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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我遇到了前夫，自然就遇到了前婆婆。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很热，我第一次去拜见公婆，一进家门，就看见她家的院子里放着几个大西瓜。坐下来，丈夫说，切个瓜吧，婆婆说，切吧，切吧。咔嚓一刀切开，是个生瓜。
——婚姻就如同这隔皮猜瓜。
多少年以后，我想，其实就在那个晚上，命运已预示了我的婚姻注定是一个生瓜的旅行。
我和前夫认识半年后就结婚了，几个月后，公公突发脑溢血，几乎成了植物人，一躺就是八年。我的婚姻——这个不幸的生瓜蛋就从一个家庭的不幸开始了。
——你难以想象，在一座简易楼的一楼潮湿的两间半居室里，左边挤着我和丈夫女儿，右边住着婆婆和她近乎植物人的丈夫，中间所谓的客厅又截开了一个隔断，躺着婆婆八十多岁的老娘。
这个家每天的固定程序是，我帮婆婆做好早饭，婆婆先是把单独的一份蜂蜜鸡蛋端给她的老娘，然后再端起一大碗泡好的软食一口一口喂她的丈夫，再然后是我的女儿一声声妈妈一声声奶奶的喊着，吃这，喝那。
每天下班一进门儿，一边是老人的咳嗽，一边是孩子的吵闹，一边是公公永远的呼喊：我饿，我饿，我饿！
——这就是我最初的婚姻景象。
在这样的情景下，当生活把各种无奈挤压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婆婆公公儿子媳妇等家庭角色尚来不及演练，就被剥成了赤裸裸的生命本能。后来，我懂得了人的裸死，那时候，我就体验到了人的裸活。
当贫穷构成了一个家庭基本的日子，婆婆往往是最重要的主角。
她首先是个女儿。
她的肺痨病的母亲每天每日不仅需要穿衣吃饭洗脚睡觉婴儿般的照料，还有无休止的唠叨从早到晚，即使咳嗽也不会中止。其实，她的母亲还有一个女儿生活在另一个城市，过得远比她好，但母亲选择了跟她，她就一伺候十年，直到去世。
她是一个祖母。
当我的女儿淘气撒娇，即使她的奶奶无论怎样忙着给爷爷弄屎弄尿，给老奶奶喂水喂饭也会统统放下，一把将她抱在怀里，给她讲那些历久不弥新的故事，这更让女儿厌烦，哭的可怜巴巴地直叫：我再也不听小明的故事，我再也不听小华的故事！她说，这才是她最想要的日子。
她是一个女人。
在发旧的影集里，我看到了她曾经的美丽和娇柔。她的丈夫是我见过的南方人中极少的漂亮男人，且才华横溢，孤傲不羁。这个当年澳门大学财会系毕业的高材生无论如何也难以让我和眼前这个天天喊着“我饿”、“我饿”的男人联系起来。
在丈夫吃饱，孩子睡熟的时候，婆婆会和我聊天。她的夫家祖上是民国时期全中国有名的茶商，她的老公公还是孙中山的牌搭，在大上海、长沙等地拥有的商号房产，单是产权契约文书等就装满了一小皮箱。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夜里，这只小皮箱化作了一缕青烟，连同丈夫的大学毕业证。
她还说，她的丈夫单是西服领带就有100多套，要穿，私人定制，要吃，有专门的食盒送上门来。她的才华横溢的丈夫在五七年打成了右派，从上海下放到青岛，又从青岛下放到德州。这个资本家大少爷学会了扫大街，挖厕所，也因憋憋屈屈的活着落下一身病患。
一年春节，她和丈夫用仅有的一块钱买来一块猪肉刚炖好要大快朵颐，一只黑猫捷足先登把一锅肉蹬到了地上。她瘦弱无力的丈夫为了这锅肉天天等着那只猫来，好想狠狠揍它一顿。
