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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喝酒
天气渐渐冷了起来，喝酒驱寒的人也多了起来。我常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酒呢？喜欢喝酒，说明喝酒并不是只有坏处，还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
喝酒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沟通人的感情，拉近人的距离。现在，人与人之间疏离得厉害，互相把心灵的大门关得死死的，连一丁点儿缝儿也不留，并且还觉不保险，又上了一把大铁锁，而喝酒恰是打开这把铁锁的钥匙。喝酒是对“信任危机”的反抗。几个人在酒桌前坐定，每人斟满一杯酒，仰脖一喝，再看对方，就觉得亲切了许多，像见到了穿开裆裤时的玩伴。
古人有诗句云：“世事不须求分外，人生何物胜尊前。”这句诗对酒的评价十分高，认为酒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这句诗也透出人面对命运与生俱来的 “无奈”和“哀愁”。蒋坦在《秋镫琐忆》中说：“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面对短暂的人生，以及人生旅途中的坎坷，人会觉得一己之力十分有限和微弱，有时难免借酒浇愁。这就是喝酒的第二个好处：解忧。
喝酒的第三个好处是：避祸。
魏晋时期，有一个名士,叫阮籍,名声很大,和另一名士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晋文帝司马昭 “欲为子炎求婚于籍，籍沉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欲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大意是说，司马昭想和阮籍结亲，阮籍从内心里不乐意，又不敢拒绝，于是天天把自己喝得大醉。司马昭每天派人来向阮籍求婚，来者回去回复说，阮籍又喝醉了，什么也谈不成。这样连续60天，晋文帝没耐心了，只得作罢。小人钟会为讨好晋文帝，想像找楂杀嵇康那样杀掉阮籍，但每当他向司马昭进言时，别的大臣就说，阮籍每天都醉成那个样子，人家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不由分说杀掉人家，恐怕难以服众。司马昭也觉得不问青红皂白杀掉阮籍，没多少道理，所以就没听信钟会的谗言。
对于阮籍这种独特的“护身法”，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道出了原因：“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疏远世故。”
饮酒的第四个好处是：识人。诸葛亮的“辨才七标准”这么说：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其中第五条说的就是“醉酒识人”。
以上说了饮酒的诸多好处，下面再说说喝酒的“注意事项”。榆林属寒冷地区，饮酒者多，这几条注意事项也许还有点现实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条是说喝酒时若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若不走开，总得批评不对的一方，日后就会被被批评者见怪。另一条是说，若在宴饮时有人让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还有第三条：“请人喝酒一定要将喝醉者送至家门口交到家人手上再离开。”这第三条不是鲁迅先生说的，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我有一次和一朋友喝酒，他喝醉了，我也微醺。我送他回家，他家在马路那边，我送他到这边分手，他一个人摇摇晃晃过马路回了家。第二天他见了我淡淡地说：看我昨天喝醉多危险，一个人从车流中穿过马路！从那以后我就总结出了这一条。其实这一条也不是我的“首创”，首创者是作家郁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女士。郁达夫先生一生嗜酒，某年冬天，被楼适夷叫去喝酒，大醉，归家时竟醉卧在马路上的冰雪地里，第二天才被路人搀回。他妻子王映霞很生气，就给郁达夫规定了一条：凡有朋友邀郁出去吃饭喝酒，谁邀谁负责送回来，否则，就下“禁令”，不准出去。
郁达夫先生是一率性文人，毕生好酒。文人喜饮酒，且无节制，自古而然。陶渊明晚年“饮酒不得足”；陆游认为酒比人的性命还重要，他饮酒后写下这样的诗句：“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近日读从维熙先生一篇散文，知刘绍棠晚年嗜酒，有时甚至抢着喝酒。85岁高龄的谢晋导演近日酒后长逝。这些都在提醒喜欢喝酒者 “饮必止于半醉”，不要“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不负责。同时也要对招人喝酒者进一言：劝酒可以，但不要像周作人先生反感的那样“苦劝恶劝”。我在酒场上也见过不少“苦劝恶劝”者，别人一不喝酒，便放下脸来，甚至勃然作色，何必呢？看看人家李白喝酒的风采：“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这样的饮酒场面多么和谐，大家一个个面带笑容，不须任何人劝酒，举杯不停地往自己嘴里倒（各自觞），喝酒喝到这种状态，那才叫领悟了喝酒的“真谛”，进入了喝酒的“至高境界”。饮酒若此，岂不快哉？！
