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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姨多鹤》与《雪落香杉树》都是书写“二战”后日裔在“他乡”（中国、美国）生存状况的作品，不论是竹内多鹤还是宫本初枝一家，作为无辜的平民，在两国交战的硝烟散去后，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身心留下无限创伤。两者在主题、情境上有很多一致性，同时两者在相同的表象中，又有很多实质性的差别：两国的哲学、宗教、心理、文化的差别，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详细的研究。
关键词：主题学，战后题材，三角恋，失语者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常涉及的一个领域，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力图打破时空界限，综合各民族文化，研究同一题材、母题、主题在国际文学间的流传和演变及其成因，以及他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成就，不同民族文学的各自特点，以及民族文学之間的交往和影响”a，华裔作家严歌苓创作的《小姨多鹤》与美国作家戴维·加特森创作的《雪落香杉树》同为选用“二战”战后为背景，以“战后”“三角恋”“异国生存”为题材描写战败国族裔在战胜国生存状况的小说。相同的题材与主题再经由两位生活文化背景不同的作者的个性化书写，展现出不一样的风格意味。
一、缘起：战后余音
战争是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题材之一，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20世纪的《丧钟为谁而鸣》，战争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六年，战争范围涉及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被卷入战争，硝烟散去，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改变，战后题材也成为许多作家书写历史人性以及进行自我反思的选择。《小姨多鹤》与《雪落香杉树》同为以“二战”战后局面为历史大背景的小说，分别选取了中国和美国为主人公生活的主要文化环境，围绕日裔主人公们的“异乡”境遇展开，而人物不同的生存背景与个人选择又使得两部作品呈现出了各有风格的面貌。
《雪落香杉树》以一宗疑似谋杀案的审判为主人公多年后再相见的纽带，穿插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双线并置，共同推进情节发展。日裔少女初枝是伊斯梅尔的初恋，年轻的恋人日日相约于午后，在香杉树洞中相依缱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裔居民以“战时安全需要”的理由被遣送隔离，不久伊斯梅尔便收到了初枝的分手信。之后，伤心欲绝的伊斯梅尔带着失恋的悲伤踏上了战场，战争结束后，伊斯梅尔子承父业，成为一名记者。当这天伊斯梅尔去旁听谋杀案时，昔日恋人再次相遇。伊斯梅尔因为战争失去了一只手臂，初枝也已嫁为人妇，而她的丈夫正是因涉嫌谋杀被指控的宫本天道。法庭上，前来旁听的日裔居民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公诉人咬文嚼字，所谓的证人凭空臆想，主观断定，证词毫无依据，这是一场完全起源于偏见的审判。战争过去，伊斯梅尔失去了胳膊，失去了恋人，一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和基本的判断，美籍日裔们失去了尊严和开口说话的勇气。作者将故事放置于法庭这样一个具有审判性和政治性的场所，对主人公个人遭遇的凝视也体现着那一时代的群体性境遇，引发读者对种族歧视、战后生存等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的深思。
1945年8月，苏联展开八月风暴行动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日本无力制定日侨保护计划，留下了伪满洲国日本开拓团的女性成员，多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土匪掠去。奄奄一息的多鹤后被张俭一家救回，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受到日本士兵的惊吓而丧失生育能力，在多鹤得知张家人想让她为自己的儿子生育的想法后，为了感激张家的救命之恩便答应了下来。此后，多鹤为张家生下两男一女，因为她日本人的身份，张家不得不对外声称朱小环是孩子们的生母。多鹤以小姨的身份在张家生活了数年，在中国生活期间，她装哑、装疯，在自己的身份被揭露之后，还不得不戴上写有“日本间谍竹内多鹤”的白袖章。在他乡漂浮半生的多鹤，直至中日建交之后才得以返回日本。《小姨多鹤》以家庭为人物活动的中心，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战后大背景下的个人境遇上，故事围绕多鹤的特殊身世，对由此引发的个人悲剧展开书写。在多鹤大半生中，她被遗弃、被禁言、被隐藏、被不公平对待，这些境遇看似是命运的捉弄，实则与战争有着根本性的关系。战争使多鹤背井离乡，在战争过后被遗弃，成为俘虏。是战争使多鹤隐瞒自己的身份，一次次陷入困境，一生处于错位与失语的状态，难以融入任何一个集体。多鹤并没有战争过后结束自己的个人悲剧，作为“战后遗孤”的她，成了一个多余之人。《小姨多鹤》“为反思战争提供了新视角，所以有人称他为一部反战作品，也并无不妥”b。