在婆婆累了喝了点儿小酒的一个晚上，她居然向我披露了她的隐私。在她15岁那年，一个国民党军官喜欢上了她，带她去了西安，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到了西安古城的一个部队官邸，军官的母亲当着她的面把儿子大骂一顿：你有家室的人怎么骗一个小姑娘？快送这姑娘回家。军官母亲给了她一笔钱，说，孩子，回家读书去吧。于是，在济南一家旧学堂她读了几年书。后来，参加工作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共产党生日是哪一天，她说，一大群姐妹们只有她答对了。
她说，其实，她很喜欢那个军官，并不觉得他年纪大。她还说，我的公公她的丈夫其实并不真的喜欢她，走在大街上总和她保持距离，嫌她只漂亮没风度。
其实，我早就知道，在我走进这个家的十几年前，她的丈夫就一直住在单位的值班室，理由是嫌她太唠叨。
在那个晚上，婆婆打开了她一只红木首饰盒，里边装着不多的几件首饰，她说，几件贵重的首饰在早些年换了玉米面和地瓜干。其中，有一只绿翡翠耳坠，婆婆捧在手里给我看，说这是当年那个国民党军官送给她的。我只看了一眼，婆婆就小心收起来了。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一次超越婆媳之间的娓娓私语，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接受和认同。
看着这个曾经活过浪漫过的女人，每天重复着几乎一样的劳作：伺候老娘，照顾孙女，为丈夫喂水喂饭，擦屎弄尿，我恍若看到了她的天上人间。
尽管是两间半潮湿的居室，她从来收拾的干干净净，公公的床上是永远的白被子白床单，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异味儿。而她自己无论多忙，都是每天早晨早早起来，仔细的照着镜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然后洒上花露水。
什么是婆婆？
婆婆首先是公公的一个好老婆，尤其是到了老年。这个好老婆可能与爱情无关，但与好婆婆有关，与一个家庭的品相有关，与贫富无关。所谓中国文化的为妇之道，往往滋养着一个家庭的品质和遗传。
我常常看见，我的婆婆在喂完了她的老娘老公孙女之后，会静静的坐在院子里，悄悄点上一根烟，望着一天繁星，守着一地茫然。
不知从哪天起，我也变得勤快起来，帮着婆婆为她的老娘冲洗尿盆，打扫庭除。当婆婆上街剪个头发买个菜时，我就替他照顾公公，每次出门，婆婆都反复嘱咐公公，可千万忍着，别拉啊，等我回来。而恰恰是，老公公总是憋不住，没等她回来就拉了，就尿了。我必须收拾，否则就满床不堪。每一次收拾完，婆婆都会不好意思，埋怨老头，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呀！私下对丈夫说，就凭这，俺儿媳妇有什么毛病我都认了。 原来，婚姻给你定义的这个“妈”，从来都是你的一份情，她的一份意融合而成。如果这个“妈”是掺了水的GDP，家就变成了一个游泳池，日子就会过成婆媳间的游泳比赛。
而挤干水分的日子和挤干水分的“妈”是多么的累啊！有时候，婆婆做着做着饭就会把炒菜的铲子一扔，罢工了：瞧，你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这一套活路啥时是个头啊！
有一次，家里刚买了一只高压锅，婆婆不太会用，气孔一冒热气就害怕，她小心翼翼地一边打开锅盖一边说，我要是炸死了还好，要是炸不死怎么办啊！我接过话茬：炸不死再炸！本想开一个玩笑，婆婆却抹起了眼泪。
这个“妈”，有时候是如此的脆弱。
