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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时任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的于芬在队伍解散后，别离国家队至今。之后12年间，于芬在清华跳水队培养了伏明霞(复出后训练)、何姿、林跃等一大批世界及奥运冠军苗子。
作为中国最优秀跳水教练，她却始终与国家队无缘。
不接受国外高薪聘请，不认同国家队员“准入”机制，不满游泳中心奖金分配……屡向国家现行跳水体制和负责人发动“炮轰”的于芬，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国家队始终不能对她敞开大门？
11月4日，国家跳水队前副总教练于芬的代理律师王兆峰向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发出律师函，望监察局重新调查于芬举报的“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侵吞奖金”事件。这使从10月底再尘嚣而上的“于芬检举国家跳水队奖金事件”又进一步，更加勾起众人的好奇心和疑惑——于芬少拿了多少钱？她为什么总是对国家跳水队及其领队周继红不依不饶？
到底她想要得到什么？
风波起因：再次无缘国家队
事实上，很多国家队在奖金分配上都存在内部争议，却一直没有被大张旗鼓地曝光于媒体及公众视野，一位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有的因为问题不大没深究，有的因为当事人都还要继续在这个圈子做事，所以就能忍则忍。另外，很多奖金出自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甚至是个人，这部分奖金多数无从查证，也不可能按现行规定进行分配。而在国家队受了“委屈”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往往也可以从地方找到“安慰”。
而在相关部门给出奖金清单后，于芬仍死死“咬住”周继红不放，也说明于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钱——重回中国国家队执教，才是于芬最大的心愿，为此她在这些年拒绝了无数来自国外的条件丰厚的执教邀请。
就在本文截稿前一天，《中国新闻周刊》在致电于芬时，她还“提醒”记者，“现在不能一直说不让于芬进国家队。如果人家让于芬上了，我们还在那攻击别人，就给另一批人抓了把柄了。”
没有人能否认于芬是中国跳水项目最优秀的教练，而且她带出的弟子，从伏明霞、郭晶晶到林跃等一系列运动员，持续不断地在各大小比赛中获得冠军。本届奥运会的冠军中，有三名队员直接来自于芬的培养，其中女子三米板、双人三米板冠军郭晶晶曾师从于芬5年多；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王鑫2001年进入清华跳水队；男子双人十米台冠军林跃出自清华。而中国男子跳台头号主力唯一的亚军周吕鑫，于1998-2004年间在清华大学跳水队受教于芬。
可自从1996年离开国家跳水队后，于芬再也没能回到国家队。
虽然于芬在检举信曝光的第一时间就表态，自己检举奖金问题和自己想进国家队没有关系，也不是和周继红的个人恩怨。但仍有人猜测，在这个时候，再次抛出9个多月前的检举信，是缘于10月24日国家游泳中心公布的奥运会后最新一批国家跳水队运动员、教练员集训名单，又一次将于芬及其现带的清华弟子拒在国家队大门之外，惹恼了于芬。
这份名单共有55人之多，但于芬和她现在的清华弟子无人在列。就连刚刚在全国跳水锦标赛福州站夺得女子三米跳板铜牌的施廷懋也不在名单之列——施廷懋已经在清华跳水队练了两年。
于芬的执教能力很强，这点无人质疑，被称为跳水“梦之队”的中国国家跳水队三代女子领军人物(高敏、伏明霞、郭晶晶)，有两个人是于芬一手培养的，其他世界冠军级运动员就更多了。伏明霞是于芬一手带出来的，而郭晶晶在于芬雕琢四年后，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的国内选拔赛上，战胜了伏明霞。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国家队的许多骨干和新兴力量也都是于芬一手教出来的。2008年奥运会，中国跳水队8个项目的集训队员中，6个项目有于芬带出的队员。“按照通常的教练员选拔，很多教练会跟着自己带出来的优秀运动员一起进入国家队。如果教练优秀，会固定地留在国家队当任教练。”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即使这样，于芬还是无缘进入国家队备战奥运。
