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的最后一场自民党总裁选举，在没有太多悬念的情况下结束了。
　　9月20日，安倍晋三以绝对优势打败竞争者、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再次连任自民党总裁。这个新的3年党首任期，刚好与本届众院剩余的任期吻合，意味着如果不提前大选或中途让贤，安倍再担任3年首相应该问题不大。加上这3年，安倍将超过原首相桂太郎（在职2886日），成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
　　若是从2012年底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算起，安倍连续担任首相也已接近6年。对于这样一个在日本不多见的长期政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有何利弊？

安倍何以长期执政

　　尽管遭受诸多批评，安倍晋三却成了日本政坛近年少有的不倒翁，这着实令无数人感到费解。
　　一方面，安倍政权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安保关联法案”，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干涉媒体报道自由，甚至发生直接涉及安倍首相本人的森友、加计学园丑闻，极大地破坏了日本战后确立的民主制度，造成民众抗议不断，安倍内阁支持率一度降至30%以下的“危险水位”。
　　另一方面，安倍首相却率领执政党在过去6年里，连续5次赢得全国大型选举（即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使得“安倍一强”现象成为了日本国内外研究的焦点。
　　在笔者看来，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是谙合日本政治内在逻辑的。
　　首先，日本经济复苏助力安倍政权稳定运营。通过分析战后日本首相任期长短与日本经济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经济若保持向好态势，首相的任期也相应较长，两者呈正相关。比如，佐藤荣作政权（首相任职时间第二长，2798日）时期，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小泉纯一郎政权（首相任职时间第六长，1979日）时期，日本经济处于冷战后总体低迷中的“小阳春”阶段，年均增长率约为1.4%；中曾根康弘政权（首相任职时间第七长，1806日）时期，年均增长率约为4.9%。与之相反，从1991年到200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10年里，日本政坛出现了“十年九相”，政权更迭频繁。
　　诚然，日本各界对安倍政权在2013年推出的“安倍经济学”还持有不小的争议，但日本经济大环境的不断改善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再次担任首相时，日经指数为10230点，而今年9月21日则为23869点，增长了2.3倍；日本企业的招工需求不断扩大，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若大于1.0则说明需大于求）均保持在1.5以上，这与民主党政权时期均低于1.0的数值形成了鲜明对比；日元的长期贬值，不仅促进了日企对外出口，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往日本各地旅游与消费，进而惠及日本地方经济。
　　IMF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因此，安倍晋三能够长期稳定执政，主要在于“安倍经济学”成功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帮助日本摆脱了此前民主党政权时期的经济负增长窘境。

