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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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牡丹品类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不少专门记载牡丹的谱录.明代牡丹谱录至少有7部,现存于世的有5部.本文对7部明代牡丹谱录和3部大型花卉谱录中牡丹章节进行考释,包括作者信息、成书时间、记载内容等,并对书中记载的牡丹品种和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明代牡丹品种共有326种,其中258种是明代特有品种,证实明代的牡丹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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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师范学院生物工程与技术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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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牡丹品类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不少专门记载牡丹的谱录.明代牡丹谱录至少有7部,现存于世的有5部.本文对7部明代牡丹谱录和3部大型花卉谱录中牡丹章节进行考释,包括作者信息、成书时间、记载内容等,并对书中记载的牡丹品种和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明代牡丹品种共有326种,其中258种是明代特有品种,证实明代的牡丹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他文献
在北方半干旱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一直是关系到当地人生存的重点话题.面对山西独特地理位置下不能改变的自然环境、人口增长与农耕经济发展的张力、官府治水中触及不到的广大山区农村及其日趋激烈的用水需求,乡民站在自救的立场上,因势利导地开辟了乡民共同参与的水利建设及利用路径.从田野调查和现有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清末至民国山西农村的水利建设及利用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其中一些水利设施及形成的用水规制至今仍然在农村地区沿袭下来.因此,对清末至民国山西水利的建设及利用方式的探讨,能够更好地挖
20世纪20年代至今,明代文言小说研究近百年,主要有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种路径.文献研究始于小说文献发掘,切入作者、版本、成书考证、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和戏曲关系研究、传播和影响研究.文本研究集中于传奇、志怪两种题材和小说集、单篇小说两种文本形态,在“剪灯”系列小说、“世说体”小说和中篇传奇小说方面成果丰硕.立足已有研究,将小说放回明代历史文化中,结合社会、历史、文学、作家等角度,可为明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同时对整个明代小说研究、文学研究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清代山东大部分地区皆行票引盐,唯有鲁东地区的沿海十八州县在雍正八年(1730)后即不行票引,听民自运自销.在鲁东地区盐的运销中,渔盐①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鲁东地区所用之渔盐长时间内并不为本地所产之煎盐,而是使用来自关东的大盐(晒盐),本地煎盐与关东大盐之间的争执自道光年间始,历经道光、咸丰、光绪三案才从制度上得到解决.民国初年,国家盐权沦丧于西方列强之手,为了保障盐税收入,盐税改革成为盐务工作的主要方向,北洋政府在鲁东地区的生硬改革引起了民众的大范围抗税.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民运民销制度被破坏,而
枣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山西自古以来便是枣的主要产地之一.“园有棘,其实之实”,先秦时期,关于山西枣的培植已见于记载.汉晋时期,“河东枣”“安邑枣”有“大如卵”的美誉,是最早作为宫廷御用的枣种之一.“河中永乐出枣,为道家所贵”,唐宋时期,山西枣亦得士人的青睐.到了商品化加速发展的明清时期,枣在全国多省广植,而以“大”著称的山西枣,优势地位渐不突出.
丝瓜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自传入中国后,就成为一种常蔬,为人们所喜爱.中国对“丝瓜”一词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宋代,散见于两宋时期各类典籍中.丝瓜最初多见于医方药书,作为药物使用,其后逐渐为人们意识到它的食用价值,成为农家园中的栽培蔬菜.丝瓜在中国的传播大体上是沿着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的线路,尤以南方种植较为广泛.
红花作为重要的药材和染料作物,很早就被引进中原,元代河南设置了专门管理红花种植、征收、流通等事务的机构.明清时期,红花在河南地区得到广泛种植.这一时期,红花在河南民众生活中地位突出,其种植也逐渐融入到河南民众的土地利用和轮作制度中,形成了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明清河南普遍种植和利用红花或与当地适宜的自然环境、药商在河南地区的经营活动、中原便利的交通、棉花种植的兴起与桑麻业的复苏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有关.
血肠类食品在我国古代有着悠久历史,广泛流传于少数民族贵族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食中,还被蒙藏地区的人民视为珍贵之物用于祭祀.文献对于血肠类食品的记载不多.但古代一些医书、菜谱以及见闻杂记中有些记载,通过挖掘和整理,可知血肠类食品在宋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其食疗功效、烹饪方法与具体制作技艺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时至今日,这一传统肴馔在我国诸多少数民族中均有一定传承,其中尤属蒙藏地区流传最盛.
清初,为保障皖江水上救生活动,安庆、芜湖、铜陵、和州等地纷纷建立起水上救生组织.清代,皖江救生组织经历了由地方官绅倡办与皇权主导,转向吸纳民资、与民共理.皇权主导时,皖江救生组织经费由财政负担;皇权有限时,经费则主要来自官绅商民的社会捐赠.此外,救生组织还通过租金、生息等方式获取经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衰退趋势,士绅力量逐渐崛起.政府将基层社会救生组织委托士绅管理,为保证救生组织的运作效率,来自官方的监督不可或缺,国家权力则通过士绅渗透到基层社会.本文重点考察绅权在皖江救生组织中的
清政府出于维护漕粮运道的需要,在山东南运河沿线北四湖、南四湖设置志桩,观测水位涨落,调蓄运河—湖泊水量.嘉庆十九年(1814年)山东南运河沿线运河—湖泊水位呈报制度化.本文基于对1814-1902年北四湖、南四湖水位记录数据的分析,考察湖泊水位量测在运河工程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山东南运河沿线北四湖、南四湖水位量测制度的建立及运作,是清政府运河工程治理精细化、体系化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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