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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选择了在2007年与2008年之间加快产业升级，但陡变的经济形势卷起让人猝不及防的风暴，而处于暴风眼中的珠三角企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
对于多数封闭的企业家而言，传统的生产经营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的成本及货币架构驱使那些对汇率、国际市场不闻不问的CEO们重新思考在国内经营的战略，并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融入全球战略诸如此类的命题。毫无疑问，中国渐渐成为主要的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孕育基地。
“世界工厂”中国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可能正在逐步改变。但是在价值链条上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承受的除了工资成本上升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于创造利润造成的压力外，还需要承担未能实现运营优化带来的苦果。
人民币价格优势在削减
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给中国出口商带来的“不公平的价格优势”正在被急剧削减。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日益攀升，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正在避免使用美元或是想方设法抵消美元不断贬值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此前极少被提及的汇率的问题开始被重视。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则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有相当多的加工贸易型企业无法抵御汇率所带来的利润侵蚀。“陶瓷之都”佛山最高峰期曾达到过10000多条陶瓷生产线，经过外迁和关闭剩下不到1000条，今年还将再强制性关闭上百条生产线。穿过一片香蕉林，一些拥挤不堪的火柴盒房子聚集在田角上，一道白线划过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这些公路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条长长的链轨，35岁的张小劲则是这条链轨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环。张依靠为附近的制鞋厂做复杂的塑料模具生活，他明显感觉到东莞制造业的不景气。
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他手下10个工人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将装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样的模具样品装载到卡车上。“明天早上10点半发车”， 张昨天斩钉截铁地说。但是位于长安镇的采购商在8点钟打来的一个电话则让张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对方要求维持以往的价格，而且希望能够将货款推迟一个月。张则要求提价30%，现款。他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着睡眠不足的疲倦。“肯定不行，生意没法做了”，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屋内，一个人站在房顶上望着长安镇吸烟，房顶上是淘洗上来的碎钢屑，在钢屑旁边矗立着一整块铝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模具加工以及张的手机号码。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消费购买力下降，对档次较高的鞋类产品需求量明显下降，东莞制鞋业首当其冲。倒闭潮当中，震撼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台资企业常登鞋厂的倒闭。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台资常登鞋业有限公司宣布停止经营，随后为员工支付了4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金，此事在当地同业间引起轩然大波，更引发其他业者倒闭的后续效应。东莞制鞋、家具等传统企业大量撤出，数百家鞋厂倒闭。倒闭企业的客户开始将订单转至温州鞋企，由于环境不乐观，部分温州鞋类企业出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也不得不接受以前不愿接受的一些价位较低、利润空间很少的美国客户订单，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一部分企业将交货期未到的订单提前交货。
“原料上涨得太厉害了。”张说类似的境况让他想起2003年，那一年金属价格一路高歌猛进，因为无法消化巨大的原料上涨步伐，他不得不转产歇业一年。而今年来势则更为凶猛——企业资金周转的压力大大增加。以目前的金属价格，过去只需30万元资金就可周转的单子，现在需要50多万元。由于缺少资金，张只能减少库存，采取“小批多次”的进货方式，但较低的库存经常无法保证企业稳定生产，运输费也“超支”，他还要养活工人。他刚刚为自己的产品小幅度涨价10%，销售量就比上月减少了一半。当地已有不少模具加工企业顶不住，纷纷减产甚至停产。张不为所动，他说服在家看护着三个孩子的妻子，决定将所有的现金悉数押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数千家竞争者生产同样的产品，你如何树立自己的竞争力，答案往往直接而无奈——足够低的价格。“价格上的绞杀形同割肉，但深陷其中，我无能为力。”张小劲说。
“世界工厂”的体制性弱点
张在东莞生活了10年，亲眼目睹了这里如何成为世界工厂。尽管体制性弱点在东莞的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但是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在类似的经济模式的压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创新产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创意和更合理的组织管理水平，几乎被忽视了。即使停工，张也时常开车去长安镇逛逛，躲在林立的本土广告牌后面,一楼依旧是喧嚣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外贸销售公司。你只需要走上几个店铺，然后招聘几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在扎堆的元件中挑选好所有的零配件，然后在自己的院子里组装。
