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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关于阳光财政的考卷显示，全国31个省级政府无一及格，81个市级政府仅有7个及格。这说明，尽管我国的政府预算公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财政透明度还处在很低水平。改进空间很大。
一位经常参加政府宴请的驻华使馆官员曾这样告诉记者，中国有着最好的酒店、最贵的食物和令他们“羡慕不已”的轻松记账。
今年股市里有一个“真实的笑谈”。3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第二天，白酒板块全线重挫。中国的高档酒被谁喝掉?“答案已经揭晓。”
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这些“政府办了什么事、花了多少钱”的账目要不要公开?
对此，2007年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阳光政府”的信息公开要求：“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
但条例自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屑公开现象普遍存在。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关研究机构分别发布我国省级和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这两张关于阳光财政的考卷显示，全国31个省级政府无一及格，81个市级政府仅有7个及格。这说明，尽管我国的政府预算公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财政透明度还处在很低水平，改进空间很大。
不透明的地方财政
从2009年开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和他的团队发布《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财政透明度列了一个排行榜，这项工作已经4年了。
2012年各省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湖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海南、山东、广西、河北、北京、甘肃财政透明度位于前10名。江苏、广东、上海、云南、浙江、陕西、湖南、福建、天津、四川则位列11到20名，其余省份则排名在后面。
但即使是得分最高的湖北省，按照百分制计算，也只有45.2分，这就意味着无一省份在财政透明度上得分及格。
从过去4年财政透明度报告来看，财政透明也只是在低水平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看不到明显的进步。例如，2009年平均得分为21.71分，2010年为21.87分，看起来进步了0.16分。蒋洪教授计算说，“按照每年进步0.16分，20年也到不了及格线。”
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则将研究主体定位在了比省级财政更为细化的市政府：据当前可获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即使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则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
其中，北京得分最高为6分，占满分的75％；上海其次，为5.75分，占满分的72％；此外，得分占满分的比例超过60％(4.8分)的城市还有南阳、成都、宜昌、三亚、杭州；加总共7个城市，仅为81家城市的8.6％；若以80％为良好表现(6.4分)，则81个城市中无一达标。
除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外，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其他地级市相比较，在财政透明度方面并无明显优势。
报告显示，无论是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政府更愿意主动公开预算信息，而不是决算信息。对于预算外资金的相关情况，31个省级政府和81个市级政府无一主动公开。然而，已经实施了4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重点信息。
地方政府要学上市公司
两张关于阳光财政的考卷，全国31个省市区无一及格，81个市级政府仅有7个及格。这个结果不能不说有些触目惊心。
专家认为，目前影响财政透明的大环境大致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还没有财政透明的觉悟；二是财政透明还缺乏强大的法律支持；三是对拒绝信息公开的责任者缺乏问责和惩治。
《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俞乔表示，小农经济时代的家族式管理是不愿意公开的主要原因，这可以便利管理者花钱和寻租。
在俞乔看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还采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机构，仅对上负责是行不通的。只有实现第一步财政公开，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本质上是做好两件事：第一是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怎么选出领导人、怎么监督领导人；第二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政府怎么筹钱、怎么花钱、怎么管钱。腐败得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财政透明度，对改善公共治理和防止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俞乔认为，“地方政府要学上市公司”，81个城市就好比81家上市公司，因为政府本质上也是经济单位，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开信息。但是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有2007年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它的约束力还不高，需要逐步提高。这又涉及到谁来推动的问题，各地人大一定要起到作用，积极推动立法。
蒋洪教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财政不透明时，公众对财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就只能靠偶然的“暴露”了——或者偶然捡到了一些票据，反映出一次公款旅游的事件；或者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政府的文件，才知道公款可以用来按摩。当然还有另一条监督的路子，这就是靠审计署审计。推进财政透明的基本手段应该靠法治。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更加完善，并上升为国家法律；同时抓紧修订《预算法》，明确各级政府财政公开的责任。
“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经白了。我们年年在进步，但进步实在太慢了。”蒋洪说。
“三公经费”面纱难揭
今年以来，中央部门的信息公开似乎迈出了“一大步”。截至5月，已经有92个中央部门公布了预算。然而，已公布预算中的住房保障支出和尚未公布的“预算外的三公经费”再次引发讨论。