无论是《小姨多鹤》还是《雪落香杉树》，都对引起读者对战争的反思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不幸因战争而发生，却并未因战争结束而终止，不同的外貌和生活习性使他们在异域生存时被一眼认出，战后的余音依旧困扰着曾经生死相搏的族裔们，甚至蒙蔽了他们正视事实的眼睛。创伤难愈，意气难平，那些伤害我们的，也许并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战争本身。
二、三人行：徘徊后的抉择谱写人性之歌
作为“三角恋”中恋人最初的伴侣，随着情节的发展，伊斯梅尔与朱小环一样，都曾一度处于尴尬境地，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角色，他们明明都有机会将“第三人”踢出局外，最终却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不论是战争前还是战争后，伊斯梅尔对于初枝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真情，默默地关注着初枝。归来后发现初枝已经嫁做人妇的伊斯梅尔是痛苦而失落的，无奈中却依旧带有一丝遐想，渴望重新得到初枝，“重新变得健全、过另一种生活”。上天仿佛给了他一次这样的机会，让伊斯梅尔发现了可以为天道开罪的证据。伊斯梅尔在掌握证据之后，也产生过不愿意帮助的想法，因为他一直有着“一种隐隐的期待，一种幻想”，大概初枝重新回到他身边就会抚平一切吧。然而，伊斯梅尔并没有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那样做，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他明白，自己一味地逃避现实所导致生活的停滞不前才是他一直不快乐的原因，告别过去才是最彻底的自愈方式。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他决定“像他的父亲一样，即使经历过战争，也能坚强地从伤痛中走出来，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伊什梅尔交出证据的那一刻标志着他的重生”。 朱小环是张俭的原配，在怀孕时因受到日本人的惊吓而流产，之后便失去了怀孕的能力。在小环知晓多鹤的出现是为了替自己给丈夫生孩子后，一怒之下跑回了娘家，但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母，在丈夫登门拜访过后，也没有进一步哭闹，而是直接和丈夫回了家。因为她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延续丈夫的“香火”，小环第一次选择了隐忍。当多鹤为张家生下两个孩子后，小环也曾想过把多鹤遗弃在山上，希望狼上来把多鹤带走，可是她最终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当多鹤被张俭丢了，她第一个翻脸，多鹤回来后她像亲姐姐一样一把把她抱住。当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多鹤产生感情并且背着她出去偷腥时，她又一次选择了隐忍，“凑合吧，看在孩子的份上”，就这样一辈子秉持着自己的那份“凑合”哲学。就这样，小环为了不让公婆伤心、丈夫左右为难，也害怕多鹤被丢弃后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受到伤害，更担心孩子们失去他们的“小姨”，小环在一次次面临把多鹤赶走还是留在这个家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她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受到伤害，却唯独没有顾及自己。战争夺去了她的生育能力，日本女人夺走了丈夫的爱，孩子们都和“小姨”亲近，她没有去仇恨，也没有抱怨，而是以传统东方女性春风化雨般的温情滋润著这个家庭，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无私善良得让人心疼。“小环苦心经营着这个家表面的和谐，琐碎的衣食住行都要他过目操心。书的最后，多鹤回国，丫头跟去了，张铁吵着要去，张俭为治病也得去，小环全力为他们争取机会，最后留下自己与年迈的狗黑子为伴，这种为别人争取幸福甚至忘却自己的人性光辉让人深深佩服。”c
