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古代书法教育与现代书法教育从本质来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古代书法教育可以被称作“书学教育”，而当代书法教育大多以书法专业称之。“学”表示一种综合的概念，而“专业”则以技法为主。书法专业的定义其实从一开始就因为学科建设的混乱、课程设置局限等诸多因素影响，忽略了古代书法教育极具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覆盖这两种基本属性。因此，从根本的解决途径来看，将书法专业的学科界定重新定义，类比文学、艺术学等相关一级学科的建设纲领，突出书法这一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的特殊属性，使得书法可以不再依附于其他学科之下而独立，成为一个集文学、文化等诸多学科相互关照的一级学科。
关键词：古代；书法教育；区别；书学；书法专业；书法学；文学；文化；一级学科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也是最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标志。近几百年来，西方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诸多传统艺术门类的发展，而书法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却选择坚强地屹立于坚守自己的艺术品格之中，相对保持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完整性。清代毛奇龄在《大学证文》中曾言“书、数、方、名诸学并为书学”，又言“学方甲、学书计、皆书学中事也。”[1]由此可见，古代书学体系下涵盖了文字学、数算学、音韵学等诸多学科。虽然古人以文字与书写作为学书的一种载体，但绝不仅限于此。而时下的书法教育，更多侧重于专业技巧方面的训练，缺少文学、文化的关照，由此产生的种种书法教育的问题也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以及科技信息化的逐步普及，书法教育的发展速度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时下的我们业已很难停下脚步去重新审视书法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一、古代书法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
从“书学”的起源看，《周礼》中曾记载了“保氏”教国子“六艺”，而“书”即为“六艺”之一，由此，我们不难推出，书法最开始是以一种与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的技艺存在。而在《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中有这样一段话：“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2]“书学”一词第一次在中国古典文学论著中出现。
关于“鸿都门学”，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汉灵帝所设的鸿都门学是书学专科教育的起点，但笔者以为，鸿都门学的设立固然对书学学科教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开创了书学专科教育的先河，但从本质来说，鸿都门学仅仅只是书学专科教育的开始，从完整性和功能性来看，并不具备专科教育的基本属性。首先，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之初，带有极其明显的政治因素。“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3]蔡邕的一席话也印证了灵帝是在注重经学的引领下，又有外戚、宦官两大权利集团的内忧外患中，出于政治目的方设鸿都门学，这一举措也可看出是灵帝对抗两大集团的一种手段，只是在后期发展中，鸿都门学由一开始的经学主导转向文学艺术；其次，虽然鸿都门学在选拔人才时要求“诏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相课试”，[4]但我们从现有的资料中并不能发现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教授这些课程，灵帝在设立经学时，增加了“五经博士”这一职位，但在鸿都门学中并无此类设置，而且也没有相关学习的范本或者大纲。
魏晉南北朝时期的书学专科教育相较于鸿都门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体可以总结如下。首先，由于社会整体处于比较动荡的时期，所以这也为文化艺术的交流提供了沃土。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融合，不同书风的传播、交流也更加广泛。由于社会对于书学的迫切需求，朝廷也专门设立了书学教育的专职人员；其次，工具材料的变化，尤其是纸张得到普及，亲朋好友间频繁的使用书信，为书写技巧和情感表达提供了支撑。尤其朝廷中大量出现的抄经典籍，都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由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相应设立了专门的书学教育学校；最后，范本的改变也为书学专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源泉。魏晋以前，人们习字大多以《仓颉篇》这一类字法法帖为主，而随着“钟、胡之法”的产生，人们的关注点更多放在了书家个人的精神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上，这也为日后的书学专科教育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学”及书博士的设立，可以视为书学专科教育的初探期。及至隋朝，中央政府以官方名义设立“书学”这一学科，标志着书法专刻教育正式纳入中国古代封建教育体系下。经过隋朝的过渡，唐代进一步加强了书学专科教育的地位。唐代的“书学”与国子学、太学、算学等并为“六学”，同其他诸如“医学”、“天文”等专科教育相比，“书学”的地位明显更高。
宋代在完善书学专科教育方面取得了突破。唐代国子监的书科曾有明确记载：“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5]学习体系化的完善，也符合整个书法史的脉络，《新唐书·选举下》记载了沈既济这样一段话：“考技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6]朱关田先生在《又读《与刘江书》》也提出：“文字学作为文化课程，实际上是书科生的主课，是一种学历，学而优则仕，同时又是有异于技术官不入流的书手的一种专业知识。”[7]由此可见，书法教育从字学或者实用性到艺术、文学的渗透是教育层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所以，宋代的书学专科教育可视为中国古代书学专科教育的成熟期。