于芬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2007年下半年，她曾正式向总局领导提出重返国家队的申请，但回归国家队的申请公开后不到十天，她三次被游泳中心以不同形式、不同人、不同说法予以回绝。
于芬回到国家队的障碍，不在其水平、不在政策，又在于什么？
12年前被迫离开国家队
事情得从于芬怎么离开了国家队说起。
1987年底，还在湖北省跳水队任教练的于芬被借调到国家队带李青，准备1988年汉城奥运会，1989年底于芬又带着1987年全运会后挑中的伏明霞、肖海亮参加了国家队少年集训，1990年1月于芬正式入选国家队。
1993年，于芬被任命为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当时的国家跳水队总教练是徐益明，一位可以称得上中国跳水“教父”的人物，他创造的许多训练方法沿用至今。
于芬当时执教伏明霞这样的主力，深得徐益明的器重。
核心队员所在的组，该组的教练自然比较受器重，徐益明时常帮扶于芬，甚至常在训练中亲自帮于芬的队员拉保护带(陆上训练的一种器械，让队员模拟空中动作)。慢慢地，队里开始有人觉得总教练偏心。加上当时于芬在队员分配、训练安排等事情上，给人一种“以我为核心，以后大家都得围着我转”的感觉，跳水队有些教练逐渐产生不满。
“两名教练都是事业型，埋头钻研技术，但都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曾任国家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个性太强和人际关系的“隐患”，无意中为之后中国跳水队教练队伍的变局埋下伏笔。
但最终导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家跳水队解散，总教练徐益明、副总教练于芬都不再被国家队聘用，还有另外的原因。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功勋”人物，加上体育人好胜直率的性格，跳水队总教练的徐益明，对主管相关领导并不大买账。“徐益明属于顺毛驴的，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批评他，他肯定要顶回来。”跳水队的老领队王发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96年4月，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仅两个月时，中国跳水队还在进行选拔比赛。“徐益明当时的意见很大，他认为这等于是窝里斗，斗来斗去斗得大家筋疲力尽，而且打乱了他的训练计划。”时任国家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意思是某些(领导)官员根本不懂训练规律。”
针对奥运备战、选拔等问题，徐益明还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沙龙》节目中公开放了几“炮”。他与相关部门领导的矛盾由此公开化。
而恰在选拔赛中，上届奥运会冠军孙淑伟输给田亮、肖海亮，无缘奥运会。孙淑伟所在的广东队因此对徐益明不满。
“最后男子10枚金牌未能拿到，后来有人说是徐益明的责任，……以前积蓄的矛盾就在这时爆发了。” 时任中国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那时甚至有地方队教练联名写信要徐益明下课。整肃徐益明也由此从上至下地开始了。
王铁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6年奥运会后，自己负责统计分配比赛奖金，根据政策规定，总教练徐益明只能拿到50500元，而直接带队员的副总教练于芬能分到近百万元。王铁生打报告，希望上级单位能另拨款奖励徐益明，未果。于是，王铁生就动员跳水队的教练们，希望大家每人拿出一部分奖金，提高徐益明的奖金额度。“其他教练都答应了，就于芬不肯。”王铁生说。
这件事也让跳水队的一些教练对于芬有看法。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家跳水队解散后重组。
1997年1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改革，运动队都从训练局剥离出去，单独成立各个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它相当于是体育总局各个项目的办事机构，管办结合。
