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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属于美学范畴,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美学概念,它概括了中国古代从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起来的一条审美规律和创作原则。意境既是客观景物精华部分的集中反映和表现,又是作者思想感情凝炼的化身和抒发。它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感受与审美客体的审美特征互相交融的产物。也就是说,意境包括着艺术创作和欣赏两方面。从创作范畴说,它意味着托意于境和缘境引情;从欣赏范畴说,它意味着创作作品所引起的读者身临其境,产生共鸣的审美感受。
中国的传统文艺历来偏重于表现性。表现性艺术偏重于主体感情,心理的抒发和描绘,常以抽象形式表现某种宽泛,朦胧、深邃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对表现性艺术的欣赏一般采取“品味”的方式,在反复的咀嚼玩味中体察、发现作品所包含的无穷意趣。因为这一类艺术品所表现的主要是情感,是一种宽泛、朦胧的精神境界,没有特定描写的客观对象来制约、限定,所以欣赏者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意翱翔。人们从这一类艺术品中得到的主要是情感和精神境界的陶冶、净化和提高。因此,我国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表现性艺术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意境的创造,《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一个烟雾朦胧的秋晨,“伊人”若隐若现,渺茫不可亲近,由思念而引起的忧闷与深秋的景象交织而成的意境何等惆怅惋切,情与境完美地融合起来。
在作品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意)通过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境)而表现,艺术形象又通过作家的思想感情而创造。这就是文艺创作的“意”与“境”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上是从意境的创作方面来讲的,下面再谈一谈意境的欣赏。
在中国,意境历来是品评诗歌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原则。诗歌创造了深远的意境,就能产生美感作用,具有扣人心弦艺的术感染力,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事代谢,古今更迭。在千头万绪的感兴和千态万状的景物中,诗人以燕子为连接。在野草丛生,点缀着些零星野花的朱雀桥边,夕阳斜斜照射着,令人感到一种冷清寂寞和怃然。燕子又飞来了,曾经是六朝时代以门阀著称的豪门甲第,而今却是寻常百姓人家的住宅。尽管此时飞入百姓家的燕子不是过去飞过王谢堂前的燕子,但诗人通过想象将其融成一体,使燕子成为了饱经沧桑的最好见证。诗中无一字一句点名题旨,但兴废之感、苍茫之思,却隐隐可见,令人掩卷长叹。意境既需要作家的精心创造,也需要读者细心领会。有时,作家创造出的意境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在作品的字面之外,有一块意蕴无穷的“空白”,可以让读者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想象,感受、理解,结合着自己的情感认识,审美观点而发掘出作品的深层内涵来。中国的文艺讲求含蓄、深远的美,这也正是意境所追求的,要求作品达到的一种“和谐”,是一种真善美相结合的最高境界。
意境包含情与景、意与物、神与形、理与事,文与质几个方面的融合统一。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情中景,景中情”。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中说:“思与境偕,乃诗家所尚者”。如果将情与景截然分开,那么景就不是作者心且中真正的美景,而情也不能自然地抒发出来,读者无法体会到真而深的情感世界。
欣赏一篇意境深远的作品,读者能够将作家想要表达的一切缔构于自己的想象中,读者似乎进入到了意境之中,在其中玩索,本身的性情爱好也化入其中,得到一种真实的感受,而外物不能够夺走。总之,意境是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产物,是诗的基本审美范畴,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诗人的情感,诗的美学的政治伦理的教育功能,都只能通过诗的意境来实现。诗的美学核心问题——意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理沦的发展中。直到如今,意境仍是中国文人创作的最高追求目标之一。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说,既承认境由外发,又肯定境由意生。文章风格的刚柔决定于作者的气质和个性,而风格特点在具体作品中的表征,恐怕还是一个意境问题。从作品构建的意境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家的精神、风格、个性等。境中有人,也是意境的民族特征之一。因诗文知人,因诗文知世,不仅说明诗境中人的精神的重要,更说明诗人与时、地的必然关系。领会境中有人在的好处,有助于认识个性风格的多样性。作家的风格尽管因生平经历各个时期中生活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但就其主流来来说,总有一个基本风格。作为这一种基本风格体现在每一篇具体作品中,往往风貌纷呈。领略了作品的意境特色,就可以看出篇章意境是怎样统率于风格总体。
薛雪《一飘诗话》中这样叙述:“欲知杜诗大义,先准表臣《读杜》一则,略有端倪矣。其曰:余读杜诗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叹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则又骇其奋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爱其清旷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则又怪其华艳也……”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杜甫诗除了“沉郁顿挫”的基本风格外,还具备如上所述的异彩纷陈的各种意境。
