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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强调文艺的人民性，而中国工人作为时代最重要的领导者，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建国以来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上工人阶级的变化，媒介作为社会的参与者，也参与和见证了工人阶级的变化。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随着工人阶级面貌的变化，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中国工人 媒介 新媒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我国，工人是党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起来的一只工人阶级队伍，工厂是由中国工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他们有着主人翁的意识，他们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工人是紧跟党的步伐的一群人，也是最勤劳艰苦的一批人 。对于媒介方面来说，媒体报道的中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作为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在媒介中的地位也是有着以下几个变化。
一 掌握主动权的中国工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形态出现在媒体中的，工人一直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期国家创办的报纸《工人日版》，这是一个专门为工人阶级创办的报纸。《工人日报》的诞生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报纸上刊登的大部分都是职工的事情，职工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工人对于媒介的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领导者的作用的。
一方面，《工人日报》在替工人说话，反应职工意见要求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工人日报》自创刊以来，始终把当职工的喉舌作为报纸的指导思想之一。
以及那个时期的群体运动，首先是《工人日报》发现先进苗子，然后在报纸上进行报道，经过工会组织的推动而在全国掀起高潮。比如一九五一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工人日报》首先发现并报道了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提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挑战消息，并写了短论，引起了全国总工会和各地领导机关的重视，得到各地职工群众的热烈响应，迅速在全国形成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并且持续数年之久。
二 中国工人话语的失落
随着社会的改革，资本力量的增长，资本的力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工人的力量，中国工人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这个时候的中国工人主要是由国营企业职工、私企职工、民企职工等不同比例的新构成。媒介的控制已经不在工人阶级手中，而是转向资本阶级的手中。
由于资本的增长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社会上的热点话题总是与物质、消费等分不开，商界精英、知识分子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渐掌握了媒体的话语权，例如马云依托于自己的阿里巴巴频繁的出现于媒体的视野中，而他的励志故事也逐渐被人熟知，每年一度的“双十一”狂欢也是由阿里巴巴引起的这个节日风潮，这在以前都是没有的。王健林作为万达的总裁也总是出现在媒体中，之前他参加一个媒体的采访时说到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他一个亿”，这也变成了网络的流行话语。还有李开复等等，这些人可能是商界精英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在某一方面有着杰出成就的人，这些人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热点话题。然而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商业精英的出现让他们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媒体对于他们的报道也越来越少，他们由此少了话语权.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很多人称他们为新生代的中国工人，简称“新中国工人”，当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时，受到不平等待遇时，很多媒体会选择报道这些事情，所以近些年来，有关农民工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农民工和工人是不一样的，工人更多的是有一定的知识的人，而农民工却是另一个群体。但是，媒体对于中国工人的报道少之又少，他们逐渐的被社会所遗忘，失去了对于媒介使用的领导权。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奉献是比较大的。
三 重新掌握的话语权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有了微博微信等这样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中国工人开始逐渐掌握了话语权，相较于农民工不太会使用新媒体而言，工人们反而会选择在新媒体上发声，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工人们遇到不满或者收到不平等制度时，他们可能会选择罢工，相较于之前的“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来说，现在的工人罢工可能更理智一些，因为有了微博、微信的出现，工人如果对某种制度不满或者薪资的不满，他们都可以选择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
还有就是在2013年1月11日左右，大约1000名富士康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薪资问题和待遇问题。在此之前是先在富士康厂内进行罢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罢工来获得与公司管理层的对话机会，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于是工人才上街游行。此后《江西日报》就在微博上跟进了此事。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工人是逐渐在找回自己的话语权，如果有人感觉到不满，这个时候就会出来一个意见领袖来引导这件事的走向，当然这也是工人自己感到认同的领袖，他们可能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来发声，造成舆论。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到上层领导的关注，来解决这个问题，工人的利益由此得到满足。这也是因为工人的数量多，他们也可以很好的利用新媒体的影响力，以及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的原因，使他们可以重新走到媒体面前，为自己争夺话语权。