总局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当时的北京市天坛公园东侧的一条体育馆路，将中国的体育核心区分成两块，南边是训练局，北边是体委(后改为体育总局)的机关单位。没有运动管理中心的时候，管队伍、管队员都由训练局负责。很多人认为训练局的权力太大了。分权，是改革后的客观结果。
改革后，竞体三司的游泳处被取消了，曾和徐在奥运选拨等问题上有争执的郭庆龙出任游泳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重组。原总教练徐益明、副总教练于芬都未接到任用通知，也没有接到解职通知。
1997年11月，国家跳水队重新集中，备战1998年世锦赛。由于是临时组队，没有任命总教练或主教练。周继红开始出任队干——相当于副领队职务。
从此，中国跳水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周继红时代”，也纠缠着延续至今的“两个女人的战争”。
周于两人到底有什么矛盾
不论是清华“准入”事件、于芬要求回国家队、检举奖金，几乎每一次，于芬“出事端”，都会被舆论说到是她和周继红俩人的私人恩怨。而于芬总是无缘国家队，也被归咎为是周继红从中作梗。
但具体是什么矛盾，没人能说清楚。于芬也多次否认与周继红有私人矛盾，周继红对此更是闭口不谈。周继红在于芬“炮轰”始终，也从未出面代表个人或官方予以回应。可两个同根湖北的老乡，目前中国跳水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女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于芬本人的运动生涯因为受伤，并不辉煌。1975年，18岁的她进入国家队，半年后因伤退役开始担任教练，之后逐渐成为徐益明最得意的教练之一。而在1984年，19岁的周继红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子10米台金牌，是徐益明培养的第一个奥运冠军。
在周继红公开的履历表上显示，她1986年7月退役后，回湖北任教，后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1990年毕业后继续在国家跳水队任教，现任中国跳水队领队。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周继红退役后，曾到北京大学念英语。但在念了两年入学前补习班，都没有通过，被北大退回。后到湖北省队等待分配。1992年奥运会前，时任跳水队领队的王发成将她招进国家队，给当时谭良德的教练刘恒林当助手。“助手就要看一下训练，但没有权利订计划，有的甚至连拉保护带都没有资格。”时任国家跳水队队医的杨国贤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当时在国家跳水队的一名管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6年奥运会之后，周继红找到徐益明，希望进队当教练，并提出了条件：要带主力队员、不出早操、不拉保护带等。
这让徐益明挠头了。本来爱将要回来执教是好事，但是周继红几乎没有执教经验，不可能马上把主力队员交给她；而且拉保护带是基本功，教练不拉保护带，没这个规矩。至于不出早操就更不能接受，对徐益明很熟悉的领队王铁生告诉记者，徐益明自己就没有一天不出早操的，每天6点之前他必到宿舍叫运动员集合，全程参与一个小时的早操。跳水队的早操强度之大在训练局里也是出了名的。
徐益明没有答应周继红的要求，但让她从二线队员里头随便挑，周继红没接受，此后此事就没了下文。
之后，周继红怀孕、生孩子。“差不多十来年周继红没什么事干，她经常到我那串门。”认识周继红的人向本刊记者比划着，在这期间，跳水队在总教练徐益明管理下，周继红仍享受着运动员的伙食标准，还可以领运动服。但周没有从事具体的教练和管理工作。
一位国家跳水队的资深人士认为，周继红生徐益明的气，可能在后来也迁怒到徐益明器重的于芬身上。
回归国家队的路有多远？
离开国家队之后，于芬辗转到清华大学组建跳水队，1997年，她开始探寻体教结合的新型运动员培养模式。它沿袭50年代时，由政府调控、国家负全责、投入巨资，集中培养运动员，由此形成的“一条龙、三级网”的流水线训练模式——教练通过与幼儿园、小学老师建立联系、挑选有潜质的孩子吸收到业余体校，经过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与优胜劣汰的竞争，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体工队，直至国家队。它有别于当下的中国运动员传统的单一的专业训练培养模式。
清华跳水队在于芬的训练下，通过一边上课一边训练的方式也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优秀队员，包括退役又复出的伏明霞当时也是在清华训练后，又夺得了奥运冠军；受伤被国家队放弃的李成伟来到清华训练，又重新夺得多次全国冠军；现在的国家队当家队员、奥运冠军周吕鑫、何姿、林跃等小队员都从清华跳水队起步。
