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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及时调整了工作思路和对策,提出并实施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工作方略,不仅保存了已有的队伍,团结了大批群众,而且还大大发展了党的组织,为后来民主运动的兴起积蓄了力量。“三勤”工作策略实施的经验及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今天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践行群众路线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三勤;工作方略;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25-03
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如同安泰和大地的关系。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群众。抗战初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终于获得某些在群众中公开活动的机会,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至1943年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面临着极大困难:一方面,为了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战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日伪和国民党破坏的危险。如何既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又防止党的力量遭到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以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实施有效的工作策略。
一、“三勤”的提出
上海与其他国统区比有其独特性。公共租界的存在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空隙,但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将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进入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党员人数一度缩减,阵地缩小。在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城市工作方式和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间,逐步确定在国统区内实施“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为了配合贯彻这一方针,同时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策略。
“三勤”是周恩来在1941年提出的。其具体要求是:在国统区内,每个党员不靠组织关系,而是依靠自己,或利用家庭社会关系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通过职业广泛进入教育、军事、经济等各个社会领域,并努力搞好本职业务,尽力做到业务精通,技术精湛,成为各单位的行家、专家,从而取得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有了职业的党员,除了勤业还必须勤学,通过学习来提高思想素质、职业素质,增强认识社会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为党开展工作;勤交友是勤学、勤业的落脚点。有了职业的党员要通过勤交友来扩大自身的工作、生活空间,广泛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联系群众的范围,积蓄革命力量。也就是说,党员在学校的,要用功读书,成为同学信任的好学生;在职的要努力学习,提高修养和工作技能,成为有威望的技术能手或者业务骨干,藉此使党组织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使每个党员成为紧密联系群众、推动群众从事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从“三勤”的内容看,它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联系群众、扎根群众具有普遍意义。然而,由于它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并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工作方式,因此它又带有鲜明的策略性和斗争的艺术性。这种策略性就在于它既要使党组织和党员做到扎根群众,引领群众,又要保证隐蔽精干,保存实力,避免党组织遭破坏。也就是说,它既是党联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党的一种工作策略。正因如此,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扎根群众的工作方略。
二、“三勤”工作策略的实施及其成效
“三勤”策略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国统区政治形势总体变化而提出的,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则结合上海地区的工作实际,将其进行因地制宜的转化,使之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既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基,密切了党群关系,发挥了引导群众、影响群众的作用,又保存了自身的力量,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了加强,成为了摧不垮、打不散的战斗堡垒。
首先,撤并了党“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使党组织和党员进入到全市重要产业部门、要害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党的力量。“三勤”工作策略的基本要求是,党必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同时又要保存力量,不做无谓牺牲。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指出: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搞武装斗争,党的工作必须打入社会。因此,他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要转到地下去,要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撤并“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1]。1942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要求大后方党的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必要时县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2],加强基层党员力量。随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立即调整组织力量分配,减少上级机关。如,撤销基督教学委等,由相同职能的机关进行统一领导。撤销后的主要领导同志到社会中去,寻找职业,深入群众,建立基层党组织。撤并这些“空架子”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基层力量大大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且这些基层党组织逐渐成为了党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堡垒”,为之后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依据“三勤”工作策略的要求,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除了在组织上进行调整以外,还在力量上进行了统筹安排,即有重点地进入重要产业部门、要害单位。在上海全面沦陷时期,共产党员只有数百名,只有将这些党员打入社会各种要害部门,才能将党的影响扩展到最大化。于是,中共上海工委将原来英美企业、华商企业中的党员,抽调到机器厂、造船厂等敌军工生产单位以及一些要害部门、地区去开辟组织工作,发展党的力量。到1943年底,工委系统已经在市政、交通、邮电、海员、铁路、机器、造船、纱厂等主要产业要害部门,建立了64个地下支部,几乎遍布日伪的产业要害部门。打入要害产业的地下党员既很好地隐蔽了自己的身份,又争得了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从而使党有限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 在“三勤”策略实施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展迅速,几乎覆盖了全市工商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科技部门、警察部门等领域。党员人数从1941年的500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000余人。这些党员犹如一颗颗革命种子,播撒在各行各业,生根开花,形成了团结广大群众的坚强核心及开展各项工作的坚强堡垒。