女儿五岁那年，读着我买的绘本，那是一个关于黄鹂和杜鹃的故事，大意是懒惰的杜鹃不愿孵蛋，把自己生的其大无比的蛋偷偷放进小黄鹂鸟的窝里，小杜鹃一出蛋壳，黄鹂就惊得大呼小叫，妈呀，怎么这么大的宝宝呀！
读着读着，女儿突然抬起头来说，奶奶，爸爸怎么不像你生的蛋呀？
婆婆的脸一下子不自在起来。
其实，婆婆不是丈夫的亲妈，是姨妈。在丈夫两岁的时候被婆婆收养成为她唯一的儿子。巧合的是，我也是被姨妈养大。当我把这个巧合对娘家人说的时候，一家人异口同声：缘分啊，缘分。
18年后，这缘分——我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离婚的理由只有一个，丈夫的酗酒。婆婆说，你不是也喝酒吗？我说，不一样的喝啊，婆婆说，怎么不一样，你一个女人都喝酒，他一个男人能不喝？我顿时无语。这“妈”要变味儿了。
甚至于，在看到我的婚姻无可挽回时，白白胖胖的婆婆和她白白胖胖的妹妹挽着手，像一对企鹅一扭一摆地走到我的领导家里，说，张慧萍要离婚了。领导说，张慧萍离婚你们来干嘛呢？领导的反问把老姐妹打发回家了。
八十年代的离婚在政府大院可是一件大不光彩的事件，婆婆本是试图阻止我的离婚却无意间作了扩散，使我恼怒无比：怎么一纸婚内是亲人，一纸婚外还没“外”就是外人了呢？这个被婚姻定义的“妈”是多么的摇身一变。
几年后，当婆婆明白了儿子的酗酒导致第二次离婚时，对我的女儿说，你妈离婚怨奶奶吗？女儿无言以对。孤独的婆婆一边诉说着儿子第二次婚姻造成的家庭不幸，一边对女儿解密了她的“黄鹂和杜鹃”，从她对儿子的把屎把尿到几十年来伺候儿子的一粥一饭，婆婆说的大泪滂沱，泣不成声。所谓血缘关系和养育之恩，就在这对母子的演绎中成为女儿的人生一课，也成为我和她父亲婚姻之外亲情的传承和接力。
逢年过节，我都让女儿带去送给婆婆的一份礼物，而婆婆也把她最拿手我最爱吃的菜肴捎给我。
婚姻远去了，满地的西瓜芝麻成为永远的鸡毛。我却常常想起婆婆的好。在我工作调动时，婆婆几次把积攒的钱塞到我包里成为雪中之炭，在我出差回家时，锅里早晚都有留给我的热汤热饭，在我受了委屈大发脾气时，一声“孩子”叫的我眼含热泪。
如果说，婚姻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婆婆的命运也被我的婚姻改变。
当年，我从德州调入济南时，公公刚刚去世，曾有一个男人出现在婆婆的生活里，成为婆婆的一个选择：跟儿子来济南还是为那个男人留在德州？最终，是我们把她绑架在婚姻这架破车上颠簸到济南，成为这场不幸婚姻中不幸的附属品。随着儿子一次次的婚姻破裂，不仅使自己性命难保，也使风烛残年的婆婆独守空巢，风雨飘摇，无奈之下把孙女当成了最终的依靠。
两年前，婆婆摔断腿，我让司机送去一堆吃的和几千块钱，婆婆含着眼泪拄着拐棍送客到门口，给我捎回来一声声谢谢；当我帮着把女儿给她的九万块钱医药费报销后再让女儿转给她的时候，又让女儿捎回来一声声谢谢。
这一声声“谢谢”是客气，是距离，是擦肩而未过的亲情，是岁月沉淀后的回归，是太阳照样的升起。
多少年后，我经常回想起最初和婆婆的相遇，回望一只生瓜的婚姻之旅，所谓婚姻，所谓价值，并不仅仅是你猜对了一个甜瓜，品尝了它的甜蜜，而是当你遇到一个生瓜并试图将它变甜时它对你人格的塑造和命运的成全，以至于无所谓生瓜熟瓜，甜或不甜，所谓婚姻，其实就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前婆婆是什么呢？
她是你生命中的一棵大树，即使砍去枝杈也是你的年轮，她是一片衰叶，落在地上是你的营养，飘在空中是你的苍凉。
几天前，女儿说在北京租了一套大房子，为了给父亲治病，也为了给奶奶养老，近日就把老人接去，让我准备好轮椅。
她还说，奶奶已打好了行李，并专门让孙女婿带她去商场买了一只新箱包，装好了她的身家性命，还有她的首饰盒。
