眼，摸一摸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这个脑袋装下的东西千奇百怪。随便一个什么工件，他拿在手里不用看标牌，几乎只是摸一摸，甚至是嗅一嗅，就能判断出是不是德国货（在他看来工艺水准最高），或是美国货，或是日本货，或是中国货……凭借一种无法言传的猜读法，他读不懂中学的英文课本，却能在网上猜英文，猜德文，跟踪世界最新技术。有一次，听说我去美国，便委托我去硅谷买芯片，是他在网上查到的一款。我取道硅谷，走街串巷七弯八拐，好容易找到那家设在地下室的SMR。洋经理看到订货单时大为吃惊——SMR在美国也默默无闻，他们刚刚开发的这一款新产品，连美国同行们都不大知道，如何这么快就被一个中国人盯上了？这位中国知音是何方神圣？
经理一再查看护照，觉得我至少也应该是来自台湾。我解释了好一阵，才让他明白“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英译差异。
其实哪是什么神圣？充其量就是一个技术魔怪，没有任何头衔、学位、职称、单位的个体户。用他的话来说，物理这东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是声、光、电、磁、核这几种解决手段。人不能被尿憋死么。人家用声，你为什么不能用光？人家用光，你为什么不能用磁？人家用磁，你为什么不能用核？……面对再大的难题，只要你善于急转弯，就可能别出一格，一举抠底。他首创全世界的K型水表，就是发现专家们一直着眼于降低叶轮的摩擦，着眼于叶轮重量，一条路走到黑，而他不过是斜出一招，在围棋盘上走象棋，在水面上跑火车，打一打磁悬浮的主意，叶轮重量和摩擦锐降为零的结果便令业界哗然。
好几位大学博士前来取经，他结结巴巴说不清，在厕所里躲了好半天，走出厕所时也只憋出一句：“你们呀，就是书读得太好了。”
这话很难让人理解。
想了想，又憋出一句：“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就得长一根斜筋，一根横筋，一根反筋。”
博士们面面相觑，还是一脸困惑。
他的意思是指现代院校分科太细，博士们读成了“窄士”，不容易跨学科打通？我可能没说对。他那六十多项发明专利，来自怎样的思想狂飙和技术胡闹，我更无从理解。据他供述，他砍瓜切菜般的发明史源于最初一次惊讶。那还是他初当电工不久，拆解了一大堆电表，无意间发现全世界的电表都有一个重大漏洞。这可能吗？天下还有这种惊天秘密滚到他的脚下，等待一个小电工捡便宜？一代代人殚精竭虑的技术改进，居然在一个毛小子面前露出了大屁股？
他带有几分自疑，在电表上三下五除二，发现电表当真不再走字了，或者说只按他的命令走字了。这让他震惊不已，一激动，便站在走道上大声吆喝，宣称他的电炉大开放：“社会主义的大锅电，不用白不用呵——”
老人要熬药的，女工要烘衣的，青年要炖肉的，都兴冲冲来到他的房间，差点把小屋子挤爆。贺电工干脆把门钥匙多配了几片，给这个那个胡乱分发。第二天，供电所的抄表员来查电表，眼睁睁地看见屋里的电炉红红火火，楼梯间那里的电表就是不走字。“偷电就是盗窃国家财产，就是违犯国家电力法，你晓得不？”他在电工班找到贺亦民，口水四溅地大叫。
“你说偷电就是偷电？”亦民不拿正眼看他，“总得拿一点证据吧？我文化不高，法律还是懂一点的。”
“电炉就在那里，还要什么证据？电炉在炖肉，电表不走字。怎么回事？” “玩戏法么。”
在场工友们哈哈大笑，气得抄表员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好吧，你玩，好好的玩，公安局会找你玩的。”
供电所长和警察来了，探头探脑一阵却没什么下文。接下来，市局的总工程师也来了，带来技术工人和各种设备，在这个厂区宿舍查了个天翻地覆。先是尝试整区停电，然后试一下分楼停电，最后试一下分层停电……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偷埋的暗线。电线槽板和总配电间被戳得稀烂，到处都有破壁残垣和满地渣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巷战。各种电表也换了十来个，各种检测工具轮番上，还是给不出一个说法。
总工程师提上两瓶酒和一大盒点心，只能在电工前满脸微笑。“小同志，局领导研究过了，只要你告诉我们偷电的办法，我们既往不咎，从轻处理，把你以前的欠费全免了。你看怎么样？”
“哎，哎，什么叫偷？没有物证，没有数据，一个总工程师说话就这样跑火车？”
“好，好，不说偷，就说是用，这总可以吧？”
“你们的电价也太高了吧。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要养老婆，要养仔，不玩点戏法怎么办？你们供电局是管饭，还是管尿片？”
“我深表同情，深表同情呵。这样吧，我再同领导说说，只要你配合，你以后不管用多少电，我们一律免费。好不好？”
“要是你们换领导了，到时候我找谁去？”
“算了吧。”高工再一次谄笑，“你看我，比你大了二十来岁。”
“西门庆比我还大了几百岁呢。”
“亦民同志，这样说吧，这样说吧。国家现在这么困难，百废待兴，电力先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一点责任。大家各退一步，都过得去，好不好？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好青年，又是厂里的技术革新能手，值得我好好学习。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为国家用好电，管好电，对不对？”
亦民是个顺毛驴子，听不得软话，接下了酒和点心，同意以后每个月交两块钱电费。
从这个月起，他交的电费永远是两元，直到多年后家境改善，直到他日夜享受中央空调，才主动改交电费每月一百。历届供电局领导不但接受这种霸王价，还经常登门送礼，对他千恩万谢。毕竟，他信守承诺守口如瓶，未让偷电技术扩散成灾，没把供电局活活地整垮，已是刀下留人皇恩浩荡。他们听说过，境内外有些商家曾出价七位数乃至八位数，希望购买他的秘密然后垄断全球新电表市场，但都被他拒绝。“放心吧，”他拍拍新局长的肩，“就算你是我老丈人，把三个女儿都嫁给我，我也不能告诉你呵。”
局长感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真是我们电业系统的衣食父母，不，你是整个国家的大英雄，大恩人！“
一个神电工，从此在江湖上爆得大名。在不少人看来，这家伙发现的秘密无人破解，各方专家莫奈其何，实在太神了（作为他的朋友，我有幸探知其中奥秘，但不得不信守承诺在这里守口如瓶）。至于八位数的进项打不动他，几句奉承话倒可灌翻他，则有几分神经。一个人的“神”与“神经”，差别可能本就不大罢。很多人说，少半步的“神”就是“神经”。多半步的“神经”就是“神”。
关于舌
传说一伙土匪绑得几张肉票，想辨出倒霉蛋们哭穷的真假，便做一桌饭菜看他们如何吃。一般来说，口味重的是穷人，口味淡的是富人，其中的道理，是穷人出汗多，需补充大量盐分；吃菜也少，菜里盐分相对集中，浓度必然提升。口味与身份的关系最先被这些土匪一眼看破。
贺电工的一条舌头差不多也是下贱标志，与妻子俞艳萍格格不入。婚前的穷日子似乎从两方面改变了他的口味：一条是多吃生厌，比如喝粥太多，使他眼下一见稀粥便恶心，饭粒要越硬越好；另一条是多吃成嗜，重口味一旦成为积习，重盐重油就成了他的命，大酸和大辣也必不可少。
他用满屋子神奇的自制电器和几项专利把女警察哄得五迷三道，但拐骗得手后，真要过日子了，两人吃不到一起去。警花对照书本科学配餐，在丈夫眼里那是拿草料拌白水，无异于逼他出轨。他装上一盆饭，总是端到邻家去吃，到这个姐姐或那个妹妹那里快活去了。男女的笑闹声总是从邻家飘来。
妻子一次次气得脸色发绿。
亦民赚了几笔专利费后，与一个香港人合股在深圳办了家公司，算是躲开了家里的餐桌战争。他觉得副董事长的职位很爽，没什么事，成天泡茶馆，看电影，打游戏机，洗澡按摩，找女服务生开开玩笑，还可花钱如流水，把故旧亲朋全请来吃海鲜。请到没人可请了，拿起电话不知往哪里打，便把自己以前的厂长也请了去。他说当年自己被对方扣奖金，到对方家里强吃赖喝，实在对不起。对方也一笑泯恩仇，说过去的事都过去啦。
亦民拍拍胸口，“等我发达了，先把厂里欠下的电费和材料费统统付清，再给你们盖两幢大楼。”
厂长也很激动，“那就好，那就好。苟富贵，勿相忘。”
小俞也来深圳探亲。深圳是个大洋场，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商界各路豪杰都不知来处，见面时总有暗暗的互相度量，互相揣摩，互相提防。在这种富人如林的地方，小俞一再为丈夫暗暗焦急。拜托了，你递出去的名片上是副董事长兼发明家，但动不动说粗话，动不动把裤脚搂到膝盖，把领带扯得像根吊颈绳，是不是还要当众抠脚趾？更戳心的是，到了高档餐厅里不懂蛋乳冻、冷冻慕斯、水果沙司、橙汁三文鱼也就算了，怎么连鲍鱼汁拌饭也不会吃？一举筷子就只知道红烧肉和咸鱼煲，甚至还要腐乳，搞得服务生好为难。你好歹也算是个老板吧？怎么像个刚刚越狱外逃的走私犯？
一些客人不时暗中交换眼色，亦民没看见，小俞可全看在眼里，回到住处忍不住一关门就叫：“五星级餐厅里要腐乳，骨子里都是穷酸气，亏你想得出！”
“怎么啦？”
“你不吃腐乳会死？”
“我出钱，顾客是上帝，他们凭什么不给？”
“你最好要他们给你一团盐。”
“他们的菜是太淡，不下饭。”
“你这人，真是没文化。没看见报上说吗？英国科学家研究的，每个人一天顶多只能吃六克盐，这才是科学，对心脏、对大脑、对肝肾，都有好处。你连这个都不懂，亏你还是什么副董。是不是在街上捡来几张名片就到处发？我坐在你旁边都臊得慌，一张脸算是丢尽了……” “嘿，俞神经，嫌丢脸你就不要来呵。这不丢脸的满街是，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型号应有尽有，你快去挎一个呵。”
两人恶吵了，恶摔了，还恶揪恶打了。警花当下泪水狂涌收拾衣物就走。可惜几件旗袍、抹胸裙、吊带裙，刚刚挂出来万紫千红，还没穿过一回，又一股脑收进了拉杆箱。