关于饮酒的话题，就说到这里。看来，饮酒总的来说还是好处多，坏处少，难怪中国人的饮酒历史竟与五千年的文明史一样悠长。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说，曹操当年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然而这条“政策”却推行不下去，让梨的孔融冒死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孔融后来还是被曹操杀了头，但却不是因为反对禁酒，至于什么原因，与“喝酒”这个话题无关，不赘。
关于喝酒，末了再添一句话：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喜欢微醺时那种“飘飘然”感觉者嗜酒。所以，喜喝酒，或者喝醉了，实在怨不得别人，所谓喝酒图醉，放债图利，谁让你有所“图”呢？即使“一不小心”喝醉，也只能怪你自己“把不住”。
读书最多的人
我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比如，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在我仰视的那些大师中间，谁是读书最多的人？
首先，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先生为什么被我视作读书最多的人，原因有二：其一，郁达夫先生的旧体诗功力深厚，一个旧体诗写得十分好的人，一定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其二，郁达夫先生移家杭州后，在他修建的“风雨茅庐”中，曾藏书2万多册，后因战乱被日本人悉数掠去。郁达夫先生文章写得好，原因是他读书多，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郁达夫先生生于1896年。在他同时代的作家教授里，有没有比他读书更多的人呢？有，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比郁达夫先生年长15岁，两人十分要好。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及日记，发现先生与许多同时代的文人如油投水，不能融洽，有时甚至“横眉冷对”，惟独对郁达夫先生“情有独钟”。鲁迅日记里，仅提到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就达30多次，可见鲁、郁二人确为知己。两人毕生交好姑且不论，单说谁读书更多。何以见得鲁迅先生就一定比郁达夫先生读书多呢？
郁达夫先生1933年春末从上海搬家到杭州时，鲁迅先生曾写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曰：“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读《郁达夫传》知，对这首诗首句“钱王登遐仍如在”的典故出自哪一本书里，郁达夫先生说他一直没有查到，可见鲁迅先生读书之博杂。
有没有比鲁迅先生读书更多的人呢？有，钱钟书先生。
说钱钟书先生的头颅是一座 “书库”，大概不算夸张。解放初期，1950年8月，在清华大学教书的钱钟书先生奉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毛选英译。在翻译毛选的三年中，钱先生常带几个年轻人上街，逛旧书店。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钱先生兴之所至，会指着书店里摆得满满当当的线装书对他带的研究生黄雨石说：“雨石，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黄雨石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听说过的冷僻书问钱先生读过没有，只要报出书名，钱先生立刻能说出此书为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未错过。
这就是钱先生的博学。钱先生生于1910年，当时他只有40岁。一个40岁的人，几乎“读尽了天下书”，我至今想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钱钟书先生就一定比鲁迅先生读书多吗？也不一定。钱钟书先生比鲁迅先生小29岁，鲁迅先生是他的“师辈”。我“认定”钱先生比鲁迅先生读书多，并未做过科学的考证，算是“姑妄言之”。我是这样“推算”的：鲁迅先生享年55岁，钱钟书先生享年88岁，钱先生比鲁迅先生多读了33年书，所以，钱先生应该比鲁迅先生读书多。钱先生一生也真正做到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谁又比钱钟书先生读书更多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至少还有两个人比钱先生读书更多。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一位是马一浮先生。
钱钟书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清华读书时，年长他20岁的陈寅恪先生正在清华做教授。虽然陈先生没给钱先生上过课，但也可以算作他的老师。老师并不一定就比学生读书多，但陈寅恪先生一定比他所有的学生读书都多，何以见得？
