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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刊)“特稿”栏目刊发的《会说谎的作文》,关注了一篇有两万多网友围观跟帖的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网络红帖。
帖子总结了“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今天在马路边捡到一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储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跟帖网友还一起总结了“当年作文簿上出镜率最高的话”:“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爱我家,我更爱我伟大的祖国”、“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帖子的作者还留心过历年高考满分作文,“其中不乏高大全的叔叔——得到好心人帮助,转身到五星红旗下敬礼的哑巴叔叔;奋不顾身跳入激流抢救国家财产的欧叔叔;上街卖茶叶蛋资助贫困学生上学的邻居叔叔……”。随帖的调查显示,58%网友认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哈哈……”
《会说谎的作文》作者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成型史高度相似,基本都出现过相同的条件反射症状——说开会就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想起张海迪姐姐就满含愧疚,而长大了的他们大都摆出清算与自嘲的架势回忆当年,恨不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重活一次”。更有甚者,一名70后的媒体编辑,因在当年的作文中写过“在新中国,最能体现和维护祖国尊严的人,是大使馆前的哨兵们,他们能抵挡住外国人的美金和美女的诱惑,忠诚而坚定地站着”的句子,被现在的同事翻出来,结果竟然使“多年的光辉形象瞬间悲剧了”!
写过此类作文的人,回想起作文中的种种,可能会因幼稚而好笑,可能会有现在不必“端着”的庆幸,也可能会有成熟之后自以为是的高明。
这种急切地清算过去,狠狠地自嘲作文中说谎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学生为什么喜欢在作文里说谎?说谎的作文真的“教会了中国人说谎”?不说谎的作文就好吗?
一、嘲笑说谎作文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们注意到,调查表中只有5℅的网友认为“以前的自己很傻很天真”。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觉得在作文中说一些没技术含量的小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意味着他们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就比以前高明。这种“现在不比以前高明”就包括道德上并不具备优越感。所以,网友嘲笑说谎作文,主要不是从道德的层面。这一点,《会说谎的作文》后文有着深刻的思考:“不同时代的人成长中有相同的双重人格印记”,因为,不仅小时候在作文中说谎,成人后有多少人仍在不停说谎?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的小说大受追捧,除了其贫嘴人物的幽默诙谐外,最主要的是小说人物奉行的处世哲学:“我是流氓我怕谁。”作者摆出一副嬉皮腔调,嘲笑一切否定一切,“消解权威,躲避崇高”。凡是以前肯定的,他就否定;凡是以前否定的,他就肯定。在那个春回大地的年代,经受个性压抑的读者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体会到的是“一点正经也没有”不必“端着”的畅快,在“玩的就是心跳”的鼓动下毛血贲张。
清算作文中的幼稚说谎,相当一部分人在嘲笑声中找到了消解崇高的快感。有人说,与以往推崇理性、标榜伟大、宣扬崇高的偶像相反,今天人们的旨趣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躲避崇高甚至嘲笑崇高似乎成为了时尚,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越来越张扬个性的年代,对诸事以“打酱油”的心态对待。
二、学生为什么喜欢在作文里说谎?