在古代书学教育传播方面，家传和师授可以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基本方式和传播途径。这与整个古代社会阶级关系密不可分。早在周朝，朝廷就对于类似书法这样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门类有着严格的要求，可以世袭但绝不可以外传。这也就标志着书学教育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老师施教，都是在小范围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学习状态，封闭而又具有一丝神秘的色彩。因此，老师只能以更多的个人体会和经验进行教学。
由上可见，古代书法教育实质上是书学教育。而书学教育本质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形式。自唐代以来，由于字体演变的结束，字体书写的正确与否已不再被重点提及，而相关的文学、文化常识则得到了大量的关照。字学研究的是文字的结构和字体方面的相关知识，书学则包含了与文字有关的所有学问。唐以后的诸多名家，无一不是在文学、文化、教育等其他领域同样取得非凡的成就。其遗留下的作品大多以自作诗、文为主，与同时期名诗佳文在文学性、艺术表现性等方面不相上下。例如苏轼在《寒食帖》中这样写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途）穷，死灰吹不起。”苏轼将苍凉悲寂的心境表现的淋漓尽致，读其诗句，观其书法，感受其心境的变化，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古人常说“书为心画”，大抵如此。 二、当代高等书法专业教育的问题和发展机遇
（一）忽略了书法与文学、文化的关系
中国书法自古以来就与文学、文化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影响，也互为补充。“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8]王僧虔《笔意赞》中提出的这段话，其实质就是说，书法创作不能停留于追求外在的美观，更要追求内在的精神涵。精神涵韵的表达是需要足够的文学、文化底蕴的支撑。而在当下，高等书法教育体系下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于博士，大多还停留在“画字”的基础上，过分关注书写技巧，以临摹的像为好，以集字的方式抄写古代诗文进行创作，徒有其形，内涵空洞，将书法与文学、文化分离，忽视了书法与文学、文化天然的内在联系。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国内开设书法专业的艺术类院校大多依附于美术学院或者某一专业之下，在课程设置上产生了分歧：究竟是按照书法的特殊性来安排还是按照传统的美术类学科安排？这种讨论在业内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目前依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各大院校还是按照专业能力进行课程设置。技法专业课占据了大量的课时安排，而相关的理论、文学方面的课程则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重技巧，轻理论”、“重实践，轻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在前文中业已发现，古人在书学教育中，对于文学、文化的涉猎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书写技巧，课程设置也更多样化，覆盖的范围更广。反观时下的高等书法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相对单一，尤其对于文学、文化的關照较少，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在学书过程中只关注技巧层面，而忽略了书法磅礴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招生制度不健全
招生问题可以说是一直困扰书法专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点难题。目前国内高校在书法招生工作中，大多只重视临摹和创作等专业技巧，往往忽视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课的成绩，以鲁迅美术学院为例，首先，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350分，远低于国家二本分数线，其次，最终录取的分数专业课占比80%，而文化课仅有20%，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文化的式微已经成为目前高校书法专业教育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目前还出现这样一种状态，由于书法专业录取时文化课成绩相对要求较低，许多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为了顺利考取大学，会临时选择短期书法速成班或者参加琳琅众多的考前班。“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这样的学生升入大学以后，由于文化底子薄弱，对古代经典作品中的文学性知识很难理解，只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技法层面。甚至由于对字法本身的相关知识都有漏洞，为了急于达到教学效果，只能采取“描字”、“集字”等方式进行学习。倘若一直保持这种畸形的招生制度，书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目前，当代高等书法专业教育恰逢发展的好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是一个新时代赋予书法的新使命，这是一个重塑经典、摆脱西方艺术思维束缚最好时机。书法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代码。可以说，在西方看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门类的就是书法，这也为书法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构建起一座最坚实的桥梁。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民族的自信，而传统文化的提升则是民族自信的源泉，书法这一传统艺术门类在时下将起到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国家及领导人纲领性的文件指导，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将书法与文学、文化紧密相连，才能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才能重新焕发书法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1][清]毛奇龄.《大学证文》.中华书局，1991，1：68.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中华书局，2012，4：176.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蔡邕列传》.中华书局，2012，4：522.