2000年，周继红出任跳水队领队，而从1997年重组后至今，国家跳水队就不再设置总教练或主教练之职。这在其他所有项目国家队中绝无仅有。
“文革前，国内的运动队都是领队负责制，后来实行总教练负责制。”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发现总教练会受到影响，就分权了。总教练抓训练比赛，领队管后勤等事，领队更像一个政委。”
期间，周继红做过成为总教练的努力。但至今未果。
现在，周继红身兼跳水队领队、跳水部部长、游泳中心的分管副主任。领队的职责是管运动员和训练事务；跳水部则主管国内外的竞赛，做一些组织和服务的工作；而游泳中心则掌握政策制定的权力，副主任的意见能影响政策的制定。
2004年，各支国家队领队曾在北京体育大学出席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周继红作为领队有那么大权利，而其他领队只有后勤保证的权利。
但因为各种原因，这样的质疑最终不了了之。很多跳水界的人认为，这些年中国跳水没有进步。
一个事例，可从侧面反映这样的“停滞”——1999年才离开国家跳水队的队医杨国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现在，郭晶晶在跳板上的夺冠动作还是14年前于芬给她量身打造的，顺序都一样。这些动作是根据郭晶晶当年能力、体质专门设计的。”
这些年来，清华跳水队和于芬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来自国家跳水队的肯定。于芬和清华跳水队与国家跳水队之间的“准入矛盾”曾在2005年达到高潮。
一位在体育总局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北京奥运会前夕，体育总局某高层曾找于芬谈话，让她做好回国家队的准备(本刊已向于芬证实确有此事)。但随即另一位主管训练的高层领导，以不能因为人事安排而丢了金牌为由，拒绝了于芬回队的请求。
在金牌成绩的保护下，周继红的权力慢慢变得更大。
十多年前的国家队副总教练、培养出现在多名奥运冠军的于芬不服气可想而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不是为中国跳水的辉煌打下基础，而是创造了中国跳水的辉煌。”
11月10日，当记者再次联系于芬，于芬对本刊表示，现在不是采访的时机，建议记者“再等等”。
作为中国最优秀跳水教练，她却始终与国家队无缘。
不接受国外高薪聘请，不认同国家队员“准入”机制，不满游泳中心奖金分配……屡向国家现行跳水体制和负责人发动“炮轰”的于芬，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国家队始终不能对她敞开大门？
11月4日，国家跳水队前副总教练于芬的代理律师王兆峰向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发出律师函，望监察局重新调查于芬举报的“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侵吞奖金”事件。这使从10月底再尘嚣而上的“于芬检举国家跳水队奖金事件”又进一步，更加勾起众人的好奇心和疑惑——于芬少拿了多少钱？她为什么总是对国家跳水队及其领队周继红不依不饶？
到底她想要得到什么？
风波起因：再次无缘国家队
事实上，很多国家队在奖金分配上都存在内部争议，却一直没有被大张旗鼓地曝光于媒体及公众视野，一位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有的因为问题不大没深究，有的因为当事人都还要继续在这个圈子做事，所以就能忍则忍。另外，很多奖金出自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甚至是个人，这部分奖金多数无从查证，也不可能按现行规定进行分配。而在国家队受了“委屈”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往往也可以从地方找到“安慰”。
而在相关部门给出奖金清单后，于芬仍死死“咬住”周继红不放，也说明于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钱——重回中国国家队执教，才是于芬最大的心愿，为此她在这些年拒绝了无数来自国外的条件丰厚的执教邀请。
就在本文截稿前一天，《中国新闻周刊》在致电于芬时，她还“提醒”记者，“现在不能一直说不让于芬进国家队。如果人家让于芬上了，我们还在那攻击别人，就给另一批人抓了把柄了。”