一年后，公司破产，贺副董身无分文，灰溜溜地回到家乡。他对破产的原因其实不太明白，只知道公司做过电器，也曾投资玉石，最后栽在一块地皮上。他完全看不懂财务平衡表，听别人说破产了，大概就是破产了吧。看陌生人来给汽车贴封条，那么自己就该走路了。见取款机一再回吐他的信用卡，那么自己就该吃泡面了。
他发现老婆对他很冷淡，但梳妆台前的香水瓶、护肤品、化妆品却多了不少，家里的香雾若有若无，不是什么好兆头。妻子的姐姐约他见面，在一个餐馆叫了几样菜和一瓶红酒。给他的两个纸袋里都是男式新款衬衣。
“我看你们过下去活受罪，不如好说好散。这件事我也不能不负责到底。”作为当年的媒人，大姐拿出几页文件摆上桌面。
“你们不要太势利。我这次确实栽了，但你们要相信……”
“我同你提过这事吗？说到了一个钱字吗？”
“你们也不要轻信谣言，以为我在外面如何。我其实蛮纯洁的。”
“你觉得我会信？”
“我切一根指头给你，发个毒誓，以后再也不打她了。”
“你早干嘛去了？”
“嘿，她还真要散呵？脑子没被驴踢坏吧？你去告诉她，现在的中年单身汉都是宝，全国抓一把，至少一亿在我的选择范围。她呢？”
“那就祝你好运！她的事，谢谢，你不用太关心。”
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涉下来，贺亦民费尽口舌，未能软化对方，见文书上已有老婆的签字，一生气，拿起笔也在那里戳几下，差点把纸页戳破，然后拿起账单头也不回地去了收银台。
“有财产分割事宜呢，你怎么不多看一下？” 大姐追了一句。
他回头道：“我被老婆休了，脸皮就是屁股皮，还要什么财产？你们要踹就踹彻底，把东西统统拿走，扫地出门，斩草除根！”
关于耳
自儿时唱过一次《美丽的哈瓦拿》，贺亦民再未唱过歌，对唱歌也毫无兴趣。这样，老婆生下的一个儿子，功课都还不错，可惜是一个音盲，一开口就是踩在西瓜皮上，溜到哪里算哪里，翻到哪里算哪里，专往不该去的地方去，每一句澎湃激情都给人吊颈或割肉的危机感，存心让听众抓肝挠肺。
丈夫连声说唱得好，唱得好。
老婆气不过，“这还叫好？你猪耳朵呵？人家的孩子不是钢琴五级、就是小提琴八级，有了你这样的爹，我家儿子能把普通话说对，就是祖宗那里烧高香了。”
老婆坚决相信这是一个遗传问题。钢琴买回来了，音乐家教也请来了，老婆希望对儿子的后天有所弥补。但丈夫没觉得那位上门的音乐副教授唱得怎么样，“马”来“马”去的，“鱼”来“鱼”去的，说是唱音阶，怎么听也就是一河马的水平。他更不明白老婆对那位小卷发为何眉开眼笑，又是切瓜，又是煲汤，又是开易拉罐，还一次次出门远送。那家伙的什么“美声”，什么“磁性”和“穿透”（均为老婆用语）无非就是嘴里含了个热萝卜，把每一句嚎得圆滚滚胖乎乎，糊糊涂涂的听不明白。这一锅热萝卜为何就能把一个女人迷得像个小老鼠？这只快乐小老鼠吃错了什么药？
他在电话机里稍动手脚，让电源线变成载波的电话线，这样家里打出的任何电话，他在数百步之内凡是有电源插座的地方，接上一个话机都可随意监听。果然，像他猜测的那样，他在邻居家听到老婆与副教授的电话，早已超出“磁性”和“穿透”，早已甜蜜无比。什么“明月松间照”，什么“春来江水绿如蓝”，哪来这样一些顺口溜？什么地中海，什么北海道，什么北欧人的反皮草运动，那家伙到底是教音乐还是搞旅游的？怎么一说就扯上十万八千里？
“宇宙这么大，个人这么小；时光这么长，生命这么短……这些话我都能背了，烦不烦人？”亦民这一天忍不住插了进去。
“喂喂，怎么串线了？”男声不无惊慌。
“要上床就上床。上床只有阴道，扯什么北海道？”
“喂喂，你是谁？”
“上床只有活塞运动，扯什么皮草不皮草？”
老婆的尖声冒出来：“贺亦民，你这个臭流氓——”
关于心（或X）
直到很晚近的年代，人们受教于解剖学，才知道“心”不等于心脏。“良心”“善心”“好心”“热心肠”“恻隐之心”……这些词语不过是一种指代，落在一个“心”字上并不完全合适。前人想必是从嘭嘭嘭的心跳发现了描述良知的最初依据，却不知良知远比那个泵血器官复杂得多。
测谎仪对前人的说法提供了部分支持。这种机器测出心律、血压、汗腺、胃液、泪囊等在良知苏醒时的异常，相当于触摸到人体内的隐形上帝。人体同则人心同。人体略同则人心略同。就基本面而言，正如肠胃定制了食欲，生殖器定制了性欲，心律、血压、汗腺、胃液、泪囊等方面的异动，即每个人的贴身上帝，一种或可称为X的遗传物，一种内在于身体里的灵魂，常在不经意间闪现和爆发，则成为人们意识最深处的呼唤，成为道德的一种生理性发动。这种发动甚至常在理智控制之外，不为当事人所觉。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仅仅藏有欲望——人们常说的上帝X并不在圣山之上或西天之远，倒是在所谓“自私的基因”之内。
作为初级的监测手段，测谎仪当然也有不太灵的时候。亦民当扒手小霸王的那阵，在警察和民兵面前说惯了假话，开口就编故事，不编故事还几乎开不了口。如果当时动用测谎仪，说不定他心律正常时说的话最假，倒是脸红、眼眨、汗流、结结巴巴之时，说出来的倒有几分真。
测谎仪一类也常常困于人们闹心、恶心、惊心情况大不相同的难题。贺亦民闹心的，俞艳萍不一定闹心。贺亦民和俞艳萍都闹心的，其他人可能不闹心。民族、宗教、性别、职业、个性等方面形成的诸多变量，需要监测者小心甄别和修正。这一天就是这样：儿子过十岁生日，一家三口吃完生日蛋糕。为父者咳了一声，再次说出一通混账话。“小子，再过八个生日，就是你是十八岁。你给我记住，从那以后，除非你有本事继续升学，否则老子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了。你是你，我是我，各找各的饭吃。” 儿子吓得脸色发白。
“如果我以后看见你在街上讨饭，我不但不会给你钱，不但扭头就走，说不定还要踹你一脚。同样，如果你以后看见我讨饭，你也不要给我钱，也要扭头就走，最好还要狠狠地踹我一脚。记住没有？”
老婆几乎跳起来大叫：“姓贺的，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爹？”
亦民眨了眨眼，“我怎么啦？”
“什么讨饭不讨饭？”
“一个人不会劳动，不就得去讨饭？一个讨饭的儿子，还算什么儿子？一个讨饭的爹，还有资格当爹？”
亦民觉得自己说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相反，慈祥老师们说的那些“自我”呵，“成功”呵，“追梦”呵，“放飞人生”呵，“自由发展”呵，“把快乐进行到底”呵……在他听来没几句上道，差不多就是自己当年对付警察的忽悠，是存心给人下套。不是吗？他哥郭又军的那个丹丹，那一个被爱得不耐烦的大宠物，把这个世界当宝宝乐园，成天叼一个关爱的奶瓶，总是等着兔妈妈鹿阿姨鹅大姐喂笑脸，将来不会是一个废人？又军那个鳖脑子被酱油浸透了，以为女儿的幸福是爱出来的而不是拼出来的？
又军来找过他，大概下了很大决心，在小饭店里坐下后又脸红又搓手的，说得结结巴巴。他告诉弟弟，他那个国营大厂彻底完蛋了。想不通呵想不通——汽车、发电机、锅炉、机床什么的都拿去抵了债，一些客户也拿苹果或大葱来抵厂里的债。工人领不到钱，只能一人领两筐大葱，把大葱吃得要呕，以至公共厕所里都是满鼻子大葱味。厂里把最泼、最浪、最烂的女工都派出去催账，在欠款方那里跳脚骂街，卧地打滚，叩头苦求，挂绳子威胁上吊，甚至帮人家端茶扫地洗短裤，权当自己是丫环使女……但一切都成效甚微，讨不回几个钱。工人们跑到厂长家里逼要工资。那厂长呢，上任还不到一年的倒霉蛋，在手表、自行车以及西装革履被工人们哄抢一空之后，觉得无脸面对家人，一时想不开便卧轨自杀了，怎一个“惨”字了得。
“亦民，你混得好，脚路宽，给哥找点什么活吧。”又军鼻子一酸，摇了摇头，“我什么苦都能吃，有的是力气。你知道的，我当了五年的先进工作者，不会是个懒人吧？就算你让我扛包——当年我们车间为了给厂里省下装卸费，大家都是义务装卸，煤，沙子，水泥，圆钢，生铁，什么没扛过？三伏天里，闷罐子车皮成了个大烤炉，人人都烤出了一身痱子，累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有谁要过奖金吗？”
亦民说：“我也栽了，眼下还不知道谁来雇我。”
“要不你借我一点钱？”
“我没钱。”
“我只借三个月，顶多半年。我保证，你嫂子一寄钱来，我就……”
“哥，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算我有钱也要有个借的理由。你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回头找我来割肉，这事是不是有点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好不好？看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就算你不认我们的爹，但看在娘的面子上，你帮我过了这个坎……”
“慢点，慢点。”弟弟一抬手，“郭又军同志，郭又军先生，郭又军老兄阁下，话别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一不缺手，二不缺腿，凭什么我要借给你？我是很想借给你，但得找个道理吧？是法律还是政策，规定我必须为你的送温暖工程买单？”
又军怔住了，认真地看了他片刻，突然抽了自己一耳光，有一种腹痛难忍闭眼咬牙的表情。“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你也确实不容易……”
弟弟还是一脸平静，起身离去结账。只是结账时女掌柜拒收他一张破钞票，惹毛了他，与对方大吵一架，还差点大打出手。幸亏又军赶上去劝开了手执菜刀的厨师，说了一大堆好话，掏钱付了餐费，把弟弟推出店门。