[4]关园园，吴原，《鸿都门学特质考论》，《长春师范学院院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9（第1版）.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2月版）：12671268.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5（2月版）：1178.
[7]朱关田.《又读<与刘江书>》，《中国钢笔书法》，2012（1）.
[8][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历代书法论文选》，2014，6（第一版）：62.
关键词：古代；书法教育；区别；书学；书法专业；书法学；文学；文化；一级学科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也是最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标志。近几百年来，西方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诸多传统艺术门类的发展，而书法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却选择坚强地屹立于坚守自己的艺术品格之中，相对保持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完整性。清代毛奇龄在《大学证文》中曾言“书、数、方、名诸学并为书学”，又言“学方甲、学书计、皆书学中事也。”[1]由此可见，古代书学体系下涵盖了文字学、数算学、音韵学等诸多学科。虽然古人以文字与书写作为学书的一种载体，但绝不仅限于此。而时下的书法教育，更多侧重于专业技巧方面的训练，缺少文学、文化的关照，由此产生的种种书法教育的问题也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以及科技信息化的逐步普及，书法教育的发展速度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时下的我们业已很难停下脚步去重新审视书法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一、古代书法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
从“书学”的起源看，《周礼》中曾记载了“保氏”教国子“六艺”，而“书”即为“六艺”之一，由此，我们不难推出，书法最开始是以一种与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的技艺存在。而在《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中有这样一段话：“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2]“书学”一词第一次在中国古典文学论著中出现。
关于“鸿都门学”，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汉灵帝所设的鸿都门学是书学专科教育的起点，但笔者以为，鸿都门学的设立固然对书学学科教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开创了书学专科教育的先河，但从本质来说，鸿都门学仅仅只是书学专科教育的开始，从完整性和功能性来看，并不具备专科教育的基本属性。首先，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之初，带有极其明显的政治因素。“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3]蔡邕的一席话也印证了灵帝是在注重经学的引领下，又有外戚、宦官两大权利集团的内忧外患中，出于政治目的方设鸿都门学，这一举措也可看出是灵帝对抗两大集团的一种手段，只是在后期发展中，鸿都门学由一开始的经学主导转向文学艺术；其次，虽然鸿都门学在选拔人才时要求“诏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相课试”，[4]但我们从现有的资料中并不能发现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教授这些课程，灵帝在设立经学时，增加了“五经博士”这一职位，但在鸿都门学中并无此类设置，而且也没有相关学习的范本或者大纲。
魏晉南北朝时期的书学专科教育相较于鸿都门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体可以总结如下。首先，由于社会整体处于比较动荡的时期，所以这也为文化艺术的交流提供了沃土。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融合，不同书风的传播、交流也更加广泛。由于社会对于书学的迫切需求，朝廷也专门设立了书学教育的专职人员；其次，工具材料的变化，尤其是纸张得到普及，亲朋好友间频繁的使用书信，为书写技巧和情感表达提供了支撑。尤其朝廷中大量出现的抄经典籍，都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由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相应设立了专门的书学教育学校；最后，范本的改变也为书学专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源泉。魏晋以前，人们习字大多以《仓颉篇》这一类字法法帖为主，而随着“钟、胡之法”的产生，人们的关注点更多放在了书家个人的精神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上，这也为日后的书学专科教育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学”及书博士的设立，可以视为书学专科教育的初探期。及至隋朝，中央政府以官方名义设立“书学”这一学科，标志着书法专刻教育正式纳入中国古代封建教育体系下。经过隋朝的过渡，唐代进一步加强了书学专科教育的地位。唐代的“书学”与国子学、太学、算学等并为“六学”，同其他诸如“医学”、“天文”等专科教育相比，“书学”的地位明显更高。
宋代在完善书学专科教育方面取得了突破。唐代国子监的书科曾有明确记载：“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5]学习体系化的完善，也符合整个书法史的脉络，《新唐书·选举下》记载了沈既济这样一段话：“考技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6]朱关田先生在《又读《与刘江书》》也提出：“文字学作为文化课程，实际上是书科生的主课，是一种学历，学而优则仕，同时又是有异于技术官不入流的书手的一种专业知识。”[7]由此可见，书法教育从字学或者实用性到艺术、文学的渗透是教育层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所以，宋代的书学专科教育可视为中国古代书学专科教育的成熟期。
在古代书学教育传播方面，家传和师授可以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基本方式和传播途径。这与整个古代社会阶级关系密不可分。早在周朝，朝廷就对于类似书法这样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门类有着严格的要求，可以世袭但绝不可以外传。这也就标志着书学教育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老师施教，都是在小范围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学习状态，封闭而又具有一丝神秘的色彩。因此，老师只能以更多的个人体会和经验进行教学。