意境中有人,还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作家的真性情,从而可以更亲切地欣赏作品的一往情深,从而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作家在谋篇布局时,情意的奔泻和抒发、同事义的选取和调度,二者几乎是不分先后,这正是古代诗论中所称道的“造意之妙,与造物相表里。”即使景见情,固然使景语成为情语;即使情语显露一些,只要它是真感情的流露,又未尝不可,也未必会受到破坏,感人的魅力又何尝能够轻估?意境之所以成为中国所特有的美学范畴,还与其所受到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有关,特别是儒释道对意境说的产生有着极深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意境的演变做一个简略的回顾,就可知意境确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具有了民族特色。
“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在先秦时期是以“言”和“意”的形式出现的, 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说法。及至魏晋的玄学盛行时期,展开了“言能尽意”和“言不尽意”的辩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文艺,但其注重诗境的想象和含蓄却有唯心论倾向的一派理论,发生了较深的影响。到了魏晋至唐宋的“境界”说,就转而为受佛学的影响,扣合文学特征,为比较成熟的意境说提供了思想基础。真正触及到文艺的意境问题的首先是唐诗僧皎然。他强调诗歌创作应由“古人后于语,先于意”的“意”,实际上近于佛家的妙悟。后来的司空图比较全面地认识到“意”和“境”的总体。不仅如此,他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意和境的关系问题。至于南宋严羽,则着重发挥的是因袭禅宗有关取境的自我修养的理论。到了晚清时期,意境说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意境问题为纲,扩充到有关美学范畴的各方面的探讨。其中的很多观点多多少少也渊源于佛学意境中虚无主义的影响。至于说到道学对意境学说的影响,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的。庄子的美学观对其后的艺术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由上述看来,意境说的形成发展混合三家的影响,从而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独特概念。在中国美学中,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是合为一体的。它注意情与理的统一,强调艺术与审美活动必须合乎伦理道德,要对人的情感产生感化、陶冶、塑造作用。
当然,意境这一个美学范畴并不仅仅使用于诗歌之中,还推及到小说、戏剧,以及国画、音乐之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是品评诗与画意境幽深。意境说到如今已是诗、画、乐相交融的意境论了。
中国的传统文艺历来偏重于表现性。表现性艺术偏重于主体感情,心理的抒发和描绘,常以抽象形式表现某种宽泛,朦胧、深邃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对表现性艺术的欣赏一般采取“品味”的方式,在反复的咀嚼玩味中体察、发现作品所包含的无穷意趣。因为这一类艺术品所表现的主要是情感,是一种宽泛、朦胧的精神境界,没有特定描写的客观对象来制约、限定,所以欣赏者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意翱翔。人们从这一类艺术品中得到的主要是情感和精神境界的陶冶、净化和提高。因此,我国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表现性艺术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意境的创造,《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一个烟雾朦胧的秋晨,“伊人”若隐若现,渺茫不可亲近,由思念而引起的忧闷与深秋的景象交织而成的意境何等惆怅惋切,情与境完美地融合起来。
在作品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意)通过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境)而表现,艺术形象又通过作家的思想感情而创造。这就是文艺创作的“意”与“境”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上是从意境的创作方面来讲的,下面再谈一谈意境的欣赏。
在中国,意境历来是品评诗歌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原则。诗歌创造了深远的意境,就能产生美感作用,具有扣人心弦艺的术感染力,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事代谢,古今更迭。在千头万绪的感兴和千态万状的景物中,诗人以燕子为连接。在野草丛生,点缀着些零星野花的朱雀桥边,夕阳斜斜照射着,令人感到一种冷清寂寞和怃然。燕子又飞来了,曾经是六朝时代以门阀著称的豪门甲第,而今却是寻常百姓人家的住宅。尽管此时飞入百姓家的燕子不是过去飞过王谢堂前的燕子,但诗人通过想象将其融成一体,使燕子成为了饱经沧桑的最好见证。诗中无一字一句点名题旨,但兴废之感、苍茫之思,却隐隐可见,令人掩卷长叹。意境既需要作家的精心创造,也需要读者细心领会。有时,作家创造出的意境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在作品的字面之外,有一块意蕴无穷的“空白”,可以让读者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想象,感受、理解,结合着自己的情感认识,审美观点而发掘出作品的深层内涵来。中国的文艺讲求含蓄、深远的美,这也正是意境所追求的,要求作品达到的一种“和谐”,是一种真善美相结合的最高境界。
