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有专著《傅庚辰作品集》《傅庚辰谈音乐》，电影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星照我去战斗》等，革命家诗词歌曲系列《大江歌》、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航天之歌》等。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国际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称号。

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

　　1948年3月，我的家乡、黑龙江双城县已经解放了，那时我还不到13周岁，在姐姐的影响下，我报考四野的东北音乐工作团。面试时，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我开口唱了一段《解放军天天打胜仗》，没想到，底下坐着的面试官刘炽正是这首歌的作者。他夸我歌唱得好，我也由此跨入了音乐之门。
　　进入东北音乐工作团，我穿上了军装。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家们给我们上文化课、政治课和业务课，教我们基本乐理知识，还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让我们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结束，我们团跟着部队来到沈阳，随后我脱去军装，加入了重新合并组建的东北鲁艺音乐工作团。1950年，我进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1953年3月，我受命加入由17人组成的赴朝慰问小分队，来到了尚未停战的朝鲜战场。在朝鲜，我们每到一支部队，总是先听这支部队的英勇事迹报告，听他们的光荣历史。听报告时，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要做什么样的人？在慰问过几个部队之后，答案渐渐浮现出来，那就是我要做志愿军这样的人，做最可爱的人，为了祖国和人民，宁肯负伤，宁肯牺牲都在所不惜。所以，我向志愿军西海指挥部提出申请：我想当志愿军，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西海指挥部很快给了我答复：你是祖国派来的慰问团，我无权留下你们当志愿军。另外，因为你不满18岁，还不能入党，但是我们一定会把你在朝鲜的表现转回你原单位去。
　　在朝鲜战场，我们睡坑道，非常潮湿。那一年我才17岁，已是团里的壮劳力，每次下连队除了背着乐器外，还要扛一个大箱子。慰问工作安排得很满，有时候一天就要演3场，我就一直背着箱子翻山越岭过河。就这样，我的腿关节落下了毛病。1953年8月，我跟着小分队回国后，直接进医院住了半年多。因为高强度的工作，我的手脚都出了问题，不能拉小提琴了。住院期间，单位领导来看望我，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说那我学作曲吧，以前我写过《秧歌舞曲》，有点基础。
　　就这样，1954年出院后，我来到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现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在学校，我没有忘记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请求，很快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加上我在朝鲜立了三等功，1956年9月，大学二年级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8月，我如愿再一次穿上军装，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并第二次来到朝鲜慰问。从此，这身军装伴我走过60多年风风雨雨，再也没有离过身。

初出茅庐写《雷锋》

　　1961年，我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
　　我参加音乐创作的第二部电影是《雷锋》。当时我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导演董兆琪也是个小伙子，都是初出茅庐。他对我说：“小傅咱俩加油干，一定把这部片子拍好！”
　　开始，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原来叫《高岩之松》，高高的岩石上一棵松树破岩而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成长，自然意志顽强、立场坚定。当词作者把歌词拿给我时，我感觉这个形象与雷锋很吻合，并很顺利地把曲谱写好了。
　　接着，我揣着谱子来到位于辽宁营口的雷锋班，和他生前的战友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在连队里，我与雷锋所在连指导员高士祥交谈，和雷锋的战友乔安山交流，还到雷锋生前任校外辅导员的抚顺望花区希望小学采访……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采风，我对雷锋有了全新的了解：雷锋真的是这高高岩石上长出的松树吗？他在火车站背老大娘，一背就是几十里路，把她送回乡下；冒充战友给其家里寄钱，自己的袜子却是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意识到，雷锋最大的特点是伟大寓于平凡，他不同于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是和平年代的伟大英雄。
　　思想有了转变，《高岩之松》就得推倒重来，但原词作者此时又无暇修改，于是我只好“赶鸭子上架”自己操刀。回到北京，我茶不思饭不想，一直苦苦思索如何表现“伟大寓于平凡”。一天晚上，已經夜里12点多了，我还在想着这首主题曲该怎么创作，那时身体已很疲惫，灯也关了，可脑子却停不下来。辗转反侧中，大概到了1点多钟，“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这一句突然蹦了出来，而且词曲同时，紧接着，下一句“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标兵”也出来了。我意识到这个主题找到了，我苦思冥想的“伟大寓于平凡”就是它！于是，我立马找来纸笔，一鼓作气，一气呵成，生怕拖到第二天这热乎乎的灵感凉下来。电影《雷锋》的主题曲《雷锋！我们的战友》就这样诞生了。
　　这次创作经历，让我得出一个结论：生活很重要，我们要向生活要灵感、要激情、要艺术的真善美。艺术不是“高岩之松”，而是充满泥土味的；灵感不是偶得的，它是生活积累的爆发。
　　给《雷锋》谱曲是1964年的事。1965年我又为八一厂军教故事片《地道战》谱曲，创作了电影主题曲《地道战》和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再一次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的喜爱。

