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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青年时期尤其重要。平常人这样，哲学家亦如此。青年时期，冯友兰有过几次重大的人生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是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从学习西方哲学到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确定了终生研究方向，为后来研究中国哲学、会通中西、建立哲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919年，冯友兰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因弟弟景兰此前已经到美国念书，他母亲建议他们弟兄在一起，好相互有个照应。他于是就选择去美国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为选择学校一事他征求老师胡适的意见。胡适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新哲学。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大学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哲学，但在毕业前的一年，他从胡适那里窥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学方法，觉得那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发他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强烈愿望。留学美国前，冯友兰在《留别同社诸君》中写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适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贩些食物，救这饥荒。”意思是学习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国民精神上的饥荒。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冯友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从《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可以看到，冯友兰接触并阅读从古代柏拉图到现代柏格森、杜威等哲学家的所有主要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当时享有盛名，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大本营，这两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杜威、蒙太古和伍德布利奇等人都在那里执教。冯友兰的指导教师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杜威，所有这些都为冯友兰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提供十分优越的条件。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不久，冯友兰发现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学方面根本没有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谓“穷”，是因为他外文底子太薄。冯友兰迟至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英文ABC，此后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上面，而不是在学习外语上面，致使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其英文在讲、听、写和读四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这四方面中，最差的是讲。冯友兰有口吃的毛病，讲母语汉语还不够流利，英语的表达能力自然更差。在选择课程时，便因英语讲得不好而让指导学生选课的教授难以决断。冯友兰在1920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往哥大图书馆见Coss教授，商议选课事，渠见我英语不甚流利，即略为迟疑，后又打电话问Dean Woodbridge，始将所选毕业院之功课批准……”从Coss教授为是否批准冯友兰选课必须请示文学院院长一事来看，冯友兰的口语不是“不甚流利”，而是“甚不流利”，他的英语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应在伯仲之间。他听了几个月的课之后，连考试的宣布也未能听明白。在1920年3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课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据（说）哲学门中得学位时有考试，各单课无考试，遂决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及礼拜六哲学史课又有宣布，当时未听清，心中又乱。今日下午见Dr.Edmau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钟决定不考，乃定。”考试时还这样，那么，冯友兰平时课堂能听懂几成，也就不言而喻了。再看写这方面，英文写作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是一大难关。冯友兰的英文写作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都未能真正过关。他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是布德做了大量润色修改之后才出版的。冯友兰在该书序言中说：“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这也说明冯友兰在四十年代后期即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写作水平还不能完全自立。那么，冯友兰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英文写作能力远逊于多学了二十年英文之后，也就是不证自明的事情。再看读这方面。冯友兰的英文阅读能力，按理说应该比听、讲和写作能力都强。但不幸的是，西方的哲学著作，即使对绝大多数英文比较好的英美人来说，也不啻是深奥难懂的“天书”。冯友兰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天书”，便不仅要读得懂，而且要读得快，这种要求对冯友兰来讲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罗马，要想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有造诣、有建树，必须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需要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西方所有有建树的哲学家都深懂希腊罗马哲学，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对于冯友兰来讲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谓“白”，是指冯友兰在西方哲学方面没有训练。冯友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前，“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哲学。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一本也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课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化的核心，只有了解相应的时代、涵养在相应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精通那种哲学。面对着生活在西方、以英文为母语，长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国同学，冯友兰便不能不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困扰着冯友兰的问题，还不是如何与别人一争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只是为了是否参加其中考试一事，就让冯友兰连续几天心神不定、方寸大乱。他1920年3月19日的日记说：“今日本为哲学史考试之期，以前决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觉其不对而反悔，而大乱，看书不成。”20日的日记云：“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遂决定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今日下午见Dr.Edman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决定不考，乃定。”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冯友兰必须参加考试。可要是真参加考试，又怕凶多吉少甚至一败涂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理想不能不做出让步。冯友兰终于决定不参加所有学科的考试，而旁听或只修有学分没有具体成绩的P/N（通过/不通过）的课程。台湾研究冯友兰专家殷鼎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室查阅冯友兰的成绩单，“大多数课程没有评分，只是‘通过’罢了。有些课程，他只是旁听，以免除作业之烦”和考试之难。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有这样的规定：哲学系的研究生要取得学位，必须先通过学位考试，而平时修课，并非一定随堂考试不可。冯友兰把考试押后到毕业，虽可暂解燃眉之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只要冯友兰继续主修西方哲学，可以预见在数年之后，他的英文水平和西方哲学学养，还是绝对无法望其美国同学之项背。