兄弟这一别又是很久没来往，连电话也没有。他们多年来大多如此，过得似乎有点没心没肺。这一天，亦民骑一辆破摩托经过香樟路，打算去二里桥淘一淘电器元件，再会一位老客户。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街市如常，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购物的购物，一眼看去毫无异常。孩子放风筝和少女赴约会就应该选这样的日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也应该选这样的日子吧。他贺疤子也没有任何理由在这样的一天与自己过不去。他事后一直不明白，过路口时自己为何朝右边多瞥了一眼，于是看见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看见了几个大盖帽的那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又军，是他护住自己的一个水果摊，向大盖帽们求告什么。一个大盖帽夺走了他的台秤，拎走了他的化纤袋。另一个大盖帽正在拉扯他的三轮脚踏车，大概恼火于拉不动，把几块隔板踢得稀里哗啦。又军忙给对方赔笑和敬烟，不料对方一扬手，把整个烟盒打飞了。又军虽然身坯够大，但被对方连推带扯，脑袋摇得像根弹簧，一顶棉帽滚落在地上。“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的声音又瘪又尖，像出自一位老太婆没牙的嘴，“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这就收摊还不行吗？”
对方不打算放他一马，推得他偏偏欲倒，一抬脚踢翻了货筐，于是苹果什么的满地乱滚……
贺亦民全身血涌，二话没说跳下摩托，在路边捡起一块砖便冲上去，朝那个矮胖子的背影高高地劈下。
砖渣四溅，发出沉闷的一声。
然后是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都投向那个大盖帽，只见他没怎么动，保持两手前伸的僵硬姿态，一条腰身缓缓地旋转，还未转到可以后视的角度，便两眼翻白嘴角歪斜，哗啦啦翻倒下去。周围的惊呼声四起。
“杀人啦——”
“出人命啦——”
没有任何人上来。相反，人影四泄，很快给贺亦民留出一片开阔地，如同让一个节目主持人独占巨大舞台，听任他丢了砖块，拍拍手，拂拂衣，从容走回自己的摩托，慢腾腾发动了机器。他飞车离去时也没发现什么人阻拦或追赶，引擎声轰然震天，几乎有一种寻常下班时的自由自在。
只是回到住所后，他打开电视机，才发现屏幕下方飘出了警方通缉令：
犯罪嫌疑人男性，身高不足一米六五，四十五岁左右，分头，扁平脸，戴墨镜，穿麻灰色夹克，骑一辆无牌照的嘉陵牌黑色摩托，在今天的香椿路口暴力袭击执法人员，然后朝沿江大道方向逃窜……
电话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发现是又军打来的，实在不愿接这个电话，把被子一拉，睡了。
他像在同自己赌气，对自己的出手有些意乱心烦。
我在水家坡送贺亦民离去时，才知道他与郭又军是兄弟。吃惊的是，我从未听又军说过这位弟。在我的印象中，我这位小学同学以前总是把自己写成“贺亦民”，大家也都这样叫，不知他父亲姓郭。
其实那时大家更习惯叫他“疤子”，缘于他腭上有过一块伤疤，是打斗留下的一处痕迹。
他是小矮个，是一片人头中的塌陷区，又经常缺课逃学，是大家视野中的缺损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没同学，差不多是一个隐身人。他成年后说过，他几乎是被打大的——如果哪一天没挨打，原因只会有二：他父亲病了，或他病了。
父亲一直恼怒他的矮，还有他可疑的长相，似乎不相信他是自己的骨肉，只是一份耻辱，一个丧门星，一个应该在鞋底碾掉的臭杂种。因此，一旦哪天父亲忘了打他（得奖状了，入党了，或赌赢了，这种事偶有发生），疤子就条件反射，觉得自己应该发烧，应该咳嗽，应该拉肚子或晕过去，否则这一天肯定不大对头。
他从未穿过新衣，总是接哥哥不再合身的旧衣，烂布团一样滚来滚去，以至有一次全班上台唱歌，按规定都得白衣蓝裤。他没有蓝单裤，只有蓝棉裤，虽被老师网开一面，自己到时候却热得满头冒汗，在夏日的阳光下两眼一黑中暑倒地。他倒在《美丽的哈瓦拿》优雅的歌唱中。但他不敢休息，一醒来便飞跑回家，扑向父亲下达的生产任务，给一种叫蝉蜕的药材去头去尾——加工一两，获利三厘。药厂职工们大多这样，把加工业务领回家，多少贴补一点家用。
这样，他几年下来业余上学，作业本一页页大多擦了屁股，当然得不到老师的好脸色。同学们看包场科普电影，每人交三分线。他哭了两天也未能从父亲那里讨到钱。老师不相信这是事实，一口咬定他不爱学习，拿钱买东西吃了。同学们也大多换上了老师的机警目光。有一次，班长收到他上交的一毛钱，据说是路上捡的，本应该表扬他，却冷冷一笑，“就一毛钱？骗谁呢？都交出来吧。”这个小干部见他哭了，又拍他的肩，“疤子，你不要哭，只要承认了错误，我们不处分你，也不批判你，还可能让你戴红领巾。”
疤子觉得自己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急得一头撞到墙上，流出的血吓得同学们尖叫。又军这才闻讯赶来把他接回家。
这是一种彻底的孤独和耻辱。班上当然还有穷学生，但那些人多少还有些自我加分的办法。有一位家里是摆米粉摊的，他可以经常偷来酸菜，就是汤粉的作料，洋洋得意地分给大家吃。有一位家里是拉煤的，每逢全班运送垃圾，他可以拉来一辆胶轮板车，光荣地成为劳动主力。还有一位，尽管他手心冒油汗，放屁特臭，穿妈妈的红色女式套鞋，但他打架时的个头大引人注目，还是很有面子。只有郭亦民——不，贺亦民，他执意改用母亲的姓——是烂中的最烂，破中的最破，废中的最废，哪怕做坏事也没人邀上他。男生们的铁环队、弹弓队、摔炮队，水枪队、高马队，都会把目光从他头上越过。理睬他的唯有又军，有时从家里偷一个馒头塞给他，或下雨时给他送来一把伞。
他没考上中学，倒是让父亲如愿以偿，大概是觉得小杂种给自己省了钱，居然没想到要打他。儿子为此大感失落——他最想挨打时反而没人打，只能羡慕其他那些落榜生，虽鼻青脸肿眼泪哗哗却有一种挨打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那个老杂种只差没拿刀来杀了我！”他甚至对另一个落榜生吹嘘，好像自己惨得并不逊色。
又军倒是把他揪到河里，把他的脑袋按入水中，灌了他几口浑水。“你这样下去，只配做个流氓！”
“你管不着……”
“数学只打十八分，你好意思还是我弟？”
“我本就不是你弟。你姓郭，我不姓郭。你淹死我吧！”
“你以为我不敢？”
“我就是要你淹，你不淹死我就不是人！”
又军又是一顿老拳，打得他顾头不顾腚，打着打着还把自己打哭了。两人在河边呆呆地坐了一个周末的下午。一只帆船滑过来，又飘走了。另一只帆船滑过来，再次消失在水天尽头……暖洋洋的日光下，一块朽木被波浪推到了岸边，一只水鸟在木块上左顾右盼，啼叫出渐浓的暮色，终结了一个沉默的告别式——其中一个将要离开校园，不再与对方在放学回家的人流中相遇。
后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发现小免崽子居然窝在家，没去挑土，没去拾荒，也没去车站推上坡车（两分钱推一次），还人模狗样的捧一本书。父亲一把夺过他的书，在空中摔出一个弧线，落到阴沟的烂泥里。
“钱呢？”父亲是指他每天都应上交的五角钱。
阴沟里那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是又军交给他的，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收到过的礼物。这一天他不过是看天快下雨了，便没去车站推车，翻出书来看一看。
“不交钱，想吃饭？告诉你，少一分也不行！”
他斜看着阴沟已经破裂的书封，泪水一涌而出。
“聋了么？再不走，就是六角！”
他还是一动不动。
“再不走，七角！”……
接下来的情况他也无法解释。他不知自己为何那样无法无天，那样出手歹毒，突然抄起一条长凳，朝夺书人的背影狠狠砍下去，只听见背影“呵”了一声，顿时左低右高，歪了几分，再歪了几分，终于斜倒在地上。
他在一片尖叫声中跑出大杂院，跑到街口还振臂高呼一句：“郭家富你去死吧——”
他父亲就是这名字。
他一路奔跑来到又军所在的中学，想解释一下自己的暴行，解释一下那本书不是自己扔的，更不是自己撕破的……他在校门外等了很久，总算远远看见又军拍一个篮球，同几个球友汗流浃背谈笑风生地走出校门，把口哨吹得十分嘹亮，将一个个书包旋舞得十分嚣张。遇到一位男老师，他们那一伙没大没小，攀肩搭臂，七嘴八舌，爆出一阵热烈笑声。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离校园太远，没勇气走上前去丢人现眼，被他们打量烂布团的目光千刀万剐。
他只会让他哥又气恼又难堪吧？于是他揪一把鼻涕，咽下一肚子话，躲入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默默地走远。 “你就是一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屎壳螂！你从来就没有哥……”他在心里对自己这样大喊，把一个消防栓猛踢，踢到胶鞋破绽脚趾流血为止。
踢到自己昏头的时候，他突然朝一辆汽车迎头撞去，听到了汽车尖锐的刹车声。“孩子，你家住哪里？你听见我说话吗？……”他隐约听到了有人问话，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在依稀逆光中有耳际的一缕头发飘动，有美丽的下巴和脖子。
他太想大声喊出那两个陌生的字：“妈妈——”41
漂泊生涯从这一天开始，从他的一双破胶鞋开始。他睡过车站、公园、防空洞，还开始偷东西——那时候多见“大统楼”，多家合住一层，厨房是合用的，或干脆在走廊上。等主人们白天上班去了，他就去那里顺手牵羊，有一次喜出望外，捞得一只炖鸡，吃得自己满嘴流油，还把一只钢精锅卖了八毛钱。
他把一些赃物换成香烟，结识了不少烟友，经常扎堆街头吞云吐雾。其中一位大哥，家里无长辈，进出很方便，于是成了天然的贼窝和赌场。他就是在那里玩上了扑克，牌九，麻将，而且师从大哥很快学会了赌场作弊。这事其实简单，比如剪一硬纸片卡在酒杯里，酒杯实际上便成了两层。当骰子在上层摇得哗哗响时，下层的另一颗骰子却被庄家暗暗卡住并未真正摇动，于是出杯时的骰面朝向，一直得到暗中掌控。光是这一招，他和大哥就把一些老家伙赢得晕头转向。一个修钟表的，一个拉煤车的，还有一位被红卫兵强逼还俗的和尚，都在这里输得脱裤子。