“美文”的示范。首推选入教材的美文示范,如《风景谈》《爱迪生救妈妈》,还有《松树的风格》《荔枝蜜》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选文的标准把思想正确放在首位,课堂上,教师的分析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展开,学生当然认为作文里人物形象是否高大、主题是否宏大是作文好坏最主要甚或唯一的标准。除了受课本选文影响,像《作文通讯》之类的作文刊物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号称“鼓励写真话,诉真情”的《作文通讯》其实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刊载的许多学生作文,虽然少了些口号,像网文里提到的“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为简单易记易模仿又“能画龙点睛”式的“必杀结尾句”,仍然俯拾即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教师的引导。语文教师业务素质不高,以为作文中的“善”等同于作文的“美”,过分强调作文的思想价值,从而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才情。素养不高还表现在教师指导学生作文缺少科学的方法,完全依赖一些作文技巧速成工具书,让学生依样画葫芦,这样他们笔下就产生了新“八股文”。还有一个因素是诸多论者忽视的,即好作文的标准并不固定统一。在一轮又一轮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好作文的最高标准经常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会儿说要思想积极,一会儿说要有文采,一会儿说要真情实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部分一线教师本来有自己的判断,但在一波又一波关于好作文的争论下,以及一些所谓“满分作文”的启发下,遂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学生倒在应试的门槛前,只好跟紧潮流,于是就出现了雷锋叔叔的素材感人就写雷锋,据说写陶渊明会显得有文采就写陶渊明的现象。
学生的投机心理。网友嘲笑说谎作文,其实否定的是两种作文模式,一是为使主题感人,找些光辉的人物事迹,或喊些“我爱我家,我更爱我伟大的祖国”之类宏大正确的口号;二是为求快速作文,套些“在灯光下,看着妈妈的白发,我……泪流满面……我一定要……”之类的固定句式。
作文必须要有写作的冲动,至少是有诉说的欲望。如此状态下作文,才不会感到痛苦。要想写一篇好作文就更是不易,虽不至于要“两句三年得,一语泪双流”,大抵要费心费神下一番功夫不可。现实情况是,学生的作文都是别人出题,题目又多是让学生“端着”以大写的人的姿态谈“诚信”、“奉献”之类,学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常常是无病呻吟强说愁。学生为了减轻痛苦减少折磨,找一些早被教师肯定的作文模式来套作,省事又省力。至于作文分数,只要不是太差就行,反正也没抱什么希望。这样的心态就造就了中规中矩千篇一律的文章。
另一种投机心理是,学生信奉“文如其人”,文章中不敢写现实中的我种种上不得台面的心理与琐事,害怕别人嘲笑挖苦,于是要么讴歌偶像的光辉思想以表明自己思想正确,要么编些高尚的行径来装扮自己,既能达到思想健康的要求,说不定还可以因为“正确”博得赞许。他们也不敢在作文里写身边人的种种不堪,害怕别人对号入座。
三、说谎的作文真的那么可怕?
《会说谎的作文》的一个小标题是“作文教会中国人说谎?”易中天在《道德批判的原则和底线》(《南方周末》2009年6月18日刊)中说:“那些狡猾的‘标题党’,会虚情假意地打上引号,再加上问号,以规避责任。”在对说谎作文充满嘲笑鄙弃的《会说谎的作文》里,“作文教会中国人说谎”的判断不证自明。
问题是,不考虑对象与环境,认定在作文中写“我爱我家,我更爱伟大的祖国”之类的句子就是在说谎是否合理呢?
现在读“半个馒头顺着水沟,一直漂到非洲,送到饥饿的无产阶级兄弟手中”这样的句子的确好笑,“很傻很天真”。我们要说的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说话的当时很可能一点儿都不觉得“傻”或“天真”,相反,是既兴奋且严肃的。在集体无意识或者说个性缺失的年代,大家被一种单纯和美好包裹,沉浸在幻想和激情中,容易说一些浪漫的话,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看起来是谎言的,那时却是发自肺腑。孙文辉《“受得了”抑或“受不了”》(《语文学习》2010年第2期)一文谈到现在的课堂对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情感处理时,有教师认为诗歌的情感叫人受不了,孙说“这种情况绝对不能轻易否定,甚或不负责任地嘲笑,没有必要连诗歌中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情怀一棍子打死,因为这种情感是能够超越时代的”,即使连舒婷自己今天也说“受不了”,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性遭遇理性审视时的害臊,绝不是对诗歌情感的断然否定”。
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嘲笑在作文中对张海迪姐姐的愧疚和对雷锋叔叔的讴歌?这种在现在看起来可疑又好笑的句子,也许就是在听过一场张海迪的报告,看过一场关于雷锋叔叔的电影之后的真诚之言呢?