与其在数年后算总账时仍不免折戟沉沙，还不如当下更弦易辙、另谋发展。如果把自己主攻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或拿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冯友兰立刻就能从绝对劣势的困局中突围出来。他的英文水平虽然仍居于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国学术方面的修养，不要说他的美国同学望尘莫及，就连美国教授也要退避三舍。由于文献不足，目前无法考订出冯友兰转变专业的具体日期，但从他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完成于1920年冬天这一事情看，冯友兰改变专业，应在这年冬天之前。这一转变，让冯友兰换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之所以能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和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改变主修专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冯友兰虽然没有选择西方哲学作为主修专业，但通过自己研读和听老师讲授，在西方哲学方面还是有很大收益。他先是接受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后来接受美国实用主义，最后转向新实在论。他后来回忆说：“这个大学的哲学系果然没有‘旧’哲学家。教授中间有实用主义者，也有新实在主义者，我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在这两派中间，倒过来倒过去。不过在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初一年左右，我所喜的还不是实用主义或新实在论，而是柏格森的哲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理解，具有丰厚国学功底的冯友兰自然会拿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时，具有敏锐的理论直觉的冯友兰一下子就看到中西哲学的区别：“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见理，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部是就理论理。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般，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始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习惯于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对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开始是看不懂的。这个不懂，主要的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道理上的问题。主要的是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区别，理论思维没有过关。”从殊相到共相是经验归纳，从共相到共相是理性演绎。演绎思维方式的理论支撑是理性主义，表现方法是逻辑分析。对此，冯友兰是有清楚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他留意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西方理性主义，他后来谈到：“经验主义在西洋哲学中并没有占主要地位，理性主义才是西洋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正宗。经验主义及反知识主义仍然是从理性主义来的，是受过理性主义训练的。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对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冯友兰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冯友兰改变主修专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服从于当时救亡图存、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如前所述，冯友兰留学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西方新思想，以救国民精神饥荒。可以说，对冯友兰而言，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只是手段，拯救民众精神饥荒、建设中国新文化才是目的。他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做纯粹的学问，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研究历史、“阐旧邦”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辅新命”；创立学说、“极高明”是为了改善民生，为了“道中庸”。他后来回忆留学的目的时说：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当时我想，现在又一个继续学习哲学的机会，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学习西方哲学是为了解决中西文化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而引起的实际问题。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考察。在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给同学们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他劝告大家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这就是说，国家需要的不是西方现成的理论，也不是对纯粹的西方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要学习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建设中国文化，为中国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具有炙热爱国心和强烈使命感的冯友兰自然不会钻进故纸堆里去钻研西方哲学，而是在学到西方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后研究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建设中国哲学。这也是现代很多留学外国或侨居海外的学者如胡适、何炳棣、余英时等人没有研究西学，反而研究中国学问的主要原因。像陈康和王浩那样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具有高深造诣、取得很大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
本着这一原则，沿着这一路子，早在1919年初，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很多学者要么对中国文化一味进行批判，要么对西方文化简单进行介绍，冯友兰就技高一筹，着手于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在2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清儒考据之方法，实与科学相符，不过所研究之对象不同耳，然其精神不可磨也。”
2月8日的读书心得是：“凡事之起，必有一定之原因。耶教未入欧洲以前，欧洲无确定之宗教。佛、道未兴以前，中国无确定之宗教。自希腊怀疑派推翻哲学以后，人心以为理性不足恃，归于信仰，而耶教乘机以起；西汉训诂琐碎，亦足以碍人之理性而归信仰，于是佛、道乘机以兴。此中颇有相同之点，列表如下：希腊哲学最盛时代……战国哲学最盛时代；怀疑派推翻哲学……秦皇焚书使世无哲学，汉儒咬文嚼字使世厌哲学；耶教兴……佛、道二教。”
1920年冬天，冯友兰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在这篇处女作中，他以理性主义为指导，以逻辑分析为方法，在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照中，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探讨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原因。冯友兰虽然采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毕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认为，向内和向外两派的对立，并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后来，他沿着这种思路，把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联合起来，做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的工作，最后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在博士论文中，冯友兰以“天”、“人”、“损”、“益”为基本概念，以“天然”、“人为”和“中道”为基本线索，把古今中西哲学分为“益道派”、“损道派”和“中道派”三大派别，并选择中、西哲学史上十个大的哲学家进行比较。整个论文立意高远、结构宏伟，纵横驰骋、大气磅礴。
在后来漫长辉煌的学术生涯中，冯友兰一直是沿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选择的方向前进的。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创立新理学体系，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他都是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这一大框架下进行的，做到衡论中西，熔铸古今，左右逢源，成就卓著，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可以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方向的选择不仅帮助他顺利地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成就终生学术事业、赢得哲学宗师美名。
