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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还是政治家?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11岁时被送回美国,在弗吉尼亚州上学,大学毕业后的1905年又回到中国传教。
1919年,美国在华的“教会联合会”将北京汇文大学和北京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小神学院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荐为校长。在他的努力之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他在这里做了27年的校长。
1946年7月10日,应马歇尔推荐,杜鲁门总统任命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从此,他成了一位政治人物。
1949年8月2日,充当了3年“内战大使”的73岁的司徒雷登,怀着悲凉的心情,默默地登上开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了他生活和工作了整整55年的中国。
没有跟司徒雷登在北平见过面的毛泽东,送给司徒雷登的礼物就是那篇措辞十分辛辣的著名评论:《别了,司徒雷登》。由此,全中国人民都将司徒雷登当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孑然一生晚景凄凉
8月10日,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还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其监控和盘查。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国的大使,经常被麦卡锡传去“过审”,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搅得司徒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颜面扫地。
司徒雷登虽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却没有房产。一般来说,司徒雷登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又担任3年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殊不知,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全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国和中国募集,他将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用来办学,个人的薪金极为有限,生活也非常简朴。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确实素无积蓄。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也不可能工作。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1953年,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一所房子。傅泾波知道,此时,老病缠身的司徒雷登已离不开自己的照应了,便请他搬来一起居住。从此,司徒雷登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泾波夫妇一直视司徒雷登为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则又用中文亲热地叫他“太爷爷”。傅泾波到美国后基本上是陪着司徒雷登,两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1954年,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全得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追悼会在纽约举行。骨灰由傅泾波捧回华盛顿,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的案头,没有送去安葬。
骨灰终回燕园
司徒雷登在临终之前曾立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然而,此时燕京大学已不复存在。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这所著名教会大学被撤销,司徒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此事表达过怨言,但后来在他的遗嘱中,仍然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入土为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次年,傅泾波应周恩来之邀,回到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10个月。1983年,他再度回国。傅泾波两次回国时,都曾向中共高层人士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1986年3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口述的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3个月完成。也就在这一年,傅泾波再次托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一信给邓小平,其中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
1988年5月,病中的傅泾波自感来日无多,便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同年8月,傅泾波在华盛顿病逝。
在傅泾波逝世整20年之后,经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回到了他生前魂牵梦绕的中国。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点多钟,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
骨灰安葬仪式开始后,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和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蒋彦振两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随即便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黑色的墓碑。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
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摘自《看世界》2010.3.23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11岁时被送回美国,在弗吉尼亚州上学,大学毕业后的1905年又回到中国传教。
1919年,美国在华的“教会联合会”将北京汇文大学和北京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小神学院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荐为校长。在他的努力之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他在这里做了27年的校长。
1946年7月10日,应马歇尔推荐,杜鲁门总统任命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从此,他成了一位政治人物。
1949年8月2日,充当了3年“内战大使”的73岁的司徒雷登,怀着悲凉的心情,默默地登上开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了他生活和工作了整整55年的中国。
没有跟司徒雷登在北平见过面的毛泽东,送给司徒雷登的礼物就是那篇措辞十分辛辣的著名评论:《别了,司徒雷登》。由此,全中国人民都将司徒雷登当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孑然一生晚景凄凉
8月10日,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还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其监控和盘查。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国的大使,经常被麦卡锡传去“过审”,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搅得司徒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颜面扫地。
司徒雷登虽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却没有房产。一般来说,司徒雷登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又担任3年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殊不知,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全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国和中国募集,他将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用来办学,个人的薪金极为有限,生活也非常简朴。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确实素无积蓄。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也不可能工作。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1953年,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一所房子。傅泾波知道,此时,老病缠身的司徒雷登已离不开自己的照应了,便请他搬来一起居住。从此,司徒雷登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泾波夫妇一直视司徒雷登为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则又用中文亲热地叫他“太爷爷”。傅泾波到美国后基本上是陪着司徒雷登,两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1954年,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全得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追悼会在纽约举行。骨灰由傅泾波捧回华盛顿,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的案头,没有送去安葬。
骨灰终回燕园
司徒雷登在临终之前曾立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然而,此时燕京大学已不复存在。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这所著名教会大学被撤销,司徒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此事表达过怨言,但后来在他的遗嘱中,仍然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入土为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次年,傅泾波应周恩来之邀,回到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10个月。1983年,他再度回国。傅泾波两次回国时,都曾向中共高层人士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1986年3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口述的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3个月完成。也就在这一年,傅泾波再次托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一信给邓小平,其中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
1988年5月,病中的傅泾波自感来日无多,便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同年8月,傅泾波在华盛顿病逝。
在傅泾波逝世整20年之后,经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回到了他生前魂牵梦绕的中国。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点多钟,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
骨灰安葬仪式开始后,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和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蒋彦振两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随即便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黑色的墓碑。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
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摘自《看世界》20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