没有人能否认于芬是中国跳水项目最优秀的教练，而且她带出的弟子，从伏明霞、郭晶晶到林跃等一系列运动员，持续不断地在各大小比赛中获得冠军。本届奥运会的冠军中，有三名队员直接来自于芬的培养，其中女子三米板、双人三米板冠军郭晶晶曾师从于芬5年多；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王鑫2001年进入清华跳水队；男子双人十米台冠军林跃出自清华。而中国男子跳台头号主力唯一的亚军周吕鑫，于1998-2004年间在清华大学跳水队受教于芬。
可自从1996年离开国家跳水队后，于芬再也没能回到国家队。
虽然于芬在检举信曝光的第一时间就表态，自己检举奖金问题和自己想进国家队没有关系，也不是和周继红的个人恩怨。但仍有人猜测，在这个时候，再次抛出9个多月前的检举信，是缘于10月24日国家游泳中心公布的奥运会后最新一批国家跳水队运动员、教练员集训名单，又一次将于芬及其现带的清华弟子拒在国家队大门之外，惹恼了于芬。
这份名单共有55人之多，但于芬和她现在的清华弟子无人在列。就连刚刚在全国跳水锦标赛福州站夺得女子三米跳板铜牌的施廷懋也不在名单之列——施廷懋已经在清华跳水队练了两年。
于芬的执教能力很强，这点无人质疑，被称为跳水“梦之队”的中国国家跳水队三代女子领军人物(高敏、伏明霞、郭晶晶)，有两个人是于芬一手培养的，其他世界冠军级运动员就更多了。伏明霞是于芬一手带出来的，而郭晶晶在于芬雕琢四年后，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的国内选拔赛上，战胜了伏明霞。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国家队的许多骨干和新兴力量也都是于芬一手教出来的。2008年奥运会，中国跳水队8个项目的集训队员中，6个项目有于芬带出的队员。“按照通常的教练员选拔，很多教练会跟着自己带出来的优秀运动员一起进入国家队。如果教练优秀，会固定地留在国家队当任教练。”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即使这样，于芬还是无缘进入国家队备战奥运。
于芬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2007年下半年，她曾正式向总局领导提出重返国家队的申请，但回归国家队的申请公开后不到十天，她三次被游泳中心以不同形式、不同人、不同说法予以回绝。
于芬回到国家队的障碍，不在其水平、不在政策，又在于什么？
12年前被迫离开国家队
事情得从于芬怎么离开了国家队说起。
1987年底，还在湖北省跳水队任教练的于芬被借调到国家队带李青，准备1988年汉城奥运会，1989年底于芬又带着1987年全运会后挑中的伏明霞、肖海亮参加了国家队少年集训，1990年1月于芬正式入选国家队。
1993年，于芬被任命为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当时的国家跳水队总教练是徐益明，一位可以称得上中国跳水“教父”的人物，他创造的许多训练方法沿用至今。
于芬当时执教伏明霞这样的主力，深得徐益明的器重。
核心队员所在的组，该组的教练自然比较受器重，徐益明时常帮扶于芬，甚至常在训练中亲自帮于芬的队员拉保护带(陆上训练的一种器械，让队员模拟空中动作)。慢慢地，队里开始有人觉得总教练偏心。加上当时于芬在队员分配、训练安排等事情上，给人一种“以我为核心，以后大家都得围着我转”的感觉，跳水队有些教练逐渐产生不满。
“两名教练都是事业型，埋头钻研技术，但都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曾任国家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个性太强和人际关系的“隐患”，无意中为之后中国跳水队教练队伍的变局埋下伏笔。
但最终导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家跳水队解散，总教练徐益明、副总教练于芬都不再被国家队聘用，还有另外的原因。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功勋”人物，加上体育人好胜直率的性格，跳水队总教练的徐益明，对主管相关领导并不大买账。“徐益明属于顺毛驴的，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批评他，他肯定要顶回来。”跳水队的老领队王发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96年4月，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仅两个月时，中国跳水队还在进行选拔比赛。“徐益明当时的意见很大，他认为这等于是窝里斗，斗来斗去斗得大家筋疲力尽，而且打乱了他的训练计划。”时任国家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意思是某些(领导)官员根本不懂训练规律。”