张每天都在工厂待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从一个破产者手中买来的二手车床，工人们就住在与车床一墙之隔的房间内。他已经在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年，客户在长安镇遍布。镇子上有超过3000个类似的竞争者，他们将成本压榨到极致，靠着关系、质量和信用，生产同样的东西，用近乎透明的价格和技术来生产。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新劳动法实施后，人工费用加上原材料上涨，仅仅这两项企业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产成本，而品牌却毫无溢价能力，一些工厂只能关门大吉。
世界工厂的中枢——东莞企业数大概有3万左右，台资、港资合起来大概占东莞企业的一半，台资大概8000家左右。一位已经在外地设厂的台商告诉记者，最近大概有两成左右的东莞台资企业从东莞消失。在经历一连串大幅汇率升值之后，中国不断上升的成本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工厂将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通胀输出地。在持续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之后，中国价格作为无可比拟的基准采购价格，于2005年末开始上升。尽管同比涨幅一直较为温和，但最近涨价的呼声却较以往更加迫切。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消失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突然离开，有的是到越南设厂，有的是转向内地，留在东莞当地的企业则力图转型：做品牌，转向内销。但这需要强大实力和时间做支撑，一些规模小，过去靠低廉劳力成本打拼的中小台资企业多半熬不过这个严冬。间或出现的卷款而逃的事件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向世界出口通缩的时代即将结束。”驻香港的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在去年表示：“制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价，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转嫁任何未来的（成本）上涨。过去5年，许多制造商的利润率被严重挤压，但由于行业整合、环保和安全记录不佳的小厂商的关停以及自然损耗，定价权已回到众多行业手中。”
中国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
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及上海美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一直以来作为纯粹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小。研究指出，将中国加入自己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比仅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公司更具竞争优势。超过一半在华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的受访企业认为，相比其他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近两成的受访公司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往或拓展至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
一些新的投资者不再将中国视为最佳对象基于以下考虑：费用的增长和各家公司追求投资多样化的自然倾向。在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70%受访公司认为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而52%的公司指向工资成本上升。白领经理和蓝领职工工资分别上涨了9.1%和7.6%。33%受访公司认为，另一个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是员工流失。
迄今为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诞生了世界上运作效率最高的工厂组织，这些工厂以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优势和绝对的低价格取胜，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花费增长迅速。厂房租赁和办公用地金额飞涨，工业用地短缺，各种设施的费用增加，最为重要的是，劳动法实施后工资额的高涨以及不断攀升的工业产品价格。尽管从内地到沿海地区来打工的人数众多，工人的工资数年来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管理层的增长速度更快。但是中国也日益被自己既往的成功所戕害，这种建立在低技术、低附加值基础上的产业模式，很难培养和招募技术性人才，从财务主管人员到懂得国际化生产技术如“六西格玛管理理论”和“精益生产”的管理者。由于没有足够的合适人才，导致了猎头的泛滥和工资的飞涨。中国无疑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比如每年生产1.8双鞋子的鞋业生产地乐源，工资疯长的局面让其已难以承受，尽管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高工资效应，但每单位劳动力的费用还是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虽然在越南和印尼，工资水平也在涨高，但比起中国沿海地区，还是低了35%。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双鞋的产出需要200人参与制作工序。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则是继续向中国内陆地区投资，那里的各种费用远比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便宜。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在推行这样一个政策，在中、西部一些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每亩14万元的工业用地费用，其土地出让金可以被人为减至每亩1.4万元。以每亩1.4万元将土地拿下后，企业再按照接近每亩1.4万元的价格抵押给银行，企业的投入基本为零。中国的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向这些穷乡僻壤进军，一小部分外国企业也尾随其后，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
