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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学生的作文里看到赞美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多梦的时节”“如花的岁月”，每当此时，羡慕之余，也总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的学生时代。
作为1960年出生的人，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度过的。那是一个思想狂热的年代，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一个教育凋零的年代。课堂内，少得可怜的文化知识总是伴随着充满政治色彩的语录和口号令似懂非懂的我们感到索然寡味；课堂外，狂热的“破四旧”的浪潮，把包括经典在内的文化遗产通通当作“毒草”荡涤殆尽。无数像我一样的孩子，精神世界面临着可怕的荒芜。然而，就是在这样贫乏的学习生活中，在屈指可数的几门文化课中，我却对语文学习发生了兴趣。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都希望我报考医学院校，子承父业，我却自作主张选择了师范院校中文系，现在想来也正源于萌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语文情结。
记得那是1969年，还上小学的我随父母落实“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精神，下放到通河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我在那个镇的中心校上学。教语文课的是一位姓朱的回乡青年，有一天，他领着我们把《为人民服务》背了几遍后，也许是看出我们有些百无聊赖的情绪，便说：“今天课先到这儿，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吧。”我们立刻高兴地拍起手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先讲了“刻舟求剑”，又讲了“塞翁失马”，这些今天的学生都可以随口道来的寓言，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那样新奇有趣。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时，和父母讲起了白天课堂上的新鲜事，邻家一位姓张的叔叔当时也在场，他原是哈市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随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一起下放的，听了我的讲述，他默默起身进屋拿出一本书递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本封面设计古色古香的《中国古代成语故事选》，我高兴的几乎跳起来，这是我上小学以来除小人书外读到的第一本语文课外书。书中或富含哲理或趣味横生的故事令我废寝忘食，也燃起我找书读的热情。尽管是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一书难求，但我仍然想尽办法从父母的同事那里借来了几本在当时极为稀罕的小说，记得其中有一本还是没有封面的《烈火金刚》。山村经常停电，我常常是趴在炕头上借着烛光读到深夜。那几本书成了我文学阅读的启蒙之作。
1972年随父母回城后不久，我上了中学。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虽然文化禁锢的形势稍有松动，但读“文革”前出版的书籍还近乎奢求，尤其是文学作品。记得一位同学就因偷看了一本叫《多浪河边》的小说并讲给别人听，被工宣队定性为“看黄色小说”而不许入团。书店里有售的《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等数量极少，几乎转眼告罄，更何况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买许多书。我得感谢我的母亲。那时学校因为校舍紧张，实行的是“二部上课制”，每天只上半天课，她为了不让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放学后跑到街上胡混或偷跑到江边游泳，便利用关系从医院图书馆的藏书室里悄悄借来一些旧书给我。那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日子。七十回本的《水浒》，让传说中的梁山好汉成为我熟悉的朋友；一套《西游记》让记忆里降妖故事的片断成为完整的经典；《林海雪原》为我把样板戏中的杨子荣还原成生活中的英雄；《暴风骤雨》使我对故乡轰轰烈烈的斗争历史有了形象化的了解。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拿回来的居然是一本没头没尾的书，看完也不知是什么小说，只知道是写闯王起义的故事，直到上了大学才知道那是姚雪垠的《李自成》。
中学的时光是短暂的，但却在我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那就是在语文学习的路上两位影响我一生的语文老师。
一位叫施禹尧，是个个子高大的男老师，因为参过军，所以走路时总是挺直腰板，步伐矫健。但一站在讲台上讲起课来却是书卷气十足。他本来不教我们班，因为我们的老师休假他才给我们代了一段时间课。他一走进教室，同学们便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的母亲过去是个大人物，家门显赫，至于怎样显赫则谁也说不清。一直到80年代报纸上连载了他写母亲的小说，我们才知道他的母亲原来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而当时我们即使知道施剑翘的名字也不会清楚是谁。但他朗讀课文时极富磁性的声音，和黑板上一手漂亮的隶书，当时却的确折服了我们。那时教材的内容很单调枯燥，他曾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拿到课堂上读给我们听。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位语文教师的责任心和语文素养的魅力。他后来调到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我当了教师后参加教研活动见到他，他依旧用那极富磁性的声音嘱咐我，你们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太少，当了老师要挤时间多看些书，不读书是当不好语文老师的。这些话我至今还牢记着，今天能够在教学上取得一点成绩，和他对我的影响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另一位就是我的班主任吴淑珍老师。