伊斯梅尔和小环似乎一样，因相同的选择走上了一条救赎之路，而伊斯梅尔的选择是为了减轻个人的痛苦与迷茫，是起源于西方“两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本位意识，是自我的救赎。“交出证据”是他解除痛苦打开心结的一把钥匙，对宫本天道的成全也是他的“自我成全”，利人且利己。而小环的选择是在“损己”的情况下“利人”，是为他人的利益所做出的纯粹的个人牺牲，是对他人的救赎。小环比伊斯梅尔有更多的机会和理由让第三者出局，可每次面临选择的时候她都没有这样做，她总是在考虑着大家的利益，害怕别人受到伤害。沉默和妥协使她保全了一个家庭，独自封存了自己心里的创伤。小环这样隐忍、善良的女性形象正是植根于中国上百年儒家文化的土壤，与无数传统中国女性的质朴气质一脉相承。
三、“异国”的“失语者”：我是谁
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向他的国家——美国，证明自己的忠诚”，天道在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走向战场时，凭借自己所精通的日本剑术在战场杀敌。可他并未因自己的付出而感到自豪坦荡，却在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时刻担心自己的“凶狠本色”会给当地美国居民带来顾忌，他因此变得更加内向、沉默寡言，自发地成为一个“失语者”。即便是这样，宫本天道依旧因为莫须有的干系被牵扯进卡尔·海因的死亡案中，在本身没有确凿证据指明杀人者就是宫本天道的情况下，他被拘捕送上法庭。此刻，天道成了那个年代在美国这片土地艰难生存的所有日裔居民的缩影，即使是在公诉人的语气充满歧视、“这一场审判完全是因为偏见，谋杀案本身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多半是白人对日裔居民的敌对情绪，审判室内，别有用心的证人，无凭无据的证词都对天道极为不利” d的情况下，他们也并没有集结起来站在那些带有偏见的种族歧视面前为自己的族裔辩护，而是选择了集体性沉默。他们出身于此成长于此，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生存，甚至为它而战，却时时刻刻如履薄冰。正如电影《小男孩》中与宫本有着相似处境的桥本说出过的这样几句台词：“很简单，我长着一张敌人的脸，不管这里是不是我的家，我爱不爱这片土地，这个国家，都不重要了。”回顾历史，珍珠港事件过后，在美国的日本侨民被集中隔离、财产被没收。战争结束后，无数像天道一样饱经风霜、颠沛流离的日裔重返“家园”，他们想要买房子、买农场，即使周围充斥着歧视与偏见，慢慢步入生活正轨的他们也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因此宁愿选择隐忍不言。天道的“失语”更多的是一种在对美好生活憧憬下的自我选择。
多鹤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在进入张俭家生活后，多鹤也曾为融入“异国”社会尝试学习汉语，但当她仅仅学会了“二孩”“丫头”等几个简单的中国词语后，便遭到了制止。毫无疑问，之后的多鹤成了一个“失语者”。非中非日的身份造就了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无法理解的非中非日的语言，这不是因为文化的冲突，而是一种被迫失语，是一种种族压迫下的失语。在多鹤的一生中，她不能说汉语，也不能说日语，任何一种语言在她身上都被迫终止，这样矛盾的状态使多鹤只能“无语”，以哑巴或者精神有问题的形象示人，被迫失语的多鹤也因此无法融入任何一个环境，最终成为一个多余的人。e和宫本一家的境遇不同的是，多鹤在中国纵使不被她所生存的社会所认同，但她也在张家的多年生活中收获了来自家庭的温存，被张俭和朱小环所保护接纳。社会对于多鹤的排斥更多的是源于战争时期日军对于中国所犯下的恶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所引起的愤怒与仇恨之感，而无关种族歧视。造成多鹤失语悲剧的根本原因也并不是她所生存的“异乡”社会带来的直接压迫，正是母国的遗弃使她成为日本的弃民，“故乡”的丧失与亲人的离散使多鹤无家可归。在此之后，多鹤也曾执着地“守护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母国的庇佑迟迟未现，接纳她的却是朝夕共处的中国家庭。当她穿越大半生，终于回归日本之后，却是：“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个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人话都听不懂。不懂的事情很多：投钱币洗衣服的机器，清扫地面的机器，卖车票的机器，卖饭和饮料的机器……”f “我是谁”成为跟随竹内多鹤（或者说是朱二环）一生的问题。
《雪落香杉树》中的主人公是有明确立场的，对自己的身份很明晰，宫本天道为自己的祖国（美国）而战，对和他同住一片土地的白人说：“我是美国人”“和你，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小姨多鹤》并没有，仿佛是命运的捉弄使她如浮萍般漂浮在异国他乡。多鹤和张俭相爱之后，是“接受”了他的祖国，并没有“融入”他的社会，多鹤“从来没有想过她要融入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要中国人把她作为同类来认识”。她爱清洁，走着日本女人特有的小碎步，坚守着自己的故国习俗。可当她回到自己的母国之后，却发现物是人非，一切变得与原来不一样了，她听不懂日本的现代语言，不会用那些先进的机器，与她的故乡日本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多鹤的身份都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宫本天道比起来，多鹤的身份是边缘化、残缺化的。
