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户籍制度在由秦至汉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西汉时期出现了户等制度的萌芽，出现了大家、中家、小家三个等级，试探究这种以财产等级为划分标准的户等制度，本文主要从军功爵制的衰落、土地的买卖与兼并、汉代的商业发展三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军功爵制；财产等级制；户等；秦汉
中图分类号：K234；K877.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07-0000-00
在我国古代专制社会，户籍制度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世袭性和功能多元化。其中户籍“等级”划分在社会制度的构建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在等级观念下的集中反映。
高敏先生在《秦汉的户籍制度》提到：“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关于户等的划分，高敏先生提出“大致可区分为‘细民’或‘小家’、‘中家’与‘大家’三个等级。”高敏先生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户等制度的划分，但是也出现了相应的雏型，该观点在其《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中再次提到，“三个大等级的财产标准，分别是财产在百万以上者为‘大家’或‘高赀富人’；家财在十万以上者为‘中家’。财产在二三万直到“赀不满千钱”的贫民便是“细民”或‘小家’。”汉中期出现的户籍财产等级也为后期的户等制提供了渊源，财产等级的户等制度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推究以财产等级为标准的户等制度出现的原因，本文试从军功爵制的衰落、土地的买卖与兼并、汉代的商业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军功爵制的衰落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该规定明确了尊卑等级，爵位、俸禄都按军功大小论定，田地、房屋、奴牌、衣服等财物依其爵位等级而定多少。汉承秦制，《二年律令·户律》中有不同的爵位等级享受不同田宅权力的记载：“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汉初为了奖励有军功的将士，给他们加官晋爵，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各级军功爵手中。
朱绍侯先生在《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提到：“军功爵制在景帝，尤其是武帝之后逐渐轻滥，军功爵制已滥到与军功没有必然联系，外戚、宦官、后妃皆可赐爵，军功爵已失去奖励军功的意义。”西汉时期的爵位继承为降位继承，《二年律令·置后律》中记载：“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侯子为公乘……”这样继承下去，爵位在三代之后就基本消失了，于振波先生提到“卿的后子只能为公乘，公乘的后子为官大夫，官大夫的后子为不更，这样，经过三四代后，卿的嫡系后人便逐渐下降为士伍，‘它子’下降的更快”， “所以出现了朱绍侯先生提出的“民爵吏爵有了严格界限”的情况，军功爵随着继承爵位越来越低。而社会环境相对和平，依靠军功赐爵的情况越来越少，赐民爵的次数增多，军功爵渐走向没落。为了招抚流民，《汉书·宣帝纪》记载：“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从文帝到平帝时期，共赐民爵达四十九次之多。这样赐爵的结果必然是爵位的真实效力减弱，从实际权力的象征发展到后来的徒有其名，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区别户等的方法，以财产等级为标准的户等制度应运而生。
2汉代商业发展
秦汉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西汉初年，经济凋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西汉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对商人在经济、政治上采取了种种限制性措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还不准商贾及其子孙“仕宦为吏”。但是随着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和增强，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
《汉书》称汉商业之盛是“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当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的经济势力很大，影响着整个国家。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当时的王侯和官吏都在他们的势力之下，因此被称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载：“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利用的，政府在财政紧张时就向商人借贷，以解决政府一时的经济困境，这种借贷关系使得商人和政府进一步紧密结合。这样，一方面商人可以从官府中取得最大的利益，政府也在这种政商结合的关系中受益。
商品经济越发展，国家愈发重视对私人财产的调查，通过对家庭财产的“赀算”来进行等级划分。商人阶层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到西汉后期，尤其是成、哀之间，出现了商人、地主和官员三位一体。私人工商者在保护、扩大私有财产时，靠的是与权力的结合。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是他们跻身于官僚阶层，朱绍侯先生提出“赀十算、赀四算乃得官的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郎官和爵及可以用钱买……汉代只有中等以上的户等才有参政权”。二是与官僚相勾结，他们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依附权力。西汉商业的繁荣不同于秦时期的严格限制商业的发展，故对不同家庭进行土地、房产、牛羊等财产的赀算来划分户等，应该是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3土地的兼并与买卖
西汉时期出现了许多大地产者，关于其形成原因，学者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形成，一种是通过土地出售来获得。第二种，政治制度规定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决定了一些人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西汉初年的国家授田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占有大量田宅的官僚地主，在《二年律令·户律》中对军人的规定有功绩的可以授予大量的耕地和宅地的情况下，不同等级之间的授予的数目差别很大，导致了西汉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西汉商业在汉朝早期达到鼎盛时期，但商人手中的富余资金却无法用于擴大再生产。文帝时期，采纳了一项政策“纳粟授爵”，使富有的商人更高的爵位，纳粟授爵导致许多大商家购买爵位，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商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商人可以无止境的购买土地在限制情况下。汉武帝时期，土地买卖和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不论是政治原因形成的大地产者，还是经济因素而产生的大商人的土地兼并，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失衡，原有的建立在军功爵制上的社会秩序崩坏。对于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按照财产的多少来衡量家庭等级，并采取相应的赋税、官吏任用等方面的措施，也是为应对社会出现的新现象的一种户籍制度上的新的举措。
户等的划分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财产等级”制的萌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政治制度变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密切相关。除了军功爵制的兴衰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土地的兼并与买卖，还有很多的因素共同影响户等制度的发展，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需要我们综合考量。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J].文史哲，1978，（01）：5.
[5]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5）：17-18.
[6]高敏.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J].史学月刊，2006，（05）：31-35.
[7]朱绍侯.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1）：55-63.