1919年，冯友兰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因弟弟景兰此前已经到美国念书，他母亲建议他们弟兄在一起，好相互有个照应。他于是就选择去美国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为选择学校一事他征求老师胡适的意见。胡适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新哲学。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大学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哲学，但在毕业前的一年，他从胡适那里窥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学方法，觉得那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发他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强烈愿望。留学美国前，冯友兰在《留别同社诸君》中写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适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贩些食物，救这饥荒。”意思是学习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国民精神上的饥荒。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冯友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从《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可以看到，冯友兰接触并阅读从古代柏拉图到现代柏格森、杜威等哲学家的所有主要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当时享有盛名，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大本营，这两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杜威、蒙太古和伍德布利奇等人都在那里执教。冯友兰的指导教师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杜威，所有这些都为冯友兰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提供十分优越的条件。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不久，冯友兰发现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学方面根本没有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谓“穷”，是因为他外文底子太薄。冯友兰迟至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英文ABC，此后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上面，而不是在学习外语上面，致使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其英文在讲、听、写和读四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这四方面中，最差的是讲。冯友兰有口吃的毛病，讲母语汉语还不够流利，英语的表达能力自然更差。在选择课程时，便因英语讲得不好而让指导学生选课的教授难以决断。冯友兰在1920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往哥大图书馆见Coss教授，商议选课事，渠见我英语不甚流利，即略为迟疑，后又打电话问Dean Woodbridge，始将所选毕业院之功课批准……”从Coss教授为是否批准冯友兰选课必须请示文学院院长一事来看，冯友兰的口语不是“不甚流利”，而是“甚不流利”，他的英语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应在伯仲之间。他听了几个月的课之后，连考试的宣布也未能听明白。在1920年3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课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据（说）哲学门中得学位时有考试，各单课无考试，遂决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及礼拜六哲学史课又有宣布，当时未听清，心中又乱。今日下午见Dr.Edmau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钟决定不考，乃定。”考试时还这样，那么，冯友兰平时课堂能听懂几成，也就不言而喻了。再看写这方面，英文写作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是一大难关。冯友兰的英文写作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都未能真正过关。他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是布德做了大量润色修改之后才出版的。冯友兰在该书序言中说：“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这也说明冯友兰在四十年代后期即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写作水平还不能完全自立。那么，冯友兰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英文写作能力远逊于多学了二十年英文之后，也就是不证自明的事情。再看读这方面。冯友兰的英文阅读能力，按理说应该比听、讲和写作能力都强。但不幸的是，西方的哲学著作，即使对绝大多数英文比较好的英美人来说，也不啻是深奥难懂的“天书”。冯友兰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天书”，便不仅要读得懂，而且要读得快，这种要求对冯友兰来讲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罗马，要想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有造诣、有建树，必须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需要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西方所有有建树的哲学家都深懂希腊罗马哲学，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对于冯友兰来讲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谓“白”，是指冯友兰在西方哲学方面没有训练。冯友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前，“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哲学。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一本也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课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化的核心，只有了解相应的时代、涵养在相应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精通那种哲学。面对着生活在西方、以英文为母语，长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国同学，冯友兰便不能不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困扰着冯友兰的问题，还不是如何与别人一争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只是为了是否参加其中考试一事，就让冯友兰连续几天心神不定、方寸大乱。他1920年3月19日的日记说：“今日本为哲学史考试之期，以前决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觉其不对而反悔，而大乱，看书不成。”20日的日记云：“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遂决定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今日下午见Dr.Edman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决定不考，乃定。”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冯友兰必须参加考试。可要是真参加考试，又怕凶多吉少甚至一败涂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理想不能不做出让步。冯友兰终于决定不参加所有学科的考试，而旁听或只修有学分没有具体成绩的P/N（通过/不通过）的课程。台湾研究冯友兰专家殷鼎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室查阅冯友兰的成绩单，“大多数课程没有评分，只是‘通过’罢了。有些课程，他只是旁听，以免除作业之烦”和考试之难。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有这样的规定：哲学系的研究生要取得学位，必须先通过学位考试，而平时修课，并非一定随堂考试不可。冯友兰把考试押后到毕业，虽可暂解燃眉之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只要冯友兰继续主修西方哲学，可以预见在数年之后，他的英文水平和西方哲学学养，还是绝对无法望其美国同学之项背。与其在数年后算总账时仍不免折戟沉沙，还不如当下更弦易辙、另谋发展。如果把自己主攻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或拿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冯友兰立刻就能从绝对劣势的困局中突围出来。