如果是针对学生懒惰或投机而胡乱套作,否定无可非议。如果小作者是真诚地表达他对大善大爱的讴歌,对伟大理想的赞美,只是因为长大成人自己受不了,就否定,这合适吗?否定说谎作文,小心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从雷锋、张海迪到徐虎、丛飞以及现在的文体明星、财富明星,你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喜欢周杰伦就嘲笑过去别人喜欢雷锋,否则就是“以己圣为天下圣”;不能因为现在喜欢演话剧的濮存昕就看不起小时候喜欢的“小燕子”,这是喜新厌旧“觉今是而昨非”;也不能因为当初自己讴歌雷锋并不是出自真情就断定别人推崇雷锋是虚假,这是“以己度人”。
即便真的不是事实,如果是学生出于善和爱的目的,在作文中说点为英雄人物感动的小谎,成年人不一定非得带着鄙夷的腔调像对待皇帝新装那样来高声戳破,好像自己这样就占据了道德的至高点。难道学生在作文中以看透人生的口气说不相信有好人、不相信有奉献,对“厚黑学”津津乐道,开口就是“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就好么?我们教育小孩时通常会用善意的谎言去鼓励,为什么他们作文中一点善意的谎言就那么可怕?
至于中国人说谎是不是作文教的,我想首先要把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搞清楚,而这恐怕又是一个鸡与蛋的命题。
四、否定了作文说谎又怎样?
我本来是不太相信作文可以塑造人的灵魂之类的话的,就如同不相信写文章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一样。作文不过是一个人思想观点的外在呈现,写作的过程也不过是言说交流的过程。《会说谎的作文》里提到的许祖云老师所谓“作文写作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与主流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在我看来有王婆卖瓜之嫌,是理想地把为文等同于为人。因为这种看似美好的推论忽略了学生作文是不是真诚为文的前提。学生作文如果是被动作文,就很难达到真诚,达不到真诚,“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与主流价值观”就要大打折扣。写作训练,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重要的是让一个人思维敏捷、内心敏感、表达准确,而不是塑造灵魂。
说真话并不是好作文的最高标准,不在作文里说谎,也不是提高作文水准的关键要素。被《会说谎的作文》引用的《我的理想》片段,是孙绍振在《从“贴近自我”到“超越自我”》(《语文学习》2009年第4期)一文里提到的小学生作文。作文可贵之处不是当一只小狗的理想与当警察科学家相比因为躲避了崇高而更真实,而是当小狗的理想背后,蕴含着小男孩的童真童趣和身处困难家庭早当家的辛酸。过分强调真,则可能滑向低俗,避开了假的陷阱的同时又跌入丑的深渊。我的理想是:开宝马娶美女——真,但一点也不美。
如果说作文说谎是一种病,课文的示范、教师的误导以及各种成人谎言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学生缺乏写作的热情。因为不想写,不想写好,自然不能激活生活积累,写不出真情,达不到真诚,写不出个性。当前作文教学颇为人诟病,急需的不是纯粹的作文技巧指导,“文无定法”并不是推脱责任的托辞。可以这样说,如果缺乏的仅仅是技巧,倒好操作,技术总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熟能生巧。写好作文,技巧永远是第二位的。孙绍振老师一贯主张作文要“贴近自我”,“贴近自我”不等于说真话,除了真外,还要有心灵活跃,“只有心灵活跃,才能进入为文的境界”,唤醒自我,“自我苏醒了,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会引发奇思妙想”。没有激活内心的情感体验,师生一起盯住作文风向标,喊口号光荣就喊口号,叔叔感人就写叔叔,陶渊明有文采就写陶渊明,把心思放在模仿套作上,作文只会跟风,说别人说过的话,学别人的方式说话,就成了谎言。没有对生活的深层思考,没有对社会的体验,没有相当的阅读积累,再多的技巧都只是浮在表皮的雕虫小技。如前所述,否定说谎作文,不过是否定了一些过时的素材和常被套用的句式。单纯的否定一些素材、摒弃一些句式,学生作文中没有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捧一把泥土,我说,这是我心爱的祖国”又诞生了;没有“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但“是一丛秋菊,就要散发芳香;是一片秋叶,就要装点大地”又诞生了。