聚赌满足不了烂仔们的胃口。不久，他越玩胆越大，终于玩到了大街上，出落成一个扒手王。最威风那一阵，他戴上小墨镜，迈开八字步，麾下有二十多个小伙计，横行五一路和南校场那一片，闹得很多行人神色惶惶。他其实用不着身体力行，经常把办公地点设在街心公园，选一凉爽的树阴处，呼呼睡上一觉，安心等待小喽啰们上税。他被手下人恭敬地低声叫醒，打一个哈欠，掰开钱包，取走大头，留下一口摔回去，如此而已。有时碰到一个毫无油水的卫生钱包，他还会很不耐烦地将其摔在来人的脸上，“你那个猪蹄子怎么还不剁掉？”
这时的对方就会谄笑，会点头哈腰，会屁滚尿流地一溜烟跑开去，投入更为艰巨的战斗。
王者当然也不白吃白喝。一个城市的扒手往往分成不同团伙，根据相互间不成文的约定，分别经营不同的街区。一旦有人越界经营，相当于偷别人的饭，相当于国家间的主权纠纷，战争便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会骗不如会打，一个扒手王如果还想混下去，就必须有效庇护臣民，用拳头、砖块、铁棍一类履行神圣的王者之责。“五（一路）帮”与“八（角楼）帮”的群殴就是这样发生的。贺疤子是“五帮”头，每一次都是最先出手，每一次都叫得最凶，“今天要搞死你”一类，“老子要挖死你”一类，在江湖上名声大震——其实他后来对我说，打要巧打，叫在先和打在先很重要，如此气势汹汹才能让人们印象深刻和远播威名。真正打开了以后呢，肯定是一场混战，谁都顾不上谁，胜了也是惨胜，你最好脚底下抹猪油——溜！
江湖名声也会引来麻烦。这一天，南北两派还未交手，就听到四周哨音大作，手电光柱乱射，原来是警察和民兵早已设伏，把这一带团团包围了。“条子糕呵——”贺疤子喊出撤退暗号，立马折入一条小巷，扑向路边一张纳凉的竹床，搂住一个睡熟的孩子，闭上眼睛，憋住呼吸。不一会，一串脚步声从旁边经过，感觉中有灯光在他身上照了照，还有人在竹床边停留了片刻。大概抓捕者以为他真睡了，或把这个小矮个看成了小孩，就过去了。
他的部下却大多落网。听到这消息，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太不像一个好汉，便一路打听来到警民联防的治安指挥部。
“你就是疤司令？”一位民兵头很吃惊，“还晓得来自首？”
“自什么首？我又没犯法。”
“没犯法？一切情况我们都清楚。每次都是你最先动手，每次都是你下手最毒。难怪你父亲三次登报同你脱离关系！”
“那是打坏人，为民除害。”
“你还狡辩？”
“我是替你们维护社会治安。”
“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来三句半？——跪下！”
他坚决不跪，死死揪住一张高靠背椅以为支撑。结果，他被四个民兵拳打脚踢，从椅子这边转过去，又从椅子那边旋过来，与椅子死死纠缠，人椅连体盘根错节，一块滚刀肉似乎不大好对付。汉子们气喘吁吁，搓揉自己的手，有点打不下去了。
“打呀，再打呀，莫停手。求求你们，今天非把我打死不可，千万要把我打死。你们不打死我，那就不好办，我要是活着出去了，回头就要一个一个来搞死你们，先从铁路局八栋的开始。”
其实他并不知道在场的哪一位来自铁路局，只是刚才昏天黑地时，好像听到有人说到铁路局宿舍八栋打来的什么电话，便暗暗记下了。
这一招果然管用。四个民兵互相看了一眼，再也不打他了。后半夜有人来点了一支蚊烟，送来两个馒头和一壶水，大概也与铁路局的暴露有关。
按当时的惩罚规则，疤子和他二十几个小兄弟被民兵武装押送，挂黑牌游了两次街，又去挖了二十天防空洞，读了三天的党报社论，就给释放了。放他的这一天，一个汉子（大概是家住铁路局的，他现在才真正看清了，认识了，对上号了）塞给他一包烟，说那天晚上的事么，动手是公事公办，没办法。
疤子抽燃一支烟，冷笑一声。“大哥，我这个人最不记仇，但以后要是铁路上有事要办，你不能不帮忙呵。”
“好说，好说。”对方居然一个劲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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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人偷了一个军人的文件包，据说涉及高端军事机密，全城的警察疯了一样拉网严查，逼得疤司令只好远走高飞。他本是下乡来找他哥，却不知又军早已离开白马湖，无意之间遇到了我。
我把他带到了水家坡，再次确认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以前熟悉的面孔，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你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放心，不会连累你的。”
“你……还是不要自暴自弃吧。”
“你是要我学好？我叫你爷，叫你活爷，给你烧高香，这个世界谁稀罕我学好？再说，什么是好？你能讲得清楚？一个老家伙同我说过，当一个银行员工，看见有的人来存一千块，有的人来存一块，会觉得人很不一样。要是当个掏粪工呢，就会觉得人人都一样，裤子一脱都是拉屎喷尿。连皇后、公主喷出的也是臭烘烘，根本不能看。这个世界就这么回事。”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这种振振有辞的厕所理论。
工区同事们好奇于他的街头阅历，但还是不大喜欢他，觉得他懒惰，还挑食，白吃白喝的，一口下流腔十分刺耳，比如把一些街头女叫做“马子”，叫做“楼子”，意义不大明确但联想空间污秽无比，足令女士们义愤填膺。因为主张卖掉我们养的一只猴，因为放毒饵差一点毒死那只猴，马楠大发一通猴妈脾气，更是同他翻了脸，不但不给他洗衣，在他面前收拾碗筷也给尽脸色重手重脚。
“他是个流氓犯吧？”马楠和蔡海伦机警地猜测。
“他是不是抢了银行？”“他是不是走私黄金？”“看他那样子不会是杀了人吧？……”其他人也议论纷纷，加强了对自家物品的看管，晚上睡觉时更不忘记紧闭房门。
作为他在这里的关系人，我只能尽力各方润滑，陪他下下棋，扯几手扑克，带他去见识“醉草”，又叫“睡草”或“懒婆草”的——据说人一嗅到它的气味就会昏昏欲睡。见他没多大兴趣，手操一根树枝有一下没一下的抽打草叶，我又推介“笑菌”，一种人吃了后会大笑不止的东西；再推介“麻树”，一种人沾上木液会皮肤溃烂的东西——以前农民械斗时常用这种毒液涂抹箭头，打猎也常用它涂抹矛尖。
我带他去打柴，顺便去找一找野生的山楂和猕猴桃。天已黄昏，枫林血红，桦树金黄，芦花玉白，一大群蝴蝶在遮天盖日而来。风在树梢间梳出嗖嗖的声响。烧制草木灰的烟雾爬上山坡四处弥漫。站在山顶上，远处的群山像凝固的大海，脚下山谷里秋色的斑斓五彩十分浓烈，交织成翻腾和流淌，是诗人们一见就要血压上升瞳孔放大并且“呵呵呵”的那种景象——但他对这一切还是看不上眼。
“你们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吧？还让人活不活？”他丢了柴捆，使劲抓挠两臂，还有额头上和耳后几个红包，一张蛤蟆脸上满是鄙薄。“做好事，拜托了，这就是你们的广阔天地？你们在这荒山野岭也待得住？你们这里是有金子挖还是有银子捡？乖乖，换上我，早就喝农药了。”
“艰苦环境对人是一种锤炼……”我的辩解肯定不大有力。
“屁话。你锻炼了，又怎么样？”
“我至少会砍柴……”
他哈哈大笑，“我也没见一年到头吃生米呵。告诉你，当时居委会也来动员我下乡。我同他们说，铐了去可以，捆了去可以，自己去肯定不行。”
“你妈也顶得住？没被那些老太婆们磨死？”
话刚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失言了。我忘记了他母亲已早逝，对于他来说只是一张照片，只是一些稀薄的想象。
“对不起……”
他面无表情，低下头，坐下去，一条背脊弯曲，把头埋在双膝之间，好久没有说话，肩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一条树枝被他使劲地折断，再折断，再折断，几近粉碎。
“对不起……”我拍拍他的肩，与他一起挑柴下山。
这一天夜里，我终于被他说动心，决计不再在这穷山沟里傻等机会。事实上，自马涛一案告破，树倒狐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也在暗暗找出路。“病退”看来是较为可行的首选，很多哥们姐们都成功了。但我能吃会睡，一百多斤骨肉健康得太让人沮丧，拿什么哄过医生的眼睛？我曾广泛打听坊间经验，在胸透时偷偷往肺部贴一锡箔纸片，或在量血压时似坐实蹲，暗暗用力，咬牙切齿，把要命的血压计水银柱给挤上去，但结果不是锡箔纸片露馅，就是水银柱升得不够高，只得一次次垂头丧气走出医院。看着那些出入医院大门的病人，看那些幸福的肺结核、高血压、风湿症、胃溃疡、罗圈腿……我嫉妒得差一点欲哭无泪。
我没法再装豪迈，誓言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卧薪尝胆也甘之如饴。这些话自己听了也虚。时间在一年年耗去，我得有一个决断。
“这好办。”贺亦民喷了一口烟，“我来打你一个骨折，等你户口回城后再接上就是。我认识一个妙手接骨的神医。”
“万一接不上呢？我是说万一。”
“瘸了就瘸了，也比你死在这里强吧？”
“你这算什么主意？”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你懂个屁呵。”
我不愿当瘸子，但想一想长痛不如短痛，为了夺回城市户口，为了合法地回到文明和进步，我既然无望招工和升学，既然没钱给官员送礼，那还能有什么招？再想一想，不就是一根骨头吗？我在红卫兵武斗时中过弹，左腿腓骨已非原装，眼下再上一次手术台，不算什么大事吧？就当自己再一次战场挂彩，伤痕累累地荣归故里，比暴尸沙场还是要强几分吧？
这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