我是这样“反推”的：与金庸先生齐名的香港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先生自1954年起，30年时间，共写作 《龙虎斗京华》、《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武侠小说35部，1000多万字。梁羽生先生的旧体诗也颇见功力，随笔也写得好，知识性、趣味性强。十多年前，我曾买过梁羽生先生所著上下两册《名联谈趣》，受益匪浅，十分钦佩梁羽生先生读书之多、之广。近日，读梁羽生先生所著《笔花六照》，梁羽生先生却说，若论读书之多和学问之博，他与他青年时期在岭南大学求学时的老师金应熙先生差远了，而金应熙先生则说，与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比起来，他就算没读过什么书。
在同时代的学人中，陈寅恪先生读书之多无人比肩，他精通16种语言（一说13种），仅此一点无人望其项背。钱钟书先生的老师吴宓先生初结识陈寅恪先生时，就给朋友写信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吴同在清华执教，两人年龄相仿，又是同事，然而吴宓先生却始终认为与陈寅恪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师”在前，“友”在后。吴宓先生毕其一生对陈寅恪先生钦佩有加，心悦诚服，直到1959年9月所作《寄答陈寅恪兄》一诗中，仍有“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之句，足见吴对陈内心的折服。
其实，“陕西乡党”吴宓先生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儒”。两年前，我曾在北京和西安购得吴宓日记20册，每册40至50万字，吴宓先生一生光日记就写了近1000万字，可见吴宓先生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是“日记等身”。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一代鸿儒，对陈寅恪先生却毕生“追捧”，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心折若此，足见陈寅恪先生读书之多和学问之大。
在同代人中，陈寅恪先生素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其威望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比陈寅恪先生大7岁的马一浮先生读书之多，不再饶舌，抄一段文章即可说明白。现代著名画家、作家丰子恺先生在一篇散文里这样记述他的老师马一浮先生：“……我是每小时平均要吸三四支香烟的人，但在马先生面前吸得很少。并非客气，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有时正在闲谈，另有客人来参加了，于是马先生另换一套新的话兴来继续闲谈，而话题也完全翻新。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记得青年时，弘一法师有天对我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这个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
——写给赵忠祥先生
最近坊间出了一件稀罕事，有一个人自称他“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这个人是赵忠祥先生。
先说缘由。赵忠祥发了一首诗《七律：神七赞》，并将他写的18首旧体诗发在博客上。有网友就出来挑剔，说赵先生精神可嘉，但诗写得实在太差，连基本的“平仄”关也未过。
赵忠祥写诗并发表是他的权利，网友对他的诗“说三道四”是网友的权利。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我从未读过赵忠祥写的诗，也未浏览网友的评论。我一天忙忙的，对赵诗及评论均不关心。之所以突然“留意”这件与我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儿，偷闲捉笔写这篇小文，是赵忠祥面对网友批评后说的那些话实在让我“蹭不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索性捉笔一吐为快。
赵忠祥说，他在中学时遇到了很多国学功底非常好的老师，对他帮助很大，“我15岁已经写得非常好了”。他认为这次出来挑刺的人，根本不懂诗，“杜甫的诗也有平仄问题，写一首合平仄要求的诗太容易了，但那样做太刻板，不能以文伤意”。
赵忠祥说，现在家里大约有1500本藏书，其中有很多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这是他50多年来的收集成果。“东单的古典文学门市部，我是那里的常客。”
赵忠祥认为，正因为他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才有了后来的主持风格，“我的语言完全是诗化的思维；没有唐诗和宋词的修养，就不会有《动物世界》的这种播法了”。
以上摘抄的几段话，是我近日在报纸上看到的。初看到时，我不信老赵会这么说话。再溜一遍，真是这么说的，我一下没忍住：失笑了。