[作者通联:湖北巴东一中]
帖子总结了“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今天在马路边捡到一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储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跟帖网友还一起总结了“当年作文簿上出镜率最高的话”:“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爱我家,我更爱我伟大的祖国”、“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帖子的作者还留心过历年高考满分作文,“其中不乏高大全的叔叔——得到好心人帮助,转身到五星红旗下敬礼的哑巴叔叔;奋不顾身跳入激流抢救国家财产的欧叔叔;上街卖茶叶蛋资助贫困学生上学的邻居叔叔……”。随帖的调查显示,58%网友认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哈哈……”
《会说谎的作文》作者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成型史高度相似,基本都出现过相同的条件反射症状——说开会就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想起张海迪姐姐就满含愧疚,而长大了的他们大都摆出清算与自嘲的架势回忆当年,恨不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重活一次”。更有甚者,一名70后的媒体编辑,因在当年的作文中写过“在新中国,最能体现和维护祖国尊严的人,是大使馆前的哨兵们,他们能抵挡住外国人的美金和美女的诱惑,忠诚而坚定地站着”的句子,被现在的同事翻出来,结果竟然使“多年的光辉形象瞬间悲剧了”!
写过此类作文的人,回想起作文中的种种,可能会因幼稚而好笑,可能会有现在不必“端着”的庆幸,也可能会有成熟之后自以为是的高明。
这种急切地清算过去,狠狠地自嘲作文中说谎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学生为什么喜欢在作文里说谎?说谎的作文真的“教会了中国人说谎”?不说谎的作文就好吗?
一、嘲笑说谎作文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们注意到,调查表中只有5℅的网友认为“以前的自己很傻很天真”。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觉得在作文中说一些没技术含量的小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意味着他们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就比以前高明。这种“现在不比以前高明”就包括道德上并不具备优越感。所以,网友嘲笑说谎作文,主要不是从道德的层面。这一点,《会说谎的作文》后文有着深刻的思考:“不同时代的人成长中有相同的双重人格印记”,因为,不仅小时候在作文中说谎,成人后有多少人仍在不停说谎?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的小说大受追捧,除了其贫嘴人物的幽默诙谐外,最主要的是小说人物奉行的处世哲学:“我是流氓我怕谁。”作者摆出一副嬉皮腔调,嘲笑一切否定一切,“消解权威,躲避崇高”。凡是以前肯定的,他就否定;凡是以前否定的,他就肯定。在那个春回大地的年代,经受个性压抑的读者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体会到的是“一点正经也没有”不必“端着”的畅快,在“玩的就是心跳”的鼓动下毛血贲张。
清算作文中的幼稚说谎,相当一部分人在嘲笑声中找到了消解崇高的快感。有人说,与以往推崇理性、标榜伟大、宣扬崇高的偶像相反,今天人们的旨趣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躲避崇高甚至嘲笑崇高似乎成为了时尚,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越来越张扬个性的年代,对诸事以“打酱油”的心态对待。
二、学生为什么喜欢在作文里说谎?