他的英文水平虽然仍居于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国学术方面的修养，不要说他的美国同学望尘莫及，就连美国教授也要退避三舍。由于文献不足，目前无法考订出冯友兰转变专业的具体日期，但从他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完成于1920年冬天这一事情看，冯友兰改变专业，应在这年冬天之前。这一转变，让冯友兰换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之所以能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和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改变主修专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冯友兰虽然没有选择西方哲学作为主修专业，但通过自己研读和听老师讲授，在西方哲学方面还是有很大收益。他先是接受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后来接受美国实用主义，最后转向新实在论。他后来回忆说：“这个大学的哲学系果然没有‘旧’哲学家。教授中间有实用主义者，也有新实在主义者，我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在这两派中间，倒过来倒过去。不过在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初一年左右，我所喜的还不是实用主义或新实在论，而是柏格森的哲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理解，具有丰厚国学功底的冯友兰自然会拿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时，具有敏锐的理论直觉的冯友兰一下子就看到中西哲学的区别：“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见理，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部是就理论理。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般，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始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习惯于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对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开始是看不懂的。这个不懂，主要的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道理上的问题。主要的是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区别，理论思维没有过关。”从殊相到共相是经验归纳，从共相到共相是理性演绎。演绎思维方式的理论支撑是理性主义，表现方法是逻辑分析。对此，冯友兰是有清楚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他留意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西方理性主义，他后来谈到：“经验主义在西洋哲学中并没有占主要地位，理性主义才是西洋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正宗。经验主义及反知识主义仍然是从理性主义来的，是受过理性主义训练的。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对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冯友兰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冯友兰改变主修专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服从于当时救亡图存、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如前所述，冯友兰留学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西方新思想，以救国民精神饥荒。可以说，对冯友兰而言，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只是手段，拯救民众精神饥荒、建设中国新文化才是目的。他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做纯粹的学问，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研究历史、“阐旧邦”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辅新命”；创立学说、“极高明”是为了改善民生，为了“道中庸”。他后来回忆留学的目的时说：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当时我想，现在又一个继续学习哲学的机会，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学习西方哲学是为了解决中西文化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而引起的实际问题。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考察。在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给同学们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他劝告大家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这就是说，国家需要的不是西方现成的理论，也不是对纯粹的西方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要学习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建设中国文化，为中国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具有炙热爱国心和强烈使命感的冯友兰自然不会钻进故纸堆里去钻研西方哲学，而是在学到西方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后研究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建设中国哲学。这也是现代很多留学外国或侨居海外的学者如胡适、何炳棣、余英时等人没有研究西学，反而研究中国学问的主要原因。像陈康和王浩那样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具有高深造诣、取得很大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
本着这一原则，沿着这一路子，早在1919年初，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很多学者要么对中国文化一味进行批判，要么对西方文化简单进行介绍，冯友兰就技高一筹，着手于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在2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清儒考据之方法，实与科学相符，不过所研究之对象不同耳，然其精神不可磨也。”
2月8日的读书心得是：“凡事之起，必有一定之原因。耶教未入欧洲以前，欧洲无确定之宗教。佛、道未兴以前，中国无确定之宗教。自希腊怀疑派推翻哲学以后，人心以为理性不足恃，归于信仰，而耶教乘机以起；西汉训诂琐碎，亦足以碍人之理性而归信仰，于是佛、道乘机以兴。此中颇有相同之点，列表如下：希腊哲学最盛时代……战国哲学最盛时代；怀疑派推翻哲学……秦皇焚书使世无哲学，汉儒咬文嚼字使世厌哲学；耶教兴……佛、道二教。”
1920年冬天，冯友兰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在这篇处女作中，他以理性主义为指导，以逻辑分析为方法，在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照中，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探讨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原因。冯友兰虽然采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毕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认为，向内和向外两派的对立，并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后来，他沿着这种思路，把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联合起来，做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的工作，最后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在博士论文中，冯友兰以“天”、“人”、“损”、“益”为基本概念，以“天然”、“人为”和“中道”为基本线索，把古今中西哲学分为“益道派”、“损道派”和“中道派”三大派别，并选择中、西哲学史上十个大的哲学家进行比较。整个论文立意高远、结构宏伟，纵横驰骋、大气磅礴。
在后来漫长辉煌的学术生涯中，冯友兰一直是沿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选择的方向前进的。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创立新理学体系，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他都是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这一大框架下进行的，做到衡论中西，熔铸古今，左右逢源，成就卓著，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可以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方向的选择不仅帮助他顺利地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成就终生学术事业、赢得哲学宗师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