有句话叫“贼不打自招”。老赵说他中学时遇到很多有国学功底的好老师，问题是遇到好老师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老赵说他15岁时就写得非常好了，那怎么现在70岁了还写不好？“杜甫的诗也有平仄问题，写一首合平仄要求的诗太容易了”。把自己的诗与杜诗作比，让我心里怕怕的：怎么一点敬畏之心也没有啊！黄庭坚说，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老赵作诗，我想怕是无一字有来处。句子写得再顺溜，如果无一字有“来处”，也决不是好诗。旧体诗是否是上乘之作，全看用典。同样两首诗，赵忠祥作的，是白开水；杜甫作的，是上好的龙井茶泡的茶水，而且是“明前茶”。所以你作诗可以，万不可扯出老杜，更不可作比，无可比性。这就相当于拿着一件赝品，却硬说是秦汉前的文物，会让行家耻笑。
老赵说他50年藏了1500册书，用孔乙己的话说，多乎哉，不多也！揣摩老赵的意思，是要以此说明他读了不少书，有“文化底蕴”。我以为，一个人有“文化底蕴”，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藏书过万册，且读之过半；2、除了精通母语之外，至少精通一门外语；3、“主业”之外，“业余”对中国书法有研究，能写一笔好字，不是书法家，胜似书法家。“兼具”以上三个条件的人，才可算有“文化底蕴”。这里声明，我本人不具有“文化底蕴”，虽然我比赵忠祥藏书多，也不过区区二三千册，离“万册”距离尚远。我不但不“兼具”以上三条，三条中，任何一条“单摘”出来，我也不具备：我对母语谈不上精通，对外语一窍不通，对书法毫无研究，字写的极丑，所以我没有“文化底蕴”是铁定的。赵忠祥先生若有“文化底蕴”，说明他一定 “兼具”了以上三条。
至于赵忠祥说他是东单古典文学门市部的常客，这一条说不明任何问题。如果说，一个人常去某古典文学门市部溜达溜达，就有了“文化底蕴”，能写出颇具功力的旧体诗，我是不信的。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常去银行的大厅里转一转，银行的钱也肯定不是他家的。
赵忠祥说他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更能把人笑倒，真是无知者无畏啊！这话不像央视的赵老师说的，倒像个“二百五”说的。赵忠祥的古典文学积累到底有多少，底子到底有多厚，翻翻他10年前写的那本零碎杂乱、淡而无味的《岁月情缘》就晓得了。一个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的人，是怎么写出如此浮浅的一本书的呢？周作人先生认为婚姻有四个等级：1、可意；2、可过；3、可忍；4、不可忍。我认为以此评价一本书的档次或者层次，也至为恰切。《红楼梦》属于“可意”之书，《岁月情缘》则属于“不可忍”之书。何况一个人有没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自己说了不算，那得别人说。在我看来，包括余秋雨、周国平、易中天、于丹等，也不敢说他们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虽然于丹在电视上把唐诗宋词背诵得溜溜的，连个“格凳”也不打。不信问问余秋雨、于丹等，与梁启超、王国维比起来，与陈寅恪、钱钟书比起来，与顾颉刚、俞平伯比起来，他们敢放言自己具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吗？古人论述做学问由浅入深、“渐入佳境”的三个境界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师，差不多已到了第三个境界；余秋雨、于丹等人，至多到了第二个境界；而赵忠祥之类，还不知到了第一个境界没有，就敢言之凿凿说他已到第三个境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至于赵忠祥说他《动物世界》播音播得好，是因他具有“唐诗宋词的修养”，这句话至少说的不算太过分，把唐诗宋词的“养分”融入播音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我信，但你老赵可千万别像说自己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那样，再拍着宽厚的胸脯说你有“深厚的唐诗宋词修养”，那会让我再次笑掉大牙的。
一个人，无论他是17岁，还是70岁，还是谦虚一点好！不要自吹自擂。别人若批评几句，也不要像北京方言说的那样“急赤白脸”。有句有名的话这样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既然把诗公之于众了，那就得“誓死捍卫别人品评的权利”，即使观点尖刻一点，也没关系，“虚怀若谷”一点不就得了？不要猴急。常言道，人人心中一杆秤，真金不怕火炼，好酒不怕巷子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好东西说不“瞎”，好货不愁卖，等等，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怕就怕你写的那几句诗实在不是什么好货——压根儿经不起“推敲”。
老赵呀，70岁的人了，悠着点。切记紧闭嘴、慢开言的道理，想好再说，不要信口开河。你那《动物世界》播的是不错，但丁是丁，卯是卯，这丝毫不能说明你的旧体诗就写得好。您当年那个沸沸扬扬的“性丑闻”，被全国人民“热议”了好几年，俺也没“小看”你，甚至还“力挺”你的清白。可这回，你说你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硬是让俺结结实实把你“看小”了！■
■栏目责编/沙人王刚