针对奥运备战、选拔等问题，徐益明还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沙龙》节目中公开放了几“炮”。他与相关部门领导的矛盾由此公开化。
而恰在选拔赛中，上届奥运会冠军孙淑伟输给田亮、肖海亮，无缘奥运会。孙淑伟所在的广东队因此对徐益明不满。
“最后男子10枚金牌未能拿到，后来有人说是徐益明的责任，……以前积蓄的矛盾就在这时爆发了。” 时任中国跳水队领队的王铁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那时甚至有地方队教练联名写信要徐益明下课。整肃徐益明也由此从上至下地开始了。
王铁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6年奥运会后，自己负责统计分配比赛奖金，根据政策规定，总教练徐益明只能拿到50500元，而直接带队员的副总教练于芬能分到近百万元。王铁生打报告，希望上级单位能另拨款奖励徐益明，未果。于是，王铁生就动员跳水队的教练们，希望大家每人拿出一部分奖金，提高徐益明的奖金额度。“其他教练都答应了，就于芬不肯。”王铁生说。
这件事也让跳水队的一些教练对于芬有看法。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家跳水队解散后重组。
1997年1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改革，运动队都从训练局剥离出去，单独成立各个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它相当于是体育总局各个项目的办事机构，管办结合。
总局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当时的北京市天坛公园东侧的一条体育馆路，将中国的体育核心区分成两块，南边是训练局，北边是体委(后改为体育总局)的机关单位。没有运动管理中心的时候，管队伍、管队员都由训练局负责。很多人认为训练局的权力太大了。分权，是改革后的客观结果。
改革后，竞体三司的游泳处被取消了，曾和徐在奥运选拨等问题上有争执的郭庆龙出任游泳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重组。原总教练徐益明、副总教练于芬都未接到任用通知，也没有接到解职通知。
1997年11月，国家跳水队重新集中，备战1998年世锦赛。由于是临时组队，没有任命总教练或主教练。周继红开始出任队干——相当于副领队职务。
从此，中国跳水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周继红时代”，也纠缠着延续至今的“两个女人的战争”。
周于两人到底有什么矛盾
不论是清华“准入”事件、于芬要求回国家队、检举奖金，几乎每一次，于芬“出事端”，都会被舆论说到是她和周继红俩人的私人恩怨。而于芬总是无缘国家队，也被归咎为是周继红从中作梗。
但具体是什么矛盾，没人能说清楚。于芬也多次否认与周继红有私人矛盾，周继红对此更是闭口不谈。周继红在于芬“炮轰”始终，也从未出面代表个人或官方予以回应。可两个同根湖北的老乡，目前中国跳水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女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于芬本人的运动生涯因为受伤，并不辉煌。1975年，18岁的她进入国家队，半年后因伤退役开始担任教练，之后逐渐成为徐益明最得意的教练之一。而在1984年，19岁的周继红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子10米台金牌，是徐益明培养的第一个奥运冠军。
在周继红公开的履历表上显示，她1986年7月退役后，回湖北任教，后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1990年毕业后继续在国家跳水队任教，现任中国跳水队领队。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周继红退役后，曾到北京大学念英语。但在念了两年入学前补习班，都没有通过，被北大退回。后到湖北省队等待分配。1992年奥运会前，时任跳水队领队的王发成将她招进国家队，给当时谭良德的教练刘恒林当助手。“助手就要看一下训练，但没有权利订计划，有的甚至连拉保护带都没有资格。”时任国家跳水队队医的杨国贤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当时在国家跳水队的一名管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6年奥运会之后，周继红找到徐益明，希望进队当教练，并提出了条件：要带主力队员、不出早操、不拉保护带等。