5月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2012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将一并公开。 即便如此，“看不见”、“看不懂”，依然是老百姓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感受。而对于政府而言，不公开要挨骂，公开后又要面对质疑。事实上，这是在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之下，对于政府消费是否合理的一次对制度建设的呼吁。
有评论指出，如果制度和标准付之阙如，只是把政府接受公民监督演绎成媒体和舆论一年一度的道德批判大会，甚至某些部门被指责得漏洞百出却仍是一副能奈我何的姿态，则民众的感受，无异于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酒店里难以找到适合方便的洗手间，一般的煎熬，一般的无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曾指出，政府难以公开“三公”支出的原因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
一位地方审计官员的话更加犀利：“三公经费”的面纱相当难揭，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一些官员官本位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二是“三公花费”确实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猫腻”。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阻力，源于已有的“获利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表示，公开难的原因在于，政府公布“三公经费”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应对上边政策的一种策略，还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制约。
去年各部门公布的“三公数据”，差异很大，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相应的解释，许多数据令人费解。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指出，“三公经费”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就难以有所比照。基于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等诸多因素，各部门公布的最终绝对数字的高低并不必然说明相关工作的优劣。缺乏权威部门把关，“自说白话”的数据难逃选择性公开的命运。
“三公经费”的使用，是否有一个合理的范围?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翔认为，有些部门公务开支多，有些部门开支少，多的未必就不合理，少的未必就有理有据。因为部门有大小，人员数量也不同。同时，由于业务性质不同，按人均计算“支出标准”也不合理。
对此，叶翔建议，不同部门的公务消费比较，可借鉴解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法划定标准，最常用的就是同业比较。基于行业性质对各政府部门实行分类，把监管部门与其对应的行业标准比较，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部门该类业务支出，“总不能超过该部门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准”，而且其支出的增长，也应该低于整个行业的增长，即实行“业务分类横比，行业内部纵比”。
俞乔表示，要做到真正的财政透明，不仅要公布最后的结果，还要公布公式和方法，接受人民监督。
除了这些具体的方式方法，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表示，要狠抓“三公经费”的治理源头。“应看到现有的‘三公’开支管理机制存在根本的制度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三公’开支预算缺乏有效的监督，而这正是现有的预算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三公’经费的决定权和使用权分离。”
(本刊据《中国经济周刊》、《华商报》等整理)
一位经常参加政府宴请的驻华使馆官员曾这样告诉记者，中国有着最好的酒店、最贵的食物和令他们“羡慕不已”的轻松记账。
今年股市里有一个“真实的笑谈”。3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第二天，白酒板块全线重挫。中国的高档酒被谁喝掉?“答案已经揭晓。”
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这些“政府办了什么事、花了多少钱”的账目要不要公开?
对此，2007年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阳光政府”的信息公开要求：“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
但条例自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屑公开现象普遍存在。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关研究机构分别发布我国省级和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这两张关于阳光财政的考卷显示，全国31个省级政府无一及格，81个市级政府仅有7个及格。这说明，尽管我国的政府预算公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财政透明度还处在很低水平，改进空间很大。
不透明的地方财政
从2009年开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和他的团队发布《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财政透明度列了一个排行榜，这项工作已经4年了。
2012年各省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湖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海南、山东、广西、河北、北京、甘肃财政透明度位于前10名。江苏、广东、上海、云南、浙江、陕西、湖南、福建、天津、四川则位列11到20名，其余省份则排名在后面。
但即使是得分最高的湖北省，按照百分制计算，也只有45.2分，这就意味着无一省份在财政透明度上得分及格。
从过去4年财政透明度报告来看，财政透明也只是在低水平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看不到明显的进步。例如，2009年平均得分为21.71分，2010年为21.87分，看起来进步了0.16分。蒋洪教授计算说，“按照每年进步0.16分，20年也到不了及格线。”
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则将研究主体定位在了比省级财政更为细化的市政府：据当前可获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即使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则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
其中，北京得分最高为6分，占满分的75％；上海其次，为5.75分，占满分的72％；此外，得分占满分的比例超过60％(4.8分)的城市还有南阳、成都、宜昌、三亚、杭州；加总共7个城市，仅为81家城市的8.6％；若以80％为良好表现(6.4分)，则81个城市中无一达标。
除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外，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其他地级市相比较，在财政透明度方面并无明显优势。