[8]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9]朱绍侯.从户籍制度中看汉代的阶级关系[J].开封师院学报，1963，（02）：31-45.
[10]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11]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石哲宇（1994—），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关键词：军功爵制；财产等级制；户等；秦汉
中图分类号：K234；K877.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07-0000-00
在我国古代专制社会，户籍制度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世袭性和功能多元化。其中户籍“等级”划分在社会制度的构建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在等级观念下的集中反映。
高敏先生在《秦汉的户籍制度》提到：“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关于户等的划分，高敏先生提出“大致可区分为‘细民’或‘小家’、‘中家’与‘大家’三个等级。”高敏先生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户等制度的划分，但是也出现了相应的雏型，该观点在其《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中再次提到，“三个大等级的财产标准，分别是财产在百万以上者为‘大家’或‘高赀富人’；家财在十万以上者为‘中家’。财产在二三万直到“赀不满千钱”的贫民便是“细民”或‘小家’。”汉中期出现的户籍财产等级也为后期的户等制提供了渊源，财产等级的户等制度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推究以财产等级为标准的户等制度出现的原因，本文试从军功爵制的衰落、土地的买卖与兼并、汉代的商业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军功爵制的衰落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该规定明确了尊卑等级，爵位、俸禄都按军功大小论定，田地、房屋、奴牌、衣服等财物依其爵位等级而定多少。汉承秦制，《二年律令·户律》中有不同的爵位等级享受不同田宅权力的记载：“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汉初为了奖励有军功的将士，给他们加官晋爵，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各级军功爵手中。
朱绍侯先生在《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提到：“军功爵制在景帝，尤其是武帝之后逐渐轻滥，军功爵制已滥到与军功没有必然联系，外戚、宦官、后妃皆可赐爵，军功爵已失去奖励军功的意义。”西汉时期的爵位继承为降位继承，《二年律令·置后律》中记载：“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侯子为公乘……”这样继承下去，爵位在三代之后就基本消失了，于振波先生提到“卿的后子只能为公乘，公乘的后子为官大夫，官大夫的后子为不更，这样，经过三四代后，卿的嫡系后人便逐渐下降为士伍，‘它子’下降的更快”， “所以出现了朱绍侯先生提出的“民爵吏爵有了严格界限”的情况，军功爵随着继承爵位越来越低。而社会环境相对和平，依靠军功赐爵的情况越来越少，赐民爵的次数增多，军功爵渐走向没落。为了招抚流民，《汉书·宣帝纪》记载：“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从文帝到平帝时期，共赐民爵达四十九次之多。这样赐爵的结果必然是爵位的真实效力减弱，从实际权力的象征发展到后来的徒有其名，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区别户等的方法，以财产等级为标准的户等制度应运而生。
2汉代商业发展
秦汉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西汉初年，经济凋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西汉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对商人在经济、政治上采取了种种限制性措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还不准商贾及其子孙“仕宦为吏”。但是随着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和增强，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
《汉书》称汉商业之盛是“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当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的经济势力很大，影响着整个国家。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当时的王侯和官吏都在他们的势力之下，因此被称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载：“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利用的，政府在财政紧张时就向商人借贷，以解决政府一时的经济困境，这种借贷关系使得商人和政府进一步紧密结合。这样，一方面商人可以从官府中取得最大的利益，政府也在这种政商结合的关系中受益。
商品经济越发展，国家愈发重视对私人财产的调查，通过对家庭财产的“赀算”来进行等级划分。商人阶层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到西汉后期，尤其是成、哀之间，出现了商人、地主和官员三位一体。私人工商者在保护、扩大私有财产时，靠的是与权力的结合。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是他们跻身于官僚阶层，朱绍侯先生提出“赀十算、赀四算乃得官的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郎官和爵及可以用钱买……汉代只有中等以上的户等才有参政权”。二是与官僚相勾结，他们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依附权力。西汉商业的繁荣不同于秦时期的严格限制商业的发展，故对不同家庭进行土地、房产、牛羊等财产的赀算来划分户等，应该是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3土地的兼并与买卖
西汉时期出现了许多大地产者，关于其形成原因，学者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形成，一种是通过土地出售来获得。第二种，政治制度规定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决定了一些人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西汉初年的国家授田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占有大量田宅的官僚地主，在《二年律令·户律》中对军人的规定有功绩的可以授予大量的耕地和宅地的情况下，不同等级之间的授予的数目差别很大，导致了西汉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西汉商业在汉朝早期达到鼎盛时期，但商人手中的富余资金却无法用于擴大再生产。文帝时期，采纳了一项政策“纳粟授爵”，使富有的商人更高的爵位，纳粟授爵导致许多大商家购买爵位，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商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商人可以无止境的购买土地在限制情况下。汉武帝时期，土地买卖和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不论是政治原因形成的大地产者，还是经济因素而产生的大商人的土地兼并，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失衡，原有的建立在军功爵制上的社会秩序崩坏。对于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按照财产的多少来衡量家庭等级，并采取相应的赋税、官吏任用等方面的措施，也是为应对社会出现的新现象的一种户籍制度上的新的举措。
户等的划分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财产等级”制的萌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政治制度变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密切相关。除了军功爵制的兴衰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土地的兼并与买卖，还有很多的因素共同影响户等制度的发展，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需要我们综合考量。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J].文史哲，1978，（01）：5.
[5]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5）：17-18.
[6]高敏.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J].史学月刊，2006，（05）：31-35.
[7]朱绍侯.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1）：55-63.
[8]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9]朱绍侯.从户籍制度中看汉代的阶级关系[J].开封师院学报，1963，（02）：31-45.
[10]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11]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石哲宇（1994—），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