“美文”的示范。首推选入教材的美文示范,如《风景谈》《爱迪生救妈妈》,还有《松树的风格》《荔枝蜜》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选文的标准把思想正确放在首位,课堂上,教师的分析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展开,学生当然认为作文里人物形象是否高大、主题是否宏大是作文好坏最主要甚或唯一的标准。除了受课本选文影响,像《作文通讯》之类的作文刊物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号称“鼓励写真话,诉真情”的《作文通讯》其实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刊载的许多学生作文,虽然少了些口号,像网文里提到的“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为简单易记易模仿又“能画龙点睛”式的“必杀结尾句”,仍然俯拾即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教师的引导。语文教师业务素质不高,以为作文中的“善”等同于作文的“美”,过分强调作文的思想价值,从而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才情。素养不高还表现在教师指导学生作文缺少科学的方法,完全依赖一些作文技巧速成工具书,让学生依样画葫芦,这样他们笔下就产生了新“八股文”。还有一个因素是诸多论者忽视的,即好作文的标准并不固定统一。在一轮又一轮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好作文的最高标准经常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会儿说要思想积极,一会儿说要有文采,一会儿说要真情实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部分一线教师本来有自己的判断,但在一波又一波关于好作文的争论下,以及一些所谓“满分作文”的启发下,遂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学生倒在应试的门槛前,只好跟紧潮流,于是就出现了雷锋叔叔的素材感人就写雷锋,据说写陶渊明会显得有文采就写陶渊明的现象。
学生的投机心理。网友嘲笑说谎作文,其实否定的是两种作文模式,一是为使主题感人,找些光辉的人物事迹,或喊些“我爱我家,我更爱我伟大的祖国”之类宏大正确的口号;二是为求快速作文,套些“在灯光下,看着妈妈的白发,我……泪流满面……我一定要……”之类的固定句式。
作文必须要有写作的冲动,至少是有诉说的欲望。如此状态下作文,才不会感到痛苦。要想写一篇好作文就更是不易,虽不至于要“两句三年得,一语泪双流”,大抵要费心费神下一番功夫不可。现实情况是,学生的作文都是别人出题,题目又多是让学生“端着”以大写的人的姿态谈“诚信”、“奉献”之类,学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常常是无病呻吟强说愁。学生为了减轻痛苦减少折磨,找一些早被教师肯定的作文模式来套作,省事又省力。至于作文分数,只要不是太差就行,反正也没抱什么希望。这样的心态就造就了中规中矩千篇一律的文章。
另一种投机心理是,学生信奉“文如其人”,文章中不敢写现实中的我种种上不得台面的心理与琐事,害怕别人嘲笑挖苦,于是要么讴歌偶像的光辉思想以表明自己思想正确,要么编些高尚的行径来装扮自己,既能达到思想健康的要求,说不定还可以因为“正确”博得赞许。他们也不敢在作文里写身边人的种种不堪,害怕别人对号入座。
三、说谎的作文真的那么可怕?
《会说谎的作文》的一个小标题是“作文教会中国人说谎?”易中天在《道德批判的原则和底线》(《南方周末》2009年6月18日刊)中说:“那些狡猾的‘标题党’,会虚情假意地打上引号,再加上问号,以规避责任。”在对说谎作文充满嘲笑鄙弃的《会说谎的作文》里,“作文教会中国人说谎”的判断不证自明。
问题是,不考虑对象与环境,认定在作文中写“我爱我家,我更爱伟大的祖国”之类的句子就是在说谎是否合理呢?
现在读“半个馒头顺着水沟,一直漂到非洲,送到饥饿的无产阶级兄弟手中”这样的句子的确好笑,“很傻很天真”。我们要说的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说话的当时很可能一点儿都不觉得“傻”或“天真”,相反,是既兴奋且严肃的。在集体无意识或者说个性缺失的年代,大家被一种单纯和美好包裹,沉浸在幻想和激情中,容易说一些浪漫的话,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看起来是谎言的,那时却是发自肺腑。孙文辉《“受得了”抑或“受不了”》(《语文学习》2010年第2期)一文谈到现在的课堂对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情感处理时,有教师认为诗歌的情感叫人受不了,孙说“这种情况绝对不能轻易否定,甚或不负责任地嘲笑,没有必要连诗歌中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情怀一棍子打死,因为这种情感是能够超越时代的”,即使连舒婷自己今天也说“受不了”,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性遭遇理性审视时的害臊,绝不是对诗歌情感的断然否定”。
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嘲笑在作文中对张海迪姐姐的愧疚和对雷锋叔叔的讴歌?这种在现在看起来可疑又好笑的句子,也许就是在听过一场张海迪的报告,看过一场关于雷锋叔叔的电影之后的真诚之言呢?
