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管是头与身体的连接线，也是生命线，名义上，它属于个体所有，它所从事的勾当也都是个体所需，比如吃喝、说话、唱歌，但我们是不是对它控制自如呢?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能唱得最响亮的一首歌与“文革”有关。感谢光阴赐予我遗忘，这歌的歌词，我已忘得差不多了，惟有一句直奔时代主旋律的歌词，刺入了我神经元的内存，清屏要等到大脑“死机”。这句歌词简单极了，也琅琅上口，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歌词好就好在，它的所指十分单一、确定，不会产生任何模糊性和多义性，也没有任何商讨、辩解的余地。那时，我们这等黄口小儿，自然只能皱着嫩嫩的天庭，瞪着天真的眸子，挤着吃奶的气力，就这样“嘿”着，在课堂上朝老师“嘿”着，同学之间打架“嘿”着，游行时伴着喧天锣鼓，几百颗小小的头颅整齐划一地“嘿”着，晚上高音喇叭一响，大人们都聚在雪白的煤气灯下“嘿”，我们也跟着朝着那些头戴高帽、胸挂纸牌、弯着虾公背的“四类分子”去“嘿”。时尚的歌声大都掌握着这等话语的控制权，童叟无漏地进行诸如此类的真理、真情在握的布道。
　　我们是伴着那个年代的“嘿”声变音和长出胡须的。当我们初知世事艰险的时候，否定的声音已代替我们作了思考，结论已摆在庄严的纸上，我们只须抄好答案。用不着，也轮不到我们来对这段岁月反思和负责。朦胧中虽有些火光和血光的印象，但轻轻松松即可忘却，也不会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之类的沉痛。在不断崛起的楼群间和流行歌曲的叫唱中，仿佛那个年月从来就没有过，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使出浑身解数应付当下。
　　以上这些乱想在吴小龙先生一篇《怅望千秋一洒泪——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随笔》2002年第2期)的催化下得以漫开。吴先生文中的两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段是：“如果一个民族……经常地处在不同程度的诱发非人性行为的情境中，那么，这个民族恐怕就有相当的问题。”第二段是：“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能地害怕‘文革博物馆’的建立，害怕正视自身的卑劣之处反思，最后是宁可把‘文革’历史交给所谓‘纪实文学’而至于变成传奇资料，也不愿交给学术研究而显其共象。’当然，这里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些‘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问题。”吴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太大、太沉重，在如此严峻的题目面前，虚晃一枪还不如暂且搁下。对吴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有些话说，首先，是自己的喉咙发痒想说，其次，我们“本能地害怕”的很多种原因中，我找到了与我们的喉咙有关的一种，即我们本能地要对喉咙进行滋润和保养，这一隐秘的心理防范机制在我们不知不觉跟唱时代歌曲时得以泄露。
　　流行歌曲自有它的算计和魅力，它是流行情感和主流意识的“万宝箱”，它总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诗歌衰落的时代，没有驿站的孤灯，没有迎风的酒旗，失去了这些古典的背景和诗歌在山水间回荡的气氛，也就没有了行吟诗人，只有应接不暇、百变不离其宗的男女歌星，他们控制着数以万万计的歌喉。心灵有多少种流行感情，街头就有多少首流行歌曲：前天是“一无所有”，昨天是“再回首”，今天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明天是“爱你一万年”……炒作时尚的“魔术师”们从中可以源源不断抽出满天飞舞的绸带来。一度，我在这样的歌声中变幻不定，扮演着种种多情善变的角色，把爱恨离愁、孤独落寞、嬉皮笑脸、德化教诲、意识传声统统尝过。时尚的歌声为我们透支快乐、放弃思考提供着许多方便法门。当我们捏着话筒、盯着字幕作投入状时，情绪随着声线的送发得到倾泻，生活的严酷得以消解，唱后，总有一种微醉的满足，还想再唱一首。我曾以为，在庸常生活里做一名歌者是有福气的。
　　在拥挤的街头，在暧昧的包厢，“文革”时的老歌仍不时缕缕冒出，却经过了流行音乐的程式化处理，唱法也经过了一番现代包装，听上去，一点狂热和恐怖也没有，反倒有着怀旧的百般滋味，既熟悉又陌生，熨帖了几多皱褶的情绪，让老中青三代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地跟唱，居然在“跟着感觉走”唱红之后，风行了一段时间。前向，又听说厦门远华公司的“销魂窟”里最火爆的一个节目，是由那些风情万种的舞女们在台上边跳脱衣舞边唱革命歌曲，她们一边唱着“红色娘子军”，一边将长裙、乳罩、短裤往台下乱抛，那些经历了“文革”狂热后变得很注意身份的新贵们，一下子又狂热了起来，为抢夺舞女们的“遮羞布”而大打出手，不惜抓破脸皮。