四、结语
本文从主题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小姨多鹤》与《雪落香杉树》中的“战后”“三角恋”“异国生存”等题材。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相似的故事背景、情节设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局部特征。这些局部特征的形成不仅仅依赖于作者的想象与编写，也是深深地植根于它们所依附的文化环境和民族心理，是这些文化、思潮的产物，折射出在地域差异下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普遍性。
a 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ae 于倩：《〈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成因》，《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05页，第104页。
c 王诗琳：《畸形家庭中的健全人格——〈小姨多鹤〉中的女性形象及人性意识》，《华夏论坛》2016年总第1期，第8页。
d 刘璐：《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雪落香杉树〉》，《海外英语》2019年第17期，第179页。
f 严歌苓：《小姨多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参考文献：
[1] 李耀鹏.历史之耻与人性之诗——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J].名作欣赏，2017（22）.
[2] 李桢.何处是家园——论《小姨多鹤》中的“家园意识”困境[J].关东学刊，2017（08）.
[3] 刘璐.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雪落香杉树》[J].海外英语，2019（17）.
[4] 孟勐.历史·伦理·人性——论《小姨多鹤》的叙事伦理[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2）.
[5] 于倩.《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成因[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
[6] 赵云龙.人性的复活——评《雪落香杉树》[J].出版广角，2017（23）.
作 者： 牛文佳，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主题学，战后题材，三角恋，失语者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常涉及的一个领域，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力图打破时空界限，综合各民族文化，研究同一题材、母题、主题在国际文学间的流传和演变及其成因，以及他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成就，不同民族文学的各自特点，以及民族文学之間的交往和影响”a，华裔作家严歌苓创作的《小姨多鹤》与美国作家戴维·加特森创作的《雪落香杉树》同为选用“二战”战后为背景，以“战后”“三角恋”“异国生存”为题材描写战败国族裔在战胜国生存状况的小说。相同的题材与主题再经由两位生活文化背景不同的作者的个性化书写，展现出不一样的风格意味。
一、缘起：战后余音
战争是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题材之一，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20世纪的《丧钟为谁而鸣》，战争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六年，战争范围涉及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被卷入战争，硝烟散去，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改变，战后题材也成为许多作家书写历史人性以及进行自我反思的选择。《小姨多鹤》与《雪落香杉树》同为以“二战”战后局面为历史大背景的小说，分别选取了中国和美国为主人公生活的主要文化环境，围绕日裔主人公们的“异乡”境遇展开，而人物不同的生存背景与个人选择又使得两部作品呈现出了各有风格的面貌。