《闪闪的红星》背后

　　1973年，根据八一厂安排，我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我先后写了三首：《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1974年，伴随着这部电影的成功，这三首歌也家喻户晓。
　　先说《红星歌》。1973年10月，我拿到了《闪闪的红星》的剧本，当我把主题歌歌词带入剧本的情境时，发觉它并不贴切。我很直白地跟两位写词的著名剧作家提出，这个歌词太长了，电影的主人公是小孩，小孩的歌要短，让小听众们听完就喜欢、学一学就能唱。过了两天，编剧又送来一稿，我一看，还是不行，歌词里的“打土豪”“分田地”都不是孩子的语言。两位剧作家态度很谦逊，说他们不擅长写歌词，建议还是找词作家来写。 　　几经辗转，我联系上了沈阳军区词作家邬大为、魏宝贵，他们当时正好在北京。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想法：既然电影叫《闪闪的红星》，主题歌是不是可以叫《红星歌》，三个字精短易记。关于艺术风格，我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希望歌词不要长，要朗朗上口；二是电影主人公潘冬子是个孩子，歌词应该有儿歌味道，同时电影属于军事题材，还要有进行曲风格；三是虽然这首歌是现在写的，但故事发生在30年代，所以听起来要有年代感。
　　很快，我拿到了歌词：“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我看完很激动，说：“这个歌词行！”这时，我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还应该加上两句。”我扭头一瞧，原来是词作家、后来写出《十五的月亮》歌词的王石祥。“这歌词写得好，但还应该加上‘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吧。”我们仨点头称是，主题曲的歌词就这样定稿了。
　　当天晚上，我与《闪闪的红星》影片摄影师曹进云一起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外景地江西的火车，先从上饶坐7小时汽车到景德镇，再搭一个半小时的大卡车才抵达了《闪闪的红星》摄制组驻地——鹅湖。一路上，颠簸、喧闹一直相随，汽车里，鸡笼、鸭笼甚至蛇笼在我们头顶上不时地晃悠，我却无暇顾及这些，心中只想着一件事：《红星歌》该是怎样的旋律？到了鹅湖，我的曲子也“颠”出来了，一进房间，我就趴在小床上，把胸中酝酿已久的音符尽情宣泄在纸上。
　　再来说《红星照我去战斗》。最初，电影设计了一首儿童歌曲叫《高山竹子青又青》，“高山竹子青又青，颗颗红星亮晶晶，流水送得八方去，五洲四海放光明……”歌本身很好，但我思来想去，觉得既然主题曲已经是儿童歌曲，而且影片里也有了女声，现在唯独缺一个大气磅礴的男高音。
　　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从头到尾把剧本又捋了一遍，看哪个场景适合配一段男高音。经过仔细查找，“竹排流水”这个过场戏最终被我选定：宋大爹划着小竹排，送潘冬子去姚湾镇做地下工作，画面中只有两岸青山夹一湾碧水的美景，没有台词，此处应该配一首抒发革命情怀的男声独唱。
　　在当晚的镜头讨论会上，我的想法得到导演李俊和摄影师蔡继渭等主创人员的一致赞同。在导演的建议下，我找到正在摄制组蹲点的八一厂故事片室政委、《闪闪的红星》创作组组长王汝俊，邀请他来写词。听说我的来意，王政委爽快地问：“你想怎么开头？”我说：“‘小小竹排江中游’吧。”他说：“好！你明天来拿。”
　　第二天上午，歌词就到了我手中。“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天寒鸟高飞，水冷鱼潜游……”因为小冬子到姚湾镇是做地下工作的，所以，“天寒鸟高飞，水冷鱼潜游”这两句我感觉很贴合也很顺，只可惜后来经过三改两改，这两句被改成了“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虽然后者也很好，但前者没有出现在最终版本里让我至今引为憾事。
　　电影中的插曲《映山红》也很有故事。在剧组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已把电影插曲的总谱基本写好了。在攝制现场，我每写出一首就在剧组人员吃饭时唱上一首，包括医生、炊事员在内，大家都一起边听边提意见，我回北京前，总谱已经在剧组通过并走完了程序。
　　回到北京后，就在我准备交出总谱开始录音时，正赶上故事片室音乐组开会。在会议室，我顺手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见里面放着《闪闪的红星》第三稿剧本，我很好奇，因为自己拿到的只有第四稿，从没看到过第三稿，便随手翻开，一首歌词一下吸引了我的目光：“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说：“这个歌词不错。”在场的巩志伟和李伟才问我为啥不写这首歌，我说给我的剧本第四稿上没有这首。我们仨都觉得这首歌好，可我也犯了难：总谱已经写好并通过了，马上就要进棚录音，总谱里这首歌的位置上已经有三首歌，分别是《手捧红星盼红军1》《手捧红星盼红军2》《热血迎来红旗飘》，如果这时推翻重写，一是工作程序上不合要求，二是这首歌写出来就一定比之前的好吗？这个决心很难下。
　　经过两天两夜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放弃之前的三首，改写《映山红》。这两天里，我仔细揣摩了此情此景下，电影中冬子妈妈的思想状态：红军走了，白军来了，母子俩躲在山里，盼着红军回来，这时冬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星问她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其实她也说不清，但是她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如果此时冬子妈妈唱起《映山红》，不是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她的心声吗？
　　下定决心后，用了2个小时，我就把女声独唱《映山红》写出来了，为配合电影情节，还把歌词“亲人回”改成了“红军来”。因为时间紧迫，又是改总谱又是录音，我没来得及征求李俊导演的意见，就这样做了，但导演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给了我热情的鼓励。所以，至今我都很感激他，是他的信任让《映山红》成为经典名作。