她从教师岗位上退休时，已经是获得“特级教师”“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的名师了。那时的她，刚步入中年，圆圆的面庞上总挂着慈祥的笑意，即使嗔视时眉宇间也透着和蔼。但她在语文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可是一点也不含糊，她知道我喜欢学语文，所以格外“关照”我：《石壕吏》别人可以回家背，我却必须当堂倒背如流；《愚公移山》读完课文，让我先给大家讲一段；开“评《水浒》，批宋江”的班会，点我第一个发言；运动会学校征集各班稿件，我必须比别人数量多。那时，难免有时有些腹诽，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听说读写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关照”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现在还珍藏着中学时代的周记本，那里面每一篇的后面都用红笔密密麻麻写满评语，正是这些评语使我没有像别人一样仅把它当作作业完成，而是充满兴趣去写，又充满兴趣地期待着评语。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那是一次到八区粮库学工劳动，任务是帮助工人往库里运粮食。刚过中午，天上突然乌云密布，暴雨将临，工人们纷纷跑向停在铁道线上的运粮火车，用苫布去盖裸露在车厢中的装粮食的麻袋。我和十几个同学也跑去参加抢险，刚爬上车厢，豆大的雨点就下来了。我们在雨中喊着号子拖着湿重的帆布，突然，不知谁领头唱了一句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顿时，大伙一起都唱了起来，歌声雷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感人。后来，我们得到了校工宣队的表扬，要求我们每人写一篇劳动心得。也许是这次经历太令我激动而难忘了，我实在不愿再写什么“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心却与工人阶级贴得更近了”之类的套话了，便自作主张写了一篇记叙文，题目就叫《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文章交给班任后，我心里也有些忐忑，以作文充劳动心得，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吧？几天后的中午，我刚走进学校前厅，就看见在前厅中央壁报栏里赫然张贴着用大作文纸抄写的我的作文，后面是用红笔写的评语，是熟悉的吴老师的笔迹。那几天我一直陶醉在别人羡慕的目光和自己快乐的心情里。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兴趣变得格外强烈，甚至开始尝试创作并多次在学校获奖。
白驹过隙，转眼我走上讲台也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努力像当年我的老师一样，用自己的教学催生、呵护一棵棵充满语文情结的心芽。因为我忘不了在那个艰难的特殊年代里所得到的呵护和关爱。我常想，我是不幸的，因为在最需要文化滋养的年龄却遭逢“大革文化命”的运动；我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不幸的年代却有那么多可敬的师长给了我知识的雨露和阳光，帮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如今，师长们或已故去，或已步入垂暮之年，然而他们播撒在我心头的种子却在这个文化的春天里茁长。逝去的岁月是无法追回的，我唯有珍惜有限的时光，用生命去延续师长们的期望与梦想。
作为1960年出生的人，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度过的。那是一个思想狂热的年代，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一个教育凋零的年代。课堂内，少得可怜的文化知识总是伴随着充满政治色彩的语录和口号令似懂非懂的我们感到索然寡味；课堂外，狂热的“破四旧”的浪潮，把包括经典在内的文化遗产通通当作“毒草”荡涤殆尽。无数像我一样的孩子，精神世界面临着可怕的荒芜。然而，就是在这样贫乏的学习生活中，在屈指可数的几门文化课中，我却对语文学习发生了兴趣。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都希望我报考医学院校，子承父业，我却自作主张选择了师范院校中文系，现在想来也正源于萌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语文情结。
记得那是1969年，还上小学的我随父母落实“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精神，下放到通河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我在那个镇的中心校上学。教语文课的是一位姓朱的回乡青年，有一天，他领着我们把《为人民服务》背了几遍后，也许是看出我们有些百无聊赖的情绪，便说：“今天课先到这儿，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吧。”我们立刻高兴地拍起手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先讲了“刻舟求剑”，又讲了“塞翁失马”，这些今天的学生都可以随口道来的寓言，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那样新奇有趣。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时，和父母讲起了白天课堂上的新鲜事，邻家一位姓张的叔叔当时也在场，他原是哈市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随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一起下放的，听了我的讲述，他默默起身进屋拿出一本书递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本封面设计古色古香的《中国古代成语故事选》，我高兴的几乎跳起来，这是我上小学以来除小人书外读到的第一本语文课外书。书中或富含哲理或趣味横生的故事令我废寝忘食，也燃起我找书读的热情。尽管是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一书难求，但我仍然想尽办法从父母的同事那里借来了几本在当时极为稀罕的小说，记得其中有一本还是没有封面的《烈火金刚》。山村经常停电，我常常是趴在炕头上借着烛光读到深夜。那几本书成了我文学阅读的启蒙之作。