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
迁徙是许多企业选择的进化方式。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这些企业比比皆是。这种趋势显然直接改变了江西鹰潭当地的面貌——在荒山野岭之上的鹰潭少有平地，为平整工业园，在5天之内爆破了市区内的5座巨大红石冈。这项工程开创了当地快速施工的新纪录——35万立方米土石方量在5天内被奇迹般地爆破与转移了（这个数字接近6000个标准火车货箱的装载量）。为了迎接接踵而至的温州商人，在当地的报道中，一位市长在春节团拜期间，5天之内走坏了一双皮鞋。这种热情好客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温州人之前在故乡及其他新兴内陆重新建立制造业中心的遭遇。
陈丽芳是先知先觉者——3年前，她就转卖掉远在温州当地的铜丝加工企业的股权，将企业搬往江西鹰潭。而陈的公司业绩正蒸蒸日上，在当地同行业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陈即拥有两家。在她看来，搬迁是早晚的事情——温州在资源、成本等方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
温州工业用地已经飞涨至二三百万元一亩，铜原料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而鹰潭则是国内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仅仅只有几万元，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比较之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仅仅只考虑了两天就变卖了所持有的股份。陈的破釜沉舟引来了不少效仿者。温州市铜产业协会会长冯茂勋权衡之下也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贵溪，连同他一起转移的还有当地4家规模很大的同类企业。
陈并非孤独的外迁者——根据温州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近一年来温州外迁企业多达1000余家，整体迁移的将占1/4之多。温州人的聚集效果明显而直接——过去的一年，鹰潭工业园区的业务总收入增加了两倍，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戏剧性地在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上交税金四项指标增幅上排名该省第一。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迁徙本身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传统的沿海三角地带，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其产业转移进而发挥着减缓不断上扬的“中国价格”压力的作用，这其中充满了自我调节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内地办厂会促进较贫困的中部地区的发展。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会增加运输费用的消耗，但这一不利因素可以用劳动力和设施的低费用来补偿。英特尔是其中之一，2004年在成都投资5.25亿美元建立了芯片工厂，并将之作为1600公里以外的上海工厂的补充。作为高附加值的行业，其运输费用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传统行业而言，从内陆地区向美国和欧洲地区出货的费用太高。这些地区，成本上涨的同时，在很多运营方面仍落后于国际标准，尤其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这些对于东莞这类传统制造业地区而言，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从欧美到日韩到港台到大陆再到越南，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德学认为，作为一般供应商，东莞加工贸易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利润和产品附加值，东莞制造业应向高层级供应商转型。高层级供应商在领导厂商与一般供应商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和知识产权，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研究项目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领导厂商控制外，高层级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但东莞的工厂大部分只是低层级供应商，相对居于附属的地位，他们一般缺乏核心技术、融资能力较弱，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挣的只是整条利润链中最少的一部分附加值。他们可替代性太强，一旦成本优势被取代，就会遭遇行业危机。
在东莞当地，生益科技已经成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佼佼者。其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覆铜板行业的领头羊，同时也已成为东莞本土在国际上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覆铜板产量已经从由当初的年产6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500多万平方米。独立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CTI玻璃纤维基覆铜箔层压板，由于环保指数高，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成为欧盟环保指令最大受益者。
此外，生益科技还利用自己的衍生优势，进军新能源行业，其控股的连云港东海硅微粉公司具有年产2.8万吨的产能，其行业垄断优势相当明显。而硅微粉是太阳能产业上游最关键的原材料之一，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硅微粉生产能力，硅微粉供不应求。随着光伏产业风起云涌，太阳能电池原材料多晶硅价格暴涨，硅微粉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硅微粉呈现出供不应求局面，硅资源拥有者尽享超额利润。生益科技也得以从简单的价格战中幸免，独享高额利润。刘德学认为，以生益科技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或者就代表着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