革命家诗词歌曲引共鸣

　　在我创作的作品中，革命家诗词歌曲系列是重要组成部分。这组作品是我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还有胡乔木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诗词谱成曲，一共40首左右。我想通过几个故事，讲讲这组歌曲在听众中所产生的共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胡乔木成了“忘年交”。1982年春节，我去胡乔木家里，他拿出自己新作的6首诗，请我提提意见。其中一首《希望》吸引了我的目光，“贞洁的月亮，吸引着海洋，热烈的希望，吸引着心房，月下了又上，潮消了又长，我的心一样，收缩了又舒张……”我不禁边看边念出声来。“老傅，给写个曲子吧！”这时，他的夫人和儿女在旁边热切地向我建议道。因为之前已经和他合作过一首《少年先锋之歌》，于是这次我欣然应允。其实，促使我答应下来的，还有胡乔木给我看这首诗时说的一句话：“傅庚辰，我是为我的理想而奋斗的！”
　　回去后，我跟随读诗时的律动，揣摩胡乔木心中的理想，灵感随即奔腾而出，曲子很快就谱好了，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段时间，胡乔木正经历家人的生病，心绪难免繁杂，所以一直没机会亲耳听听这段《希望》的旋律。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着无论如何也要让这项工作有个交代。于是，一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揣着由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演唱、我爱人钢琴伴奏的磁带来到他南长街的住所。因为那时他家里的音响设备不行，磁带放出来的声音有瑕疵，听者的情绪难免被“带跑”，于是我说：“这样吧，我来给你唱一次。”虽然我嗓子不太好，但是我知道曲子的情绪该是怎样表达的。“贞洁的月亮，吸引着海洋……”我刚一开口，胡乔木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我也几乎要咽住，这种情绪反应太强烈了，但是理智告诉我要坚持把它唱下来。
　　唱完之后，胡乔木动情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夫人，也谢谢录音的那个同学，非常感人！”
　　还有一件事，由革命家诗词歌曲构成主要曲目的音乐会《理想之歌》作为纪念建党90周年献礼在全国多地巡演。2012年，音乐会在贵州迎来收尾，并连演两场。第一场演出结束我上台谢完幕，正从右侧台口下来，突然被一男一女“堵”在楼梯上。女士是贵阳方面的工作人员，她向我介绍说，这位先生为了要和我合照，趁着中场休息，专门跑回宾馆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又跑回来。因为不敢随便与人合影，我就多了一份心，随即问他：“您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是台湾来的。”我又问：“像这样一台关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音乐会，你能接受吗？”他回答我：“我不但能接受，还很喜欢！”听他这么一说，我惊喜的同时也感到欣慰，当即与他合了影。
　　第二天演出结束后，这场音乐会的指挥，一个出生于香港、在英国学习音乐、毕业后在澳门工作的小伙子对我说：“整场音乐会指挥下来，我深受感动，我想留在贵阳，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场音乐会，居然能如此触动人，让参与者提出“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请求，我愣住了，心中充满激动和感动，当时在场的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说：“这台音乐会就是共产党人的青春之歌。”
　　回顾我70年的军旅生涯和创作生涯，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我们的音乐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坚定地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伟大的中国梦。技法是手段，语言是桥梁，结构是载体，只有三者有机统一，才能创作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音乐作品。（傅庚辰口述，本刊记者刘文韬、王碧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