第二天，我带亦民再去打柴，来到一个旧村落遗址，找到几堵土墙，一条石板路，还有一块刻有“酒酣醉卧”几个字的残碑，似乎有点什么来历。这是一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偏静处，便于动手。他要用扁担砍我的腿，我担心旧伤叠加新伤，今后不好治，没同意。他要用大石头砸脚，我怕他野蛮操作，搞得我太痛，也没同意。最后，我选择了左手（不如右手那么重要），选择了中指和食指（据说断两指是病退的起码伤残标准），塞在两扇厚重的木门之间。这样，他一脚踹上来，两门狠狠地相向一挤，指骨便可望嘎嘣一声断裂，我便可能在惨叫声中一举成功了。接下去，拍一张货真价实的X光片，我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拍在干部们面前，走回自己梦中五光十色的城市呵城市。
他朝我嘴里塞了一条毛巾，“准备好了？”
“好了。”
“你放松，不要运气。你一运气还不容易断。”
“我放松了……”其实我早已冒汗。 “你这鸟毛，哆嗦什么？”
“废话少说两句行不行？你要踢就踢。”
“你这筛糠的草包样子太好笑了。”
“臭疤子，你手脚利索点，不然我把你筑到尿桶里去！”
我再次闭上眼，感觉到对方丢了烟头，朝目标看了一眼，深吸了一口气，突然发动全身扑了过来。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的那一瞬，他卟嗵一声翻倒在门前，原来是抬脚之际被我横插一腿，蹬得失去了重心。“神经呵。”他眨眨眼，摸摸屁股，见我的左手早已抽出门缝，“你臭狗屎糊不上壁呵？你连做贼的格都没有，还想干大事。这又不是要你的命……”
我瘫软在地上，与他相对而坐，取出嘴里的毛巾，擦式头上的汗珠。“对不起，我还得再想想，再想想……”
“尿胀卵，我晓得你就是个尿胀卵。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你最好把你的冬瓜汤一直喝到共产主义！”他跳起来拂袖而去。
回到宿舍，我想给他一支烟，但烟盒已空了，于是我们各自撅起屁股去“打狗”，就是搜寻地上的烟头。我们照例划区包干。我把门厅、寝室、饭堂都划给他，只给自己留下门外的地坪，算是弥补对他的一份抱歉。“你不要生气，我再想想么……”我对他一再赔上笑脸。
这天晚上，我脑子里再次冒出多年前那个想象：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选动作和自创台词吗？当然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然的自行其是，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胶片制作者们预测、设计以及掌控——问题是，谁能告诉我下一分、下一秒的情节？那个情节就是我的两个指头再一次塞进门缝？
我把这两个指头摸了又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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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与身体
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这听上去像一个病句。我的意思是，人的心再大也得接受身体之囚。帕瓦罗蒂没法同时拥有乔丹的长腿和梦露的大胸。一个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眼睛留在唐朝，把耳朵留在民国，把手足或肠胃留给未来。
人的身体不仅有一次性和个人性，还有普遍性——这意思是说，稳定的基因遗传决定了全人类有形体大体相近，除了肤色有异，至今无人能长出牛角或羊尾。
这一事实很神奇。
但基因的大稳定下隐伏了丰富的差异和变化。有的个高，有的个矮；有的音盲，有的色盲；有的恐高，有的恐蚁；有的乳大，有的乳小；有的嗜肉，有的喜素；有的花粉过敏，有的干果过敏……这一切似乎与生俱来，原因不大明了。更容易忽略的是，圣女特蕾莎和魔头希特勒是否基因图谱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差异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决定？该由他们的祖辈负责，还是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2012年3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称：很多科学家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从根本上要归因于基因差异。”“文化价值观与携带5-羟色胺的基因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翻一翻美国《心理学家》之类杂志，可知不少专家还把偏激、懒惰、恶毒、共和党立场等都看成基因的产物。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迄今为止的各种政治、道德、文化的革新运动，看上去都像是无事生非，是闹哄哄的外行越位，只配基因专家们摇头冷笑了。
不过，对基因专家们的质疑是：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基因？如果基因是动态的，是可以改写的，那么它还算不算“基因”？还仅仅是一个实验室的问题？这种被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不断改写的基因，比如被特蕾莎们或希特勒们严重改写的5-羟色胺，换一个角度看，是否也该称为“基果”？
事情可能是这样。“基因”也是“基果”（至少应有这样的中文词）。每一个人都亦因亦果，是基因的承传者同时也是基因的改写者，即下一段基因演变过程的模糊源头。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实验室，正在悄悄实施各种转基因工程，正在比编织一份个人亦即群类的、稳定的顽强的亦即多变的生理未定稿——这听起来又像一个病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回到身体”一类口号，显然不宜止于春宫诗和红灯区一类通俗话题，而应转向每一个人身体更为微妙的变化，转向一个个人性的丰富舞台。
贺亦民的一份基因未定稿，不妨举例分说如下：
关于腿与腰
中国南方人普遍偏矮，其中一些高个头也多是腿短而腰长，长在一条腰上，比较合适几千年来的农耕事务：便于弯腰，便于上肢接近土地和庄稼。贺亦民的不幸在于，他属于矮中更矮，不知前辈们何时何地的一次精卵结合，在隔代遗传或邻代遗传之后，使他的身高大约是1.6 m，相当于时尚标准下的半残。
一种猜测是，北方以及更北方的那些游牧人，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打望牛羊需要高，远眺风云和敌人需要高，登上骏马更需要高，屈就地面的活动较少。于是，一种拔高的心理期待成就了遗传选择，给后代们留下了修长双腿。通过移民或战争，通过情愿或不情愿的交配，这种长腿也逐渐出现在某些农耕地带，成就了贺疤子眼下左侧的那个人——廖哥，一个山东小伙，正在用砂轮磨刀具。
廖哥是高中生，拥有这个街办小厂的最高学历，最喜欢说数理化，最喜欢别人叫他“廖工”。亦民向他打听收音机是怎么回事，还用小学生的算术方法解出一个方程题，得数似乎没错，但廖哥还是抹了他脑袋一把，抹得众人哈哈笑，一句赞扬也没有。没人把他古怪的算法当回事。
一天，他发现廖哥不吃饭，头发搭拉在额前，不时哀声叹气。一打听，才知对方失恋了——那个电工班的厂花，能拉手风琴的团支部书记，把廖哥偷偷递去的情书揉成一团扔回机修班。
“秋瞎子呵”贺亦民想给廖哥出气，“狐狸精一样，要她做什么？送给我也不能要。”
“疤鳖你少吹牛。”一位工友说，“不要再刺激我们的廖哥了。”
“我吹牛？只要我愿意，手指头一勾，花姑娘一堆堆的来，踢都踢不回去。”
“你勾几个母蚊子还差不多。” “小看人？要不，我今天同你打个赌。”
工友们一齐起哄：你要是钓不上鱼，以后天天请我们吃包子。要是钓上了，我们放你的假，三个月里替你顶班。
贺疤子觉得自己把话说大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他骑上脚踏车去一位邻居家借来《红楼梦》，还有两三本文学，放在柴油机旁，布下高雅的诱饵。接下来的安排，是他在电闸那里做点手脚，构成电工必须来检修的理由——报修时间当然必须在晚上，在厂花当班之时，以暧昧的月光朦胧为背景。
挎着电工袋的厂花就这样入套了，检修电闸时发现了《红楼梦》，发现了知识和艺术的亮点。亦民与她搭讪也很顺利，于是对方的工具柜里，从此有了一本接一本的名著，包括中国的，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疤子其实根本不懂那些天书，不过是掏钱买烟，每次都求邻居火线补课，让一个中学教师告诉他各书的要点，由他满头大汗地强记下来。主题，人物，风格等，这些奇怪词汇被他硬吞强咽。
“你看书这么快？是不是一目十行？”厂花吃了一惊，对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艺青年大为崇拜。
“这些书哪够我读的？都差不多读过两三遍啦。”
“我以为你不识繁体字。”
“不好意思，我本来打算研究一下甲骨文。”
“我以为你只会打架。”
“没书读的时候，不打架干什么？”
“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应该去上大学，应该去深造。你去北大呵、清华呵，或早稻田，我姨外婆那里。”