这一去，82岁的老人还能回来吗？
（本文作者为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很热，我第一次去拜见公婆，一进家门，就看见她家的院子里放着几个大西瓜。坐下来，丈夫说，切个瓜吧，婆婆说，切吧，切吧。咔嚓一刀切开，是个生瓜。
——婚姻就如同这隔皮猜瓜。
多少年以后，我想，其实就在那个晚上，命运已预示了我的婚姻注定是一个生瓜的旅行。
我和前夫认识半年后就结婚了，几个月后，公公突发脑溢血，几乎成了植物人，一躺就是八年。我的婚姻——这个不幸的生瓜蛋就从一个家庭的不幸开始了。
——你难以想象，在一座简易楼的一楼潮湿的两间半居室里，左边挤着我和丈夫女儿，右边住着婆婆和她近乎植物人的丈夫，中间所谓的客厅又截开了一个隔断，躺着婆婆八十多岁的老娘。
这个家每天的固定程序是，我帮婆婆做好早饭，婆婆先是把单独的一份蜂蜜鸡蛋端给她的老娘，然后再端起一大碗泡好的软食一口一口喂她的丈夫，再然后是我的女儿一声声妈妈一声声奶奶的喊着，吃这，喝那。
每天下班一进门儿，一边是老人的咳嗽，一边是孩子的吵闹，一边是公公永远的呼喊：我饿，我饿，我饿！
——这就是我最初的婚姻景象。
在这样的情景下，当生活把各种无奈挤压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婆婆公公儿子媳妇等家庭角色尚来不及演练，就被剥成了赤裸裸的生命本能。后来，我懂得了人的裸死，那时候，我就体验到了人的裸活。
当贫穷构成了一个家庭基本的日子，婆婆往往是最重要的主角。
她首先是个女儿。
她的肺痨病的母亲每天每日不仅需要穿衣吃饭洗脚睡觉婴儿般的照料，还有无休止的唠叨从早到晚，即使咳嗽也不会中止。其实，她的母亲还有一个女儿生活在另一个城市，过得远比她好，但母亲选择了跟她，她就一伺候十年，直到去世。
她是一个祖母。
当我的女儿淘气撒娇，即使她的奶奶无论怎样忙着给爷爷弄屎弄尿，给老奶奶喂水喂饭也会统统放下，一把将她抱在怀里，给她讲那些历久不弥新的故事，这更让女儿厌烦，哭的可怜巴巴地直叫：我再也不听小明的故事，我再也不听小华的故事！她说，这才是她最想要的日子。
她是一个女人。
在发旧的影集里，我看到了她曾经的美丽和娇柔。她的丈夫是我见过的南方人中极少的漂亮男人，且才华横溢，孤傲不羁。这个当年澳门大学财会系毕业的高材生无论如何也难以让我和眼前这个天天喊着“我饿”、“我饿”的男人联系起来。
在丈夫吃饱，孩子睡熟的时候，婆婆会和我聊天。她的夫家祖上是民国时期全中国有名的茶商，她的老公公还是孙中山的牌搭，在大上海、长沙等地拥有的商号房产，单是产权契约文书等就装满了一小皮箱。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夜里，这只小皮箱化作了一缕青烟，连同丈夫的大学毕业证。
她还说，她的丈夫单是西服领带就有100多套，要穿，私人定制，要吃，有专门的食盒送上门来。她的才华横溢的丈夫在五七年打成了右派，从上海下放到青岛，又从青岛下放到德州。这个资本家大少爷学会了扫大街，挖厕所，也因憋憋屈屈的活着落下一身病患。
一年春节，她和丈夫用仅有的一块钱买来一块猪肉刚炖好要大快朵颐，一只黑猫捷足先登把一锅肉蹬到了地上。她瘦弱无力的丈夫为了这锅肉天天等着那只猫来，好想狠狠揍它一顿。
在婆婆累了喝了点儿小酒的一个晚上，她居然向我披露了她的隐私。在她15岁那年，一个国民党军官喜欢上了她，带她去了西安，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到了西安古城的一个部队官邸，军官的母亲当着她的面把儿子大骂一顿：你有家室的人怎么骗一个小姑娘？快送这姑娘回家。军官母亲给了她一笔钱，说，孩子，回家读书去吧。于是，在济南一家旧学堂她读了几年书。后来，参加工作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共产党生日是哪一天，她说，一大群姐妹们只有她答对了。