其次,使党在群众中深深扎下根基,达到了示范群众、引导群众的目的。在“三勤”实践过程中,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深入群众,同时又要注意“勤学”、“勤业”,走在群众前面,“不做群众的尾巴”[3],以避免将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具体的做法:一是以“合群,友谊、互助、互学”[4]代替孤独和小圈子,懂得“道义之爱的朋友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是有价值的助力。”[5]各地下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都交10个或10个以上的知心朋友。为此,党员以自己的熟练技术,帮助其他工人提高技能;团结工人开展互助活动,帮助困难职工缓解燃眉之急。这样,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团结了一批群众。在此过程中,对思想进步、家庭和社会关系清楚的群众,作为重点联系对象,经过培养教育,待条件成熟时就发展为共产党员。通过这种交朋友的方式,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二是以勤学勤业,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实行“三勤”工作策略后,党员在基层单位和群众一样的生活、工作。此时,党员主要依靠勤于业、勤于学来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和获得群众的信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还要求党员,在工厂企业里要兢兢业业,成为精通技术的生产能手;在学校里,要成为读书用功、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以及钻研教学、诲人不倦的好教师;在各种职业岗位上,都是忠于职守、诚恳可靠的正派人。这样,党员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进而达到了广交朋友,团结积极分子,发展进步力量的目的。
再次,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活动土壤。按照“三勤”工作策略的要求,要“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划一个最大的圈子”[6]。沦陷后的上海政治环境复杂,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各种抗日党派、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面对各阶层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政治立场与诉求各异的复杂状况,要广泛交友,联合各种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无疑是对党的工作策略和能力的挑战。周恩来以共产党人博大胸襟和出色的政治智慧,结合具体实际,提出要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7],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的战略思想。遵照这个指导思想,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广泛交朋友的活动。对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借助隐蔽下来及本职工作的便利,因人、因事、因地开展工作。在学校,通过同学会、同乡会、基督教等公开、合法组织,用迎新送旧、家庭访问等方式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在工厂,通过劳协、新运妇指会等合法团体,举办工人识字班、福利社团结工人;在军政机关,通过调查研究,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对待抗日中间党派、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减少日军掠夺的损失,引导其站稳爱国立场;同时,还通过邀请上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引导其认清抗战前途,增强抗战信心。这就使各阶层的群众感到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党员)与他们站在一起,热忱为他们谋福利,觉得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患难之交,愿意与之敞开心扉,倾诉思想。另外,在实施“三勤”工作策略过程中,打破了过去对党员出身的规定,努力吸收进步人士加入党组织,以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如上海保险业较为著名的谢寿天、胡永骐、陈巳生等,都是那个时候被吸收进入党组织的,这些进步人士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和稳固做出了贡献。
总之,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工作看起来平淡沉寂,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其奥秘就在于它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
三、历史的启示
“三勤”工作方略为今天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群众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要做到扎根群众、联系群众,必须有正确的工作方式。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任务是不同的,但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一点则是不变的。扎根群众、联系群众是党永恒的主题,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懂得群众的心理,不能与群众融洽相处,或者工作方法简单生硬,或不能成为群众工作和生活的楷模,群众不信服,就谈不到扎根群众。因此,“三勤”是党实现扎根群众、联系群众的成功的工作方略,它包含了党对大众心理、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所处的复杂环境、党员自身素质、结构特点的准确分析和把握,体现了党的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多样性、科学性、先进性。所以,其功效显著。
第二,共产人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一份子才能有所作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针对上海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实施“三勤”的工作方略,将党员播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职业为依托,融入群众,与之一同生活、工作,建立党的“据点”,把具有不同政治觉悟、不同生活兴趣,以及不同需求的群众团结起来,夯实了党的社会基础。这一历史告诫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只有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员,才能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显然,这与当年党实施的“三勤”工作方略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共产党员必须具备高于普通群众的技能和素质,成为群众的模范,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共产党员走入社会,到群众中去,只是扎根群众、联系群众的第一步,但如果党员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以至于成为群众的尾巴,不仅无法做到扎根群众,而且会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破坏党的形象。在抗战时期,党能团结和引领民众,主要靠的是一批优秀的基层党员骨干力量发挥模范作用。这些骨干力量不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还具备娴熟高超的工作技能,良好的素质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正是共产党人的这些特殊品质,感染、影响和带动了群众,成为了群众的主心骨。当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面临的执政考验,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依然需要学会运用“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策略。
参考文献:
[1][3][7]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131.132
[2]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12.