1972年随父母回城后不久，我上了中学。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虽然文化禁锢的形势稍有松动，但读“文革”前出版的书籍还近乎奢求，尤其是文学作品。记得一位同学就因偷看了一本叫《多浪河边》的小说并讲给别人听，被工宣队定性为“看黄色小说”而不许入团。书店里有售的《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等数量极少，几乎转眼告罄，更何况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买许多书。我得感谢我的母亲。那时学校因为校舍紧张，实行的是“二部上课制”，每天只上半天课，她为了不让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放学后跑到街上胡混或偷跑到江边游泳，便利用关系从医院图书馆的藏书室里悄悄借来一些旧书给我。那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日子。七十回本的《水浒》，让传说中的梁山好汉成为我熟悉的朋友；一套《西游记》让记忆里降妖故事的片断成为完整的经典；《林海雪原》为我把样板戏中的杨子荣还原成生活中的英雄；《暴风骤雨》使我对故乡轰轰烈烈的斗争历史有了形象化的了解。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拿回来的居然是一本没头没尾的书，看完也不知是什么小说，只知道是写闯王起义的故事，直到上了大学才知道那是姚雪垠的《李自成》。
中学的时光是短暂的，但却在我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那就是在语文学习的路上两位影响我一生的语文老师。
一位叫施禹尧，是个个子高大的男老师，因为参过军，所以走路时总是挺直腰板，步伐矫健。但一站在讲台上讲起课来却是书卷气十足。他本来不教我们班，因为我们的老师休假他才给我们代了一段时间课。他一走进教室，同学们便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的母亲过去是个大人物，家门显赫，至于怎样显赫则谁也说不清。一直到80年代报纸上连载了他写母亲的小说，我们才知道他的母亲原来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而当时我们即使知道施剑翘的名字也不会清楚是谁。但他朗讀课文时极富磁性的声音，和黑板上一手漂亮的隶书，当时却的确折服了我们。那时教材的内容很单调枯燥，他曾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拿到课堂上读给我们听。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位语文教师的责任心和语文素养的魅力。他后来调到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我当了教师后参加教研活动见到他，他依旧用那极富磁性的声音嘱咐我，你们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太少，当了老师要挤时间多看些书，不读书是当不好语文老师的。这些话我至今还牢记着，今天能够在教学上取得一点成绩，和他对我的影响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另一位就是我的班主任吴淑珍老师。她从教师岗位上退休时，已经是获得“特级教师”“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的名师了。那时的她，刚步入中年，圆圆的面庞上总挂着慈祥的笑意，即使嗔视时眉宇间也透着和蔼。但她在语文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可是一点也不含糊，她知道我喜欢学语文，所以格外“关照”我：《石壕吏》别人可以回家背，我却必须当堂倒背如流；《愚公移山》读完课文，让我先给大家讲一段；开“评《水浒》，批宋江”的班会，点我第一个发言；运动会学校征集各班稿件，我必须比别人数量多。那时，难免有时有些腹诽，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听说读写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关照”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现在还珍藏着中学时代的周记本，那里面每一篇的后面都用红笔密密麻麻写满评语，正是这些评语使我没有像别人一样仅把它当作作业完成，而是充满兴趣去写，又充满兴趣地期待着评语。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那是一次到八区粮库学工劳动，任务是帮助工人往库里运粮食。刚过中午，天上突然乌云密布，暴雨将临，工人们纷纷跑向停在铁道线上的运粮火车，用苫布去盖裸露在车厢中的装粮食的麻袋。我和十几个同学也跑去参加抢险，刚爬上车厢，豆大的雨点就下来了。我们在雨中喊着号子拖着湿重的帆布，突然，不知谁领头唱了一句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顿时，大伙一起都唱了起来，歌声雷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感人。后来，我们得到了校工宣队的表扬，要求我们每人写一篇劳动心得。也许是这次经历太令我激动而难忘了，我实在不愿再写什么“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心却与工人阶级贴得更近了”之类的套话了，便自作主张写了一篇记叙文，题目就叫《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文章交给班任后，我心里也有些忐忑，以作文充劳动心得，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吧？几天后的中午，我刚走进学校前厅，就看见在前厅中央壁报栏里赫然张贴着用大作文纸抄写的我的作文，后面是用红笔写的评语，是熟悉的吴老师的笔迹。那几天我一直陶醉在别人羡慕的目光和自己快乐的心情里。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兴趣变得格外强烈，甚至开始尝试创作并多次在学校获奖。
白驹过隙，转眼我走上讲台也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努力像当年我的老师一样，用自己的教学催生、呵护一棵棵充满语文情结的心芽。因为我忘不了在那个艰难的特殊年代里所得到的呵护和关爱。我常想，我是不幸的，因为在最需要文化滋养的年龄却遭逢“大革文化命”的运动；我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不幸的年代却有那么多可敬的师长给了我知识的雨露和阳光，帮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如今，师长们或已故去，或已步入垂暮之年，然而他们播撒在我心头的种子却在这个文化的春天里茁长。逝去的岁月是无法追回的，我唯有珍惜有限的时光，用生命去延续师长们的期望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