意境包含情与景、意与物、神与形、理与事,文与质几个方面的融合统一。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情中景,景中情”。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中说:“思与境偕,乃诗家所尚者”。如果将情与景截然分开,那么景就不是作者心且中真正的美景,而情也不能自然地抒发出来,读者无法体会到真而深的情感世界。
欣赏一篇意境深远的作品,读者能够将作家想要表达的一切缔构于自己的想象中,读者似乎进入到了意境之中,在其中玩索,本身的性情爱好也化入其中,得到一种真实的感受,而外物不能够夺走。总之,意境是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产物,是诗的基本审美范畴,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诗人的情感,诗的美学的政治伦理的教育功能,都只能通过诗的意境来实现。诗的美学核心问题——意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理沦的发展中。直到如今,意境仍是中国文人创作的最高追求目标之一。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说,既承认境由外发,又肯定境由意生。文章风格的刚柔决定于作者的气质和个性,而风格特点在具体作品中的表征,恐怕还是一个意境问题。从作品构建的意境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家的精神、风格、个性等。境中有人,也是意境的民族特征之一。因诗文知人,因诗文知世,不仅说明诗境中人的精神的重要,更说明诗人与时、地的必然关系。领会境中有人在的好处,有助于认识个性风格的多样性。作家的风格尽管因生平经历各个时期中生活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但就其主流来来说,总有一个基本风格。作为这一种基本风格体现在每一篇具体作品中,往往风貌纷呈。领略了作品的意境特色,就可以看出篇章意境是怎样统率于风格总体。
薛雪《一飘诗话》中这样叙述:“欲知杜诗大义,先准表臣《读杜》一则,略有端倪矣。其曰:余读杜诗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叹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则又骇其奋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爱其清旷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则又怪其华艳也……”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杜甫诗除了“沉郁顿挫”的基本风格外,还具备如上所述的异彩纷陈的各种意境。
意境中有人,还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作家的真性情,从而可以更亲切地欣赏作品的一往情深,从而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作家在谋篇布局时,情意的奔泻和抒发、同事义的选取和调度,二者几乎是不分先后,这正是古代诗论中所称道的“造意之妙,与造物相表里。”即使景见情,固然使景语成为情语;即使情语显露一些,只要它是真感情的流露,又未尝不可,也未必会受到破坏,感人的魅力又何尝能够轻估?意境之所以成为中国所特有的美学范畴,还与其所受到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有关,特别是儒释道对意境说的产生有着极深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意境的演变做一个简略的回顾,就可知意境确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具有了民族特色。
“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在先秦时期是以“言”和“意”的形式出现的, 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说法。及至魏晋的玄学盛行时期,展开了“言能尽意”和“言不尽意”的辩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文艺,但其注重诗境的想象和含蓄却有唯心论倾向的一派理论,发生了较深的影响。到了魏晋至唐宋的“境界”说,就转而为受佛学的影响,扣合文学特征,为比较成熟的意境说提供了思想基础。真正触及到文艺的意境问题的首先是唐诗僧皎然。他强调诗歌创作应由“古人后于语,先于意”的“意”,实际上近于佛家的妙悟。后来的司空图比较全面地认识到“意”和“境”的总体。不仅如此,他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意和境的关系问题。至于南宋严羽,则着重发挥的是因袭禅宗有关取境的自我修养的理论。到了晚清时期,意境说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意境问题为纲,扩充到有关美学范畴的各方面的探讨。其中的很多观点多多少少也渊源于佛学意境中虚无主义的影响。至于说到道学对意境学说的影响,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的。庄子的美学观对其后的艺术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由上述看来,意境说的形成发展混合三家的影响,从而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独特概念。在中国美学中,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是合为一体的。它注意情与理的统一,强调艺术与审美活动必须合乎伦理道德,要对人的情感产生感化、陶冶、塑造作用。
当然,意境这一个美学范畴并不仅仅使用于诗歌之中,还推及到小说、戏剧,以及国画、音乐之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是品评诗与画意境幽深。意境说到如今已是诗、画、乐相交融的意境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