[编辑 胡 浩]
E-mail：chinacbr@vip.163.com
对于多数封闭的企业家而言，传统的生产经营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的成本及货币架构驱使那些对汇率、国际市场不闻不问的CEO们重新思考在国内经营的战略，并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融入全球战略诸如此类的命题。毫无疑问，中国渐渐成为主要的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孕育基地。
“世界工厂”中国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可能正在逐步改变。但是在价值链条上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承受的除了工资成本上升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于创造利润造成的压力外，还需要承担未能实现运营优化带来的苦果。
人民币价格优势在削减
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给中国出口商带来的“不公平的价格优势”正在被急剧削减。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日益攀升，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正在避免使用美元或是想方设法抵消美元不断贬值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此前极少被提及的汇率的问题开始被重视。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则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有相当多的加工贸易型企业无法抵御汇率所带来的利润侵蚀。“陶瓷之都”佛山最高峰期曾达到过10000多条陶瓷生产线，经过外迁和关闭剩下不到1000条，今年还将再强制性关闭上百条生产线。穿过一片香蕉林，一些拥挤不堪的火柴盒房子聚集在田角上，一道白线划过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这些公路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条长长的链轨，35岁的张小劲则是这条链轨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环。张依靠为附近的制鞋厂做复杂的塑料模具生活，他明显感觉到东莞制造业的不景气。
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他手下10个工人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将装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样的模具样品装载到卡车上。“明天早上10点半发车”， 张昨天斩钉截铁地说。但是位于长安镇的采购商在8点钟打来的一个电话则让张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对方要求维持以往的价格，而且希望能够将货款推迟一个月。张则要求提价30%，现款。他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着睡眠不足的疲倦。“肯定不行，生意没法做了”，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屋内，一个人站在房顶上望着长安镇吸烟，房顶上是淘洗上来的碎钢屑，在钢屑旁边矗立着一整块铝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模具加工以及张的手机号码。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消费购买力下降，对档次较高的鞋类产品需求量明显下降，东莞制鞋业首当其冲。倒闭潮当中，震撼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台资企业常登鞋厂的倒闭。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台资常登鞋业有限公司宣布停止经营，随后为员工支付了4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金，此事在当地同业间引起轩然大波，更引发其他业者倒闭的后续效应。东莞制鞋、家具等传统企业大量撤出，数百家鞋厂倒闭。倒闭企业的客户开始将订单转至温州鞋企，由于环境不乐观，部分温州鞋类企业出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也不得不接受以前不愿接受的一些价位较低、利润空间很少的美国客户订单，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一部分企业将交货期未到的订单提前交货。
“原料上涨得太厉害了。”张说类似的境况让他想起2003年，那一年金属价格一路高歌猛进，因为无法消化巨大的原料上涨步伐，他不得不转产歇业一年。而今年来势则更为凶猛——企业资金周转的压力大大增加。以目前的金属价格，过去只需30万元资金就可周转的单子，现在需要50多万元。由于缺少资金，张只能减少库存，采取“小批多次”的进货方式，但较低的库存经常无法保证企业稳定生产，运输费也“超支”，他还要养活工人。他刚刚为自己的产品小幅度涨价10%，销售量就比上月减少了一半。当地已有不少模具加工企业顶不住，纷纷减产甚至停产。张不为所动，他说服在家看护着三个孩子的妻子，决定将所有的现金悉数押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数千家竞争者生产同样的产品，你如何树立自己的竞争力，答案往往直接而无奈——足够低的价格。“价格上的绞杀形同割肉，但深陷其中，我无能为力。”张小劲说。
“世界工厂”的体制性弱点
张在东莞生活了10年，亲眼目睹了这里如何成为世界工厂。尽管体制性弱点在东莞的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但是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在类似的经济模式的压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创新产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创意和更合理的组织管理水平，几乎被忽视了。即使停工，张也时常开车去长安镇逛逛，躲在林立的本土广告牌后面,一楼依旧是喧嚣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外贸销售公司。你只需要走上几个店铺，然后招聘几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在扎堆的元件中挑选好所有的零配件，然后在自己的院子里组装。