天气渐渐冷了起来，喝酒驱寒的人也多了起来。我常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酒呢？喜欢喝酒，说明喝酒并不是只有坏处，还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
喝酒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沟通人的感情，拉近人的距离。现在，人与人之间疏离得厉害，互相把心灵的大门关得死死的，连一丁点儿缝儿也不留，并且还觉不保险，又上了一把大铁锁，而喝酒恰是打开这把铁锁的钥匙。喝酒是对“信任危机”的反抗。几个人在酒桌前坐定，每人斟满一杯酒，仰脖一喝，再看对方，就觉得亲切了许多，像见到了穿开裆裤时的玩伴。
古人有诗句云：“世事不须求分外，人生何物胜尊前。”这句诗对酒的评价十分高，认为酒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这句诗也透出人面对命运与生俱来的 “无奈”和“哀愁”。蒋坦在《秋镫琐忆》中说：“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面对短暂的人生，以及人生旅途中的坎坷，人会觉得一己之力十分有限和微弱，有时难免借酒浇愁。这就是喝酒的第二个好处：解忧。
喝酒的第三个好处是：避祸。
魏晋时期，有一个名士,叫阮籍,名声很大,和另一名士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晋文帝司马昭 “欲为子炎求婚于籍，籍沉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欲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大意是说，司马昭想和阮籍结亲，阮籍从内心里不乐意，又不敢拒绝，于是天天把自己喝得大醉。司马昭每天派人来向阮籍求婚，来者回去回复说，阮籍又喝醉了，什么也谈不成。这样连续60天，晋文帝没耐心了，只得作罢。小人钟会为讨好晋文帝，想像找楂杀嵇康那样杀掉阮籍，但每当他向司马昭进言时，别的大臣就说，阮籍每天都醉成那个样子，人家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不由分说杀掉人家，恐怕难以服众。司马昭也觉得不问青红皂白杀掉阮籍，没多少道理，所以就没听信钟会的谗言。
对于阮籍这种独特的“护身法”，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道出了原因：“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多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疏远世故。”
饮酒的第四个好处是：识人。诸葛亮的“辨才七标准”这么说：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其中第五条说的就是“醉酒识人”。
以上说了饮酒的诸多好处，下面再说说喝酒的“注意事项”。榆林属寒冷地区，饮酒者多，这几条注意事项也许还有点现实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条是说喝酒时若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若不走开，总得批评不对的一方，日后就会被被批评者见怪。另一条是说，若在宴饮时有人让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还有第三条：“请人喝酒一定要将喝醉者送至家门口交到家人手上再离开。”这第三条不是鲁迅先生说的，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我有一次和一朋友喝酒，他喝醉了，我也微醺。我送他回家，他家在马路那边，我送他到这边分手，他一个人摇摇晃晃过马路回了家。第二天他见了我淡淡地说：看我昨天喝醉多危险，一个人从车流中穿过马路！从那以后我就总结出了这一条。其实这一条也不是我的“首创”，首创者是作家郁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女士。郁达夫先生一生嗜酒，某年冬天，被楼适夷叫去喝酒，大醉，归家时竟醉卧在马路上的冰雪地里，第二天才被路人搀回。他妻子王映霞很生气，就给郁达夫规定了一条：凡有朋友邀郁出去吃饭喝酒，谁邀谁负责送回来，否则，就下“禁令”，不准出去。
郁达夫先生是一率性文人，毕生好酒。文人喜饮酒，且无节制，自古而然。陶渊明晚年“饮酒不得足”；陆游认为酒比人的性命还重要，他饮酒后写下这样的诗句：“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近日读从维熙先生一篇散文，知刘绍棠晚年嗜酒，有时甚至抢着喝酒。85岁高龄的谢晋导演近日酒后长逝。这些都在提醒喜欢喝酒者 “饮必止于半醉”，不要“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不负责。同时也要对招人喝酒者进一言：劝酒可以，但不要像周作人先生反感的那样“苦劝恶劝”。我在酒场上也见过不少“苦劝恶劝”者，别人一不喝酒，便放下脸来，甚至勃然作色，何必呢？看看人家李白喝酒的风采：“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这样的饮酒场面多么和谐，大家一个个面带笑容，不须任何人劝酒，举杯不停地往自己嘴里倒（各自觞），喝酒喝到这种状态，那才叫领悟了喝酒的“真谛”，进入了喝酒的“至高境界”。饮酒若此，岂不快哉？！