《雪落香杉树》以一宗疑似谋杀案的审判为主人公多年后再相见的纽带，穿插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双线并置，共同推进情节发展。日裔少女初枝是伊斯梅尔的初恋，年轻的恋人日日相约于午后，在香杉树洞中相依缱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裔居民以“战时安全需要”的理由被遣送隔离，不久伊斯梅尔便收到了初枝的分手信。之后，伤心欲绝的伊斯梅尔带着失恋的悲伤踏上了战场，战争结束后，伊斯梅尔子承父业，成为一名记者。当这天伊斯梅尔去旁听谋杀案时，昔日恋人再次相遇。伊斯梅尔因为战争失去了一只手臂，初枝也已嫁为人妇，而她的丈夫正是因涉嫌谋杀被指控的宫本天道。法庭上，前来旁听的日裔居民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公诉人咬文嚼字，所谓的证人凭空臆想，主观断定，证词毫无依据，这是一场完全起源于偏见的审判。战争过去，伊斯梅尔失去了胳膊，失去了恋人，一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和基本的判断，美籍日裔们失去了尊严和开口说话的勇气。作者将故事放置于法庭这样一个具有审判性和政治性的场所，对主人公个人遭遇的凝视也体现着那一时代的群体性境遇，引发读者对种族歧视、战后生存等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的深思。
1945年8月，苏联展开八月风暴行动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日本无力制定日侨保护计划，留下了伪满洲国日本开拓团的女性成员，多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土匪掠去。奄奄一息的多鹤后被张俭一家救回，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受到日本士兵的惊吓而丧失生育能力，在多鹤得知张家人想让她为自己的儿子生育的想法后，为了感激张家的救命之恩便答应了下来。此后，多鹤为张家生下两男一女，因为她日本人的身份，张家不得不对外声称朱小环是孩子们的生母。多鹤以小姨的身份在张家生活了数年，在中国生活期间，她装哑、装疯，在自己的身份被揭露之后，还不得不戴上写有“日本间谍竹内多鹤”的白袖章。在他乡漂浮半生的多鹤，直至中日建交之后才得以返回日本。《小姨多鹤》以家庭为人物活动的中心，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战后大背景下的个人境遇上，故事围绕多鹤的特殊身世，对由此引发的个人悲剧展开书写。在多鹤大半生中，她被遗弃、被禁言、被隐藏、被不公平对待，这些境遇看似是命运的捉弄，实则与战争有着根本性的关系。战争使多鹤背井离乡，在战争过后被遗弃，成为俘虏。是战争使多鹤隐瞒自己的身份，一次次陷入困境，一生处于错位与失语的状态，难以融入任何一个集体。多鹤并没有战争过后结束自己的个人悲剧，作为“战后遗孤”的她，成了一个多余之人。《小姨多鹤》“为反思战争提供了新视角，所以有人称他为一部反战作品，也并无不妥”b。
无论是《小姨多鹤》还是《雪落香杉树》，都对引起读者对战争的反思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不幸因战争而发生，却并未因战争结束而终止，不同的外貌和生活习性使他们在异域生存时被一眼认出，战后的余音依旧困扰着曾经生死相搏的族裔们，甚至蒙蔽了他们正视事实的眼睛。创伤难愈，意气难平，那些伤害我们的，也许并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战争本身。
二、三人行：徘徊后的抉择谱写人性之歌
作为“三角恋”中恋人最初的伴侣，随着情节的发展，伊斯梅尔与朱小环一样，都曾一度处于尴尬境地，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角色，他们明明都有机会将“第三人”踢出局外，最终却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不论是战争前还是战争后，伊斯梅尔对于初枝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真情，默默地关注着初枝。归来后发现初枝已经嫁做人妇的伊斯梅尔是痛苦而失落的，无奈中却依旧带有一丝遐想，渴望重新得到初枝，“重新变得健全、过另一种生活”。上天仿佛给了他一次这样的机会，让伊斯梅尔发现了可以为天道开罪的证据。伊斯梅尔在掌握证据之后，也产生过不愿意帮助的想法，因为他一直有着“一种隐隐的期待，一种幻想”，大概初枝重新回到他身边就会抚平一切吧。然而，伊斯梅尔并没有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那样做，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他明白，自己一味地逃避现实所导致生活的停滞不前才是他一直不快乐的原因，告别过去才是最彻底的自愈方式。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他决定“像他的父亲一样，即使经历过战争，也能坚强地从伤痛中走出来，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伊什梅尔交出证据的那一刻标志着他的重生”。 朱小环是张俭的原配，在怀孕时因受到日本人的惊吓而流产，之后便失去了怀孕的能力。在小环知晓多鹤的出现是为了替自己给丈夫生孩子后，一怒之下跑回了娘家，但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母，在丈夫登门拜访过后，也没有进一步哭闹，而是直接和丈夫回了家。