日本民众在经历了混乱的民主党政权之后寻求稳定，以及主要在野党不断分化缺乏凝聚核心，也是促成“安倍长期政权”的重要原因。

　　其次，安倍获得自民党内主要派系的长期支持。成立于1955年的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石破茂在7月出版的《政策至上主义》一书中，曾形容该党每个派系都是一个“政策集团”。在自民党的发展历史中，各派系之间的对立多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9年的“40日抗争”事件了。当时大平正芳虽然最后实现了组阁，但该事件也为大平快速下台埋下了伏笔。
　　安倍晋三出自杂糅了反战（爷爷安倍宽）和右翼（外公岸信介）传统的政治世家，善于在党内搞平衡，因而获得了党内主要派系如细田博之派、二阶俊博派、麻生太郎派、岸田文雄派等的坚定支持。
　　笔者注意到，从2012年底至今，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大多数时候都高于不支持率，仅在2015年强势通过“安保关联法案”和2017年强势通过“共谋罪法案”，以及森友、加计学园丑闻曝光之际，支持率一度低于不支持率。然而，即使内阁支持率因森友、加计学园丑闻骤降至30%以下，自民党内各主要派系仍选择支持安倍，并且没有出现任何造反的动向。正是基于这种广泛支持，过去6年里自民党内的“反安倍”势力才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
　　再次，强化日美同盟，巩固执政根基。日美同盟关系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而首相任期长短与之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中曾根康弘在任内先后7次访问美国，时任里根总统则2次访问日本，双方共举行12次首脑会谈，由此令日美同盟关系上了台阶，并且还建立了“中里根”的特殊信赖关系；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也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在2001年“9·11事件”后，小泉明确表示支持布什总统发动战争，并推动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从后方对美军进行支持，使得日美关系全面深化。與之相反，鸠山由纪夫政权之所以匆匆结束，就在于其围绕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和美国政府之间产生龃龉。因此，日美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首相执政的根基。
　　安倍晋三执政的这6年，先后经历了奥巴马政权和特朗普政权。在奥巴马政权时期，安倍通过积极配合美方的“亚太再平衡”战略、TPP协定，以及主动参与围堵中国、搅局南海事务等，修复了在民主党政权时期受损的日美同盟关系，而安倍也一次次借助对美外交成果（如与奥巴马一道访问广岛和珍珠港）来掩盖内政的不足。
　　到了特朗普政权时期，安倍晋三则通过第一家庭之间的私人交往来维系日美同盟关系，防止因经贸赤字问题造成日美同盟再次“漂流”。虽然安倍的私人外交并不能称为成功，但建立起与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至少可以营造出“对美外交只有安倍”的信号，这将有助于巩固安倍在自民党内外的权威，比如9月21日特朗普就特意发推“祝贺我的好朋友安倍晋三首相赢得大型选举”。 　　当然，除了以上三方面因素外，日本民众在经历了混乱的民主党政权之后寻求稳定，以及主要在野党不断分化缺乏凝聚核心，也是促成“安倍长期政权”的重要原因。

对中日关系是否利好

　　若干年后，当中日两国学者在撰写21世纪上半叶的中日关系时，安倍政权时期肯定是十分重要的一章。但是，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特别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下的中日关系，显然并不那么容易。
　　事实上，在战后长期执政的日本首相中，有的对中日关系发展贡献巨大，有的则制约了中日关系的深化。比如，中曾根康弘政权（1982-1987）时期的中日关系，可以称为“蜜月期”，中日经贸交流扩大，两国民间交流丰富；佐藤荣作政权（1964-1972）时期，日本坚决奉行“两个中国”政策，阻碍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致使中日关系倒退。时至今日，安倍晋三也成了日本长期执政者，结合以往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利弊并存。
　　从利的角度看，安倍长期执政有助于中日双方在长期磨合下，增加外交政策可预见性，减少对彼此的误判。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之所以几经波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局的不稳定，由此导致政策无法长期实行。从2002年到2012年，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间，日本更换了7位首相。而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任日本首相后，日本政坛的不稳定现象基本终结。这也就是说，从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只需要与一位日本首相打交道。这一方面有助于中日两国各项政策的长期稳定执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日双方通过行动积累政治互信。

在今后3年里，除非美国极力怂恿，安倍政权不大可能做出破坏中日关系稳定的举动。

　　诚然，在安倍晋三执政至今的6年时间里，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直到2017年才开始恢复改善。但不应忽视的是，中日两国政府高层从2013年到2017年始终保持着沟通，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会议场合应约会见安倍。因此，中日关系能在短短1年时间里重新“步入正常轨道”，这与中日双方在过去几年里的不断磨合是分不开的。今后伴随安倍的长期执政，特别是经历了磨合期后，预计中日两国的分歧将会不断减少，进而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发展。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安倍长期执政对中日关系同样也有弊端，即安倍威权之下，中日关系走低风险提升。从2017年至今，安倍政权在改善中日关系上确实积极主动，不过日本防卫省近期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则再次高调渲染“中国威胁论”，如此矛盾的信号似乎表明了安倍政权只不过是在进行短期的政策调整，而非长期的战略转换。
　　由于特朗普政权在全球范围内挥舞“公平贸易”大棒，且在经贸赤字问题上对日本层层加压，所以安倍政权试图联手欧盟和中国加以反制。然而，日美两国若在解决经贸赤字上达成一致，安倍政权今后对中国的依赖度恐会下降，并会为中日关系带来一个新问题，即在安倍威权之下，日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安倍政权，甚至难以影响其对华政策的形成—自民党内缺乏强有力的“反安倍”代表、在野党无力抗衡执政党、舆论和媒体的意见诉求未必会进入决策层……那么，中日关系将因安倍政权对华政策的任意微妙变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了，尽管安倍长期执政对中日关系利弊互见，但是考虑到安倍政权将在今年秋季的临时国会期间正式启动修宪议程（石破茂则提出“延缓进程”），笔者预计未来3年的中日关系还会向前发展。
　　一方面，修宪确实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但是安倍政权同样需要获得周边国家的理解，如果没能获得周边国家的充分理解，那么将会影响到日本国民在修宪问题上的判断。事实上，相比石破茂寻求择机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将此替换为自卫队条款，安倍和自民党领导层考虑到民意和周边国家的态度，更倾向于保留第九条第二款，而新增自卫队地位和职能内容。
　　另一方面，在参与地区事务问题上，日本需要中国的支持，比如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日本就一度沦为“局外人”，而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为了能够拿到参与地区事务的“入场券”。因此，在今后3年里，除非美国极力怂恿，安倍政权不大可能做出破坏中日关系稳定的举动。

