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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相关史料有意隐去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而是用军国主义观渲染着“九·一八”事变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所谓贡献。然而,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终在历史上留下铮铮铁证。
1931年9月18日傍晚,随着柳条湖铁路方向一声爆炸,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中国东北军政当局措手不及,在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吉林、长春等地,东三省14年的沦陷就此开始。
通过当时日本记者的笔和镜头,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当时发生的细节。
日本首次使用军犬部队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7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7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日军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军犬部队,但战果不佳。
此战中的军犬部队指挥官板仓繁大尉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被称为“日本军犬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指挥军犬部队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从日本带来的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它们都属于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1931年11月27日,板仓大尉在进攻锦州的战斗中被东北军装甲部队击毙于饶阳河。
东北兵工厂损失惨重
第7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周边的机场,兵工厂及市区等要地,除在市区遭到黄显声指挥警察一部进行抗击外,几乎兵不血刃。
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
“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已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屈辱下的奋起还击
整个沈阳北大营驻军中,只有620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最终开始了反击。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620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后冲出北大营。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并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沙、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47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政策,我们怎会轻易丢了北大营?!■
1931年9月18日傍晚,随着柳条湖铁路方向一声爆炸,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中国东北军政当局措手不及,在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吉林、长春等地,东三省14年的沦陷就此开始。
通过当时日本记者的笔和镜头,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当时发生的细节。
日本首次使用军犬部队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7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7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日军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军犬部队,但战果不佳。
此战中的军犬部队指挥官板仓繁大尉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被称为“日本军犬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指挥军犬部队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从日本带来的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它们都属于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1931年11月27日,板仓大尉在进攻锦州的战斗中被东北军装甲部队击毙于饶阳河。
东北兵工厂损失惨重
第7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周边的机场,兵工厂及市区等要地,除在市区遭到黄显声指挥警察一部进行抗击外,几乎兵不血刃。
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
“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已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屈辱下的奋起还击
整个沈阳北大营驻军中,只有620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最终开始了反击。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620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后冲出北大营。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并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沙、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47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政策,我们怎会轻易丢了北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