报告显示，无论是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政府更愿意主动公开预算信息，而不是决算信息。对于预算外资金的相关情况，31个省级政府和81个市级政府无一主动公开。然而，已经实施了4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重点信息。
地方政府要学上市公司
两张关于阳光财政的考卷，全国31个省市区无一及格，81个市级政府仅有7个及格。这个结果不能不说有些触目惊心。
专家认为，目前影响财政透明的大环境大致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还没有财政透明的觉悟；二是财政透明还缺乏强大的法律支持；三是对拒绝信息公开的责任者缺乏问责和惩治。
《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俞乔表示，小农经济时代的家族式管理是不愿意公开的主要原因，这可以便利管理者花钱和寻租。
在俞乔看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还采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机构，仅对上负责是行不通的。只有实现第一步财政公开，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本质上是做好两件事：第一是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怎么选出领导人、怎么监督领导人；第二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政府怎么筹钱、怎么花钱、怎么管钱。腐败得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财政透明度，对改善公共治理和防止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俞乔认为，“地方政府要学上市公司”，81个城市就好比81家上市公司，因为政府本质上也是经济单位，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开信息。但是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有2007年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它的约束力还不高，需要逐步提高。这又涉及到谁来推动的问题，各地人大一定要起到作用，积极推动立法。
蒋洪教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财政不透明时，公众对财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就只能靠偶然的“暴露”了——或者偶然捡到了一些票据，反映出一次公款旅游的事件；或者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政府的文件，才知道公款可以用来按摩。当然还有另一条监督的路子，这就是靠审计署审计。推进财政透明的基本手段应该靠法治。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更加完善，并上升为国家法律；同时抓紧修订《预算法》，明确各级政府财政公开的责任。
“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经白了。我们年年在进步，但进步实在太慢了。”蒋洪说。
“三公经费”面纱难揭
今年以来，中央部门的信息公开似乎迈出了“一大步”。截至5月，已经有92个中央部门公布了预算。然而，已公布预算中的住房保障支出和尚未公布的“预算外的三公经费”再次引发讨论。
5月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2012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将一并公开。 即便如此，“看不见”、“看不懂”，依然是老百姓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感受。而对于政府而言，不公开要挨骂，公开后又要面对质疑。事实上，这是在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之下，对于政府消费是否合理的一次对制度建设的呼吁。
有评论指出，如果制度和标准付之阙如，只是把政府接受公民监督演绎成媒体和舆论一年一度的道德批判大会，甚至某些部门被指责得漏洞百出却仍是一副能奈我何的姿态，则民众的感受，无异于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酒店里难以找到适合方便的洗手间，一般的煎熬，一般的无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曾指出，政府难以公开“三公”支出的原因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
一位地方审计官员的话更加犀利：“三公经费”的面纱相当难揭，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一些官员官本位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二是“三公花费”确实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猫腻”。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阻力，源于已有的“获利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表示，公开难的原因在于，政府公布“三公经费”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应对上边政策的一种策略，还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制约。
去年各部门公布的“三公数据”，差异很大，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相应的解释，许多数据令人费解。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指出，“三公经费”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就难以有所比照。基于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等诸多因素，各部门公布的最终绝对数字的高低并不必然说明相关工作的优劣。缺乏权威部门把关，“自说白话”的数据难逃选择性公开的命运。
“三公经费”的使用，是否有一个合理的范围?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翔认为，有些部门公务开支多，有些部门开支少，多的未必就不合理，少的未必就有理有据。因为部门有大小，人员数量也不同。同时，由于业务性质不同，按人均计算“支出标准”也不合理。
对此，叶翔建议，不同部门的公务消费比较，可借鉴解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法划定标准，最常用的就是同业比较。基于行业性质对各政府部门实行分类，把监管部门与其对应的行业标准比较，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部门该类业务支出，“总不能超过该部门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准”，而且其支出的增长，也应该低于整个行业的增长，即实行“业务分类横比，行业内部纵比”。
俞乔表示，要做到真正的财政透明，不仅要公布最后的结果，还要公布公式和方法，接受人民监督。
除了这些具体的方式方法，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表示，要狠抓“三公经费”的治理源头。“应看到现有的‘三公’开支管理机制存在根本的制度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三公’开支预算缺乏有效的监督，而这正是现有的预算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三公’经费的决定权和使用权分离。”
(本刊据《中国经济周刊》、《华商报》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