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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责任归咎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所奉行的放纵政策。在格林斯潘主政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华尔街投资银行不断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行为，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上个世纪的90年代，华尔街对冲基金在亚洲市场横冲直撞，使得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遭受灭顶之灾。即使这样，格林斯潘仍然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行为采取包庇政策，甚至把矛头对准亚洲国家政府，认为这些国家的金融管理体制混乱才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然而，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格林斯潘才终于意识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不但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这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掌门人，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对自己政策失误向公众道歉。
人们不禁要问，格林斯潘为什么会采取放任自流的金融管理政策呢？首先，从体制上来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表面上属于独立的金融决策监管机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美国金融市场主要投资机构协调的产物。因此，它不具有政府的权力，当然也不具有政府的强制执行力，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联邦储备委员会既要考虑到美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同时也要兼顾美国金融企业的现实利益。这就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可能真正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出发，提出可持续的长远整体规划，而只能在短期内通过利率的调整，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等人不是没有看到改变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性，但由于华尔街投资银行从亚洲金融危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所以，他们不允许联邦储备委员会改变金融监管体制，堵塞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现有监管机制中获取丰厚利润的渠道。正因为如此，当香港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断然措施，由政府注入资金拯救金融市场的时候，格林斯潘还公开发表反对言论，敦促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奉行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亚洲市场翻云覆雨。
其次，格林斯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重视货币、产权等市场手段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并非排斥政府，但是他们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之所以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制定的。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宪法不可能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因而只有“政治、集体、政府或者国家活动的范围受到可强制执行的宪法约束，才能阻止政府权力的过分扩张。”换句话说，当前政府之所以不能随意干涉市场经济，是因为宪法缺少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约束条款，因而改革的目标是修改完善宪法，而不是市场经济政策本身。相对于货币主义的改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更重视从基础制度设计出发，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格林斯潘不是不了解公共选择理论，但是他对布坎南的主张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地，他对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科斯等人的观点却极为推崇。在这一派人看来，社会之所以出现许多令人反感的弊端，不是过度发展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恰恰相反，这些弊端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专有的、可以转让的产权所造成的。所以，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由此可以看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国家或者政府的干预是多么的耿耿于怀，他们希望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使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干预市场方面总是小心翼翼。格林斯潘所领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重新塑造了这一金融监管机构的文化，使汇率和利率政策几乎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指挥棒。格林斯潘这样做，一方面确保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得以慢慢地潜伏下来，从而为爆发金融危机积累了能量。
此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长期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过度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采取默许的态度，从而使这些投资银行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借助于金融杠杆，以保险、评估、信托等方式，不断地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不良债券销售给世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结果导致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格林斯潘早已离开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他的道歉虽然必要，但却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意义。透过格林斯潘的公开道歉，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新自由主义不是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新自由主义把政府作为问题的一部分，希望通过完善宪法，从而彻底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重温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非但不能排斥政府的作用，相反地，要想真正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将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变为政府参与的多边博弈。假如忽视了政府的存在，或者刻意降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影响力，那么，非但不能发展市场经济，反而会出现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当然，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那样，在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作用的同时，必须通过修改宪法，进一步约束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权力，防止政府假借调控市场经济之便，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或者挤压公民的权利。
然而，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格林斯潘才终于意识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不但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这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掌门人，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对自己政策失误向公众道歉。
人们不禁要问，格林斯潘为什么会采取放任自流的金融管理政策呢？首先，从体制上来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表面上属于独立的金融决策监管机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美国金融市场主要投资机构协调的产物。因此，它不具有政府的权力，当然也不具有政府的强制执行力，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联邦储备委员会既要考虑到美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同时也要兼顾美国金融企业的现实利益。这就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可能真正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出发，提出可持续的长远整体规划，而只能在短期内通过利率的调整，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等人不是没有看到改变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性，但由于华尔街投资银行从亚洲金融危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所以，他们不允许联邦储备委员会改变金融监管体制，堵塞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现有监管机制中获取丰厚利润的渠道。正因为如此，当香港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断然措施，由政府注入资金拯救金融市场的时候，格林斯潘还公开发表反对言论，敦促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奉行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亚洲市场翻云覆雨。
其次，格林斯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重视货币、产权等市场手段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并非排斥政府，但是他们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之所以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制定的。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宪法不可能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因而只有“政治、集体、政府或者国家活动的范围受到可强制执行的宪法约束，才能阻止政府权力的过分扩张。”换句话说，当前政府之所以不能随意干涉市场经济，是因为宪法缺少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约束条款，因而改革的目标是修改完善宪法，而不是市场经济政策本身。相对于货币主义的改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更重视从基础制度设计出发，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格林斯潘不是不了解公共选择理论，但是他对布坎南的主张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地，他对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科斯等人的观点却极为推崇。在这一派人看来，社会之所以出现许多令人反感的弊端，不是过度发展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恰恰相反，这些弊端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专有的、可以转让的产权所造成的。所以，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由此可以看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国家或者政府的干预是多么的耿耿于怀，他们希望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使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干预市场方面总是小心翼翼。格林斯潘所领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重新塑造了这一金融监管机构的文化，使汇率和利率政策几乎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指挥棒。格林斯潘这样做，一方面确保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得以慢慢地潜伏下来，从而为爆发金融危机积累了能量。
此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长期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过度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采取默许的态度，从而使这些投资银行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借助于金融杠杆，以保险、评估、信托等方式，不断地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不良债券销售给世界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结果导致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格林斯潘早已离开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他的道歉虽然必要，但却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意义。透过格林斯潘的公开道歉，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新自由主义不是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新自由主义把政府作为问题的一部分，希望通过完善宪法，从而彻底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重温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非但不能排斥政府的作用，相反地，要想真正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将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变为政府参与的多边博弈。假如忽视了政府的存在，或者刻意降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影响力，那么，非但不能发展市场经济，反而会出现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当然，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那样，在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作用的同时，必须通过修改宪法，进一步约束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权力，防止政府假借调控市场经济之便，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或者挤压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