亦民以为“早稻田”是乡下什么地方，称自己最讨厌下田，决不下乡当知青。幸亏他这几句说得含混，没怎么引起对方注意——他后来得知“早稻田”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开始出现在电影院阴暗的观席——亦民提前通知工友，让他们到时候去电影院见证事实，把以后的肉包子备好。不经意之间，他目光离开银幕，瞥一眼身边的厂花，觉得这份战利品还真不是什么狐狸精。水汪汪的眼睛，翘翘的小鼻子，脸上两颗不大明显的雀斑，说错话时的捂嘴巴或伸舌头都居然令他心动。坏了，这差不多就是恋爱吧？就是重色轻友的开始吧？可怜的廖哥眼下不知在哪里抓狂，会不会捶胸顿足喷一口鲜血？
他想拉住对方的手，但刚碰到一个指头，对方立刻触电一样把手缩了回去。两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继续聚精会神于电影。
工厂附近两个高音喇叭不见了。警察们没费太大的周折，就在亦民的狗窝里发现了赃物，把他抓进派出所一关半个月。工厂也立即罚他每天去扫厕所。他再见厂花时，还没来得及控诉那个喇叭的可恶，没来得及说明自己下手是想给对方买一架手风琴，对方已煽了他一个耳光。
“你听我说，对不起……”
“我不听！”
“我是为了你……”
“你骗谁呢？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吃包子。”
对方把一摞书狠狠地砸在他身上，然后哭哭啼啼地歪斜着身子跑远了。他只能捡起几本书回家。在清理自己的工具柜时，他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熟悉的笔迹：
臭矮子，你是个无可药救的混蛋！
他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身影。据说廖哥也辞职了，与厂花相约去了另一个工厂。伙伴们见他愁闷，都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照他们的分析，看两场电影不算什么的，真要谈婚论嫁，光是他这三寸乌龟腿就过不了丈母娘那一关。人家是干什么的？团支部书记，工程师家的千金，即便被文学灌晕了，哪天一个喷嚏打醒了自己，也不愿意挎一个马桶上街吧？不愿以后生下一窝小马桶吧？喂，你脑子被门板夹坏了，还打算送手风琴，不如给弟兄们买包子呢。
亦民摸摸脸，没说话，再次看了看那张字条。
“臭矮子”——这一句很伤他。他记得廖哥也偷过厂里的轮胎（比高音喇叭还要贵），也受过处分（开除团籍的处分比他扫厕所还重）。如果厂花能够原谅廖哥而不能原谅他，那么事情显然另有原因，远非《红楼梦》什么的可以解释。
关于手
早在出入拘留所时，疤子就发现电工最舒服，最神气，哪怕蹲在牢房，也常被警察叫出去修电扇或修路灯，从来不必真坐牢也不必干重活。这样的高等囚犯有时还以购买零配件为由，骑上自行车上街去，叼一支烟吞云吐雾——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便装警察，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他拜一个瘸子为师，说什么也要当上一名电工，装出一台师傅家里那样的电子管电视机。但不论他给对方做了多少煤饼，挑了多少井水，买了多少白菜和萝卜，对方还是不让他碰一下万用表，只是丢给他几本中学物理课本。
他不服气，带上一个以前的小喽啰，决心自己去偷一个万用表。目标已确定，就是附近的一家电器厂。他去那里踩过点，发现侧门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偷偷将锁门的铁丝剪断，再虚虚的搭上，制造出门禁正常的假相，以便自己晚上下手。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他拎一只麻布袋再去时，门上的铁丝不见了，竟然已换成一把新锁。但箭已离弦不可回头，他只得踩着同伙的肩，翻墙上房，踩椽木前行，再揭瓦而下（利用自己以前当泥工的知识），溜入材料库房，用鸭嘴钳和钢锯打开铁皮柜（利用自己以前当钳工的知识），展开一次疯狂的打劫。
事前估计不足的是，他划完所有火柴后只找到了万用表和电焊枪，图谋中的变压器、三极管、可变电容等却不知在哪里。
“有人来了，来了……”
小扒手再次发出警告，吓得他慌慌逃离现场。哗啦一声，一脚踩偏了，几片瓦掉下去。两捆漆包线就是这时掉下去的，让他事后心痛不已。
他的豪华型、浪费型、破坏型的电工学习由此开始。大半个麻袋的元器件，他拿来就拆，拆不动就撬，撬不开就割，与其说是当电工，不如说更像杀鸡破鱼，各种试验完全不计成本。当然，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最要命难点的还是读书，是搞清楚这些鸡呀鱼呀的来龙去脉。他的决心是，人家一天读十页，他十天读一页总可以吧？人家读中文或英文，他凑上一点“贺文”也无妨吧？——“贺文”就是他的错别字，只有自己能够懂的那些王八蛋。以至很久以后他还把“绝缘”读成“绝绿”，把“高频”读成“高页”，把A和J读成扑克牌里的“尖”和“钩”。 他惨遭电击无数，麻木和晕倒是家常便饭。奇怪的是，他的两手似乎开始变化，对电越来越没感觉，220伏的家用电到了他手里，有时只有一点毛毛热。工友们不知他的身体有什么特别。一个小马桶，没胡子和头发稀的家伙，没有铜头铁臂也未见嚼铁吞钢，顶多只是皮粗骨硬一点，凭什么干活不用绝缘手套和电工钳？凭什么可以经常带电作业野蛮操作，根本不需要拉闸？有一次，连他自己也好奇，一手抓零线，一手抓火线，把两线头越捏越紧，眼睁睁看见自己嘴咬的一支测电笔亮了，更亮了，更亮了，引来伙伴们一片惊呼。他的手指头怎么没冒烟，也没见闪闪光弧？
伙伴们扒了他的衣服，发现他身上也没什么机关。用万用表测过他的全身，发现他带电时的鼻子电压超过110，肚脐电压超过90，阳具更不得了，电压超130……简直是根电棒，可以点亮电灯泡了，直接插到路边去当路灯。
一位教授前来仔细观察他的带电实验，说奥秘可能在他的手上。这双伤疤暗布和老茧相叠的手，相当于戴了胶皮手套，形成了电阻，虽能显现电压，但大大化解了电流强度，对身体形成了保护。
疤子倒是不大相信教授这一解释，更愿意这是自己变戏法的运气。他后来转向微电子，捣腾三极管一类，就是担心哪一天运气到了头，电流翻脸不认人，突然把自己烧成一团焦炭。他提醒自己还是离这家伙远一点好。
关于脑
贺电工受厂部推荐去工人技术大学读书。当时很多高级技工都出自这种学校。不过他没怎么珍惜这脱产的三年，没上过多少课，一直在社会上走穴混钱，东一鎯头西一棒子的什么业务都敢接，什么工程都敢碰，只差没在客户面前拍胸脯接下原子弹和核潜艇的订单。至于那张文凭，用他的话来说，红布壳子算是他的，证书芯子是同学们的——二十多门考试大多靠弟兄们帮忙才得以蒙混过关。他差不多据此可以写一本《舞弊大全》。
也许正是这种广泛流窜的经历，这种电工、装配工、钳工、车工、铣工、模具工、电镀工、铸造工、永磁磨工、木工、泥工、缝纫工等什么都混过的野路子，使他的技术见识极为古怪和狂野，脑结构异乎寻常。这个脑袋戳在肩膀上，装了一坛子沟纹密布的酸菜或豆腐（他吃得最多的东西），如果也算得上一个电器件，那么它的短路点不胜枚举，但也有反常的并联或串联，有胡乱搭接的密集电路，一塌糊涂的同时却灵感迭出，低效率和高性能并行不悖。
这个脑袋装不下很多重要的科学公式，装不下中学生的语法，甚至装不下小学生的九九表——他脱口而出就是“四七二十六”或“六八四十二”，见别人大笑才急忙更正，而且经常一错再错，说出来的变成“四七三十八”或“六八四十六”。他不可思议的困惑，是不知大家如何都能熟记九九表，眨一眨眼，摸一摸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这个脑袋装下的东西千奇百怪。随便一个什么工件，他拿在手里不用看标牌，几乎只是摸一摸，甚至是嗅一嗅，就能判断出是不是德国货（在他看来工艺水准最高），或是美国货，或是日本货，或是中国货……凭借一种无法言传的猜读法，他读不懂中学的英文课本，却能在网上猜英文，猜德文，跟踪世界最新技术。有一次，听说我去美国，便委托我去硅谷买芯片，是他在网上查到的一款。我取道硅谷，走街串巷七弯八拐，好容易找到那家设在地下室的SMR。洋经理看到订货单时大为吃惊——SMR在美国也默默无闻，他们刚刚开发的这一款新产品，连美国同行们都不大知道，如何这么快就被一个中国人盯上了？这位中国知音是何方神圣？
经理一再查看护照，觉得我至少也应该是来自台湾。我解释了好一阵，才让他明白“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英译差异。
其实哪是什么神圣？充其量就是一个技术魔怪，没有任何头衔、学位、职称、单位的个体户。用他的话来说，物理这东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是声、光、电、磁、核这几种解决手段。人不能被尿憋死么。人家用声，你为什么不能用光？人家用光，你为什么不能用磁？人家用磁，你为什么不能用核？……面对再大的难题，只要你善于急转弯，就可能别出一格，一举抠底。他首创全世界的K型水表，就是发现专家们一直着眼于降低叶轮的摩擦，着眼于叶轮重量，一条路走到黑，而他不过是斜出一招，在围棋盘上走象棋，在水面上跑火车，打一打磁悬浮的主意，叶轮重量和摩擦锐降为零的结果便令业界哗然。
好几位大学博士前来取经，他结结巴巴说不清，在厕所里躲了好半天，走出厕所时也只憋出一句：“你们呀，就是书读得太好了。”
这话很难让人理解。
想了想，又憋出一句：“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就得长一根斜筋，一根横筋，一根反筋。”
博士们面面相觑，还是一脸困惑。
他的意思是指现代院校分科太细，博士们读成了“窄士”，不容易跨学科打通？我可能没说对。他那六十多项发明专利，来自怎样的思想狂飙和技术胡闹，我更无从理解。据他供述，他砍瓜切菜般的发明史源于最初一次惊讶。那还是他初当电工不久，拆解了一大堆电表，无意间发现全世界的电表都有一个重大漏洞。这可能吗？天下还有这种惊天秘密滚到他的脚下，等待一个小电工捡便宜？一代代人殚精竭虑的技术改进，居然在一个毛小子面前露出了大屁股？
他带有几分自疑，在电表上三下五除二，发现电表当真不再走字了，或者说只按他的命令走字了。这让他震惊不已，一激动，便站在走道上大声吆喝，宣称他的电炉大开放：“社会主义的大锅电，不用白不用呵——”
