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退步集》、《木心作品集》……民国范儿、80年代等怀旧话题一直是陈丹青热衷的范畴。作为80年代崭露头角的艺术家，陈丹青怎么看待80年代，怎么看待怀旧？不久前，陈丹青在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报告厅举行了名为《我在东北出了第一本书》的讲座。会后，本报记者就此访问了陈丹青。
　　《齐鲁周刊》：无论阿城、北岛、陈丹青、艾未未，查建英或者您，都有很长一段海外生活的经历。是什么让你们这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80年代选择了精神流放？
　　陈丹青：当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时与伊藤博文同班，严复的成绩永远超出伊藤很多。但是多年之后，伊藤已经领到日本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而严复只是翻译了天演论，成了知名学者，然后成为北大校长。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才不多，而在于体制封闭。 在当时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卓有成就的文化人士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就是为了感知作为他者的存在，试图触摸一种异质的文化，与自己的文明相对的，或至少对自己文明的另一种的解构。
　　《齐鲁周刊》： 1980年您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评论说您最有力的阐释和无畏的尝试了当年的“文化寻根”。80年代对您重要吗？为什么文化精英大都热衷怀念80年代？
　　陈丹青：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但都很粗浅，急就章，它知识填补了“文革”后的真空。80年代我在中国只待了两年，1982年移居纽约，后遇老师木心先生才完成了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学再教育”。
　　刚到美国，很失落，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人家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文学，还有绘画。我很难告诉你80年代的反差：纽约的一切，西方世界的一切，没有中国的位置。
　　无论怀念民国还是80年代，基于的不过都是当下的回望，是反省也是自我批判。怀旧只是为了重新寻找精神源动力，只是为了再前进。我们想要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重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