关于饮酒的话题，就说到这里。看来，饮酒总的来说还是好处多，坏处少，难怪中国人的饮酒历史竟与五千年的文明史一样悠长。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说，曹操当年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然而这条“政策”却推行不下去，让梨的孔融冒死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孔融后来还是被曹操杀了头，但却不是因为反对禁酒，至于什么原因，与“喝酒”这个话题无关，不赘。
关于喝酒，末了再添一句话：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喜欢微醺时那种“飘飘然”感觉者嗜酒。所以，喜喝酒，或者喝醉了，实在怨不得别人，所谓喝酒图醉，放债图利，谁让你有所“图”呢？即使“一不小心”喝醉，也只能怪你自己“把不住”。
读书最多的人
我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比如，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在我仰视的那些大师中间，谁是读书最多的人？
首先，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先生为什么被我视作读书最多的人，原因有二：其一，郁达夫先生的旧体诗功力深厚，一个旧体诗写得十分好的人，一定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其二，郁达夫先生移家杭州后，在他修建的“风雨茅庐”中，曾藏书2万多册，后因战乱被日本人悉数掠去。郁达夫先生文章写得好，原因是他读书多，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郁达夫先生生于1896年。在他同时代的作家教授里，有没有比他读书更多的人呢？有，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比郁达夫先生年长15岁，两人十分要好。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及日记，发现先生与许多同时代的文人如油投水，不能融洽，有时甚至“横眉冷对”，惟独对郁达夫先生“情有独钟”。鲁迅日记里，仅提到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就达30多次，可见鲁、郁二人确为知己。两人毕生交好姑且不论，单说谁读书更多。何以见得鲁迅先生就一定比郁达夫先生读书多呢？
郁达夫先生1933年春末从上海搬家到杭州时，鲁迅先生曾写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曰：“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读《郁达夫传》知，对这首诗首句“钱王登遐仍如在”的典故出自哪一本书里，郁达夫先生说他一直没有查到，可见鲁迅先生读书之博杂。
有没有比鲁迅先生读书更多的人呢？有，钱钟书先生。
说钱钟书先生的头颅是一座 “书库”，大概不算夸张。解放初期，1950年8月，在清华大学教书的钱钟书先生奉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毛选英译。在翻译毛选的三年中，钱先生常带几个年轻人上街，逛旧书店。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钱先生兴之所至，会指着书店里摆得满满当当的线装书对他带的研究生黄雨石说：“雨石，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黄雨石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听说过的冷僻书问钱先生读过没有，只要报出书名，钱先生立刻能说出此书为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未错过。
这就是钱先生的博学。钱先生生于1910年，当时他只有40岁。一个40岁的人，几乎“读尽了天下书”，我至今想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钱钟书先生就一定比鲁迅先生读书多吗？也不一定。钱钟书先生比鲁迅先生小29岁，鲁迅先生是他的“师辈”。我“认定”钱先生比鲁迅先生读书多，并未做过科学的考证，算是“姑妄言之”。我是这样“推算”的：鲁迅先生享年55岁，钱钟书先生享年88岁，钱先生比鲁迅先生多读了33年书，所以，钱先生应该比鲁迅先生读书多。钱先生一生也真正做到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谁又比钱钟书先生读书更多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至少还有两个人比钱先生读书更多。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一位是马一浮先生。
钱钟书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清华读书时，年长他20岁的陈寅恪先生正在清华做教授。虽然陈先生没给钱先生上过课，但也可以算作他的老师。老师并不一定就比学生读书多，但陈寅恪先生一定比他所有的学生读书都多，何以见得？