因为她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延续丈夫的“香火”，小环第一次选择了隐忍。当多鹤为张家生下两个孩子后，小环也曾想过把多鹤遗弃在山上，希望狼上来把多鹤带走，可是她最终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当多鹤被张俭丢了，她第一个翻脸，多鹤回来后她像亲姐姐一样一把把她抱住。当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多鹤产生感情并且背着她出去偷腥时，她又一次选择了隐忍，“凑合吧，看在孩子的份上”，就这样一辈子秉持着自己的那份“凑合”哲学。就这样，小环为了不让公婆伤心、丈夫左右为难，也害怕多鹤被丢弃后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受到伤害，更担心孩子们失去他们的“小姨”，小环在一次次面临把多鹤赶走还是留在这个家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她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受到伤害，却唯独没有顾及自己。战争夺去了她的生育能力，日本女人夺走了丈夫的爱，孩子们都和“小姨”亲近，她没有去仇恨，也没有抱怨，而是以传统东方女性春风化雨般的温情滋润著这个家庭，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无私善良得让人心疼。“小环苦心经营着这个家表面的和谐，琐碎的衣食住行都要他过目操心。书的最后，多鹤回国，丫头跟去了，张铁吵着要去，张俭为治病也得去，小环全力为他们争取机会，最后留下自己与年迈的狗黑子为伴，这种为别人争取幸福甚至忘却自己的人性光辉让人深深佩服。”c
伊斯梅尔和小环似乎一样，因相同的选择走上了一条救赎之路，而伊斯梅尔的选择是为了减轻个人的痛苦与迷茫，是起源于西方“两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本位意识，是自我的救赎。“交出证据”是他解除痛苦打开心结的一把钥匙，对宫本天道的成全也是他的“自我成全”，利人且利己。而小环的选择是在“损己”的情况下“利人”，是为他人的利益所做出的纯粹的个人牺牲，是对他人的救赎。小环比伊斯梅尔有更多的机会和理由让第三者出局，可每次面临选择的时候她都没有这样做，她总是在考虑着大家的利益，害怕别人受到伤害。沉默和妥协使她保全了一个家庭，独自封存了自己心里的创伤。小环这样隐忍、善良的女性形象正是植根于中国上百年儒家文化的土壤，与无数传统中国女性的质朴气质一脉相承。
三、“异国”的“失语者”：我是谁
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向他的国家——美国，证明自己的忠诚”，天道在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走向战场时，凭借自己所精通的日本剑术在战场杀敌。可他并未因自己的付出而感到自豪坦荡，却在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时刻担心自己的“凶狠本色”会给当地美国居民带来顾忌，他因此变得更加内向、沉默寡言，自发地成为一个“失语者”。即便是这样，宫本天道依旧因为莫须有的干系被牵扯进卡尔·海因的死亡案中，在本身没有确凿证据指明杀人者就是宫本天道的情况下，他被拘捕送上法庭。此刻，天道成了那个年代在美国这片土地艰难生存的所有日裔居民的缩影，即使是在公诉人的语气充满歧视、“这一场审判完全是因为偏见，谋杀案本身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多半是白人对日裔居民的敌对情绪，审判室内，别有用心的证人，无凭无据的证词都对天道极为不利” d的情况下，他们也并没有集结起来站在那些带有偏见的种族歧视面前为自己的族裔辩护，而是选择了集体性沉默。他们出身于此成长于此，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生存，甚至为它而战，却时时刻刻如履薄冰。正如电影《小男孩》中与宫本有着相似处境的桥本说出过的这样几句台词：“很简单，我长着一张敌人的脸，不管这里是不是我的家，我爱不爱这片土地，这个国家，都不重要了。”回顾历史，珍珠港事件过后，在美国的日本侨民被集中隔离、财产被没收。战争结束后，无数像天道一样饱经风霜、颠沛流离的日裔重返“家园”，他们想要买房子、买农场，即使周围充斥着歧视与偏见，慢慢步入生活正轨的他们也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因此宁愿选择隐忍不言。天道的“失语”更多的是一种在对美好生活憧憬下的自我选择。