但是，中国工人真的可以真正再变成媒介的拥有者么？从现实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对于大众来说，就如之前說的，更多关注的是知识精英，当现在有社会事件发生时，知识精英一般会作为意见领袖出现，而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从建国初期的话语的掌握者到话语的失落，以及现在努力的争取话语权，这其实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作者简介：宋鑫，汉族，河南焦作，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创意策划），江汉大学
【关键词】：中国工人 媒介 新媒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我国，工人是党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起来的一只工人阶级队伍，工厂是由中国工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他们有着主人翁的意识，他们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工人是紧跟党的步伐的一群人，也是最勤劳艰苦的一批人 。对于媒介方面来说，媒体报道的中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作为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在媒介中的地位也是有着以下几个变化。
一 掌握主动权的中国工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形态出现在媒体中的，工人一直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期国家创办的报纸《工人日版》，这是一个专门为工人阶级创办的报纸。《工人日报》的诞生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报纸上刊登的大部分都是职工的事情，职工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工人对于媒介的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领导者的作用的。
一方面，《工人日报》在替工人说话，反应职工意见要求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工人日报》自创刊以来，始终把当职工的喉舌作为报纸的指导思想之一。
以及那个时期的群体运动，首先是《工人日报》发现先进苗子，然后在报纸上进行报道，经过工会组织的推动而在全国掀起高潮。比如一九五一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工人日报》首先发现并报道了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提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挑战消息，并写了短论，引起了全国总工会和各地领导机关的重视，得到各地职工群众的热烈响应，迅速在全国形成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并且持续数年之久。
二 中国工人话语的失落
随着社会的改革，资本力量的增长，资本的力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工人的力量，中国工人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这个时候的中国工人主要是由国营企业职工、私企职工、民企职工等不同比例的新构成。媒介的控制已经不在工人阶级手中，而是转向资本阶级的手中。
由于资本的增长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社会上的热点话题总是与物质、消费等分不开，商界精英、知识分子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渐掌握了媒体的话语权，例如马云依托于自己的阿里巴巴频繁的出现于媒体的视野中，而他的励志故事也逐渐被人熟知，每年一度的“双十一”狂欢也是由阿里巴巴引起的这个节日风潮，这在以前都是没有的。王健林作为万达的总裁也总是出现在媒体中，之前他参加一个媒体的采访时说到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他一个亿”，这也变成了网络的流行话语。还有李开复等等，这些人可能是商界精英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在某一方面有着杰出成就的人，这些人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热点话题。然而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商业精英的出现让他们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媒体对于他们的报道也越来越少，他们由此少了话语权.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很多人称他们为新生代的中国工人，简称“新中国工人”，当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时，受到不平等待遇时，很多媒体会选择报道这些事情，所以近些年来，有关农民工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农民工和工人是不一样的，工人更多的是有一定的知识的人，而农民工却是另一个群体。但是，媒体对于中国工人的报道少之又少，他们逐渐的被社会所遗忘，失去了对于媒介使用的领导权。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奉献是比较大的。
三 重新掌握的话语权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有了微博微信等这样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中国工人开始逐渐掌握了话语权，相较于农民工不太会使用新媒体而言，工人们反而会选择在新媒体上发声，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工人们遇到不满或者收到不平等制度时，他们可能会选择罢工，相较于之前的“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来说，现在的工人罢工可能更理智一些，因为有了微博、微信的出现，工人如果对某种制度不满或者薪资的不满，他们都可以选择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
还有就是在2013年1月11日左右，大约1000名富士康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薪资问题和待遇问题。在此之前是先在富士康厂内进行罢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罢工来获得与公司管理层的对话机会，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于是工人才上街游行。此后《江西日报》就在微博上跟进了此事。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工人是逐渐在找回自己的话语权，如果有人感觉到不满，这个时候就会出来一个意见领袖来引导这件事的走向，当然这也是工人自己感到认同的领袖，他们可能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来发声，造成舆论。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到上层领导的关注，来解决这个问题，工人的利益由此得到满足。这也是因为工人的数量多，他们也可以很好的利用新媒体的影响力，以及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的原因，使他们可以重新走到媒体面前，为自己争夺话语权。
但是，中国工人真的可以真正再变成媒介的拥有者么？从现实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对于大众来说，就如之前說的，更多关注的是知识精英，当现在有社会事件发生时，知识精英一般会作为意见领袖出现，而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从建国初期的话语的掌握者到话语的失落，以及现在努力的争取话语权，这其实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作者简介：宋鑫，汉族，河南焦作，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创意策划），江汉大学