如果是针对学生懒惰或投机而胡乱套作,否定无可非议。如果小作者是真诚地表达他对大善大爱的讴歌,对伟大理想的赞美,只是因为长大成人自己受不了,就否定,这合适吗?否定说谎作文,小心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从雷锋、张海迪到徐虎、丛飞以及现在的文体明星、财富明星,你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喜欢周杰伦就嘲笑过去别人喜欢雷锋,否则就是“以己圣为天下圣”;不能因为现在喜欢演话剧的濮存昕就看不起小时候喜欢的“小燕子”,这是喜新厌旧“觉今是而昨非”;也不能因为当初自己讴歌雷锋并不是出自真情就断定别人推崇雷锋是虚假,这是“以己度人”。
即便真的不是事实,如果是学生出于善和爱的目的,在作文中说点为英雄人物感动的小谎,成年人不一定非得带着鄙夷的腔调像对待皇帝新装那样来高声戳破,好像自己这样就占据了道德的至高点。难道学生在作文中以看透人生的口气说不相信有好人、不相信有奉献,对“厚黑学”津津乐道,开口就是“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就好么?我们教育小孩时通常会用善意的谎言去鼓励,为什么他们作文中一点善意的谎言就那么可怕?
至于中国人说谎是不是作文教的,我想首先要把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搞清楚,而这恐怕又是一个鸡与蛋的命题。
四、否定了作文说谎又怎样?
我本来是不太相信作文可以塑造人的灵魂之类的话的,就如同不相信写文章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一样。作文不过是一个人思想观点的外在呈现,写作的过程也不过是言说交流的过程。《会说谎的作文》里提到的许祖云老师所谓“作文写作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与主流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在我看来有王婆卖瓜之嫌,是理想地把为文等同于为人。因为这种看似美好的推论忽略了学生作文是不是真诚为文的前提。学生作文如果是被动作文,就很难达到真诚,达不到真诚,“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与主流价值观”就要大打折扣。写作训练,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重要的是让一个人思维敏捷、内心敏感、表达准确,而不是塑造灵魂。
说真话并不是好作文的最高标准,不在作文里说谎,也不是提高作文水准的关键要素。被《会说谎的作文》引用的《我的理想》片段,是孙绍振在《从“贴近自我”到“超越自我”》(《语文学习》2009年第4期)一文里提到的小学生作文。作文可贵之处不是当一只小狗的理想与当警察科学家相比因为躲避了崇高而更真实,而是当小狗的理想背后,蕴含着小男孩的童真童趣和身处困难家庭早当家的辛酸。过分强调真,则可能滑向低俗,避开了假的陷阱的同时又跌入丑的深渊。我的理想是:开宝马娶美女——真,但一点也不美。
如果说作文说谎是一种病,课文的示范、教师的误导以及各种成人谎言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学生缺乏写作的热情。因为不想写,不想写好,自然不能激活生活积累,写不出真情,达不到真诚,写不出个性。当前作文教学颇为人诟病,急需的不是纯粹的作文技巧指导,“文无定法”并不是推脱责任的托辞。可以这样说,如果缺乏的仅仅是技巧,倒好操作,技术总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熟能生巧。写好作文,技巧永远是第二位的。孙绍振老师一贯主张作文要“贴近自我”,“贴近自我”不等于说真话,除了真外,还要有心灵活跃,“只有心灵活跃,才能进入为文的境界”,唤醒自我,“自我苏醒了,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会引发奇思妙想”。没有激活内心的情感体验,师生一起盯住作文风向标,喊口号光荣就喊口号,叔叔感人就写叔叔,陶渊明有文采就写陶渊明,把心思放在模仿套作上,作文只会跟风,说别人说过的话,学别人的方式说话,就成了谎言。没有对生活的深层思考,没有对社会的体验,没有相当的阅读积累,再多的技巧都只是浮在表皮的雕虫小技。如前所述,否定说谎作文,不过是否定了一些过时的素材和常被套用的句式。单纯的否定一些素材、摒弃一些句式,学生作文中没有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捧一把泥土,我说,这是我心爱的祖国”又诞生了;没有“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但“是一丛秋菊,就要散发芳香;是一片秋叶,就要装点大地”又诞生了。
[作者通联:湖北巴东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