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希腊债务违约危机持续发酵，金融系统面临崩溃，其在欧元区的去留问题也成为一大悬念。2015年7月5日，希腊政府寄希望于全民公投，由民众决定国家的前途。公投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选民反对国际债权人的救助方案，对欧盟主导的“改革换资金”条件说“不”，希腊面临何去何从的难堪境地。尤其媒体报道的那位77岁老人因领不到退休金，在一家银行门前痛哭的新闻，不禁让人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昔日处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希腊沦落到如此境地？
　　在总结债务危机根源时，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将问题归咎于希腊的福利制度，炮轰希腊政府职员养尊处优，民众安于享乐，导致“寅吃卯粮”，至最终酿成债务危机。希腊债务问题积重难返，确实与高福利有关。但仅从“节流”方面入手思考解决之道，而不涉及“开源”问题，容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忽视问题的主要矛盾。
　　事实上，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虽是财政危机，实则是经济空心化造成的国家“造富能力”不足，以致国家税源不足。这种经济困境又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本身直接相关。冷战结束后，欧盟明显地加快了一体化进程。欧盟迄今两次大的扩张，前一次用了20年，第二次只用了5-8年时间就扩大到27国。欧盟东扩前，南欧诸国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差距。而在东扩之后，欧盟内部实际变成了“三个世界”并存：以德法为代表的第一世界，以南欧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和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这种先天不足埋下了欧盟“内部殖民化”的隐患。对此，《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作者曾指出：“欧洲一体化的麻烦在于，它首先将东欧脱工业化，然后迅速与这些国家融合，这就在欧洲的后院形成了一种类似第三世界的失业与半失业大军的欧洲版本。”
　　我们知道，相较于劳动力、生产资料等其他生产要素，资本具有流动性强、转移成本小等特点，由此使欧盟内部的全要素流动，很大程度是依赖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旨在实现生产要素全面自由流动的一体化，本质上是使束缚资本扩张的诸多障碍（如国家主权、法律规则等）被逐步打破。欧盟在各国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前提下推进一体化，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大资本在欧盟内部不同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更加便捷。而资本的逐利本能决定了其总是在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投资场所。因此，欧盟扩大，实际意味着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与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展开“寻底竞赛”。相较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南欧诸国，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十分明显。与此同时，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为了增加自身竞争力，竞相为西欧资本提供条件优越的投资环境，由此使东欧国家相较于南欧国家，具有“谁敢比我惨”的底线优势。
　　在这种内部“寻底竞赛”过程中，南欧国家因为处境不上不下，处境最为尴尬，受到冲击也最大。这些国家过去有一定工业基础，但一体化冲击使其缺乏竞争力的民族工业日趋衰败。希腊制造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经济日趋以旅游、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这种“脱工业化”进程，意味着其真正创造价值的经济部门减少，由此导致失业问题加剧，民众更加依赖政府财政救济。但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下，政府与民众攀比西欧国家的高福利待遇，导致政府开支和劳动力成本日趋上升。结果，一方面是民族产业和实体产业发展不足；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作用下，习惯了高福利，高消费。这种反差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最终酿成严重的债务危机。目前，这些国家的尴尬之处在于，其既无技术和资本优势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创富能力，又无明显的劳动力优势，使其足以在与东欧国家的“寻底竞赛”中胜出，明显地处于不上不下的“半吊子”状态。从长远看，等待这些国家的无疑是一种更为没落的前景。南欧国家的“夹心层”状态并非孤例，某种程度上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背景下相当多国家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说到底，这些国家走到这一步，乃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流毒使然。新自由主义一直鼓吹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经济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貌似动人的原则。表面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而可以使所有国家从中受益。实际上，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产品的附加值不同，因而使这种自由流动和产品交换实际上只是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更为有利，而对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则很容易陷入“坏的自由贸易”和产业链下游位置。希腊不过是这一“慢性毒药”的最新牺牲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