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的“批判现实主义子辈”
　　
　　俄国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十二月党人的“兵变”是近卫军军官操纵宫廷政治传统的延续,虽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后的知识分子组成并没有太多的人际脉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国外学习的贵族青年以及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小组活动掀起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第一个高潮,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成长期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这是一个充满批判情绪的年代,“疯癫的时代”、“偏执的时代”(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六年版,349页),也是六十年代人战胜四十年代人的时期,六十年代人打败了“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崇尚精神价值追求的“老一代人”,现实主义的六十年代人“成为得宠的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后来在俄国思想史上有一个特定的词汇“六十年代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指的就是这批不同于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新生代人”。它的出现导致了四十年代思想出现了“反常和病态的断裂”,这些平民思想家不但不是贵族思想家的继承者,甚至是他的反对者,六十年代人与四十年代人相比,就像有一个世纪之差。“批判现实主义的子辈”和“理想主义的父辈”是完全对立的,六十年代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俄国特有绝对化的“最高纲领主义”,导致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家,由于贵族知识分子的“不战而退”,六十年代人大获全胜,他们的思想继而成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先导,彻底扭转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谁之罪?》和《怎么办?》虽然一直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两大主题,但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在形象塑造上有不同的理想追求,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俄国历来存在着“思想的深刻与革命行动不可兼顾”的分野,彻悟人生的思想家的内在追求与政治欲望强烈地参与社会实践的平民革命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分野不仅是《父与子》两代人的差距,也不是“四十年代人”和“六十年代人”的年龄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构成——贵族之子和僧侣的后代。
　　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贵族出身,其中既没有显赫的官吏也没有平民,贵族知识分子不但排斥“有知识的官员”,甚至排斥自然科学家,在他们看来“俄国科学是由政府来扶植的,政府把学者视为某个行政单位的官员,他们犹如担任公职的人”(索洛维耶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二○○○年版,147—154页),他们都受过西方的教育,是雅致的贵族沙龙文化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凭借祖上的殷实家产,衣食无忧的思考着人类的思想传承,在他们眼里重要的是“什么”(что ),而不是“如何”(как )。后者则都是非贵族的平民出身为主,而在平民知识分子中,“正教中学出身的人”曾经起了最卓越最激进的作用。平民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林斯基(他被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神职家庭出身、被特卡乔夫称为“我们现代青年典型的代表”的“涅恰耶夫”也是在彼得堡的谢尔吉耶夫教区的宗教学校教书。他们是在社会仇恨的夹缝中成长,靠自身的努力获得教育,跻身于社会文化精英之列,复仇思想是他们的主要动力。因此僧侣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厌恶贵族社会,蔑视贵族的特权,当十九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形成知识分子左翼时,他们便获得了类似宗教团体的性质。这种“平民色彩”是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他们是现实主义,但同时又是狭隘的现实主义,他们反对所有雅致的东西,反对赫尔岑那种细致的怀疑论,反对机智的表演、反对深奥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贵族世家子弟和僧侣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价值观、思维模式差别很大,是水火不相容的。四十年代几乎所有那一代人既是贵族也是西方主义者,他们的价值观、追求的目的、甚至所使用的语言、处事风格、争论的方式都和六十年代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对“四十年代”人群里那些是“贵族的”,具有“欧洲教育的”,有一定的修养的,是沙龙文化的宠儿的这些矫揉造作充满了义愤,他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要替世界向四十年代人报复”,要与上层社会决裂,在他们那里重要的不是“什么”(что)而是“如何”(как)。
　　简而言之,四十年代的人儒雅而软弱,六十年代的人激进而虚无,四十年代的人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他们为现实的丑恶而痛苦,但又无力改变它,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和无所作为使这些人成为“多余的人”。用弗兰克的话说:贵族知识分子“脱离现实,逃避世界,生活在真正的、历史的、日常的生活之外,生活于幽灵、梦想、笃信宗教的世界之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讥讽他们是“搞哲学的聪明人”,(哲学在俄国的命运多舛,被看做是“平等”和“狂暴自由的幻象”的主要来源,一八五○年尼古拉在大学取消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代之以神学,国民教育大臣希林斯基-西赫玛托夫曾经兴高采烈地说:“迷惑人心,卖弄聪明的哲学终于完蛋了。”)只能坐而论道奢谈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却往往不能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对他们有一种极度的蔑视和不屑,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创立的被贵族知识分子称为“粗俗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 就是要把大学讲台上的启蒙教师变成现实中的斗士,用革命颠覆取代文学创作,用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代替温情脉脉的改良主义。别尔嘉耶夫认为,就是在知识界“无耻和忏悔交替上涨中,失去了自己最后的最宝贵的东西——原创性”。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远离俄国的赫尔岑评论“六十年代人”说,他们认为“他们是今天,而我们已属于昨天”。“我看到了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差别,他们的整个身心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极性特征,尼古拉的憎恨降临在他的身上。”“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天起,他们便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以受到警察的注意为荣,然而他们过高地评价了自己否定的成绩,从这里便产生了过度膨胀的自尊心,这不是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自尊心,那种适合于憧憬着远大前途的青年人或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也不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促使人们完成英勇的契机、为了获得荣誉不怕铁链、视死如归的自尊心,相反这是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它的好大喜功只能对任何事业造成危害,它既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狂妄自大,同时又缺乏自信力。”“减少轮子震荡的起调节作用的弹簧在他们身上断了,轮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转,可是什么效果没有,只是损害机器,和谐的行动破坏了,文雅的举止消灭了,与他们无法一起生活”(《往事与随想》中册,赫尔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11页、669页)
　　六十年代在实用主义的反对派潮流中孕育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四十年代人的思想性的观念,他们从长久的苦难中得出的结论是极端的反抗和极端的抱负,反宗教迫害的人不是要求宗教宽容,而是要自己当沙皇把对手置于死地。
　　《路标》是一本与“六十年代人”“思想决斗”的书
　　由于俄国文化的村社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可以并行不悖,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思维方式,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以及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使得平民知识分子对俄国人传统文化积淀中的民族性看得比较透,对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民众的需要导向、民众的狂热、民众崇拜卡里斯玛政治的俄国特色都比贵族有深刻的认识,由于贵族在人民面前的“忏悔意识”,以及平民知识分子勇于献身的“道德优势”,所以在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较量中,一直都是平民知识分子占上风,从这个源头到革命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一脉相承的,直到一九一七年绝大多数文化阶层都自觉不自觉地支持民粹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