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锋《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

来源 :民族文学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lu198412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锋的《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力作,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即对“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及其影响性的研究,对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的系统性梳理和整体性把握,以及考证过程中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娴熟运用。这不仅对于土司文学、土家族文学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古代民族文学的研究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其他文献
石华是朝鲜族文坛的中坚诗人。文章从自我的确立与超越、延边意象与民族文化、时代变革与现实焦虑等三个方面分析石华诗歌的思想内容,并通过分析以“延边”命名的系列诗歌中的部分文本用典和戏仿的情况,阐述石华诗歌的艺术特色。石华的诗歌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手法开启了朝鲜族诗歌发展的新时代。
继承、借鉴、创新是巴·布林贝赫对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他本人也用毕生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规律。在民族性向度上,他始终将文化传统作为文学创作的根基和起点,全面继承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古典韵文修辞形式、艺术手法、结构模式、文化心理、审美理想,并汇通古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开放性向度上,从汉族诗歌借鉴意境与巧思,从俄苏诗歌及西方浪漫主义那里借鉴自由抒情,从外国叙事诗中借鉴“以抒情的方式叙事”的思想,从泰戈尔等人那里借鉴唯美精巧的散文诗创作艺术,并将这些外来因素真正融入到蒙古族民间传统中;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继
《老舍自述(注疏本)》不仅是一部充满现场感的作家自传,通过选取作家相关作品,还带有作品选本的作用。选取的作品大多是一般选本较少见到的篇目,甚至包括部分旧体诗词,这对老舍作品普及具有很大益处。同时因为附有注疏,又为自述增添了许多旁证史料和研究成果,加强了可读性,对老舍研究的深入更具有相当价值。
老舍创作语言发生过两次明显变化,矫正过三个“错”。两次变化都涉及方言土语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关系。第一次变化发生在现代汉语史第一期,矫正了“乱用”方言土语和文白相间的“错”;第二次变化弃用方言土语,运用普通话,力求规范化。老舍对汉语规范化和方言土语的态度都存在弃用反复、矛盾游移现象。囿于学科壁垒,语言分析和文学解读分歧较大。
民间说唱大师、著名胡尔奇琶杰去世后,蒙古族当代文学奠基人之一巴·布林贝赫发表散文《长了翅膀的歌——忆琶杰老人》追忆琶杰。文章基于巴·布林贝赫一文,通过对琶杰吸引听众的技艺、精湛的语言艺术及他的胡仁·乌力格尔说书、英雄史诗、好来宝、民歌的内容主题的综合分析,从诗人的视角阐释琶杰既是蒙古族杰出的艺术家和语言大师,也是当代民间艺人学习之楷模。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以其较为丰富的话语样态,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若干体裁中极具代表性,呈现了多元化、多声部和多样性的写作特征。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可以分为族群文化抒情、“十七年”文学模式的延续、口语诗与意象消减、流动与现代性、工人书写等多种话语样态。从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话语走向来看,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由“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主题高度聚集性转向了更具文化多样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新型写作。
玛拉沁夫小说《茫茫的草原》的情节人物等深受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影响,但后者笔下的哥萨克人没有融入国家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以悲剧结尾,而前者笔下的蒙古族人获得了国家建设者和捍卫者的成员身份。此因玛拉沁夫坚守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初衷,讲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
受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北宋文人的“谏诤”观呈现出以“大一统”和民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时代性特征。宋夏关系是主导北宋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助北宋文人谏诤精神形成的主导原因。在北宋的诗文、奏议中,我们随处可见文人对宋夏关系全方位的展现与评判,从中可以窥探北宋文人富有时代性的“谏诤”观念。有鉴于此,文章以宋夏关系为研究视点,集中讨论北宋文人“谏诤”观念的生成背景与创作实践,以此对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层观照。
金章宗在位约二十年间,国力盛极而衰,文学平缓上升。他雅好文辞,改革科举制度,重用和关心文人,营造出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环境。他经常发表一些精要剀切的文学评论,鼓励和鞭策文人,引导文人创作活动。他天资聪颖,咏物词、写景诗清雅纯熟,标志着完全融入汉语文学的巨大进步。金章宗朝为金末文学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的积累。
晚清时期,发生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一系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大事件,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个时期,全国包括八旗进行了英勇抵抗,八旗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诗人。他们的诗歌除了书写个人情感之外,将“黄帝胄”“中华”“华夏”入诗,抒发了全国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愿望,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华”意识,并以此为核心展现了对国家局势强烈的忧国情怀,从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以诗证史的作用,因此也就具有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