老人要熬药的，女工要烘衣的，青年要炖肉的，都兴冲冲来到他的房间，差点把小屋子挤爆。贺电工干脆把门钥匙多配了几片，给这个那个胡乱分发。第二天，供电所的抄表员来查电表，眼睁睁地看见屋里的电炉红红火火，楼梯间那里的电表就是不走字。“偷电就是盗窃国家财产，就是违犯国家电力法，你晓得不？”他在电工班找到贺亦民，口水四溅地大叫。
“你说偷电就是偷电？”亦民不拿正眼看他，“总得拿一点证据吧？我文化不高，法律还是懂一点的。”
“电炉就在那里，还要什么证据？电炉在炖肉，电表不走字。怎么回事？” “玩戏法么。”
在场工友们哈哈大笑，气得抄表员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好吧，你玩，好好的玩，公安局会找你玩的。”
供电所长和警察来了，探头探脑一阵却没什么下文。接下来，市局的总工程师也来了，带来技术工人和各种设备，在这个厂区宿舍查了个天翻地覆。先是尝试整区停电，然后试一下分楼停电，最后试一下分层停电……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偷埋的暗线。电线槽板和总配电间被戳得稀烂，到处都有破壁残垣和满地渣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巷战。各种电表也换了十来个，各种检测工具轮番上，还是给不出一个说法。
总工程师提上两瓶酒和一大盒点心，只能在电工前满脸微笑。“小同志，局领导研究过了，只要你告诉我们偷电的办法，我们既往不咎，从轻处理，把你以前的欠费全免了。你看怎么样？”
“哎，哎，什么叫偷？没有物证，没有数据，一个总工程师说话就这样跑火车？”
“好，好，不说偷，就说是用，这总可以吧？”
“你们的电价也太高了吧。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要养老婆，要养仔，不玩点戏法怎么办？你们供电局是管饭，还是管尿片？”
“我深表同情，深表同情呵。这样吧，我再同领导说说，只要你配合，你以后不管用多少电，我们一律免费。好不好？”
“要是你们换领导了，到时候我找谁去？”
“算了吧。”高工再一次谄笑，“你看我，比你大了二十来岁。”
“西门庆比我还大了几百岁呢。”
“亦民同志，这样说吧，这样说吧。国家现在这么困难，百废待兴，电力先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一点责任。大家各退一步，都过得去，好不好？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好青年，又是厂里的技术革新能手，值得我好好学习。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为国家用好电，管好电，对不对？”
亦民是个顺毛驴子，听不得软话，接下了酒和点心，同意以后每个月交两块钱电费。
从这个月起，他交的电费永远是两元，直到多年后家境改善，直到他日夜享受中央空调，才主动改交电费每月一百。历届供电局领导不但接受这种霸王价，还经常登门送礼，对他千恩万谢。毕竟，他信守承诺守口如瓶，未让偷电技术扩散成灾，没把供电局活活地整垮，已是刀下留人皇恩浩荡。他们听说过，境内外有些商家曾出价七位数乃至八位数，希望购买他的秘密然后垄断全球新电表市场，但都被他拒绝。“放心吧，”他拍拍新局长的肩，“就算你是我老丈人，把三个女儿都嫁给我，我也不能告诉你呵。”
局长感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真是我们电业系统的衣食父母，不，你是整个国家的大英雄，大恩人！“
一个神电工，从此在江湖上爆得大名。在不少人看来，这家伙发现的秘密无人破解，各方专家莫奈其何，实在太神了（作为他的朋友，我有幸探知其中奥秘，但不得不信守承诺在这里守口如瓶）。至于八位数的进项打不动他，几句奉承话倒可灌翻他，则有几分神经。一个人的“神”与“神经”，差别可能本就不大罢。很多人说，少半步的“神”就是“神经”。多半步的“神经”就是“神”。
关于舌
传说一伙土匪绑得几张肉票，想辨出倒霉蛋们哭穷的真假，便做一桌饭菜看他们如何吃。一般来说，口味重的是穷人，口味淡的是富人，其中的道理，是穷人出汗多，需补充大量盐分；吃菜也少，菜里盐分相对集中，浓度必然提升。口味与身份的关系最先被这些土匪一眼看破。
贺电工的一条舌头差不多也是下贱标志，与妻子俞艳萍格格不入。婚前的穷日子似乎从两方面改变了他的口味：一条是多吃生厌，比如喝粥太多，使他眼下一见稀粥便恶心，饭粒要越硬越好；另一条是多吃成嗜，重口味一旦成为积习，重盐重油就成了他的命，大酸和大辣也必不可少。
他用满屋子神奇的自制电器和几项专利把女警察哄得五迷三道，但拐骗得手后，真要过日子了，两人吃不到一起去。警花对照书本科学配餐，在丈夫眼里那是拿草料拌白水，无异于逼他出轨。他装上一盆饭，总是端到邻家去吃，到这个姐姐或那个妹妹那里快活去了。男女的笑闹声总是从邻家飘来。
妻子一次次气得脸色发绿。
亦民赚了几笔专利费后，与一个香港人合股在深圳办了家公司，算是躲开了家里的餐桌战争。他觉得副董事长的职位很爽，没什么事，成天泡茶馆，看电影，打游戏机，洗澡按摩，找女服务生开开玩笑，还可花钱如流水，把故旧亲朋全请来吃海鲜。请到没人可请了，拿起电话不知往哪里打，便把自己以前的厂长也请了去。他说当年自己被对方扣奖金，到对方家里强吃赖喝，实在对不起。对方也一笑泯恩仇，说过去的事都过去啦。
亦民拍拍胸口，“等我发达了，先把厂里欠下的电费和材料费统统付清，再给你们盖两幢大楼。”
厂长也很激动，“那就好，那就好。苟富贵，勿相忘。”
小俞也来深圳探亲。深圳是个大洋场，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商界各路豪杰都不知来处，见面时总有暗暗的互相度量，互相揣摩，互相提防。在这种富人如林的地方，小俞一再为丈夫暗暗焦急。拜托了，你递出去的名片上是副董事长兼发明家，但动不动说粗话，动不动把裤脚搂到膝盖，把领带扯得像根吊颈绳，是不是还要当众抠脚趾？更戳心的是，到了高档餐厅里不懂蛋乳冻、冷冻慕斯、水果沙司、橙汁三文鱼也就算了，怎么连鲍鱼汁拌饭也不会吃？一举筷子就只知道红烧肉和咸鱼煲，甚至还要腐乳，搞得服务生好为难。你好歹也算是个老板吧？怎么像个刚刚越狱外逃的走私犯？
一些客人不时暗中交换眼色，亦民没看见，小俞可全看在眼里，回到住处忍不住一关门就叫：“五星级餐厅里要腐乳，骨子里都是穷酸气，亏你想得出！”
“怎么啦？”
“你不吃腐乳会死？”
“我出钱，顾客是上帝，他们凭什么不给？”
“你最好要他们给你一团盐。”
“他们的菜是太淡，不下饭。”
“你这人，真是没文化。没看见报上说吗？英国科学家研究的，每个人一天顶多只能吃六克盐，这才是科学，对心脏、对大脑、对肝肾，都有好处。你连这个都不懂，亏你还是什么副董。是不是在街上捡来几张名片就到处发？我坐在你旁边都臊得慌，一张脸算是丢尽了……” “嘿，俞神经，嫌丢脸你就不要来呵。这不丢脸的满街是，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型号应有尽有，你快去挎一个呵。”
两人恶吵了，恶摔了，还恶揪恶打了。警花当下泪水狂涌收拾衣物就走。可惜几件旗袍、抹胸裙、吊带裙，刚刚挂出来万紫千红，还没穿过一回，又一股脑收进了拉杆箱。
一年后，公司破产，贺副董身无分文，灰溜溜地回到家乡。他对破产的原因其实不太明白，只知道公司做过电器，也曾投资玉石，最后栽在一块地皮上。他完全看不懂财务平衡表，听别人说破产了，大概就是破产了吧。看陌生人来给汽车贴封条，那么自己就该走路了。见取款机一再回吐他的信用卡，那么自己就该吃泡面了。
他发现老婆对他很冷淡，但梳妆台前的香水瓶、护肤品、化妆品却多了不少，家里的香雾若有若无，不是什么好兆头。妻子的姐姐约他见面，在一个餐馆叫了几样菜和一瓶红酒。给他的两个纸袋里都是男式新款衬衣。
“我看你们过下去活受罪，不如好说好散。这件事我也不能不负责到底。”作为当年的媒人，大姐拿出几页文件摆上桌面。
“你们不要太势利。我这次确实栽了，但你们要相信……”
“我同你提过这事吗？说到了一个钱字吗？”
“你们也不要轻信谣言，以为我在外面如何。我其实蛮纯洁的。”
“你觉得我会信？”
“我切一根指头给你，发个毒誓，以后再也不打她了。”
“你早干嘛去了？”
“嘿，她还真要散呵？脑子没被驴踢坏吧？你去告诉她，现在的中年单身汉都是宝，全国抓一把，至少一亿在我的选择范围。她呢？”
“那就祝你好运！她的事，谢谢，你不用太关心。”
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涉下来，贺亦民费尽口舌，未能软化对方，见文书上已有老婆的签字，一生气，拿起笔也在那里戳几下，差点把纸页戳破，然后拿起账单头也不回地去了收银台。
“有财产分割事宜呢，你怎么不多看一下？” 大姐追了一句。
他回头道：“我被老婆休了，脸皮就是屁股皮，还要什么财产？你们要踹就踹彻底，把东西统统拿走，扫地出门，斩草除根！”
关于耳
自儿时唱过一次《美丽的哈瓦拿》，贺亦民再未唱过歌，对唱歌也毫无兴趣。这样，老婆生下的一个儿子，功课都还不错，可惜是一个音盲，一开口就是踩在西瓜皮上，溜到哪里算哪里，翻到哪里算哪里，专往不该去的地方去，每一句澎湃激情都给人吊颈或割肉的危机感，存心让听众抓肝挠肺。
丈夫连声说唱得好，唱得好。
老婆气不过，“这还叫好？你猪耳朵呵？人家的孩子不是钢琴五级、就是小提琴八级，有了你这样的爹，我家儿子能把普通话说对，就是祖宗那里烧高香了。”
老婆坚决相信这是一个遗传问题。钢琴买回来了，音乐家教也请来了，老婆希望对儿子的后天有所弥补。但丈夫没觉得那位上门的音乐副教授唱得怎么样，“马”来“马”去的，“鱼”来“鱼”去的，说是唱音阶，怎么听也就是一河马的水平。他更不明白老婆对那位小卷发为何眉开眼笑，又是切瓜，又是煲汤，又是开易拉罐，还一次次出门远送。那家伙的什么“美声”，什么“磁性”和“穿透”（均为老婆用语）无非就是嘴里含了个热萝卜，把每一句嚎得圆滚滚胖乎乎，糊糊涂涂的听不明白。这一锅热萝卜为何就能把一个女人迷得像个小老鼠？这只快乐小老鼠吃错了什么药？