　　在我们靠滋润和保养喉咙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二十多年前，那个叫张志新的女人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她想喊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喉咙马上被专制的刀割断了。从她割断的喉管里一定会流出很多血，还会汩汩冒出血泡，胀得很大，然后破裂，这是不平之气渗入血里的无声爆炸。上溯六十年，在渣滓洞，有许多硬着的喉咙不断被切断；再上溯百年，谭嗣同拼着自己的喉咙喊道：“我自横刀向天笑。”至今，我搞不清他这是笑还是绝望。百年以上，砍头术盛行，柔软的喉咙一不留神就要首先遭殃，转瞬就是身首异处，更有凌迟刑罚，首先割断舌头，然后碎刀零剐，让人受惨遭痛两三天而死，却不能叫骂，也无法喊痛。数千年来，控制喉咙的招数一招高过一招，这些早已沉入民族潜意识的焦虑与恐惧之中。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一想到他们的喉咙，我就感到自己的喉咙发涩，脖子后冷冷生风。虽说用手一摸，喉咙好好的，温热如常，但却对异样的声音保持着警惕，还不如跟着一起唱些时尚的歌曲保险，何况时尚的歌声里还有不少乐子可找。在向往、接近精神险峰的时候，我们总是这样半途而废或者败下阵来。
　　遗忘是伟大的镇定剂，它的可怕处还梦一样遥远。巴金老先生一再提议要建的“文革”博物馆，大概也会遥遥无期。大凡博物馆之类，是对昔时光荣与辉煌的一种固执的缅怀和珍藏，那种专揭伤疤与短处的博物馆，爱面子的中国人定会群起而坏之。若进行民意测验，恐怕大部分人对此议也会漠然。那些在“文革”中饱受灵魂煎熬和皮肉之痛的先生们大都垂垂老矣，早些年他们折腾一番，也没有讨到批文，心早凉了；那些狂热之后被放逐的知青们，现正值事业的顶峰，大都忙于大把挣银子、占位子，他们中有好思者思来想去，弄出一份“青春无悔”的报告，以此显示自我的尊严和中年的大度，算是对历史有了一份交待。为了表示这些新贵们的不健忘，他们中有人在都市里开知青饭店，挂些水壶、草帽、蓑衣、军装之类，作为相聚喝酒时怀旧的点缀和招揽顾客的卖点。我们这些在“嘿”声长大的“文革”同龄人，大都陷在生活的“八阵图”中，很难分辨来时的道路。所谓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化妆术，谁都可以用来自我涂抹一番：有人对历史化淡妆，有人对历史化浓妆，有人对历史进行脸谱化，有人对历史进行妖魔化。历史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伺候下开始变脸，我们分辨不清，也懒于拔云见日。对于巴老先生的动议，我的一位教育界的同龄朋友就说，花这笔怀旧的钱，还不如建几所希望学校。
　　中国的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坏到让老百姓绝望过，任何专制、腐败、黑暗和吃人，他们都挺了过来，加之，他们颇具集体遗忘的本领和乐天知命的习惯，希望于他们，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否定。但是将历史遮掩着的希望和夜幕下晶亮的冰雕差不多，一遇热冰雕就会化为一滩冰水，和底下的黑泥一同泛滥，让我们立足的地方一次次动摇和污秽。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红尘万丈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既年轻又沧桑、既本真又做作的声音：“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漂流若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还不失“诗意栖居”的意味，但它往往是随波逐流的遁词。随波逐流，多的是无奈的理由，但它仍然是“自由选择”，这笔账挂在别的户头上可以，本金和利息最后还得由自己支付。现在，我们好像并不缺少自由，而是缺少承担自由的心理准备和作出自由选择的行为能力。昔日，红卫兵们挟风雷扫荡牛鬼蛇神的自由，只是政治蛊惑和操作下一时的狂热和快意，他们很快就不自由了。我们中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被放在平口锅里过多炒作，我们自由唱着流行歌，放任着情感的流变，但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面目可憎和颓唐失意呢?如果说，昔日大串联的人流是一大群迷失的羊羔，那么现代“淘金记”中，我们这些阵容强大的演员们又在演出什么活剧又将出演什么角色?我只有疑问，没有结论。
　　近日，某位打“草原牌”的当红歌星来小城演唱，我处在演出现场，充分感受到了新青年的真诚和狂热。他们的喉咙被歌星调动起来，跟唱声一波高过一波，我想回忆一点别的，以便同现场保持距离，任我的思绪一次次转空，喉咙里冒出的声音却执着地飘向虚构的“天堂”，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却无法自制。演唱会后，我久久不能入睡，随手又翻到了吴小龙先生的那篇文章，有一段话让我心惊肉跳：“……整个民族，成为一个伟人的诗意激情的献祭，为一个执着的虚构而打成一团；近十亿人，为了一个他们今天看来绝对匪夷所思的目标而付出了他们的真诚、狂热、思索、才智，甚至鲜血和生命。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的荒诞戏。”这一幕远逝的荒诞戏，谁能保证它不会扩展舞台浓墨重彩地重演?谁能保证自己的喉咙因为滋润与保养的需要而不同台呐喊?我想，只有一个人不会再呐喊了，他就是躺在上海某病室里靠打点滴维系生命的巴老先生，这个世纪老人躺在雪白的床单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和墙壁，在雪白一样的静谧时分，他在想些什么，他会想些什么?或许，他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能想了，什么也不能说了，什么也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