这让徐益明挠头了。本来爱将要回来执教是好事，但是周继红几乎没有执教经验，不可能马上把主力队员交给她；而且拉保护带是基本功，教练不拉保护带，没这个规矩。至于不出早操就更不能接受，对徐益明很熟悉的领队王铁生告诉记者，徐益明自己就没有一天不出早操的，每天6点之前他必到宿舍叫运动员集合，全程参与一个小时的早操。跳水队的早操强度之大在训练局里也是出了名的。
徐益明没有答应周继红的要求，但让她从二线队员里头随便挑，周继红没接受，此后此事就没了下文。
之后，周继红怀孕、生孩子。“差不多十来年周继红没什么事干，她经常到我那串门。”认识周继红的人向本刊记者比划着，在这期间，跳水队在总教练徐益明管理下，周继红仍享受着运动员的伙食标准，还可以领运动服。但周没有从事具体的教练和管理工作。
一位国家跳水队的资深人士认为，周继红生徐益明的气，可能在后来也迁怒到徐益明器重的于芬身上。
回归国家队的路有多远？
离开国家队之后，于芬辗转到清华大学组建跳水队，1997年，她开始探寻体教结合的新型运动员培养模式。它沿袭50年代时，由政府调控、国家负全责、投入巨资，集中培养运动员，由此形成的“一条龙、三级网”的流水线训练模式——教练通过与幼儿园、小学老师建立联系、挑选有潜质的孩子吸收到业余体校，经过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与优胜劣汰的竞争，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体工队，直至国家队。它有别于当下的中国运动员传统的单一的专业训练培养模式。
清华跳水队在于芬的训练下，通过一边上课一边训练的方式也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优秀队员，包括退役又复出的伏明霞当时也是在清华训练后，又夺得了奥运冠军；受伤被国家队放弃的李成伟来到清华训练，又重新夺得多次全国冠军；现在的国家队当家队员、奥运冠军周吕鑫、何姿、林跃等小队员都从清华跳水队起步。
2000年，周继红出任跳水队领队，而从1997年重组后至今，国家跳水队就不再设置总教练或主教练之职。这在其他所有项目国家队中绝无仅有。
“文革前，国内的运动队都是领队负责制，后来实行总教练负责制。”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发现总教练会受到影响，就分权了。总教练抓训练比赛，领队管后勤等事，领队更像一个政委。”
期间，周继红做过成为总教练的努力。但至今未果。
现在，周继红身兼跳水队领队、跳水部部长、游泳中心的分管副主任。领队的职责是管运动员和训练事务；跳水部则主管国内外的竞赛，做一些组织和服务的工作；而游泳中心则掌握政策制定的权力，副主任的意见能影响政策的制定。
2004年，各支国家队领队曾在北京体育大学出席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周继红作为领队有那么大权利，而其他领队只有后勤保证的权利。
但因为各种原因，这样的质疑最终不了了之。很多跳水界的人认为，这些年中国跳水没有进步。
一个事例，可从侧面反映这样的“停滞”——1999年才离开国家跳水队的队医杨国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现在，郭晶晶在跳板上的夺冠动作还是14年前于芬给她量身打造的，顺序都一样。这些动作是根据郭晶晶当年能力、体质专门设计的。”
这些年来，清华跳水队和于芬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来自国家跳水队的肯定。于芬和清华跳水队与国家跳水队之间的“准入矛盾”曾在2005年达到高潮。
一位在体育总局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北京奥运会前夕，体育总局某高层曾找于芬谈话，让她做好回国家队的准备(本刊已向于芬证实确有此事)。但随即另一位主管训练的高层领导，以不能因为人事安排而丢了金牌为由，拒绝了于芬回队的请求。
在金牌成绩的保护下，周继红的权力慢慢变得更大。
十多年前的国家队副总教练、培养出现在多名奥运冠军的于芬不服气可想而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不是为中国跳水的辉煌打下基础，而是创造了中国跳水的辉煌。”
11月10日，当记者再次联系于芬，于芬对本刊表示，现在不是采访的时机，建议记者“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