她说，其实，她很喜欢那个军官，并不觉得他年纪大。她还说，我的公公她的丈夫其实并不真的喜欢她，走在大街上总和她保持距离，嫌她只漂亮没风度。
其实，我早就知道，在我走进这个家的十几年前，她的丈夫就一直住在单位的值班室，理由是嫌她太唠叨。
在那个晚上，婆婆打开了她一只红木首饰盒，里边装着不多的几件首饰，她说，几件贵重的首饰在早些年换了玉米面和地瓜干。其中，有一只绿翡翠耳坠，婆婆捧在手里给我看，说这是当年那个国民党军官送给她的。我只看了一眼，婆婆就小心收起来了。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一次超越婆媳之间的娓娓私语，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接受和认同。
看着这个曾经活过浪漫过的女人，每天重复着几乎一样的劳作：伺候老娘，照顾孙女，为丈夫喂水喂饭，擦屎弄尿，我恍若看到了她的天上人间。
尽管是两间半潮湿的居室，她从来收拾的干干净净，公公的床上是永远的白被子白床单，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异味儿。而她自己无论多忙，都是每天早晨早早起来，仔细的照着镜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然后洒上花露水。
什么是婆婆？
婆婆首先是公公的一个好老婆，尤其是到了老年。这个好老婆可能与爱情无关，但与好婆婆有关，与一个家庭的品相有关，与贫富无关。所谓中国文化的为妇之道，往往滋养着一个家庭的品质和遗传。
我常常看见，我的婆婆在喂完了她的老娘老公孙女之后，会静静的坐在院子里，悄悄点上一根烟，望着一天繁星，守着一地茫然。
不知从哪天起，我也变得勤快起来，帮着婆婆为她的老娘冲洗尿盆，打扫庭除。当婆婆上街剪个头发买个菜时，我就替他照顾公公，每次出门，婆婆都反复嘱咐公公，可千万忍着，别拉啊，等我回来。而恰恰是，老公公总是憋不住，没等她回来就拉了，就尿了。我必须收拾，否则就满床不堪。每一次收拾完，婆婆都会不好意思，埋怨老头，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呀！私下对丈夫说，就凭这，俺儿媳妇有什么毛病我都认了。 原来，婚姻给你定义的这个“妈”，从来都是你的一份情，她的一份意融合而成。如果这个“妈”是掺了水的GDP，家就变成了一个游泳池，日子就会过成婆媳间的游泳比赛。
而挤干水分的日子和挤干水分的“妈”是多么的累啊！有时候，婆婆做着做着饭就会把炒菜的铲子一扔，罢工了：瞧，你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这一套活路啥时是个头啊！
有一次，家里刚买了一只高压锅，婆婆不太会用，气孔一冒热气就害怕，她小心翼翼地一边打开锅盖一边说，我要是炸死了还好，要是炸不死怎么办啊！我接过话茬：炸不死再炸！本想开一个玩笑，婆婆却抹起了眼泪。
这个“妈”，有时候是如此的脆弱。
女儿五岁那年，读着我买的绘本，那是一个关于黄鹂和杜鹃的故事，大意是懒惰的杜鹃不愿孵蛋，把自己生的其大无比的蛋偷偷放进小黄鹂鸟的窝里，小杜鹃一出蛋壳，黄鹂就惊得大呼小叫，妈呀，怎么这么大的宝宝呀！
读着读着，女儿突然抬起头来说，奶奶，爸爸怎么不像你生的蛋呀？
