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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贿赂是权力的“儿子”
进化到当今社会，这种人情打点习惯又如癌细胞般扩散到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身上。起初是经济转型时期，价格双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配置权力，企业要找原材料渠道和销售渠道，不找政府官员搞关系不行。后来市场进一步放开，政府权力稍微变弱，企业之间为了竞争取胜又得给大客户搞关系，为了不得罪政府还得给官员们搞关系。到了现在，政府为了拽紧不断失去的权力，又变着花样制定各种认证、标准。企业为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又不得不贿赂官员，而竞争的激烈让企业的经理人之间也互相贿赂，供应商贿赂采购商，采购商贿赂销售商，销售商又去贿赂大宗消费单位。
如果说权力是老子，贿赂就是它的儿子，贿赂因权力而生，不管是公共权力还是市场权力。政府官员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公权力，大客户的当家人垄断着和另一个企业做生意的市场权力。有贿赂相送，有权力的人可以让办不成的事办成，让办不快的事抓紧办；没有任何利益表示，他又可以让本可以办成的事办不成，让能快速办完的事久拖不决。所以。有权力的人不用索贿，自然有人抢着来行贿。
途径：依附于权力的“掮客”
行贿、受贿毕竟是桌子底下的小动作，为何能做到如此盛行呢?其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很像黑市买卖，交易双方都时刻担心“见光”，这就决定这种“生意”只能在互相熟悉，放心的“圈子内”进行。既然只要打通“关节”就能“赢得”市场，那么进入“圈子”则好比是获得市场准入。对于行贿者而言，关键是要进入“圈子”。而受贿者则需要建立一个“圈子”。找到围绕在当权者周围的“掮客”。便找到了进入圈子的钥匙。
掮客们有三大共同点：一是神通广大，有着广泛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左右逢源，善于应酬，能够巧妙地把权力给明码标价·二是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是某个当权者的圈内“小兄弟”，又兼具替行贿者保密的“职业道德”，双方都依赖这个中间人的身份，三是成功地降低了行贿受贿的风险成本，为行贿受贿开辟了一条相对封闭、可靠的途径。
有的掮客单枪匹马，靠一副铁嘴钢牙上传下达。讨价还价。这两年证券投资特火，有一批人就靠介绍客户暴富了一把，他们一般跟一些大型企业的财务总经理或者投资部总经理有深厚的关系，企业投资股票，基金时，他一手牵着证券公司，一手牵着有大资金的企业，证券公司的返佣通过他转移到那些企业负责人的手中。自己自然也有一笔不薄的“辛苦费”。有的掮客甚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组建一个团队，专门从事权力公关。笔者认识一哥们儿，依托自己父亲在某部委刚退休的独特关系，注册成立了一家培训公司，专门为企业申请政策性项目提供咨询。咨询是假，当“掮客”拉项目是真。企业缴纳大量会费、培训费，他们把退休的或者在位的官员请到企业培训班上讲课，以课酬的形式变相给红包，可谓劳动所得，名正言顺。官员们自然心领神会，在项目审批时大笔一挥，优先把项目给参加培训的公司，互惠互利，可惜的是政府公信力在这种来来往往中几尽丧失。
难点：贿赂方式屡出升级版
除了受贿者之外，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绝大多数行贿者也是憋足了一肚子火。因此。桌子底下的行径一旦暴露出来，倒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解的是，相关部门投入大量心血，却收效甚微。
为什么商业贿赂如此难查?贿赂方式不断创新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是一对一的权钱交易倒也好查，监听电话，跟踪嫌疑人，只要人赃俱获。不怕人家不服法。但现在通讯方式太发达，根本无法做到完全监控。比如，政府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允许炒股票，但没说他七大姑、八大姨不许炒，也没说不许“借”钱给亲戚朋友炒。人家想行贿就太容易了，不用通过他本人，只要给他的某个“定点”远房亲戚或者同学朋友发个短信，提前告诉他买某只股票，第二天再来个涨停时即卖，10％的利润就到手了。至于后续的利益怎么分配，工商局、公安局管得着吗?那都是别人的家务事或者同学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行贿者与掮客之间互发短倍、网上聊天，这些都可以把钱给送了，跟受贿人毫无关系，怎么监控得住?
