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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前苏联的犹太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有一条自己的行事原则:必须讲出完整的事实,不然的话,他便可能认为“那是政治”。
在网上百度“文汇报钟锡知”,仅出现一条回复,还是一位写字老人的博客,回忆十余位帮忙和辅导过他的报人老师,有解放报的,也有文汇报的。点击进去,遗憾了,这个版面已被删除。心有不甘,再点“钟锡知伤痕”,更遗憾了,“网”说:没有相应资讯。
于是,钟锡知先生在网络“钟锡知”那里——“没有”了。真正一恸。
再次想起,源于《伤痕》。近日,读到一本书,名曰《真话》。其中一节是“伤痕文学”。文载: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伤痕》原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处女作,他把稿纸粘到班级墙壁上,进而在复旦校园“被”广泛传抄。
《真话》说:文汇报为《伤痕》顺利发表,提了16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是写除夕夜的:墨一般漆黑;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真话》诠释这样修改的理由是“有影射之嫌”。《伤痕》继续写道: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还把农村大伯大娘,改成“贫下中农”。结尾处两个年轻人,“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那时,我已进大学,读到《伤痕》,悸动不已。眼下,我对着“文汇报为《伤痕》顺利发表,提了16条修改意见”,注视了很久很久。偌大网络,已无钟先生一席之地,但在“卢新华”条目里,他还是“活着”的。“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很快得到这个消息,凭着他独有的敏感,马上托人向卢新华要去了一份手稿。然而,《伤痕》的遭遇恰如它的题目一样,命途多舛。手稿进了《文汇报》,两个多月过去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原来,《文汇报》有点拿不准,于是打出小样,在上海文艺界反复征求意见,后来又借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见。当时身为普通大一学生的卢新华,当然不知道上海文艺界高层这些内部动态。”其间,卢新华又将稿件投到《人民文学》,月余,退稿。“就在此时,《文汇报》方面来了消息,请卢新华对稿子作一些修改。卢新华到文汇报社见到了钟锡知。钟先生瘦瘦的,很精干,他说的话让卢新华心跳加快了一倍:‘你的小说要用,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
今日“再见”如是文本,真是想知道,当年钟锡知持有怎样的“独有敏感”,文汇报又是如何地拿准又有点拿不准,上海、北京哪些人提出哪些“意见”,钟锡知怎样确定“修改意见”,修改文字由谁而定,最终由文汇报拍板刊发。如今的文摘类书籍,多有结果,而不见“程序”与细节。《真话》虽真,可惜不全。而钟锡知先生也已辞世,曾有老同事刊文,特意“提示”,发表《伤痕》钟锡知“有功”。
同类缘由源远流长。报载,远的有:郭沫若、巴金、茅盾的文集均已出版,而老舍先生无意于此;他的《四世同堂》,更是在“文革”前从未出版过,他明确拒绝:老巴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见得通得过。”近的是:导演高希希因新《三国》接受采访,曰:拍历史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走向共和》当时就是让这帮专家给拍没了的,其实那戏挺好,后来板砖就上来了,直接把话题导向意识形态,麻烦就来了”。《四世同堂》和《走向共和》都曾遇上了有名有姓,同时又无名无姓的“这帮”,挤在中间的《伤痕》焉得太平。
出生于前苏联的犹太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有一条自己的行事原则:必须讲出完整的事实,不然的话,他便可能认为“那是政治”。犹如金融投资衍生产品,政治是社會生活的天然衍生物,如果说,当年《伤痕》接受修改,是服从“政治”的人性委屈,而正是吞咽下这部分委屈,才得以实现伟大的终端的勇敢,开启了历史转折的大门。
在网上百度“文汇报钟锡知”,仅出现一条回复,还是一位写字老人的博客,回忆十余位帮忙和辅导过他的报人老师,有解放报的,也有文汇报的。点击进去,遗憾了,这个版面已被删除。心有不甘,再点“钟锡知伤痕”,更遗憾了,“网”说:没有相应资讯。
于是,钟锡知先生在网络“钟锡知”那里——“没有”了。真正一恸。
再次想起,源于《伤痕》。近日,读到一本书,名曰《真话》。其中一节是“伤痕文学”。文载: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伤痕》原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处女作,他把稿纸粘到班级墙壁上,进而在复旦校园“被”广泛传抄。
《真话》说:文汇报为《伤痕》顺利发表,提了16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是写除夕夜的:墨一般漆黑;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真话》诠释这样修改的理由是“有影射之嫌”。《伤痕》继续写道: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还把农村大伯大娘,改成“贫下中农”。结尾处两个年轻人,“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那时,我已进大学,读到《伤痕》,悸动不已。眼下,我对着“文汇报为《伤痕》顺利发表,提了16条修改意见”,注视了很久很久。偌大网络,已无钟先生一席之地,但在“卢新华”条目里,他还是“活着”的。“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很快得到这个消息,凭着他独有的敏感,马上托人向卢新华要去了一份手稿。然而,《伤痕》的遭遇恰如它的题目一样,命途多舛。手稿进了《文汇报》,两个多月过去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原来,《文汇报》有点拿不准,于是打出小样,在上海文艺界反复征求意见,后来又借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见。当时身为普通大一学生的卢新华,当然不知道上海文艺界高层这些内部动态。”其间,卢新华又将稿件投到《人民文学》,月余,退稿。“就在此时,《文汇报》方面来了消息,请卢新华对稿子作一些修改。卢新华到文汇报社见到了钟锡知。钟先生瘦瘦的,很精干,他说的话让卢新华心跳加快了一倍:‘你的小说要用,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
今日“再见”如是文本,真是想知道,当年钟锡知持有怎样的“独有敏感”,文汇报又是如何地拿准又有点拿不准,上海、北京哪些人提出哪些“意见”,钟锡知怎样确定“修改意见”,修改文字由谁而定,最终由文汇报拍板刊发。如今的文摘类书籍,多有结果,而不见“程序”与细节。《真话》虽真,可惜不全。而钟锡知先生也已辞世,曾有老同事刊文,特意“提示”,发表《伤痕》钟锡知“有功”。
同类缘由源远流长。报载,远的有:郭沫若、巴金、茅盾的文集均已出版,而老舍先生无意于此;他的《四世同堂》,更是在“文革”前从未出版过,他明确拒绝:老巴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见得通得过。”近的是:导演高希希因新《三国》接受采访,曰:拍历史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走向共和》当时就是让这帮专家给拍没了的,其实那戏挺好,后来板砖就上来了,直接把话题导向意识形态,麻烦就来了”。《四世同堂》和《走向共和》都曾遇上了有名有姓,同时又无名无姓的“这帮”,挤在中间的《伤痕》焉得太平。
出生于前苏联的犹太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有一条自己的行事原则:必须讲出完整的事实,不然的话,他便可能认为“那是政治”。犹如金融投资衍生产品,政治是社會生活的天然衍生物,如果说,当年《伤痕》接受修改,是服从“政治”的人性委屈,而正是吞咽下这部分委屈,才得以实现伟大的终端的勇敢,开启了历史转折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