[4][5]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8.
[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2.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抗战时期;三勤;工作方略;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25-03
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如同安泰和大地的关系。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群众。抗战初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终于获得某些在群众中公开活动的机会,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至1943年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面临着极大困难:一方面,为了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战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日伪和国民党破坏的危险。如何既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又防止党的力量遭到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以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实施有效的工作策略。
一、“三勤”的提出
上海与其他国统区比有其独特性。公共租界的存在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空隙,但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将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党。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进入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党员人数一度缩减,阵地缩小。在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城市工作方式和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间,逐步确定在国统区内实施“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为了配合贯彻这一方针,同时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策略。
“三勤”是周恩来在1941年提出的。其具体要求是:在国统区内,每个党员不靠组织关系,而是依靠自己,或利用家庭社会关系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通过职业广泛进入教育、军事、经济等各个社会领域,并努力搞好本职业务,尽力做到业务精通,技术精湛,成为各单位的行家、专家,从而取得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有了职业的党员,除了勤业还必须勤学,通过学习来提高思想素质、职业素质,增强认识社会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为党开展工作;勤交友是勤学、勤业的落脚点。有了职业的党员要通过勤交友来扩大自身的工作、生活空间,广泛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联系群众的范围,积蓄革命力量。也就是说,党员在学校的,要用功读书,成为同学信任的好学生;在职的要努力学习,提高修养和工作技能,成为有威望的技术能手或者业务骨干,藉此使党组织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使每个党员成为紧密联系群众、推动群众从事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从“三勤”的内容看,它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联系群众、扎根群众具有普遍意义。然而,由于它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并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工作方式,因此它又带有鲜明的策略性和斗争的艺术性。这种策略性就在于它既要使党组织和党员做到扎根群众,引领群众,又要保证隐蔽精干,保存实力,避免党组织遭破坏。也就是说,它既是党联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党的一种工作策略。正因如此,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扎根群众的工作方略。
二、“三勤”工作策略的实施及其成效
“三勤”策略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国统区政治形势总体变化而提出的,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则结合上海地区的工作实际,将其进行因地制宜的转化,使之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既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基,密切了党群关系,发挥了引导群众、影响群众的作用,又保存了自身的力量,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了加强,成为了摧不垮、打不散的战斗堡垒。
首先,撤并了党“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使党组织和党员进入到全市重要产业部门、要害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党的力量。“三勤”工作策略的基本要求是,党必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同时又要保存力量,不做无谓牺牲。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指出: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搞武装斗争,党的工作必须打入社会。因此,他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要转到地下去,要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撤并“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1]。1942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要求大后方党的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必要时县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2],加强基层党员力量。随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立即调整组织力量分配,减少上级机关。如,撤销基督教学委等,由相同职能的机关进行统一领导。撤销后的主要领导同志到社会中去,寻找职业,深入群众,建立基层党组织。撤并这些“空架子”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基层力量大大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且这些基层党组织逐渐成为了党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堡垒”,为之后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依据“三勤”工作策略的要求,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除了在组织上进行调整以外,还在力量上进行了统筹安排,即有重点地进入重要产业部门、要害单位。在上海全面沦陷时期,共产党员只有数百名,只有将这些党员打入社会各种要害部门,才能将党的影响扩展到最大化。于是,中共上海工委将原来英美企业、华商企业中的党员,抽调到机器厂、造船厂等敌军工生产单位以及一些要害部门、地区去开辟组织工作,发展党的力量。到1943年底,工委系统已经在市政、交通、邮电、海员、铁路、机器、造船、纱厂等主要产业要害部门,建立了64个地下支部,几乎遍布日伪的产业要害部门。打入要害产业的地下党员既很好地隐蔽了自己的身份,又争得了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从而使党有限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 在“三勤”策略实施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展迅速,几乎覆盖了全市工商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科技部门、警察部门等领域。党员人数从1941年的500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000余人。这些党员犹如一颗颗革命种子,播撒在各行各业,生根开花,形成了团结广大群众的坚强核心及开展各项工作的坚强堡垒。