他在电话机里稍动手脚，让电源线变成载波的电话线，这样家里打出的任何电话，他在数百步之内凡是有电源插座的地方，接上一个话机都可随意监听。果然，像他猜测的那样，他在邻居家听到老婆与副教授的电话，早已超出“磁性”和“穿透”，早已甜蜜无比。什么“明月松间照”，什么“春来江水绿如蓝”，哪来这样一些顺口溜？什么地中海，什么北海道，什么北欧人的反皮草运动，那家伙到底是教音乐还是搞旅游的？怎么一说就扯上十万八千里？
“宇宙这么大，个人这么小；时光这么长，生命这么短……这些话我都能背了，烦不烦人？”亦民这一天忍不住插了进去。
“喂喂，怎么串线了？”男声不无惊慌。
“要上床就上床。上床只有阴道，扯什么北海道？”
“喂喂，你是谁？”
“上床只有活塞运动，扯什么皮草不皮草？”
老婆的尖声冒出来：“贺亦民，你这个臭流氓——”
关于心（或X）
直到很晚近的年代，人们受教于解剖学，才知道“心”不等于心脏。“良心”“善心”“好心”“热心肠”“恻隐之心”……这些词语不过是一种指代，落在一个“心”字上并不完全合适。前人想必是从嘭嘭嘭的心跳发现了描述良知的最初依据，却不知良知远比那个泵血器官复杂得多。
测谎仪对前人的说法提供了部分支持。这种机器测出心律、血压、汗腺、胃液、泪囊等在良知苏醒时的异常，相当于触摸到人体内的隐形上帝。人体同则人心同。人体略同则人心略同。就基本面而言，正如肠胃定制了食欲，生殖器定制了性欲，心律、血压、汗腺、胃液、泪囊等方面的异动，即每个人的贴身上帝，一种或可称为X的遗传物，一种内在于身体里的灵魂，常在不经意间闪现和爆发，则成为人们意识最深处的呼唤，成为道德的一种生理性发动。这种发动甚至常在理智控制之外，不为当事人所觉。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仅仅藏有欲望——人们常说的上帝X并不在圣山之上或西天之远，倒是在所谓“自私的基因”之内。
作为初级的监测手段，测谎仪当然也有不太灵的时候。亦民当扒手小霸王的那阵，在警察和民兵面前说惯了假话，开口就编故事，不编故事还几乎开不了口。如果当时动用测谎仪，说不定他心律正常时说的话最假，倒是脸红、眼眨、汗流、结结巴巴之时，说出来的倒有几分真。
测谎仪一类也常常困于人们闹心、恶心、惊心情况大不相同的难题。贺亦民闹心的，俞艳萍不一定闹心。贺亦民和俞艳萍都闹心的，其他人可能不闹心。民族、宗教、性别、职业、个性等方面形成的诸多变量，需要监测者小心甄别和修正。这一天就是这样：儿子过十岁生日，一家三口吃完生日蛋糕。为父者咳了一声，再次说出一通混账话。“小子，再过八个生日，就是你是十八岁。你给我记住，从那以后，除非你有本事继续升学，否则老子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了。你是你，我是我，各找各的饭吃。” 儿子吓得脸色发白。
“如果我以后看见你在街上讨饭，我不但不会给你钱，不但扭头就走，说不定还要踹你一脚。同样，如果你以后看见我讨饭，你也不要给我钱，也要扭头就走，最好还要狠狠地踹我一脚。记住没有？”
老婆几乎跳起来大叫：“姓贺的，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爹？”
亦民眨了眨眼，“我怎么啦？”
“什么讨饭不讨饭？”
“一个人不会劳动，不就得去讨饭？一个讨饭的儿子，还算什么儿子？一个讨饭的爹，还有资格当爹？”
亦民觉得自己说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相反，慈祥老师们说的那些“自我”呵，“成功”呵，“追梦”呵，“放飞人生”呵，“自由发展”呵，“把快乐进行到底”呵……在他听来没几句上道，差不多就是自己当年对付警察的忽悠，是存心给人下套。不是吗？他哥郭又军的那个丹丹，那一个被爱得不耐烦的大宠物，把这个世界当宝宝乐园，成天叼一个关爱的奶瓶，总是等着兔妈妈鹿阿姨鹅大姐喂笑脸，将来不会是一个废人？又军那个鳖脑子被酱油浸透了，以为女儿的幸福是爱出来的而不是拼出来的？
又军来找过他，大概下了很大决心，在小饭店里坐下后又脸红又搓手的，说得结结巴巴。他告诉弟弟，他那个国营大厂彻底完蛋了。想不通呵想不通——汽车、发电机、锅炉、机床什么的都拿去抵了债，一些客户也拿苹果或大葱来抵厂里的债。工人领不到钱，只能一人领两筐大葱，把大葱吃得要呕，以至公共厕所里都是满鼻子大葱味。厂里把最泼、最浪、最烂的女工都派出去催账，在欠款方那里跳脚骂街，卧地打滚，叩头苦求，挂绳子威胁上吊，甚至帮人家端茶扫地洗短裤，权当自己是丫环使女……但一切都成效甚微，讨不回几个钱。工人们跑到厂长家里逼要工资。那厂长呢，上任还不到一年的倒霉蛋，在手表、自行车以及西装革履被工人们哄抢一空之后，觉得无脸面对家人，一时想不开便卧轨自杀了，怎一个“惨”字了得。
“亦民，你混得好，脚路宽，给哥找点什么活吧。”又军鼻子一酸，摇了摇头，“我什么苦都能吃，有的是力气。你知道的，我当了五年的先进工作者，不会是个懒人吧？就算你让我扛包——当年我们车间为了给厂里省下装卸费，大家都是义务装卸，煤，沙子，水泥，圆钢，生铁，什么没扛过？三伏天里，闷罐子车皮成了个大烤炉，人人都烤出了一身痱子，累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有谁要过奖金吗？”
亦民说：“我也栽了，眼下还不知道谁来雇我。”
“要不你借我一点钱？”
“我没钱。”
“我只借三个月，顶多半年。我保证，你嫂子一寄钱来，我就……”
“哥，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算我有钱也要有个借的理由。你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回头找我来割肉，这事是不是有点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好不好？看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就算你不认我们的爹，但看在娘的面子上，你帮我过了这个坎……”
“慢点，慢点。”弟弟一抬手，“郭又军同志，郭又军先生，郭又军老兄阁下，话别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一不缺手，二不缺腿，凭什么我要借给你？我是很想借给你，但得找个道理吧？是法律还是政策，规定我必须为你的送温暖工程买单？”
又军怔住了，认真地看了他片刻，突然抽了自己一耳光，有一种腹痛难忍闭眼咬牙的表情。“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你也确实不容易……”
弟弟还是一脸平静，起身离去结账。只是结账时女掌柜拒收他一张破钞票，惹毛了他，与对方大吵一架，还差点大打出手。幸亏又军赶上去劝开了手执菜刀的厨师，说了一大堆好话，掏钱付了餐费，把弟弟推出店门。
兄弟这一别又是很久没来往，连电话也没有。他们多年来大多如此，过得似乎有点没心没肺。这一天，亦民骑一辆破摩托经过香樟路，打算去二里桥淘一淘电器元件，再会一位老客户。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街市如常，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购物的购物，一眼看去毫无异常。孩子放风筝和少女赴约会就应该选这样的日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也应该选这样的日子吧。他贺疤子也没有任何理由在这样的一天与自己过不去。他事后一直不明白，过路口时自己为何朝右边多瞥了一眼，于是看见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看见了几个大盖帽的那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又军，是他护住自己的一个水果摊，向大盖帽们求告什么。一个大盖帽夺走了他的台秤，拎走了他的化纤袋。另一个大盖帽正在拉扯他的三轮脚踏车，大概恼火于拉不动，把几块隔板踢得稀里哗啦。又军忙给对方赔笑和敬烟，不料对方一扬手，把整个烟盒打飞了。又军虽然身坯够大，但被对方连推带扯，脑袋摇得像根弹簧，一顶棉帽滚落在地上。“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的声音又瘪又尖，像出自一位老太婆没牙的嘴，“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这就收摊还不行吗？”
对方不打算放他一马，推得他偏偏欲倒，一抬脚踢翻了货筐，于是苹果什么的满地乱滚……
贺亦民全身血涌，二话没说跳下摩托，在路边捡起一块砖便冲上去，朝那个矮胖子的背影高高地劈下。
砖渣四溅，发出沉闷的一声。
然后是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都投向那个大盖帽，只见他没怎么动，保持两手前伸的僵硬姿态，一条腰身缓缓地旋转，还未转到可以后视的角度，便两眼翻白嘴角歪斜，哗啦啦翻倒下去。周围的惊呼声四起。
“杀人啦——”
“出人命啦——”
没有任何人上来。相反，人影四泄，很快给贺亦民留出一片开阔地，如同让一个节目主持人独占巨大舞台，听任他丢了砖块，拍拍手，拂拂衣，从容走回自己的摩托，慢腾腾发动了机器。他飞车离去时也没发现什么人阻拦或追赶，引擎声轰然震天，几乎有一种寻常下班时的自由自在。
只是回到住所后，他打开电视机，才发现屏幕下方飘出了警方通缉令：
犯罪嫌疑人男性，身高不足一米六五，四十五岁左右，分头，扁平脸，戴墨镜，穿麻灰色夹克，骑一辆无牌照的嘉陵牌黑色摩托，在今天的香椿路口暴力袭击执法人员，然后朝沿江大道方向逃窜……
电话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发现是又军打来的，实在不愿接这个电话，把被子一拉，睡了。
他像在同自己赌气，对自己的出手有些意乱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