要是纯粹的商业主体之间行贿，那就更难查了。企业管理人员没有规定不许买卖股票吧，况且对于他们来说，投资是天经地义之事，这贿赂就更好送了。笔者知道的一个故事：一投资公司买了大量某基金，这基金公司为了感谢投资公司一把手“秦总”，费尽脑汁想出了新招送钱。他们先通过掮客告诉“秦总”，下午两点前在某只股票挂一笔买单，价格比当时股票价格低了20％，在那个价位上不可能有卖家，单子自然是成交不了。两点时，控制该股票大量筹玛的基金操盘手突然下一笔低于当时股票价格20％的卖单，于是，他俩就顺利成交，价格迅速恢复原位。而这时“秦总”只要卖出，就能获利20％。两方就在股票市场上实现了逸笔买卖，做得可谓天衣无缝。要是工商、公安机关来查。这位“秦总”会说，这钱是炒股挣的，而那位基金操盘手也会说，不好意思，当时敲错单了，公司已经罚我了。这贿赂方式就像WINDOWS系统，很多人在琢磨着怎么创新，怎么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升级版不断出现，让监管者防不胜防。
突破：制约权力，让权力阳光化
商业贿赂如此泛滥下去，将使整个社会的各个主体都出现“逆向选择”。应该有机会的人得不到，原本没有机会的人却得到了机会。商业社会失序，政府腐败丛生，底层人们只好逆来顺受。治理是必须的，但突破口却不是喊口号、提要求。不从权力结构上去治理，商业贿赂查处难以突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防治商业贿赂的机制主要有：一是用反垄断来制约企业的市场权力。垄断行为是企业市场权力的最大体现，也是成为企业间商业贿赂的首要滋生条件。如果某些资源，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或采购处于被垄断状态，必然影响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导致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脱离市场规律被人为操纵。垄断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会任意提高买卖价格。为了从垄断者手中获得这些产品和服务或向垄断者出售产品和服务，不正当和不公开的幕后交易就会应运而生，从而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为此，美国早在1890年就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又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加大市场反垄断的力度。二是用舆论让权力公开在阳光下。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机制中，商业贿赂乃至任何形式的贿赂都会成为丑闻被公之于世，使行贿和受贿者以及公司本身被舆论曝光并遭受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讨好美国农业部以获得一些政策上的好处，美国一家农场向当时克林顿政府农业部一位部长级官员的女儿提供了奖学金。并出资邀请这位官员到农场游玩，花费了几万美元。此事被媒体大量报道和批评，使这位官员不得不引咎辞职。
中国的反商业贿赂任重道远，在过去数十年的反贿赂中，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重要性。“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应该市场化的领域就得通过市场将交易公开透明。应该归于公共事务的就得让财政预算公开到每一笔是如何花的。试想，如果破除了石油经营的垄断，并放开新闻媒体对石油类企业的监督。自然就不会有在原油紧张时通过递条子、送礼从内部拿油的事情发生；如果每一个政府财政投入项目从立项到论证、建设、结项都有严格的预算、决算和监督制度，自然也不会有官员通过各环节中持有的巨大权力来换得巨额贿赂。
进化到当今社会，这种人情打点习惯又如癌细胞般扩散到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身上。起初是经济转型时期，价格双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配置权力，企业要找原材料渠道和销售渠道，不找政府官员搞关系不行。后来市场进一步放开，政府权力稍微变弱，企业之间为了竞争取胜又得给大客户搞关系，为了不得罪政府还得给官员们搞关系。到了现在，政府为了拽紧不断失去的权力，又变着花样制定各种认证、标准。企业为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又不得不贿赂官员，而竞争的激烈让企业的经理人之间也互相贿赂，供应商贿赂采购商，采购商贿赂销售商，销售商又去贿赂大宗消费单位。
如果说权力是老子，贿赂就是它的儿子，贿赂因权力而生，不管是公共权力还是市场权力。政府官员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公权力，大客户的当家人垄断着和另一个企业做生意的市场权力。有贿赂相送，有权力的人可以让办不成的事办成，让办不快的事抓紧办；没有任何利益表示，他又可以让本可以办成的事办不成，让能快速办完的事久拖不决。所以。有权力的人不用索贿，自然有人抢着来行贿。
途径：依附于权力的“掮客”
行贿、受贿毕竟是桌子底下的小动作，为何能做到如此盛行呢?其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很像黑市买卖，交易双方都时刻担心“见光”，这就决定这种“生意”只能在互相熟悉，放心的“圈子内”进行。既然只要打通“关节”就能“赢得”市场，那么进入“圈子”则好比是获得市场准入。对于行贿者而言，关键是要进入“圈子”。而受贿者则需要建立一个“圈子”。找到围绕在当权者周围的“掮客”。便找到了进入圈子的钥匙。
掮客们有三大共同点：一是神通广大，有着广泛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左右逢源，善于应酬，能够巧妙地把权力给明码标价·二是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是某个当权者的圈内“小兄弟”，又兼具替行贿者保密的“职业道德”，双方都依赖这个中间人的身份，三是成功地降低了行贿受贿的风险成本，为行贿受贿开辟了一条相对封闭、可靠的途径。