其次,使党在群众中深深扎下根基,达到了示范群众、引导群众的目的。在“三勤”实践过程中,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深入群众,同时又要注意“勤学”、“勤业”,走在群众前面,“不做群众的尾巴”[3],以避免将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具体的做法:一是以“合群,友谊、互助、互学”[4]代替孤独和小圈子,懂得“道义之爱的朋友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是有价值的助力。”[5]各地下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都交10个或10个以上的知心朋友。为此,党员以自己的熟练技术,帮助其他工人提高技能;团结工人开展互助活动,帮助困难职工缓解燃眉之急。这样,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团结了一批群众。在此过程中,对思想进步、家庭和社会关系清楚的群众,作为重点联系对象,经过培养教育,待条件成熟时就发展为共产党员。通过这种交朋友的方式,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二是以勤学勤业,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实行“三勤”工作策略后,党员在基层单位和群众一样的生活、工作。此时,党员主要依靠勤于业、勤于学来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和获得群众的信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还要求党员,在工厂企业里要兢兢业业,成为精通技术的生产能手;在学校里,要成为读书用功、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以及钻研教学、诲人不倦的好教师;在各种职业岗位上,都是忠于职守、诚恳可靠的正派人。这样,党员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进而达到了广交朋友,团结积极分子,发展进步力量的目的。
再次,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活动土壤。按照“三勤”工作策略的要求,要“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划一个最大的圈子”[6]。沦陷后的上海政治环境复杂,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各种抗日党派、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面对各阶层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政治立场与诉求各异的复杂状况,要广泛交友,联合各种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无疑是对党的工作策略和能力的挑战。周恩来以共产党人博大胸襟和出色的政治智慧,结合具体实际,提出要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7],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的战略思想。遵照这个指导思想,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广泛交朋友的活动。对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借助隐蔽下来及本职工作的便利,因人、因事、因地开展工作。在学校,通过同学会、同乡会、基督教等公开、合法组织,用迎新送旧、家庭访问等方式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在工厂,通过劳协、新运妇指会等合法团体,举办工人识字班、福利社团结工人;在军政机关,通过调查研究,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对待抗日中间党派、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减少日军掠夺的损失,引导其站稳爱国立场;同时,还通过邀请上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引导其认清抗战前途,增强抗战信心。这就使各阶层的群众感到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党员)与他们站在一起,热忱为他们谋福利,觉得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患难之交,愿意与之敞开心扉,倾诉思想。另外,在实施“三勤”工作策略过程中,打破了过去对党员出身的规定,努力吸收进步人士加入党组织,以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如上海保险业较为著名的谢寿天、胡永骐、陈巳生等,都是那个时候被吸收进入党组织的,这些进步人士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和稳固做出了贡献。
总之,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工作看起来平淡沉寂,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其奥秘就在于它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
三、历史的启示
“三勤”工作方略为今天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群众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要做到扎根群众、联系群众,必须有正确的工作方式。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任务是不同的,但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一点则是不变的。扎根群众、联系群众是党永恒的主题,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懂得群众的心理,不能与群众融洽相处,或者工作方法简单生硬,或不能成为群众工作和生活的楷模,群众不信服,就谈不到扎根群众。因此,“三勤”是党实现扎根群众、联系群众的成功的工作方略,它包含了党对大众心理、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所处的复杂环境、党员自身素质、结构特点的准确分析和把握,体现了党的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多样性、科学性、先进性。所以,其功效显著。
第二,共产人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一份子才能有所作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针对上海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实施“三勤”的工作方略,将党员播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职业为依托,融入群众,与之一同生活、工作,建立党的“据点”,把具有不同政治觉悟、不同生活兴趣,以及不同需求的群众团结起来,夯实了党的社会基础。这一历史告诫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只有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员,才能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显然,这与当年党实施的“三勤”工作方略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共产党员必须具备高于普通群众的技能和素质,成为群众的模范,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共产党员走入社会,到群众中去,只是扎根群众、联系群众的第一步,但如果党员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以至于成为群众的尾巴,不仅无法做到扎根群众,而且会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破坏党的形象。在抗战时期,党能团结和引领民众,主要靠的是一批优秀的基层党员骨干力量发挥模范作用。这些骨干力量不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还具备娴熟高超的工作技能,良好的素质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正是共产党人的这些特殊品质,感染、影响和带动了群众,成为了群众的主心骨。当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面临的执政考验,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依然需要学会运用“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策略。
参考文献:
[1][3][7]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131.132
[2]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12.
[4][5]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8.
[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2.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