多鹤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在进入张俭家生活后，多鹤也曾为融入“异国”社会尝试学习汉语，但当她仅仅学会了“二孩”“丫头”等几个简单的中国词语后，便遭到了制止。毫无疑问，之后的多鹤成了一个“失语者”。非中非日的身份造就了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无法理解的非中非日的语言，这不是因为文化的冲突，而是一种被迫失语，是一种种族压迫下的失语。在多鹤的一生中，她不能说汉语，也不能说日语，任何一种语言在她身上都被迫终止，这样矛盾的状态使多鹤只能“无语”，以哑巴或者精神有问题的形象示人，被迫失语的多鹤也因此无法融入任何一个环境，最终成为一个多余的人。e和宫本一家的境遇不同的是，多鹤在中国纵使不被她所生存的社会所认同，但她也在张家的多年生活中收获了来自家庭的温存，被张俭和朱小环所保护接纳。社会对于多鹤的排斥更多的是源于战争时期日军对于中国所犯下的恶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所引起的愤怒与仇恨之感，而无关种族歧视。造成多鹤失语悲剧的根本原因也并不是她所生存的“异乡”社会带来的直接压迫，正是母国的遗弃使她成为日本的弃民，“故乡”的丧失与亲人的离散使多鹤无家可归。在此之后，多鹤也曾执着地“守护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母国的庇佑迟迟未现，接纳她的却是朝夕共处的中国家庭。当她穿越大半生，终于回归日本之后，却是：“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个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人话都听不懂。不懂的事情很多：投钱币洗衣服的机器，清扫地面的机器，卖车票的机器，卖饭和饮料的机器……”f “我是谁”成为跟随竹内多鹤（或者说是朱二环）一生的问题。
《雪落香杉树》中的主人公是有明确立场的，对自己的身份很明晰，宫本天道为自己的祖国（美国）而战，对和他同住一片土地的白人说：“我是美国人”“和你，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小姨多鹤》并没有，仿佛是命运的捉弄使她如浮萍般漂浮在异国他乡。多鹤和张俭相爱之后，是“接受”了他的祖国，并没有“融入”他的社会，多鹤“从来没有想过她要融入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要中国人把她作为同类来认识”。她爱清洁，走着日本女人特有的小碎步，坚守着自己的故国习俗。可当她回到自己的母国之后，却发现物是人非，一切变得与原来不一样了，她听不懂日本的现代语言，不会用那些先进的机器，与她的故乡日本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多鹤的身份都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宫本天道比起来，多鹤的身份是边缘化、残缺化的。
四、结语
本文从主题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小姨多鹤》与《雪落香杉树》中的“战后”“三角恋”“异国生存”等题材。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相似的故事背景、情节设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局部特征。这些局部特征的形成不仅仅依赖于作者的想象与编写，也是深深地植根于它们所依附的文化环境和民族心理，是这些文化、思潮的产物，折射出在地域差异下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普遍性。
a 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ae 于倩：《〈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成因》，《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05页，第104页。
c 王诗琳：《畸形家庭中的健全人格——〈小姨多鹤〉中的女性形象及人性意识》，《华夏论坛》2016年总第1期，第8页。
d 刘璐：《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雪落香杉树〉》，《海外英语》2019年第17期，第179页。
f 严歌苓：《小姨多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参考文献：
[1] 李耀鹏.历史之耻与人性之诗——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J].名作欣赏，2017（22）.
[2] 李桢.何处是家园——论《小姨多鹤》中的“家园意识”困境[J].关东学刊，2017（08）.
[3] 刘璐.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雪落香杉树》[J].海外英语，2019（17）.
[4] 孟勐.历史·伦理·人性——论《小姨多鹤》的叙事伦理[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2）.
[5] 于倩.《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成因[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
[6] 赵云龙.人性的复活——评《雪落香杉树》[J].出版广角，2017（23）.
作 者： 牛文佳，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