我是这样“反推”的：与金庸先生齐名的香港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先生自1954年起，30年时间，共写作 《龙虎斗京华》、《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武侠小说35部，1000多万字。梁羽生先生的旧体诗也颇见功力，随笔也写得好，知识性、趣味性强。十多年前，我曾买过梁羽生先生所著上下两册《名联谈趣》，受益匪浅，十分钦佩梁羽生先生读书之多、之广。近日，读梁羽生先生所著《笔花六照》，梁羽生先生却说，若论读书之多和学问之博，他与他青年时期在岭南大学求学时的老师金应熙先生差远了，而金应熙先生则说，与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比起来，他就算没读过什么书。
在同时代的学人中，陈寅恪先生读书之多无人比肩，他精通16种语言（一说13种），仅此一点无人望其项背。钱钟书先生的老师吴宓先生初结识陈寅恪先生时，就给朋友写信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吴同在清华执教，两人年龄相仿，又是同事，然而吴宓先生却始终认为与陈寅恪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师”在前，“友”在后。吴宓先生毕其一生对陈寅恪先生钦佩有加，心悦诚服，直到1959年9月所作《寄答陈寅恪兄》一诗中，仍有“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之句，足见吴对陈内心的折服。
其实，“陕西乡党”吴宓先生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儒”。两年前，我曾在北京和西安购得吴宓日记20册，每册40至50万字，吴宓先生一生光日记就写了近1000万字，可见吴宓先生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是“日记等身”。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一代鸿儒，对陈寅恪先生却毕生“追捧”，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心折若此，足见陈寅恪先生读书之多和学问之大。
在同代人中，陈寅恪先生素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其威望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比陈寅恪先生大7岁的马一浮先生读书之多，不再饶舌，抄一段文章即可说明白。现代著名画家、作家丰子恺先生在一篇散文里这样记述他的老师马一浮先生：“……我是每小时平均要吸三四支香烟的人，但在马先生面前吸得很少。并非客气，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有时正在闲谈，另有客人来参加了，于是马先生另换一套新的话兴来继续闲谈，而话题也完全翻新。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记得青年时，弘一法师有天对我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这个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
——写给赵忠祥先生
最近坊间出了一件稀罕事，有一个人自称他“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这个人是赵忠祥先生。
先说缘由。赵忠祥发了一首诗《七律：神七赞》，并将他写的18首旧体诗发在博客上。有网友就出来挑剔，说赵先生精神可嘉，但诗写得实在太差，连基本的“平仄”关也未过。
赵忠祥写诗并发表是他的权利，网友对他的诗“说三道四”是网友的权利。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我从未读过赵忠祥写的诗，也未浏览网友的评论。我一天忙忙的，对赵诗及评论均不关心。之所以突然“留意”这件与我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儿，偷闲捉笔写这篇小文，是赵忠祥面对网友批评后说的那些话实在让我“蹭不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索性捉笔一吐为快。
赵忠祥说，他在中学时遇到了很多国学功底非常好的老师，对他帮助很大，“我15岁已经写得非常好了”。他认为这次出来挑刺的人，根本不懂诗，“杜甫的诗也有平仄问题，写一首合平仄要求的诗太容易了，但那样做太刻板，不能以文伤意”。
赵忠祥说，现在家里大约有1500本藏书，其中有很多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这是他50多年来的收集成果。“东单的古典文学门市部，我是那里的常客。”
赵忠祥认为，正因为他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才有了后来的主持风格，“我的语言完全是诗化的思维；没有唐诗和宋词的修养，就不会有《动物世界》的这种播法了”。
以上摘抄的几段话，是我近日在报纸上看到的。初看到时，我不信老赵会这么说话。再溜一遍，真是这么说的，我一下没忍住：失笑了。