婆婆的脸一下子不自在起来。
其实，婆婆不是丈夫的亲妈，是姨妈。在丈夫两岁的时候被婆婆收养成为她唯一的儿子。巧合的是，我也是被姨妈养大。当我把这个巧合对娘家人说的时候，一家人异口同声：缘分啊，缘分。
18年后，这缘分——我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离婚的理由只有一个，丈夫的酗酒。婆婆说，你不是也喝酒吗？我说，不一样的喝啊，婆婆说，怎么不一样，你一个女人都喝酒，他一个男人能不喝？我顿时无语。这“妈”要变味儿了。
甚至于，在看到我的婚姻无可挽回时，白白胖胖的婆婆和她白白胖胖的妹妹挽着手，像一对企鹅一扭一摆地走到我的领导家里，说，张慧萍要离婚了。领导说，张慧萍离婚你们来干嘛呢？领导的反问把老姐妹打发回家了。
八十年代的离婚在政府大院可是一件大不光彩的事件，婆婆本是试图阻止我的离婚却无意间作了扩散，使我恼怒无比：怎么一纸婚内是亲人，一纸婚外还没“外”就是外人了呢？这个被婚姻定义的“妈”是多么的摇身一变。
几年后，当婆婆明白了儿子的酗酒导致第二次离婚时，对我的女儿说，你妈离婚怨奶奶吗？女儿无言以对。孤独的婆婆一边诉说着儿子第二次婚姻造成的家庭不幸，一边对女儿解密了她的“黄鹂和杜鹃”，从她对儿子的把屎把尿到几十年来伺候儿子的一粥一饭，婆婆说的大泪滂沱，泣不成声。所谓血缘关系和养育之恩，就在这对母子的演绎中成为女儿的人生一课，也成为我和她父亲婚姻之外亲情的传承和接力。
逢年过节，我都让女儿带去送给婆婆的一份礼物，而婆婆也把她最拿手我最爱吃的菜肴捎给我。
婚姻远去了，满地的西瓜芝麻成为永远的鸡毛。我却常常想起婆婆的好。在我工作调动时，婆婆几次把积攒的钱塞到我包里成为雪中之炭，在我出差回家时，锅里早晚都有留给我的热汤热饭，在我受了委屈大发脾气时，一声“孩子”叫的我眼含热泪。
如果说，婚姻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婆婆的命运也被我的婚姻改变。
当年，我从德州调入济南时，公公刚刚去世，曾有一个男人出现在婆婆的生活里，成为婆婆的一个选择：跟儿子来济南还是为那个男人留在德州？最终，是我们把她绑架在婚姻这架破车上颠簸到济南，成为这场不幸婚姻中不幸的附属品。随着儿子一次次的婚姻破裂，不仅使自己性命难保，也使风烛残年的婆婆独守空巢，风雨飘摇，无奈之下把孙女当成了最终的依靠。
两年前，婆婆摔断腿，我让司机送去一堆吃的和几千块钱，婆婆含着眼泪拄着拐棍送客到门口，给我捎回来一声声谢谢；当我帮着把女儿给她的九万块钱医药费报销后再让女儿转给她的时候，又让女儿捎回来一声声谢谢。
这一声声“谢谢”是客气，是距离，是擦肩而未过的亲情，是岁月沉淀后的回归，是太阳照样的升起。
多少年后，我经常回想起最初和婆婆的相遇，回望一只生瓜的婚姻之旅，所谓婚姻，所谓价值，并不仅仅是你猜对了一个甜瓜，品尝了它的甜蜜，而是当你遇到一个生瓜并试图将它变甜时它对你人格的塑造和命运的成全，以至于无所谓生瓜熟瓜，甜或不甜，所谓婚姻，其实就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前婆婆是什么呢？
她是你生命中的一棵大树，即使砍去枝杈也是你的年轮，她是一片衰叶，落在地上是你的营养，飘在空中是你的苍凉。
几天前，女儿说在北京租了一套大房子，为了给父亲治病，也为了给奶奶养老，近日就把老人接去，让我准备好轮椅。
她还说，奶奶已打好了行李，并专门让孙女婿带她去商场买了一只新箱包，装好了她的身家性命，还有她的首饰盒。
这一去，82岁的老人还能回来吗？
（本文作者为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