张每天都在工厂待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从一个破产者手中买来的二手车床，工人们就住在与车床一墙之隔的房间内。他已经在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年，客户在长安镇遍布。镇子上有超过3000个类似的竞争者，他们将成本压榨到极致，靠着关系、质量和信用，生产同样的东西，用近乎透明的价格和技术来生产。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新劳动法实施后，人工费用加上原材料上涨，仅仅这两项企业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产成本，而品牌却毫无溢价能力，一些工厂只能关门大吉。
世界工厂的中枢——东莞企业数大概有3万左右，台资、港资合起来大概占东莞企业的一半，台资大概8000家左右。一位已经在外地设厂的台商告诉记者，最近大概有两成左右的东莞台资企业从东莞消失。在经历一连串大幅汇率升值之后，中国不断上升的成本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工厂将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通胀输出地。在持续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之后，中国价格作为无可比拟的基准采购价格，于2005年末开始上升。尽管同比涨幅一直较为温和，但最近涨价的呼声却较以往更加迫切。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消失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突然离开，有的是到越南设厂，有的是转向内地，留在东莞当地的企业则力图转型：做品牌，转向内销。但这需要强大实力和时间做支撑，一些规模小，过去靠低廉劳力成本打拼的中小台资企业多半熬不过这个严冬。间或出现的卷款而逃的事件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向世界出口通缩的时代即将结束。”驻香港的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在去年表示：“制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价，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转嫁任何未来的（成本）上涨。过去5年，许多制造商的利润率被严重挤压，但由于行业整合、环保和安全记录不佳的小厂商的关停以及自然损耗，定价权已回到众多行业手中。”
中国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
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及上海美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一直以来作为纯粹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小。研究指出，将中国加入自己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比仅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公司更具竞争优势。超过一半在华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的受访企业认为，相比其他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近两成的受访公司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往或拓展至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
一些新的投资者不再将中国视为最佳对象基于以下考虑：费用的增长和各家公司追求投资多样化的自然倾向。在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70%受访公司认为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而52%的公司指向工资成本上升。白领经理和蓝领职工工资分别上涨了9.1%和7.6%。33%受访公司认为，另一个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是员工流失。
迄今为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诞生了世界上运作效率最高的工厂组织，这些工厂以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优势和绝对的低价格取胜，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花费增长迅速。厂房租赁和办公用地金额飞涨，工业用地短缺，各种设施的费用增加，最为重要的是，劳动法实施后工资额的高涨以及不断攀升的工业产品价格。尽管从内地到沿海地区来打工的人数众多，工人的工资数年来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管理层的增长速度更快。但是中国也日益被自己既往的成功所戕害，这种建立在低技术、低附加值基础上的产业模式，很难培养和招募技术性人才，从财务主管人员到懂得国际化生产技术如“六西格玛管理理论”和“精益生产”的管理者。由于没有足够的合适人才，导致了猎头的泛滥和工资的飞涨。中国无疑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比如每年生产1.8双鞋子的鞋业生产地乐源，工资疯长的局面让其已难以承受，尽管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高工资效应，但每单位劳动力的费用还是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虽然在越南和印尼，工资水平也在涨高，但比起中国沿海地区，还是低了35%。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双鞋的产出需要200人参与制作工序。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则是继续向中国内陆地区投资，那里的各种费用远比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便宜。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在推行这样一个政策，在中、西部一些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每亩14万元的工业用地费用，其土地出让金可以被人为减至每亩1.4万元。以每亩1.4万元将土地拿下后，企业再按照接近每亩1.4万元的价格抵押给银行，企业的投入基本为零。中国的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向这些穷乡僻壤进军，一小部分外国企业也尾随其后，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