由上可见，古代书法教育实质上是书学教育。而书学教育本质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形式。自唐代以来，由于字体演变的结束，字体书写的正确与否已不再被重点提及，而相关的文学、文化常识则得到了大量的关照。字学研究的是文字的结构和字体方面的相关知识，书学则包含了与文字有关的所有学问。唐以后的诸多名家，无一不是在文学、文化、教育等其他领域同样取得非凡的成就。其遗留下的作品大多以自作诗、文为主，与同时期名诗佳文在文学性、艺术表现性等方面不相上下。例如苏轼在《寒食帖》中这样写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途）穷，死灰吹不起。”苏轼将苍凉悲寂的心境表现的淋漓尽致，读其诗句，观其书法，感受其心境的变化，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古人常说“书为心画”，大抵如此。 二、当代高等书法专业教育的问题和发展机遇
（一）忽略了书法与文学、文化的关系
中国书法自古以来就与文学、文化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影响，也互为补充。“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8]王僧虔《笔意赞》中提出的这段话，其实质就是说，书法创作不能停留于追求外在的美观，更要追求内在的精神涵。精神涵韵的表达是需要足够的文学、文化底蕴的支撑。而在当下，高等书法教育体系下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于博士，大多还停留在“画字”的基础上，过分关注书写技巧，以临摹的像为好，以集字的方式抄写古代诗文进行创作，徒有其形，内涵空洞，将书法与文学、文化分离，忽视了书法与文学、文化天然的内在联系。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国内开设书法专业的艺术类院校大多依附于美术学院或者某一专业之下，在课程设置上产生了分歧：究竟是按照书法的特殊性来安排还是按照传统的美术类学科安排？这种讨论在业内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目前依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各大院校还是按照专业能力进行课程设置。技法专业课占据了大量的课时安排，而相关的理论、文学方面的课程则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重技巧，轻理论”、“重实践，轻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在前文中业已发现，古人在书学教育中，对于文学、文化的涉猎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书写技巧，课程设置也更多样化，覆盖的范围更广。反观时下的高等书法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相对单一，尤其对于文学、文化的關照较少，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在学书过程中只关注技巧层面，而忽略了书法磅礴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招生制度不健全
招生问题可以说是一直困扰书法专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点难题。目前国内高校在书法招生工作中，大多只重视临摹和创作等专业技巧，往往忽视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课的成绩，以鲁迅美术学院为例，首先，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为350分，远低于国家二本分数线，其次，最终录取的分数专业课占比80%，而文化课仅有20%，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文化的式微已经成为目前高校书法专业教育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目前还出现这样一种状态，由于书法专业录取时文化课成绩相对要求较低，许多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为了顺利考取大学，会临时选择短期书法速成班或者参加琳琅众多的考前班。“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这样的学生升入大学以后，由于文化底子薄弱，对古代经典作品中的文学性知识很难理解，只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技法层面。甚至由于对字法本身的相关知识都有漏洞，为了急于达到教学效果，只能采取“描字”、“集字”等方式进行学习。倘若一直保持这种畸形的招生制度，书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目前，当代高等书法专业教育恰逢发展的好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是一个新时代赋予书法的新使命，这是一个重塑经典、摆脱西方艺术思维束缚最好时机。书法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代码。可以说，在西方看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门类的就是书法，这也为书法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构建起一座最坚实的桥梁。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民族的自信，而传统文化的提升则是民族自信的源泉，书法这一传统艺术门类在时下将起到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国家及领导人纲领性的文件指导，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将书法与文学、文化紧密相连，才能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才能重新焕发书法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1][清]毛奇龄.《大学证文》.中华书局，1991，1：68.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中华书局，2012，4：176.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蔡邕列传》.中华书局，2012，4：522.
[4]关园园，吴原，《鸿都门学特质考论》，《长春师范学院院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9（第1版）.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2月版）：12671268.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5（2月版）：1178.
[7]朱关田.《又读<与刘江书>》，《中国钢笔书法》，2012（1）.
[8][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历代书法论文选》，2014，6（第一版）：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