有句话叫“贼不打自招”。老赵说他中学时遇到很多有国学功底的好老师，问题是遇到好老师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老赵说他15岁时就写得非常好了，那怎么现在70岁了还写不好？“杜甫的诗也有平仄问题，写一首合平仄要求的诗太容易了”。把自己的诗与杜诗作比，让我心里怕怕的：怎么一点敬畏之心也没有啊！黄庭坚说，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老赵作诗，我想怕是无一字有来处。句子写得再顺溜，如果无一字有“来处”，也决不是好诗。旧体诗是否是上乘之作，全看用典。同样两首诗，赵忠祥作的，是白开水；杜甫作的，是上好的龙井茶泡的茶水，而且是“明前茶”。所以你作诗可以，万不可扯出老杜，更不可作比，无可比性。这就相当于拿着一件赝品，却硬说是秦汉前的文物，会让行家耻笑。
老赵说他50年藏了1500册书，用孔乙己的话说，多乎哉，不多也！揣摩老赵的意思，是要以此说明他读了不少书，有“文化底蕴”。我以为，一个人有“文化底蕴”，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藏书过万册，且读之过半；2、除了精通母语之外，至少精通一门外语；3、“主业”之外，“业余”对中国书法有研究，能写一笔好字，不是书法家，胜似书法家。“兼具”以上三个条件的人，才可算有“文化底蕴”。这里声明，我本人不具有“文化底蕴”，虽然我比赵忠祥藏书多，也不过区区二三千册，离“万册”距离尚远。我不但不“兼具”以上三条，三条中，任何一条“单摘”出来，我也不具备：我对母语谈不上精通，对外语一窍不通，对书法毫无研究，字写的极丑，所以我没有“文化底蕴”是铁定的。赵忠祥先生若有“文化底蕴”，说明他一定 “兼具”了以上三条。
至于赵忠祥说他是东单古典文学门市部的常客，这一条说不明任何问题。如果说，一个人常去某古典文学门市部溜达溜达，就有了“文化底蕴”，能写出颇具功力的旧体诗，我是不信的。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常去银行的大厅里转一转，银行的钱也肯定不是他家的。
赵忠祥说他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更能把人笑倒，真是无知者无畏啊！这话不像央视的赵老师说的，倒像个“二百五”说的。赵忠祥的古典文学积累到底有多少，底子到底有多厚，翻翻他10年前写的那本零碎杂乱、淡而无味的《岁月情缘》就晓得了。一个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的人，是怎么写出如此浮浅的一本书的呢？周作人先生认为婚姻有四个等级：1、可意；2、可过；3、可忍；4、不可忍。我认为以此评价一本书的档次或者层次，也至为恰切。《红楼梦》属于“可意”之书，《岁月情缘》则属于“不可忍”之书。何况一个人有没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自己说了不算，那得别人说。在我看来，包括余秋雨、周国平、易中天、于丹等，也不敢说他们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虽然于丹在电视上把唐诗宋词背诵得溜溜的，连个“格凳”也不打。不信问问余秋雨、于丹等，与梁启超、王国维比起来，与陈寅恪、钱钟书比起来，与顾颉刚、俞平伯比起来，他们敢放言自己具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积累”吗？古人论述做学问由浅入深、“渐入佳境”的三个境界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师，差不多已到了第三个境界；余秋雨、于丹等人，至多到了第二个境界；而赵忠祥之类，还不知到了第一个境界没有，就敢言之凿凿说他已到第三个境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至于赵忠祥说他《动物世界》播音播得好，是因他具有“唐诗宋词的修养”，这句话至少说的不算太过分，把唐诗宋词的“养分”融入播音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我信，但你老赵可千万别像说自己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那样，再拍着宽厚的胸脯说你有“深厚的唐诗宋词修养”，那会让我再次笑掉大牙的。
一个人，无论他是17岁，还是70岁，还是谦虚一点好！不要自吹自擂。别人若批评几句，也不要像北京方言说的那样“急赤白脸”。有句有名的话这样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既然把诗公之于众了，那就得“誓死捍卫别人品评的权利”，即使观点尖刻一点，也没关系，“虚怀若谷”一点不就得了？不要猴急。常言道，人人心中一杆秤，真金不怕火炼，好酒不怕巷子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好东西说不“瞎”，好货不愁卖，等等，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怕就怕你写的那几句诗实在不是什么好货——压根儿经不起“推敲”。
老赵呀，70岁的人了，悠着点。切记紧闭嘴、慢开言的道理，想好再说，不要信口开河。你那《动物世界》播的是不错，但丁是丁，卯是卯，这丝毫不能说明你的旧体诗就写得好。您当年那个沸沸扬扬的“性丑闻”，被全国人民“热议”了好几年，俺也没“小看”你，甚至还“力挺”你的清白。可这回，你说你有“扎实的古典文学积累”，硬是让俺结结实实把你“看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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