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
迁徙是许多企业选择的进化方式。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这些企业比比皆是。这种趋势显然直接改变了江西鹰潭当地的面貌——在荒山野岭之上的鹰潭少有平地，为平整工业园，在5天之内爆破了市区内的5座巨大红石冈。这项工程开创了当地快速施工的新纪录——35万立方米土石方量在5天内被奇迹般地爆破与转移了（这个数字接近6000个标准火车货箱的装载量）。为了迎接接踵而至的温州商人，在当地的报道中，一位市长在春节团拜期间，5天之内走坏了一双皮鞋。这种热情好客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温州人之前在故乡及其他新兴内陆重新建立制造业中心的遭遇。
陈丽芳是先知先觉者——3年前，她就转卖掉远在温州当地的铜丝加工企业的股权，将企业搬往江西鹰潭。而陈的公司业绩正蒸蒸日上，在当地同行业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陈即拥有两家。在她看来，搬迁是早晚的事情——温州在资源、成本等方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
温州工业用地已经飞涨至二三百万元一亩，铜原料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而鹰潭则是国内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仅仅只有几万元，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比较之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仅仅只考虑了两天就变卖了所持有的股份。陈的破釜沉舟引来了不少效仿者。温州市铜产业协会会长冯茂勋权衡之下也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贵溪，连同他一起转移的还有当地4家规模很大的同类企业。
陈并非孤独的外迁者——根据温州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近一年来温州外迁企业多达1000余家，整体迁移的将占1/4之多。温州人的聚集效果明显而直接——过去的一年，鹰潭工业园区的业务总收入增加了两倍，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戏剧性地在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上交税金四项指标增幅上排名该省第一。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迁徙本身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传统的沿海三角地带，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其产业转移进而发挥着减缓不断上扬的“中国价格”压力的作用，这其中充满了自我调节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内地办厂会促进较贫困的中部地区的发展。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会增加运输费用的消耗，但这一不利因素可以用劳动力和设施的低费用来补偿。英特尔是其中之一，2004年在成都投资5.25亿美元建立了芯片工厂，并将之作为1600公里以外的上海工厂的补充。作为高附加值的行业，其运输费用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传统行业而言，从内陆地区向美国和欧洲地区出货的费用太高。这些地区，成本上涨的同时，在很多运营方面仍落后于国际标准，尤其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这些对于东莞这类传统制造业地区而言，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从欧美到日韩到港台到大陆再到越南，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德学认为，作为一般供应商，东莞加工贸易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利润和产品附加值，东莞制造业应向高层级供应商转型。高层级供应商在领导厂商与一般供应商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和知识产权，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研究项目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领导厂商控制外，高层级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但东莞的工厂大部分只是低层级供应商，相对居于附属的地位，他们一般缺乏核心技术、融资能力较弱，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挣的只是整条利润链中最少的一部分附加值。他们可替代性太强，一旦成本优势被取代，就会遭遇行业危机。
在东莞当地，生益科技已经成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佼佼者。其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覆铜板行业的领头羊，同时也已成为东莞本土在国际上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覆铜板产量已经从由当初的年产6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500多万平方米。独立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CTI玻璃纤维基覆铜箔层压板，由于环保指数高，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成为欧盟环保指令最大受益者。
此外，生益科技还利用自己的衍生优势，进军新能源行业，其控股的连云港东海硅微粉公司具有年产2.8万吨的产能，其行业垄断优势相当明显。而硅微粉是太阳能产业上游最关键的原材料之一，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备硅微粉生产能力，硅微粉供不应求。随着光伏产业风起云涌，太阳能电池原材料多晶硅价格暴涨，硅微粉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硅微粉呈现出供不应求局面，硅资源拥有者尽享超额利润。生益科技也得以从简单的价格战中幸免，独享高额利润。刘德学认为，以生益科技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或者就代表着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
[编辑 胡 浩]
E-mail：chinacbr@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