有的掮客单枪匹马，靠一副铁嘴钢牙上传下达。讨价还价。这两年证券投资特火，有一批人就靠介绍客户暴富了一把，他们一般跟一些大型企业的财务总经理或者投资部总经理有深厚的关系，企业投资股票，基金时，他一手牵着证券公司，一手牵着有大资金的企业，证券公司的返佣通过他转移到那些企业负责人的手中。自己自然也有一笔不薄的“辛苦费”。有的掮客甚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组建一个团队，专门从事权力公关。笔者认识一哥们儿，依托自己父亲在某部委刚退休的独特关系，注册成立了一家培训公司，专门为企业申请政策性项目提供咨询。咨询是假，当“掮客”拉项目是真。企业缴纳大量会费、培训费，他们把退休的或者在位的官员请到企业培训班上讲课，以课酬的形式变相给红包，可谓劳动所得，名正言顺。官员们自然心领神会，在项目审批时大笔一挥，优先把项目给参加培训的公司，互惠互利，可惜的是政府公信力在这种来来往往中几尽丧失。
难点：贿赂方式屡出升级版
除了受贿者之外，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绝大多数行贿者也是憋足了一肚子火。因此。桌子底下的行径一旦暴露出来，倒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解的是，相关部门投入大量心血，却收效甚微。
为什么商业贿赂如此难查?贿赂方式不断创新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是一对一的权钱交易倒也好查，监听电话，跟踪嫌疑人，只要人赃俱获。不怕人家不服法。但现在通讯方式太发达，根本无法做到完全监控。比如，政府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允许炒股票，但没说他七大姑、八大姨不许炒，也没说不许“借”钱给亲戚朋友炒。人家想行贿就太容易了，不用通过他本人，只要给他的某个“定点”远房亲戚或者同学朋友发个短信，提前告诉他买某只股票，第二天再来个涨停时即卖，10％的利润就到手了。至于后续的利益怎么分配，工商局、公安局管得着吗?那都是别人的家务事或者同学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行贿者与掮客之间互发短倍、网上聊天，这些都可以把钱给送了，跟受贿人毫无关系，怎么监控得住?
要是纯粹的商业主体之间行贿，那就更难查了。企业管理人员没有规定不许买卖股票吧，况且对于他们来说，投资是天经地义之事，这贿赂就更好送了。笔者知道的一个故事：一投资公司买了大量某基金，这基金公司为了感谢投资公司一把手“秦总”，费尽脑汁想出了新招送钱。他们先通过掮客告诉“秦总”，下午两点前在某只股票挂一笔买单，价格比当时股票价格低了20％，在那个价位上不可能有卖家，单子自然是成交不了。两点时，控制该股票大量筹玛的基金操盘手突然下一笔低于当时股票价格20％的卖单，于是，他俩就顺利成交，价格迅速恢复原位。而这时“秦总”只要卖出，就能获利20％。两方就在股票市场上实现了逸笔买卖，做得可谓天衣无缝。要是工商、公安机关来查。这位“秦总”会说，这钱是炒股挣的，而那位基金操盘手也会说，不好意思，当时敲错单了，公司已经罚我了。这贿赂方式就像WINDOWS系统，很多人在琢磨着怎么创新，怎么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升级版不断出现，让监管者防不胜防。
突破：制约权力，让权力阳光化
商业贿赂如此泛滥下去，将使整个社会的各个主体都出现“逆向选择”。应该有机会的人得不到，原本没有机会的人却得到了机会。商业社会失序，政府腐败丛生，底层人们只好逆来顺受。治理是必须的，但突破口却不是喊口号、提要求。不从权力结构上去治理，商业贿赂查处难以突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防治商业贿赂的机制主要有：一是用反垄断来制约企业的市场权力。垄断行为是企业市场权力的最大体现，也是成为企业间商业贿赂的首要滋生条件。如果某些资源，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或采购处于被垄断状态，必然影响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导致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脱离市场规律被人为操纵。垄断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会任意提高买卖价格。为了从垄断者手中获得这些产品和服务或向垄断者出售产品和服务，不正当和不公开的幕后交易就会应运而生，从而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为此，美国早在1890年就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又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加大市场反垄断的力度。二是用舆论让权力公开在阳光下。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机制中，商业贿赂乃至任何形式的贿赂都会成为丑闻被公之于世，使行贿和受贿者以及公司本身被舆论曝光并遭受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讨好美国农业部以获得一些政策上的好处，美国一家农场向当时克林顿政府农业部一位部长级官员的女儿提供了奖学金。并出资邀请这位官员到农场游玩，花费了几万美元。此事被媒体大量报道和批评，使这位官员不得不引咎辞职。
中国的反商业贿赂任重道远，在过去数十年的反贿赂中，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重要性。“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应该市场化的领域就得通过市场将交易公开透明。应该归于公共事务的就得让财政预算公开到每一笔是如何花的。试想，如果破除了石油经营的垄断，并放开新闻媒体对石油类企业的监督。自然就不会有在原油紧张时通过递条子、送礼从内部拿油的事情发生；如果每一个政府财政投入项目从立项到论证、建设、结项都有严格的预算、决算和监督制度，自然也不会有官员通过各环节中持有的巨大权力来换得巨额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