“后安倍”时代提前到来

　　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宣告了安倍晋三的胜选，同时也预示着“后安倍”时代的来临。因为自民党总裁最多“连任两届共6年”的党章，刚刚在2017年3月被修改为“连任三届共9年”，安倍9年届满后再延任的可能性不高，所以，那些在前几年沉默的欲“接班安倍”者，今后几年会有更大的心力来开启“后安倍”时代。
　　从这次党首选举的最终票数（553票对254票）来看，安倍晋三确实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能称为完胜。要知道，石破茂作为自民党内非主流派系，能够获得总得票的超过三成和高达44.7%的地方党员票，恰恰表明了自民党内部“反安倍”的势力不仅存在，而且对能否启动修宪殊为关键（自民党目前在参院席位刚刚过半数，在众院联合公明党才过了2/3）。
　　2019年春季，日本将迎来统一地方选举；夏季，参院选举将改选其中一半即121个议席，其中政党比例代表为48席，剩余的73个席位分配到47个都道府县的选举区。因此，安倍要维系参院2/3以上的“修宪多数”松散联盟，还需要石破茂背后地方和参院势力的支持。要知道，自民党竹下派在参院的大部分议员，这次都支持石破茂。这种互相牵制的态势，为自民党今后的人事布局，尤其是“后安倍”时代的首相人选问题，增添了一份不确定性。

不论是石破茂，还是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他们均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目前还难以判断。

　　至于“后安倍”时代的首相人选，笔者认为石破茂和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将成为有力竞争者。从年龄和任职履历上来看，两人优势较为突出。石破茂和岸田文雄今年均61岁，比安倍晋三小3岁。同时，成为党首一般要有自民党内“三驾马车”（即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会长）之一的任职经历和担任内阁大臣的经历。石破茂曾担任过自民党干事长、内阁防卫大臣等职务，岸田文雄则正在履职政调会长，且在安倍内阁担任过外务大臣一职。
　　盡管长相英俊的小泉进次郎（1981年生，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被一些日本民众视为未来首相人选，但小泉进次郎目前仅是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且没有内阁大臣的任职经历，所以这次他在最后时刻选择支持石破茂竞选党首。至于现任外相河野太郎，因缺乏党内高层的任职履历，同时目前也缺少足够的个人业绩，因此在继任首相顺位上并不靠前。
　　当然了，不论是石破茂，还是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他们均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目前还难以判断。石破茂曾在2011年的“东京—北京论坛”上表示，“日本不应将中国发展航母视为对日本安全的威胁”，但是在2014年又曾建议安倍晋三“为遏制军事实力持续增长的中国，有必要建立亚洲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岸田文雄在对华关系上倒是没有什么过激言论，而且以“鸽派”形象示人，但这并不能代表他当选首相后，中日关系就一定会稳定发展。毕竟，安倍晋三在20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曾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2012年再度当选后，则一度变成了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因此，论及“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我们不必对具体个人抱有过高的期待。须知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加深中日民间交往，才是应对中日关系万变的不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